对西方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西方经济论文,学中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个层次，这种区分起始于凯恩斯。实证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济世界“是”什么样的？而规范经济学所研究的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们认为，正是因为作出了这样一种区分，经济学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物理、化学等经验自然科学相类的“硬科学”地位。
从经验事实中通过归纳方法总结出具备普遍意义的结论或经济规律（经验实证主义），或者是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某些具备典型性的前提假设，然后以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再将这些结论拿到现实中进行“一致性检验”（逻辑实证主义），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实证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范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向自然科学模仿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绝对主流的研究传统。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规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核心命题，乃至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异议。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有关最优经济状态的考察，是实证经济学所达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综合。虽然这种经济状态并不“存在”，但没有人否认，如果它所要求的前提假设全部具备的话，这种状态是“一定”会出现的。因而，这种“是”，虽然是一种假想的“是”，但它本身并不是“臆想”，而是基于“科学经验”，通过“思想试验”的方法所得到的“科学猜想”。因而，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它会变成现实的可能（注：在科学认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巴切夫斯基父子的非欧几何学等。）。基于这种理解，规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就只剩下了以“分配”为核心，以“幸福”为标准的福利经济学。但有些学者一直认为，有关“幸福”标准的讨论，根本就不该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应该归属于伦理学。实际上，最早的古典、甚至“前古典”经济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斯图亚特·穆勒和边沁等，往往同时也是道德哲学家。这也恰恰反映了经济学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来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但这种认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财富生产的目的何在？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消费，但人们生产得越多，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生活得更好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分配”问题。另一方面，财富是由人生产出来的，那么，如果生产财富的人不能通过这一活动得到“满足”或“幸福”的话，他又有什么理由去从事“生产”呢？这正是经济学的两面性，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注：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以至于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但是，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不可避免地会妨碍研究的“客观性”，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所存在的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与此有关。而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走出了这一困境，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学术分工。在这种制度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受到了严格限定，它以实证经济学所提供的资料作为考察对象，藉与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交流汲取营养，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经济现实的判断标准乃至政策建议，从而提出“改进的呼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与此相应，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放弃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合一的“古典传统”，而彻底地沿着实证主义的道路前进，逻辑上的一贯性带来对话的方便，促进了知识的积累，从而最终导致了恢弘可观的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建立。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在本质上而言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的这种划分更多地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现有这种对经济学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层次性的划分，而从本质上来看，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产物。
在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进行了简单考察之后，我们在这里想指出的是：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产生、发展、演变实际上正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与这一点相适应，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知识高度增长和科技高度进步的今天，一方面，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从经济学领域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举扩张”，即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二则是经济学本身实证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这方面以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为典型代表。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对规范经济学命题的“实证改造”。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整个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人力资本日益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全球化条件下的非均衡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危机等一系列大的背景下，正在发生一场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反渗透，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新的融合，经济学正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人文性”，寻找自己的“价值基础”。这两种趋势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辩证地观察这一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整个学科的进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斗争”、“冲突”中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而出现的。从本质上来看，这种必然趋势也正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性质所决定的。
二、西方经济学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演变历程
（一）古典阶段
