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自我意识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自我意识”，是人的群体与个体对自身的地位、自主性、影响力的一种自觉意识。自我意识是人们精神生命之核心，是人作为人的首要品质，人和社会的发展与自我意识的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方哲学与社会发展的相关区别性，证明了这一判断。在西方，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经过充分的分化，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分化，人的群体自我意识因此觉醒。然后是个体与群体的分化，人的个体意识因此觉醒。在东方，这种分化是不充分的。东西方哲学的区别根源于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自我意识的发展促进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群体自我意识的确立，使人能动地认识和改进自然；人的个体自我意识的确立，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潜在，从而为发挥个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自我意识包含着对于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批判性审视，使个人超越历史传统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当一批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和新思想的先进分子的奋斗得到了大众的响应，唤起了新的时代精神时，社会就前进了一步。自我意识的作用具体地表现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中，它是促进观念变革和人格发展，开发创造潜能、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实现文化换型的重要因素。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已有研究成果的简介
“发展”是时代的潮流，加速社会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紧迫任务。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主要由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几大子系统构成，因而，从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角度来设计和研究社会发展自然就是最基本的途径，实际上这也是当今发展研究的主流。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由人来进行并最终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人的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起始源泉、根本动力和主要目标，对社会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流行的物质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1〕。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也应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从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历史上已经存在，19世纪，韦伯首先注意到个人主观性质在社会构成中的重要作用，齐美尔也主张社会现实是由人们相互间互动过程的现实构成的；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等流派都是从现实个人活动或互动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把人看成是创造社会的能动主体和本质力量。进而言之，人只是一个自我，自我意识乃是人的精神生命之核心，是人区别于动物而成其为人的首要品质，因此，人和社会的发展必定也与人的自我意识之发展有关系，研究社会发展也就应该考虑到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因素与作用。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1863——1931）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把“自我”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了。他作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符号互动论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主张社会制度是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而“自我概念”对于人们的行为，对于人们互动伙伴的选择，对于人对他人反应的解释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作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我们自我概念的表现。”〔2 〕米德认为，自我概念是在承担他人角色并从他人观点把自身看作是客体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概念是那么重要，人们会牺牲对其他许多需要的满足，甚至牺牲他们的基本生理需求，也要按照自我概念来行动。“米德理论中所显示的关于社会的基本图景表明，它是象征地建立起来的，并且反映出人们为使自身的行动与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所表现的行动相互适应的努力。这个过程依赖于人们从他人角度来看待自己行动的能力，或是建立自我意识的能力。”〔3 〕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戈夫曼也很注意自我意识的社会作用，他专门研究了人们社会化的自我与其完全自主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与协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了社会发展与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注：本文中“人的自我意识”一词乃是人的群体自我意识和人的个体自我意识的统称，其含义指人对自身（或群体）的存在与特征的体悟；进一步的意义参见本文之五）。例如，衣俊卿的《人类精神的跨世纪走向》〔4〕一文， 就是根据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程度来分析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征。文章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过了三次自我分裂：一是人与自然的分化——人的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二是个体与群体的分化——人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三是东方精神与西方观念的分道扬镳。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的最本质差别在于东、西方人的群体自我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之觉醒程度的不同。人类精神在西方首先经历了人与自然的深刻而清晰的分化，衍生出典型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进而又经过了个体与类的深刻而彻底的分裂，转换出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但在中国，人类精神的这两次分裂均不彻底或几乎没有发生。与立根于人与自然相分化的西方精神相反，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而对人与自然未分化的合一所进行的整体观照又导致了中国文化对人的整体、群体或类的强调与偏好。