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冷中的爆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媒介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媒介论文,文学奖论文,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了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得主。
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得主不是此前外界预测的最大“热门”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不是国内学界看好的西班牙作家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不是获奖无数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不是呼声甚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是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一结果绝对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在中国，赫塔·米勒的作品仅台湾引进过一本繁体中文版的《风中绿李》，简体中文版的作品则一本都没有引进过，非但公众相当陌生，国内德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也知之甚少；德国文学圈也同样面面相觑，就连米勒本人在得知结果后也表示，对自己获奖感到“非常意外”。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移居德国，现居住在柏林。她的作品大多描绘罗马尼亚下层人民的凄惨生活，处女作1982年在罗马尼亚用德语出版，并成为禁书，一时引起广泛争议。代表作品有《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光年之外》《行走界线》《河水奔流》《洼地》《那时的狐狸就是猎人》等。曾摘得德国克莱斯特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几个文学奖项。
赫塔·米勒的冷感时代
在瑞典文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迁居德国的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赫塔·米勒之后，几乎大部分人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赫塔·米勒是谁？”
这不仅仅存在于几乎没有译介其作品的中文界(中国台湾地区仅有一本《风中绿李》，而中国大陆的《译林》和《世界文学》也只分别介绍过一个短篇)，即使连一向追踪欧洲文学的耶鲁大学教授Harold Bloom也非常尴尬地向追逐的记者表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无疑，赫塔·米勒获奖是“爆冷中的爆冷”，她自己甚至对此都感到震惊。不过，瑞典文学院并不讳言近年来不断选择欧洲作家是为了“回归欧洲文学传统”。除了2006年授奖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外，最近5年来都是青睐欧洲作家，而且“趋冷化”严重。但你无法否认的是，欧洲依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
瑞典人的声明必定让美国文坛健将例如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备受打击，他们曾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前者以《人性的污点》而广为人知，后者的代表作是好评如潮的《贝莱福勒》。瑞典人强调的“诺奖欧洲中心论”的言辞也必使大热门的日本人村上春树等人感到黯然。
诺贝尔奖一直有“偏颇、同仁化以及零碎化”的指责，这种指责发源于对社会科学奖项的怀疑，现在甚而延伸到自然科学奖，例如很多科学家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单调地追逐“粒子发现”感到不解，同时质疑诺贝尔奖项设置的科学性，认为已经不能反映新兴学科的兴起和跨学科的复杂。但毫无疑问，文学奖一直承担着最高级别的质疑，它不仅颁发给太多陌生的名字，而且还错漏过很多伟大的名字。
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是“独裁、封闭以及拥有一种反市场销量的自以为是”，他们可能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同仁评议制，他们可能拥有一些古怪的感受，将一些平庸之辈提拔上去；但也同时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眼光，将一些小圈子内传播的伟大名字释放出来。
赫塔·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勇敢的反专制作家
瑞典人在授奖宣言中说“赫塔·米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米勒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不合作”是世人皆知的，她被迫逃离罗马尼亚侨居德国。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剖析极权社会的停滞、批判秘密警察的控制、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恐惧、无处搁浅的乡愁以及被叛变玷污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时间似乎停摆在“齐奥塞斯库时段”，即使在意识形态阵营对抗局面不复存在的今天，她在今年8月份出版的小说《呼吸秋千》依然是以一个被驱逐进乌克兰劳改营的17岁少年口吻讲述一段隐秘而曲折的回忆。显然，她的政治意识如同“远古恐龙”，被一个沉痛的情结所横亘，然后野蛮而扭曲地生长出精妙而带有警醒意味的图像。
她的小说具有自白文学的特征，但却充盈着大量虚构的意群，就像本雅明所言“回忆是对过去的无限篡改能力”。而米勒在其最著名的演讲《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中，坦陈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导致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
例如，早期作品《洼地》可以看作是米勒勾勒的巴特纳边区的乡村编年史，它不是田园牧歌，里面混合着社会控制、恐怖、仇杀、鄙俗、暴力、民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和陈腐的天主教传统。主人公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酒鬼和暴君，母亲是顺民和家庭奴仆，祖父是伪君子，祖母则是一个虐待人的泼妇。故乡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无从拯救的“肮脏故土”。
《人是一只大野鸡》讲述的是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赫塔·米勒强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痛和绝望——家国两殇：国家主义的严密监控、巴纳特山村的宗法恶习；国家发展已经停滞、巴纳特乡村则充斥着死亡气息。
在随后的《单腿的旅行者》中，赫塔·米勒更是将这种氛围发挥到极致，罗马尼亚移民伊蕾妮不仅有着“家国两殇”的隐痛，而且所迁移之地亦非乐土，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社会让人无法融入，“在西柏林我什么都看不到，这使我痛苦不堪”。赫塔·米勒不仅像过去那样宣布了“对故乡的死刑”，而且也宣布了对“挣脱痛苦”这种追求的死刑。这是一个极度灰暗的态度，赫塔·米勒迅速将绝望的深度予以扩大，在《那时的狐狸就是猎人》中她再度宣判了“移民返回故土改造故土”这一徒劳的“死刑”。庞大的“反抗绝望徒劳论”美学奠基作是她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宝贝》，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费尽心力向上爬最终被等级序列的官僚奸杀，另一位迷人的美女则通过不断出卖朋友而赢得“生活西方化、计谋东方化”的丛林式生存的胜利。
绝望美学受青睐