在经济学发展的古典阶段早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认具体的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财货”的生产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亚当·斯密才将他那部划时代的巨著定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劳动分工理论为例，在这部著作中，斯密对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进而带来产品增加、财富增长的经济现实的分析，采用的完全是经验描述的方法。在这一基础之上，他所总结出的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三条途径，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是最具现实洞察力的见解。与此相类，斯密对作为市场行为原型的“交换”的理解，也是完全从所谓的人类藉以与动物相区别的“交换倾向”这样的经验事实出发的。实际上，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承认，在一门学科发展的早期，这种直接从经验事实中“发现”规律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注：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如数学这样的“纯科学”中，像数字、平行线这样的概念，也不过是经验事实的“符号化”表现，这一层次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唯象理论”。）。这种研究传统的“实证性”体现在：它直接从一种（些）事实指向另一种（些）事实，从而，体现在这些事实之间的作为规律的联系本身也是经验性的。但这种实证主义研究又是相当“原始”的，因为从具体到具体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别研究者“内省”的结果，它无法形成逻辑一贯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体系。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早期所普遍出现的“对话”的困难了。因为每一个研究者所使用的都是基于个人经验观察的“话语体系”。
但与此同时，在古典经济学家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似乎更为强烈的倾向，即他们总是试图去寻找作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共相”的那个本质。而这恰与古典哲学锲而不舍地寻找“本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财富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上，这一点体现在从威廉·配第一直到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对作为财富本质的“价值”的探讨之上。古典经济学家达成的一致是：为了追求“终极的同一性”，价值的本质只能是作为理论概念的抽象人类劳动，而不能是作为经验事实的具体劳动。这种认识带来的结果是：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了经济学领域，其典型代表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李嘉图正确地认识到了以具体的财富生产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给经济学的理论化、体系化所带来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了财富分配应作为经济学研究核心课题的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李嘉图将作为经验概念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一系列范畴统一到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抽象概念体系中。这种做法虽然回避了古典经济学所存在的“劳动价值论”与“交换价值论”之间的逻辑矛盾。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是：李嘉图建立了一个高度抽象、但却是过于简单的理论模型，并将其直接应用于复杂的现实经济世界。这一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实际上只是用一个并不具备经验意义的理论范畴来为经济世界“立法”的结果。因此，马克·布劳格将李嘉图的理论称为“两层地板”说，它不但没有增强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反而为不同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只要这种体系是自洽的即可）提供了合理性。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学只能离现实越来越远，而最终蜕变为一种“思维游戏”，而这与这门学科的经验科学特点却是背道而驰的。从而，这种被熊彼特指责为“李嘉图恶习”的研究范式最终并未能取得主流的地位，而是随着此后经济学的发展日渐式微了。
（二）从边际革命到新古典传统
以边际转折为标志，实际上，被马克思所斥责为“庸俗经济学”的出现正是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经济学中复归的表现。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转变之上，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和奥地利的门格尔（注：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被称为“多重发现”。），几乎同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经验事实，那就是：无穷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财富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一系列“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从而，研究如何通过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就成为经济学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将作为“欲望满足程度”标志的“效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实现了对既有经济事实的“逻辑整合”。这种“整合”与“李嘉图范式”的区别在于：首先，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效用”在根本上是一个“经验范畴”，它是人们从所有具体产品的消费中都可以直接得到的共同“体验”，就像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喜怒哀乐的感受一样，这一点与作为纯抽象概念的“一般劳动”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出发点”上的“一致性”，就为整个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次，对于最后单位产品的效用的认识导致了“边际效用”概念的出现，从而，“边际效用递减率”成为基于经验事实的另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而实际上，“边际”概念的采用正是与同时代的新的数学成果（微积分理论）的出现相适应的，这样就使数学工具向经济学中的引入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数学化为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了可靠的工具基础，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障碍就大大降低了。从而，在经历了“边际转折”之后，经济学迅速实现了“主流化”，逻辑实证主义成为新的研究传统，这种趋势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得到了最终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发展的顶峰就是“阿罗—德布鲁”体系的建立。
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相适应，“效用价值论”的出现也为规范经济学的“主流化”提供了条件。由于采用了在社会中具有普遍经验意义的功利主义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从而，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基本成果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实际上正是以效用的多少这个唯一标准来判断人们的福利是否得到增进的。在这里，“效用”被认为是作为经验的“快乐”和作为体验的“幸福”的统一，这正是因为采取了一个经验性的伦理标准所带来的结果。应该说，正是由于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仍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功利主义的福利经济学直到今天仍占据着主流（注：罗尔斯的“正义论”，将最底层的社会成员对自身状况的满意程度视为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从本质上看仍是符合这一判断的。），而这种现象也正是经济学在本质上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最好体现。
（三）现代阶段