进而，近现代思想界的各种冲突，如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冲突，其根子都深植在人类精神自我分裂的差异之中，是自我意识觉醒程度不同的反映。又则，邴正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演变》〔5〕一文中， 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形态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文章以“自恋”、“自卑”、“自信”、“自省”四种人类自我意识形态对应人类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四大阶段发展，启示了一种新的思路。另外，杨寿堪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6〕、 高兆明的《论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7〕、 李鹏程的《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8〕和欧小威的《全息经济学》〔9〕等，也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论及社会发展与人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样的研究在当今还只是少数人的尝试，但也初步揭示了自我意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为追索社会历史的深层原因开拓了新的思路。
二、从东西方哲学比较角度看自我意识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再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社会发展与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容易观见的。因为，从西方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人的自我意识在西方社会步步深入发展的明显迹线，但在东方哲学中却看不到有这样的一条发展迹线；与之相应，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递进阶梯，但东方社会的封建制度则缓慢地长期延续着，发展不明显。
已有的研究表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中，人的群体自我意识已经形成，个体自我意识也开始发展，但它们在东、西方的发展进程却各不相同。我们先谈西方的情况。首先，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体现着西方人的个体自我意识从群体自我意识中分化发展的渐进步伐：最初的西方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只注重探究自然哲理（这是人与自然已经分化和对立的表现）。但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哲学家的目光就开始注意到个人的存在。到了智者时期，对人的研究已经受到了重视。例如，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主张哲学应该研究人自己，这是个人与群体开始分化的哲学体现。这一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方向，经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塞内加、奥勒留等人的继承，到奥古斯丁达到了一个高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已正式出现了“自我”概念，并记叙了他对个人自我的许多较深刻的领悟和思索。但是，对人的反思和对生命之由来与归宿的追索在蒙昧的古代则又导致了宗教神学的发展。
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一度使西方人自我意识发展的步伐减慢下来（但不是停止了，它的长期发展也是促使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因素）。文艺复兴运动又带来了一个自我意识迅速发展的时代。该时代的代表人物，如蒙田等人，把“认识自己”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大力倡导人权和个性解放，正是西人自我意识第二次觉醒（即个体自我意识广泛觉醒）的表现。
此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又引导着西方人的自我意识步步深化。笛卡尔从哲理上确证了（个人）“自我”的存在，并对自我的属性作了较系统的论述；个体“自我”地位的确立又为个人与群众的分化和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哲学的根据。帕斯卡尔、洛克、莱布尼茨、贝克莱和休谟等人的哲学，都有论述自我问题的内容，他们相继从不同的方向深化着自我概念的内涵，揭示着个人自我生命的意义和奥妙。
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自我意识的发展导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康德的哲学提出了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区分，揭示了先验自我的统觉作用；费希特对自我的自明性、主体性和因素根源等内容作了深刻的研究；黑格尔则提出了有创见的自我意识理论，揭示了自我对他人的依存性……这是一个自我理论空前发展的时期，自我的意义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
19世纪下半叶，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西方学术界对自我和自我意识的研究重心也从哲学转到心理学之中。同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詹姆士代表了这种转变，在他的心理学名著《心理学原理》中，他对自我问题作了长达百页的专题论述。以后，弗洛伊德、荣格、恰特曼、阿尔波特、罗杰斯、马斯洛等人都是发展了自我意识理论的著名心理学家。哲学界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也对自我意识论的现代发展作出了贡献。据统计，现代西方心理学界每年关于自我概念和自我意识问题的研究论著数量巨大且迅速增长〔10〕，但多以应用研究为主。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意识理论步步深入的发展进程是明显的。奥古斯丁、笛卡尔、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心理学，分别代表着西方人自我意识发展的四个高度。哲学和心理学上的自我意识论的发展，既引导着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深入，同时也反映着西方人自我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是，在东方哲学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发展的明显过程。首先，虽然古代印度哲人的自我意识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印度哲学从古到今却一直遵奉着“梵我同一”的原则。“梵”是宇宙本原、本命的基础，“我”是普遍灵魂、一切个体自我（小我）的根源和统一。“梵我同一”的命题表示着一种天人一体的思想。长期以来，印度哲学的发展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发挥这一思想，而并没有将个体自我从自然和群体中彻底分化出来。例如，中世纪的印度哲学主要是论证梵与我、大我与小我的“非异非不异”的关系，有人将大我与小我比作太阳与阳光的关系，有人则把小我视为大我或梵的幻相。再例如，著名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奥罗频多的主要著作《神圣人生论》也是结合现代知识来论证“梵我同一”的古老命题，从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来解说小我与大我的一体性。