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利奥塔德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理论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现代性论文,利奥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东欧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的欧洲社会和政治秩序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苏联的解体，西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结盟，生态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私人领域”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的种种困惑，先进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冲击。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个性向世界主义化的发展趋势等等，这种大背景使社会理论不得不面临着修正的任务，这也要求它必须着手处理洛克、米尔、马克思、韦伯和德克海姆等人的正在经受挑战的理论。在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的政治领域内，哈贝马斯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它极大地影响了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理论领域。
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论辩双方在一点上达到了共识：即都赞同社会理论应把语言作为重要问题予以考虑。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一书中指出，语言是建立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这部分地是由计算机技术的传播造成的结果。无独有偶，哈贝马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书中也主张社会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从前那种把社会认作活动领域和制度结构的见解，被对语言层面的关注所取代。利奥塔德把当前的“后现代”时代定义为“对元叙述质疑”的时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思想遗产已无法阐释现在的状况。哈贝马斯也有相似的说法：“意识的哲学范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因此我们应努力转向“互相理解范式”。
两种观点尽管在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雷同。哈贝马斯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分歧，可以从他们在现在的紧要关头各自对于过去的理论框架的遵循程度以及对与之相伴的新理论发展的需要程度上看出来。一般说来，法国的理论家们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理解现在的障碍，更确切地说，是统治性制度结构的衍生物，因而不能成为提供新视野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则认为，法国理论家们的观点是向非理性主义的堕落，哈贝马斯试图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以期完成解放性的启蒙运动的构想。利奥塔德、福柯、德里达等法国理论家们提出对“解放性元叙述的质疑”，以此预言人文主义的解体，并号召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解构。很显然，一派主张修正和维护传统，另一派则极力主张破旧立新。
这两种观点，在很多情况下是互相抵触的。哈贝马斯认为，利奥塔德等人是“年轻的保守分子”。更有谤毁意味的是，曼弗雷德·弗兰克竟把利奥塔德说成“新法西斯分子”。利奥塔德则针锋相对，他称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视角是“恐怖主义的”。哈贝马斯的拥护者们，比如西拉、本哈比博等人把利奥塔德当作“多元论者”或“寂静教徒”加以蔑视。可是在这一阵线之外，尤其是美国，可能会有人认为，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更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希望之所在。不过，争论双方对此却毫不乐观，他们都把对方看作主要敌手而不是强有力的同盟者。敌对情绪中仅有的一丝同情表现在哈贝马斯在福柯逝世时发表的简短悼文中，他认为福柯的著述工作还是有一定发展前景的。
哈贝马斯把当前这一关键时刻判断为严重危险与某种希望的混合。危险来自“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入侵。他把韦伯和卢卡契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批判看作是鉴别功能和总体化手段的一种方法。随着现代社会制度作为具体化的方式变得日益复杂，它的实践方式也变得愈加复杂。在公司、国家、军队和学校里，具体化过程，即把人当作为满足一已之利的实用目的而任意驱使的工具的过程，正顽固地扩展到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之外才是生活世界，才是日常领域，在后一领域中符号的交换是在非工具性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交流活动依赖于另一种理性原则。符号的交换不受利益系统、控制系统和功效系统需要的支配，因此，在交流中批判地运用理性是大有机会的。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日常生活世界是解放了的语言的运用和活动的温床。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包含着一种产生自由社会的潜力，因为作为一种“普遍实用者”，语言体现出对于真、善、美的确实肯定。交流活动包含着一种理性，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讲话人意在表达真理，表现自己，并受到正义标准的驱动。即使上述条件在实践中永远达不到，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言说情境”也会使这些条件成为可能。