诺奖授奖辞里赞叹米勒“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使之文学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这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赞美。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中文匮乏的环境中“转战”别语寻觅米勒的小说，恰是因为米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尽管有“美文不可译”的教训，但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略加对比之下，感佩米勒远胜于村上、拉什迪、莱辛之流。《译林》中《黑色的大轴》仅一个开头就让人洞悉其构造意群的出众能力：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间是水。
赫塔·米勒就是因其文学所代表的“价值无从依存”、挥之不去的阴郁感以及不断滋长的“绝望美学”而加冕的吗？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隐喻吗？这是新的冷感时代正在悄然上演吗？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式资本主义完全“变味”，很多确定的原则——例如“用自己的钱冒险，自己承担后果”之类的价值观完全解体，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西方式民主“空洞化”、社会“投机化”、用“重吹泡沫”振兴经济、用印刷钞票刺激市场，“国有化”可以随机式复活，稳定的货币投放哲学被扔进了垃圾堆，原来的榜样力量侏儒化，曾经的非常手段“正规化”。就像赫塔·米勒所孜孜不倦刻画的那样，故土、国家以及别国都不能提供“稳定人心的价值依托”，于是一场无孔不入的黑色、一场无休无止的噩梦正在呼啸着席卷过来，也许用赫塔·米勒的言语定义这个时代最为准确：一个无休无止运动的残暴黑色大轴不断旋转着，它旋转着岁月，新鲜正直之物垂死越快，它就会转得越快，死得越多，就越空旷，时间就会走得越快，时间走得越快，死亡之物就越多，好帮忙去转那轴……
赫塔·米勒的获奖说明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常常和我们开玩笑——和无辜的读者，和喜欢押赌注以期大赚一笔的出版商，还有我们那些没事业心人云亦云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们。用评论家李陀先生的话这叫“带球过人”，你越是想左，我偏往右，你越是热门，我偏偏爆冷。据说现在每个出版商手里都有一个专家提供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大名单，可结果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毁了不少出版商，专家也成了“乌鸦嘴”。
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作品，大陆还没有真正出版过(台湾出过她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林》和《世界文学》只分别翻译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国内最新的《德国文学史》连她的名字都未提及，理由是她是一个由罗马尼亚移民到德国的作家。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对她无法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但是有两种可能或许值得我们思考：或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昏了头，或者是我们的外国文学专家没有眼光没有文学的识别能力。这个只能有待不久我们看了作品后才能判断。
赫塔·米勒的小说是关注政治的，对集权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早期有作品《劳工营》和《专制统治》。没看过她小说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前两年获得法国戛纳影展大奖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那部电影是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真实写照——在法律禁止堕胎的荒唐政策下，一个早孕女孩的悲惨遭遇。关于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我想引用一句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的话：“小说都是政治性的，就算看来离政治最远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时小说又是逃离政治的，即使是在它直接讨论政治的时候。”这个论断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评价赫塔·米勒小说的一个参照。
赫塔·米勒的经历很特别，她虽然生长在罗马尼亚，但却是个德国后裔，从小就讲德语。会两种语言的赫塔·米勒大学毕业后做了翻译，却被国家安全部门盯上，命她做国际间谍，她拒绝了，然后就失去了工作。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苦难生活，出版后不久就遭到了当局的审查和删减。1984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未删减本在德国出版，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1987年由于不堪忍受当局秘密警察的骚扰，她与丈夫瓦格纳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到当时的西德定居。
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对赫塔·米勒写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以及“字里行间的道义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赫塔·米勒是德国后裔，在罗马尼亚属于少数民族，上文中提到的《低地》就是她表现这一题材的成名作。她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再现了巴纳特人(德国后裔)的乡村生活，揭露了家庭和社会的阴暗面以及官僚的腐败，引起广泛争议。所以，她的身份是双重的，也是奇特的：在罗马尼亚，她是少数民族作家；到了德国，她又被定义为移民作家，或者叫“外来者”、“边缘人”。就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边缘人，她用写作走进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占据了人类文学的制高点。
尽管赫塔·米勒离开祖国罗马尼亚二十多年，但是她过往的生活经历却成了她写作的巨大财富和源泉。她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她还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打包了自己的过去，并且意识到集权统治在德国仍旧是一个尖锐的话题。”
她就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夹缝中保持了一个写作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感，完善着作家职业应有的使命、价值和良心。所以，我以为她应该是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作家，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她的写作经验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
翻译并熟知赫塔·米勒作品的皮特·安顿得知她获奖的消息时说：“真是棒极了，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发对人了，终于开始关注那些无与伦比的，但是往往被忽略的作家。在罗马尼亚，她是德国裔的少数民族，并且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她不仅仅是政治讽喻的写作，她的作品还充满了诗意和完美。赫塔·米勒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资料来源：人民网、新文化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