总之，个体自我在印度哲学中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地位，这也反映着印度人的个体自我意识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中国哲学史上，我们也同样看不到一个自我意识理论逐步发展的过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血缘伦理、宗法制度、等级观念和整体意识长期阻抑着中国人个体自我意识的充分发展。与之相应，中国传统哲学也长期遵奉着“天人合一”的信条，这又阻抑着人与自然的彻底分化，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也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与西方哲学不断发展自我理论相对照，中国传统哲学就连“自我”概念都没有正式确立，只是以天、人、形、神、理、心等范畴来表述人伦关系和精神心理现象，即中国传统哲学只从客体角度来把握人和心（陆、王学派的主观唯心论也是如此），“自我”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研究，更谈不上有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自我意识学术史。这就使得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展长期得不到理论上的引导，其发展程度自然就比较低，发展速度也比较慢。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比较了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的差异，这种差异正好对应着东、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同：西方人自我意识的较快发展对应着西方社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东方人自我意识的缓慢发展对应着东方社会的缓慢发展，特别是东方封建社会的漫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某种相关性。并且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性，即封建社会与人类自我意识从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过渡的形态相联系，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则与个体自我意识的充分发展相联系。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处于人类个体意识尚未发展的时期，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是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人的个体自我意识广泛觉醒和得以充分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在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中，把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中的所有制统称为土地所有制，而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指出，土地所有制社会都是“人的依赖关系”形态，即这些社会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世代相传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使每个人皆为一定群体的附属物；资本主义社会用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它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人们摆脱了地域的束缚和血缘宗法的自然联系，使个人独立化〔11〕。由于人的依赖关系和个人独立化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欠发展的状况相联系，个人独立化则以个体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为条件；因而，马克思对所有制的两大分类（也是对社会形态的两大分类）可以与我们上面的分析结论相印证。
三、自我意识促进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
上面，我们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自我意识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呢？即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呢？历史表明，它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因为，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水平既受社会生产发展的制约，又受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影响（例如，人的个体自我意识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而萌发的，但印度“梵我同一”的哲学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则阻抑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人类自我意识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若是没有西方人个体自我意识的广泛觉醒，也就难有文艺复兴运动对人权和个体解放的强烈要求，人文主义思潮也难以充分发展；若是没有对人性的肯定，也就难有对神权的淡化和否定以及对人类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崇扬，宗教改革也难以发生，新教伦理也难以确立。正如前面引述所言，“个体与类的深刻而彻底的分裂，转换出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12〕，这三者正是促进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大文化因素。再者，也正是由于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才使得近代社会越来越注意到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人的个体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正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特征。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人类自我意识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如何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本文的论题。
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呢？研究表明，它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起作用的。首先，人类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分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不能把自身同外界事物区分开来，只能在一种主客不分的状态之中被动地适应自然，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一种不变的本能生存模式，永远没有新的发展（物种进化另当别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质是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把自身同自然界区分开来，使人作为主体而与客观世界相对立地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区分与对立，人类才能够主动地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进行有意识的劳动，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人的自我意识越发达，人对自身的需求和力量越了解，人的主体性就发挥得越充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就越大。