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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1-0043-04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他们还谈了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想，大致包括：“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P.3)这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文学研究理念：一是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观念，也就是将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观念，即“内在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1](P.10)文章同的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P.13)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重写中国文学史”之序曲。
1988-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应《上海文论》之邀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其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2](P.4)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即“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3]之后，“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人加入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像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个人性、民族化、民间传统等问题的探讨，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重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比较有影响的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学史在结构体例上与过去的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像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以前文学史并未提及或只简单带过，现在都有“专节”来讲授。以前的通俗小说作为“封资修”的代表被扫出文学史大门，现在却以专章来叙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民间”这一概念作为书写的中心话语，重点分析作品的“民间特点”，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突破了过去一直存在的政治权力话语中心，建构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理论阐释点。
但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思考“重写”，并没有看到中国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今天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是“残缺”的中国文学史！
残缺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几乎不包括文言文作品，实际上仅仅是一部白话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这一概念是胡适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将以白话为载体的文学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的死文学”（胡适语）相区别，并身体力行进行白话文学创作，还写了《白话文学史》来宣传自己的文学观。其《白话文学史》分三编：第一编是“唐以前”，主要写汉朝的民歌散文、魏晋南北朝的新民族的文学、佛教的翻译文学；第二编是“唐朝”，主要写唐朝的白话诗和乐府诗等；第三编是“两宋的白话文学”，主要写北宋南宋的白话诗词。这些内容都是“古文传统史”所不屑于书写的。胡适将其整理出版，并声称“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4](P.2)这对“五四”新文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白话文学史”这一概念是“五四”特定语境下的产物。
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我们今天的现当代文学史仍然只包括白话文学作品。当然，这中间也有几个例外：一是毛泽东诗词，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收入文学史的；二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打油诗，这源于鲁迅的文化地位；三是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是不是除了这些我国现当代就没有其他好的文言文作品？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许多文人仍写传统的古体诗词，像郁达夫、冰心及学衡派的代表吴宓和陈寅恪等，就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古诗词，其艺术水准决不输给当时的各新诗派。但我们今天在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能看到林林种种的诗派，惟独没有给古体诗词留一个角落。再如，四川的吴芳吉写了一部《婉容词》，其艺术水平很高，但从未收进文学史。
为什么不将文言文创作写进文学史？能不能将文言文写作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人在谈到古体诗词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也不是它（旧诗词）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5](P.229)这个反对的理由颇令人费解：将旧体诗词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我们想，在“五四”时期提出这个理由，人们都能理解，因为当时传统的文言文学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居然还有人以旧诗词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会对新白话文学产生压迫为由将之拒之门外，实在难有说服力！其实，他反对的真正理由是认为旧体诗词在现当代中国没有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其思想源头出现在“五四”时期。
在“五四”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爱国志士将国家的衰败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不能救亡图存，他们把全盘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前提。像鲁迅就曾引用他“一位朋友”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并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6]其用意显然要说明中国的传统不能保存我们，应该抛弃，我们应该寻找能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什么。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抛弃？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道德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取彼。”[7]陈还说，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景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8]他将中国传统视为整体，认为既然是个整体，要否定就得全盘否定，中间没有调和的路可走。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新文化人将文言文也视为应抛弃的传统，因此大力倡导白话，甚至在白话文表述无力的时候，也不愿求助于文言文，而提出白话向“欧化”开放，主张“欧化”国语。傅斯年认为：“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9]照此推断，既然“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语言才不能不向欧化的方向发展——若真实现白话的欧化，岂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也自然走向欧化了么！民主和科学不就会来得更快了么！由此可见，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过去落后和今日挨打的根本原因，视为中华民族走向科学强盛的根本阻力，因而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
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国民的启蒙以及改造国民的灵魂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正是“五四”的激进，导致了今天中国文化的病态——“失语症”。中华传统确实如陈独秀说是一个整体，但中华传统中有糟粕，也必有精华，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真理。但当时的西化论者却完全是以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他们认定非此即彼，如果新的东西是好的，那旧的东西必定是坏的；如果以西学为“是”，必定要以国学为“非”。既然认定西方代表先进和科学，就应该抛弃国学，全盘西化。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彻底的革命精神，他们从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西方话语的深层结构开始将西方话语移植到了中国，以西方话语切换中国的话语，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语”。现在在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忽视文言文写作，甚至认为文言文写作毫无价值和意义，其实都是文化失语的表现，与西方话语霸权有关。从根源上看，正是由于“五四”西化论者一味从西从洋，推崇带欧化的白话文，否定传统的文言文，才导致了直到今天许多人无视现当代文言文写作传统，甚至否定其价值和意义的结果。