以经济学的“正名”为标志（注：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一词比“政治经济学”更具实证色彩。），马歇尔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的数理化阶段，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问世就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代表。层出不穷的、更为高深的数学工具，像偏微分方程、差分方程、概率论、线性代数、动态最优化理论、拓扑学、图论、对策论等等，被不断引入经济分析之中。在这一基础之上，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日趋精巧，内在的“自洽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一“光辉成就”却是以前提假设的过于简化和日益远离现实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发展到极端，甚至导致了对经济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革命”。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明确提出：经济学家们完全不必费尽心机地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因为所有理论的本质仅仅是“一组实质性的假说”，从而，“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而这种检验本身与前提假设的“真实性”无关。更进一步，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甚至提出：种种假定不仅没有必要是现实的，而且它们如果不是逼真的话还会有积极的好处。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工具论”的认识。它导致的后果是，主流经济学放弃了弗氏提出的对理论进行“一致性”检验的要求，而单单接受了他关于“假定不必真实”的观点，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借助复杂的数学工具建立起了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即新古典综合理论。这种做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看作是“李嘉图恶习”的复归，只不过这一次采取的是现代的数学形式。这一阶段，在规范经济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其“突出成就”就是对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的数学证明。
艾克纳（注：艾尔弗雷德·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载《经济问题杂志》，1983年6月号。）指出：科学研究所独有的特点不是别的，而是它的特定的认识论，即其证实理论的方法。从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任何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都必须对其理论假说进行如下检验：首先是逻辑检验，它用来确定结论是否是合乎逻辑地从假定中推论出来的，从而推理是否是内在一致的。但逻辑检验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为了证实任何命题，还需要进行多重的经验检验：首先是一致性检验，它确定理论的结论是否能被经验上观察到的现实世界所肯定；其次是全面性检验，它确定理论能否包括所有属于被研究现象的已知事实。最后则是简单性检验，它确定理论结构中的某个特殊成分（包括基础性假定）是否是解释经验上可观察事实必不可少的部分。（注：这就是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Law)。）因此，作为一门经验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同样需要通过上述检验。但艾克纳发现，作为新古典理论基础的六根支柱：即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正斜率供给曲线、边际产品曲线（微观范畴）、LM-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宏观领域），竟然没有一个能完全通过经验检验。今天，已经有众多的学者指出，上述微观经济学中的四个基础假设，实际上正是保证经济体系有唯一均衡稳定解的前提。因此，它们是为了保证理论的“美感”而非“真实”而被采纳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基本命题的LM-IS曲线，则被视为完全是用新古典思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读，它完全丢弃了凯恩斯思想中关于经济体系中不确定性和关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因素的深刻见解。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古典综合理论在绝大多数方面都与现实经验不符，它实际上只是描述了一个“特例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反实证主义”的产物。
三、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复归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辩证运动、曲折前进的，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当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的脱节同样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自身的不满，从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开始直到今天，伴随着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步伐，出现了众多的新的经济学分支或流派，像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虽然它们在最初总是以风格迥异的“异端”面目出现，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经验现实中去寻找“灵感”或力量。这些零星的发展最终汇聚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那就是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经济学中的重新复归。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正统经济学中一系列核心命题的“修正”。“有限理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范畴的提出，将人们对经济行为主体自身和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认识重新拉回了“现实世界”。在微观经济学中，从博弈论角度出发对经济主体间策略性交互行为的研究，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那个以“看不见”的单一“经济人”和“典型厂商”为核心的静态研究范式，从而改写了整个新古典的市场结构与竞争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学派对预期和政策失效问题的考察，新凯恩斯学派“价格粘性”、“菜单成本”、“合约效应”等范畴的提出，后凯恩斯学派增长动态学以及收入分配与价格决定理论的提出，新增长理论、新熊彼特学派对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的重新考察，也正在改变原有的比较静态宏观经济学的面貌。
第二个方面是新的研究范式雏形的出现，这方面有采用“生物学”研究范式的演化经济学，有采用“系统论”研究范式的复杂系统动力学（如混沌经济学），还有以分工网络作为研究起点和主要对象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些“替代范式”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现实和技术背景。
第三个方面是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出现。首先是统计抽样技术和计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早期的计量分析主要应用于对宏观经济数据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上，由于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随意性较强，从而一度被斥责为“相关关系的暴政”。但这一点在今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微观经济计量学的大发展已经使我们能够对像消费者选择、收入效应、就业倾向、成本与利润函数度量这样的问题在统计抽样的基础上作出严格的定量分析。这一点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麦克法登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们两人在有关选择性抽样和离散选择行为分析的原理及方法方面所分别作出的贡献，是将经济理论、统计方法和应用研究进行紧密结合的典范。一方面，这种进步为微观经济学的“实证化”和“应用化”指明了方向，从而可以为整个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运用微观计量方法对宏观政策福利效果的度量，可以直接为规范经济学的研究乃至政策的实施提供实证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策制定的随意性。