换言之，自我意识是人类本性的标志，人与自然的分化，是人类发展的起点，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社会发展具体又可分为社会繁荣和社会变迁两个方面。社会繁荣由人民的积极而高效的劳动所创造，是人的潜能较好发挥的结果。但人的劳动积极性与人的自我利益相关联，人的潜能的发挥必须以人对自身潜能（志趣和能力）的自我意识为条件，人们高效劳动的技能也须结合自我意识来培养和施展。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意识对于社会变迁的作用，则是通过促使人们思想行为模式（或互动方式）的改变来实现的：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社会成员——人——的行动来进行，众人行动的“合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一个特定的社会由一套特定模式的思想观念和共同行动（或互动）来标志，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以遵奉儒家思想和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生产活动方式为特征，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则以流行实用主义观念和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活动方式为特征；共同的思想行为模式的改变实现一个社会的变迁。但是，一个社会共同的思想行为模式的改变是分三个步骤进行的：首先是一小部分先进分子自觉对传统的思想行为模式进行改变；接着，先进分子对新的思想行为模式的示范和倡导引起一部分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们的响应和仿效；后来，当一套新的思想行为模式（通过多种途径）在社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它就会使全体社会成员接受和实行，社会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论证自我意识对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先进分子向传统社会（的思想行为模式）的挑战而发挥和实现的。
由于社会的共同行动方式（或思想行为模式）是在众多个人的行动（或思想行为）中建立起来的，因而研究个人的行动机制乃是研究共同行动的基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动（注：这里的“行动”是指人们一切有意进行的思想行为动作。无意识的动作一般没有社会意义）由行为动机加行动能力构成的。行动能力是行动知识和技能的总称，它是人在一定社会环境中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形成的，是行动的基本条件；行为动机是具体发起行动的心理因素。动机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各种需要所引起的。从心理学上分析，动机主要产生于心理对于快乐的趋向和对于痛苦的避免（注：此外心理上还常常出现一些中性的意念，它们有时也引发一些无功利的行动）。但由于人有发达的思想，动机可以不局限于当时的快乐和痛苦，人们既能够追求未来的许多快乐和防止未来的许多痛苦，还能够为了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快乐而放弃眼前的快乐以致忍受眼前的痛苦。如果我们把凡是能够带来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事物（或满足需要的事物）称为“好”的事，那么，动机就可以简括为心理对于“好”的趋求。这样，人的行动就主要是为求“好”的动机所驱使，通过已经具备的行动技能和知识去实现各种“好”事。
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人，动机所趋的“好”事决不仅仅是由自己的感知经验，思维想象所认定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历史形成的）规定“好”（善）与“坏”（恶）的价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为社会成员所遵奉，成为评价好坏善恶的先验准则。比如，忠君、贞节、多子多孙、重义轻利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好”，金钱和自由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好”。于是，人们的许多行动的目标乃是根据社会价值观念所规定的“好”来确定的，而社会价值观念所规范的内容大都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基本行为，加上社会还有一套惩责“坏”行为的法规和舆论，这就促成了社会成员基本行动方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技能和知识也是在一定社会中习成的，每个社会也有一套（历史形成的）特定的行为模式，规定着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的方式，例如，特定的语言、服饰、生产工具和起居习惯等，这又促成着人们行动方式的许多共同点。总之，虽然人们的行动是自由进行的，但由于社会价值观念和行动模式的作用，使得社会成员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存在。
综上所述，一个人的行动既是由自己的需要（情感）、知识和技能来构成，同时也为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支配。但是，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有一些以致很多是陈旧过时的，压制了人的个性，扭曲了人的情感，已经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例如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神权价值观念，把虚幻的上帝视为至善至美的存在，把真实的人类仅而视为上帝的罪犯，否定了人性的价值和尊严，人只能时刻处在卑贱的忏悔之中喘延残生。这时候，正是人的自我意识发挥作用的时刻了：通过对自己生命力量的自我意识，正视自己的人生权利，通过对自己身心品性的自我意识，宣告自己个性的价值和尊严。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们正是这样一批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先进分子，他们充分发挥人的自我意识（和新思想）的力量，勇敢地与传统的神权价值观念决裂和斗争，大力提倡人权、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肯定了人的情感、需要和独立的人格，唤起一代人沉睡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动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前进。相反，在中国，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也以君权、父权和夫权等沉重地压制着华夏臣民的权益和个性，窒息了一代又一代民族的精英，阻抑着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古老的中国却长期未能更新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究其原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缺少自我意识发展的内容从而迟迟产生不出一批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先进分子不无关系。