文言文写作是否真如有的人所说毫无价值和意义呢？完全不是！文言词汇大多以单音节词为主，非常适合用于做诗，它可以产生多种意象，引发人们丰富的联想，可以说文言文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文言文确实有缺乏逻辑性与严密性的特点，但正是这种特点才造就了诗性。我们常常在读过于逻辑严密的白话诗时感到味同嚼蜡，感到过于直白的语言对诗性的戕害。所以，我们切不可在完全失去诗性语言的时候，再来像海德格尔们一样来寻找思与诗的家园。所幸的是，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的文言文写作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传承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诗词爱好者在学习填词做诗，楹联在节日或喜庆的日子给老百姓带来无限乐趣。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2003年高考中有一位考生用文言文作了篇好文章，获得了满分，而且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由此看来，文言文写作不仅存在，有很肥沃的民间土壤，而且很有文学价值。我们应该将其写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使之能更好地弘扬、光大！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遗失，才能使我们从传统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来创造出新的更好的文学作品！
残缺之二：中国文学史几乎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
众所周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从先秦到清到今天，一直具有多民族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繁荣是由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少数民族文学，无论在数量、质量诸方面都可与汉族文学并驾齐驱。比如他们丰富的古歌谣、神话、史诗及民间歌谣、长诗、传说、故事，其中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大史诗，无论从内容的广度或作品的规模来说，在汉族文学中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同类作品。而且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魅力，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绚丽的花朵。
那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不书写少数民族文学？我们以为这是由于“汉语霸权”造成的。从历史来看，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在秦时“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10](P.15)华夏族视中原为文明的中心，将“非我族类”视为夷、狄、蛮。其民族优越感已开始显现。在汉代，中原政权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引起了周边地区民族的抵制和反抗，汉政权利用武力，迫使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接受了不平等的地位。同时，“汉族的先进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汉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10](P.133)这一切，无疑巩固了汉族的中心地位。经过隋唐发展以后，“汉民族中心主义”得到进一步膨胀。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非汉族的全国性统治者，但由于汉族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众多的人口，其主干地位并没有改变，留在汉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并未削弱。建国后，党和中央大力倡导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各民族之间的融洽相处。但与此不和谐的是“汉语霸权”仍然存在，在许多人心中仍残留有汉族优越感。忽视少数民族文学，不予以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正是这种“汉语霸权”思想的例证！
我们应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真正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汉民族文学的繁荣兴盛是在与中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不断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例如：从西晋灭亡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交融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这中间经历多少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宗白华语）。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11]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而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正是促成这时期文学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由非汉族统治，南北乐府民歌因南北各民族的长期对峙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北方的质朴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刚健雄浑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南方之柔丽清绮者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不同民族特征的体现。但南北文学也相互交流和影响。就乐府民歌而言，北朝乐府“除二三曲沿用汉魏晋的旧歌外，都是‘五胡乱华’以后的新词。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南方。”[12](P.276)而南朝乐府在“魏孝文帝时‘吴歌’、‘西曲’都流入北朝，北朝上层统治阶级都十分爱好，间或模仿其歌词。‘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方情歌也有少数轻婉像《子夜》、《读曲》之类的，似已受到南歌的影响。”[12](P.283)目前传世的《敕勒歌》，也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正是南北民族相互学习，互相取长补短，才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辉煌。
可见，少数民族的文学不仅丰富多彩，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有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才促成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今天我们重写中国文学史，不仅要补上少数民族文学，还应补上各民族文学的影响交流史，真正将中华各民族的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我们高兴地看到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已有所改善，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七章，写了《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其中涉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但其落脚点主要是在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改编上。从中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和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中国文学史应该补上“两个残缺”。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大家都赞同中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文学的吸收和借鉴。但我们在引进国外文学之前，首先应该对我们内部的文学进行清理，以期获得对自己全面的认识。以前不是有人说中国无史诗吗？事实上中国存在大量的史诗，不仅有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梅葛》、彝族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等创世纪史诗；还有藏族的《格萨乐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大英雄史诗。以前也有人认为中国缺少神话，只能从《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寻到一些片断，其实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神话。在文学史上补上这些“残缺”，不仅可以使中国文学史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学作出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与他国文学的互照中，找到可以互补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激活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我们提出重写文学史应补上“两个残缺”，其目的是要消除“话语霸权”，提倡“多元共盛”的观念。将现当代文言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写进文学史是消除“西语霸权”和“汉语霸权”前提，只有形成“多元”才能破除“中心”。我们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是因为“多元”才是催生繁荣的标志。正如乐黛云所说，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在相互渗透、参照中“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16]而“一元化”只会窒息生机，导致文化苍白贫血。像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推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并“焚书坑儒”，使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因此，秦文学没有取得任何引入注目的成就。在“文革”期间，由于倡导文化“一体化”，文学成为政治的喉舌，作品“假、大、空”，人物“高、大、全”，文学艺术失去了魅力。而多元文化共存的时期却无一不是文学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如先秦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繁荣，诸子散文风格各异，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领域活跃，不仅有儒学，还有玄学、佛学，不仅有汉语诗歌，也有鲜卑语诗歌。其结果是文学兴盛，文论达到了中国空前的理论高峰；唐宋元期间，儒释道共存，辽金元文学互补，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成为中国文学的珍品……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今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开放的视角与多元的观念重写文学史，补足残缺之处，明天我们定能看到多元化所催生出的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