例如，麦克法登的研究就曾直接导致美国旧金山出台了知名的BART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专门为老年人的住房和通话需求所进行的投资。其次则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但自70年代以来才逐步走向成熟的“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兴起。在早期，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博弈行为，通过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受控实验的研究方法，实验经济学已经在竞价行为、市场均衡点、博弈学习规则等一系列课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而直接导致了部分经济学理论的“重写”。而在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实验经济学更是如虎添翼。以美国学者建立的“阿斯彭”系统为例，这个计算机系统中有1万个“决策主体”，通过基于计算机程序的交互行为模拟，这个系统可以对诸如提高利率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效应做出“仿真模拟”。在到目前为止的检验中，这一系统已经体现出了比较好的预测能力。我们看到，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很类似于通过超级计算机所进行的模拟风洞或核爆炸实验，它有可能意味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个方面则体现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从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扩张。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有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在与法学的交叉领域，有法和经济学（代表人物是科斯和波斯纳）的出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有新经济史学的出现（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思）；在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则有家庭经济学（代表人物是加里·贝克尔）、犯罪经济学等一系列新的分支研究的出现。如果我们采用艾克纳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趋势，那么，这似乎是一种试图将上述学科进行“科学化”的尝试。排除对社会科学性质和方法论的争论之外，这至少表现出了人们对更为接近现实的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一种青睐。
与此同时，在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另一种趋势，那就是对经济学“人文性”的重新呼吁，而这种呼声实际上正是与“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社会形态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相适应的。首先，在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今天，人们意识到：存在于人脑中的知识，已经取代了物质生产要素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这种条件下，体现为无形产品的知识的生产已经在取代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人生观和经济观正在发生变化，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新奇的、多样化的“人生体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正在取代原有的对财富积累的追求，而日益成为更多人的人生目标，这一点对社会经济的新的影响在少数发达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已经有所体现。应该看到，这种变化不仅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整个经济学所遵循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提出了疑问。因此，为了能够通过新经济现象出现后的“经验检验”，现有的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范式转换问题。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非均衡发展的特征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中心—外围的特点日趋明显，发展中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转移“矛盾”的工具……这一系列经济事实都在日益成为威胁全球经济稳定的因素，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90年代以来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环境与生态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普遍呼吁建立一个“公正与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而这一点在纯粹功利主义的规范经济学框架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正在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一点从1998年阿玛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看出。最后，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加强还体现在实证与规范研究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参证之上。这一点在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真空”假设，他们重新“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客观事实。而制度本身，归根结底就是用来协调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一套规则，在这一意义上，它本身就具备了规范与实证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绝大多数制度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诸经济主体之间博弈行为的结果，因此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经验材料；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本身的“规则”性，它又确实是可以被“设计”的，而且是可以基于我们所要达到的某种具体目标而被“设计”的，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并正在成为新兴的“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前提。制度的这种双重特点就为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另一个“桥梁”，从而为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新的方向。
四、结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确立和演进，从根本上来看，完全是适应客观经济现实变化要求的产物。因此，凡是顺应这一潮流的，就意味着理论的进步；凡是抵制这一潮流的，就意味着理论的退步，而整个理论的发展正是在这两种相反倾向的斗争中推向前进的。“形式终究只是内容的反映”，这正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察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所得到的最大启示。
这一考察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活”的理论，它的经验科学的性质决定了，任何脱离经济现实的方法论争论都难免陷入“思维游戏”的陷阱。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其数学化和技术化的倾向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在这种争论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倾向背后的现实背景。与此同时，在针对有关“经济学本土化”这一重大课题所进行的讨论中，对既有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如何“融合”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的经济现实所做的严谨细致和符合规范的考察，而这种倾向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背道而驰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担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会不会又是一座新的“空中楼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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