四、自我意识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上文所述乃是人的自我意识促进社会发展（繁荣与变迁）的基本原理，但这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实际上，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不是抽象地存在的，它们只能具体地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作之中，从而，人的自我意识也只能通过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发展来发挥其社会作用。欧小威的《全息经济学》〔13〕一书论述了人的自我意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基本思想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通过尊重人的自我利益、发扬人的自我意识来实现。首先，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实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环节都是由人的个体自我活动来进行的，自我构成了社会经济的细胞，也是社会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且，“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语），人的行为与进取，首先取决于对自己可能得到的利益的判别、比较与选择，自我利益与行为的关联度，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所以，尊重人们的自我利益，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第二，由于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动力，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依赖于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但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又依赖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因为，人的内在潜能只能由需要来激活，而人的真正需要和潜能所在得由深刻的自我意识来揭示，自我意识是人们了解自身品性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人的潜能的充分释放，要以自我高度特化为条件。自我特化就是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中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并在这一职业中深入发展成专门人才或专家，从而最有效地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显然，要成功地自我特化，需要人对自身的特点和内外条件的正确把握，这又得借助于自我意识来表现。
第三，作者指出，西方近代在短短的几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古代社会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序之源智能开发的巨大成就。人类作为整体主体性，只有落实到个体主体性身上，才能产生无穷的创造力；……一个社会只有以个人为本位、为目的、为每个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最佳条件，才能在整体上快速前进。”〔14〕西方文化的优势正在这里。
作者也指出，片面地强调“自我”也是不妥的，在个体自我意识得到充分觉醒以后，人类应该向自我超越发展，实现人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第三次觉醒的意义。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使人类从天然经济转入自然经济；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二次觉醒，使人类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三次觉醒，人类将从商品经济跨入联合经济，“这时，自然的开发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取决于人类的全息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依靠合作、国际合作，才有可能解决”。〔15〕
关于自我意识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得到一些人的研究，除前面提及的衣俊卿和邴正的文章已论及这方面的内容之外，李鹏程的《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16〕一文，则是一篇专题论述。首先，作者对“自我意识”概念给出了独特风格的定义：“人对自己生活（生命）的改造意识”即“新人生成”的创造意识。（但这可以转述为“人在同传统观念的对立中对真实自我意识”——真实自我是相对于传统自我的新人；因此它与我们上文的自我意识概念并无实质的差异）。接着，作者提出，任何活动作为质料性文化事象，只有升华为人的意识，升华为人的自我意识，即必然地经过人的自我意识这个发展环节，它们本身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欧洲社会“近代化”的各种文化事象的出现和发展，正是由于近代欧洲人新的自我意识类型（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出现和成长所引导的。
新的自我意识一旦产生之后，它必然具有逐步完善自己的趋向，表现为构造新的哲学体系，设定新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创作新的人物形象……。总之，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在追寻和呼唤“新人”，一种新型文化体系也就渐渐生长出来了。换言之，文化转型的一般过程，是从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开始的，是人根据他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然后围绕这个根本任务提出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任务，这才是实现文化转型的顺理成章的程序”〔17〕。
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却不是象西方那样在新型自我意识引导下自动发生的，而是在西方文化侵略的迫使下被动地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的自我意识只是发生一场“外迁”式的漂移，而未经受内在较深层次的实际震撼和激动，这种文化转型将是缺乏根基的。“自我意识嬗变的自觉性，必须表现为在自我意识深层中自由自觉地对新的价值体系的构建。”〔18〕文化转型的任务，只能设置在它的根本——自我意识的嬗变上。
至于政治领域的发展，由独裁统治到民主管理是它的趋势。古代社会大都是君主专制国家，近代社会则迅速向共和制国家发展。相应地，君主独裁统治的时代，是人民个体意识不发达而整体意识盛行的时代；民主共和制发展的时代，也是人民的个体自我意识广泛觉醒的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人民参政度提高为基础，是人民的主体性普遍提高的表现，从而，也是人民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不能想象，若没有个体意识的觉醒，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现。
注释：
〔1〕〔14〕〔15〕欧小威：《全息经济学》，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178、139、155页。
〔2〕〔3〕参见《社会学理论》（D·P·约翰逊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14、431页。
〔4〕〔12〕衣俊卿：《人类精神的跨世纪走向》， 《求是学刊》1992年，第1期。
〔5〕参见《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7〕参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8〕〔16〕〔17〕〔18 〕李鹏程：《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9〕〔13〕欧小威：《全息经济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0〕参见《自我论》（科恩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页。
〔11〕参见《所有制范畴论》（龚唯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