理想言说情境包括舆论的目的。交流理性的基本规则是交流双方努力达成一致。它们的分歧在追求思想和目的的统一中消融。哈贝马斯认为，舆论的符号是所有言说的普遍的、必要的原则。当言说的普遍实用性被正式纳入旨在成为舆论的公共领域时，真正解放了的条件就实现了。根据舆论和公共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提出了实现启蒙理性的梦想，以反对尼劳斯·卢克曼等人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理性。那些人认为，机能主义操作或工具理性才是自由社会的基础。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和交流理性具体化的起源追溯到资产阶级反抗贵族霸权的努力。他在最早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The Structural Tran 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认为，公共领域是在咖啡屋、沙龙和旅馆里兴起的，并同报刊印刷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些社会空间里一种公共语言产生了，其特点是：(1)蔑视权贵地位；(2)把普遍关心的新领域作为问题提出来；(3)坚持容纳性原则，即任何志愿者都可参加。他还把资产阶级家庭文化作为这一公共领域的基本条件，在新兴的家庭“私人空间”里，一个曾被转移到咖啡屋里的公共关系领域里的、新的主体出现了，资产阶级发现他自己在家里是舒适、自在、有人性的，道德获得了肯定。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新的主体得以形成，而此前它不过是在咖啡屋里进行武断地、无拘无束地挑剔而已。“公众关于文化的挑剔、争论所构成的交流依赖于在家庭这个封闭的私人空间里的不断阅读。”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白人资产阶级文化形成的交流实践形式，如果能在20世纪末得以重新确立，将会为普遍自由提供基础。
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解放政治学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分析了资产阶级模式的局限，对白人男性主体地位及其普遍性主张进行了批评，但哈贝马斯还是提出了这一论点。女权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在许多方面对理性主体的普遍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这种普遍化如何与少数文化相敌对，如何为业已确立了的主体地位服务，如何迫使所有与其独裁个性形象不一致的团体、种族、性别沦为他者。
阿普杜莱认为，由于电讯传播技术和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活动的广泛发展，一种新的全球文化正在形成。新兴的计算机、电话和电视协同作用产生了一种世界主义文化，并由此引起了种族问题。众多的意象、叙述和观念为全球所共享，但同时又以不同方式归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关键词“民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释义，无论普遍性还是同一性，都不能充分表述正在兴起的全球文化。更确切地说，在并不否定实际存在着的经济生活极大差异的情况下，一种世界主义方式把世界性的经验和差异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在新的交流技术中看到的只是交流理性的退化堕落。在他看来，看电影，听收音机，看电视，使用电传机，打电话，都是交流理性的堕落，是制度体系向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的证明。交流理性的重要缺欠之一，就是它在以电子为媒介进行交流时，不能传达语言的差异，而只能显示出它所称的“理性”的缺欠。
哈贝马斯的反对者们、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关于主体的阐释也是有趣的。正如我在《信息的模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一书中所说，人们可以研究主体在这些以电子为媒介的语言情境中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办法是找到使绝对理性的个体特权成为主题的轮廓，而不是要去斟酌探讨“理性主义者”的位置。应该象阿普杜莱所建议的那样，在新的主体形式下证明解放的可能性。在这点上，利奥塔德、福柯、德里达和德里兹理论策略的许多方面是最为适合的。因为它们已经开始检验语言在构成主体性时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想努力超越笛卡尔和启蒙运动的阈限和参数。从哈贝马斯在这些参数中的立场来看，似乎后结构主义推崇非理性。但后结构主义的真实立场是，理性的位置本身阻碍着统治地位的提高和重建以及当代文化过程的发现。
把哈贝马斯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分开的是电子传媒时代语言对主体的关系。哈贝马斯的立场是继承启蒙运动的自由传统，它只要求扩展民主传统，构成一个公共领域，以便交流理性的实施，以便对制度系统的批判进入日常生活。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认为，哈贝马斯建立在要求有效性“普遍实用”基础上的交流活动理论是以交流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或实践来取代自主的个体。在他们看来，哈贝马斯把文化或制度系统的相互作用简化为交流活动，进而简化为要求有效性的“理性”。他那种为支持交流理性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恰恰正好变为现代性和启蒙运动构想的问题根基。
对哈贝马斯来说，主体仍是先验的，是先于语言的。解放运动在于解除置于主体之上的统治结构。解放在于卸下负担，释放出主体的自由潜能。作为话语的超验的一般的属性，交流理性不要求文化变革、主体重构和语言重建。哈贝马斯批评后结构主义者们对理性和操作、对纯非言语方式的力量和更好的理论的合理影响不加以区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奥塔德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是要保护理性，而是要使启蒙运动称之为“他者”的文化差异得以兴起，从而反对制度系统的执行性或理性。
后结构主义努力创建各种理论，肢解主体的二元形而上学特征。德里达的写作理论、拉康的想象理论、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都旨在颠覆主体的范式以及至少从笛卡尔和启蒙运动以来就统治着西方文化的那种主体和语言的关系。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后结构主义的作品，但都承认他们在女权主义政治、反殖民话语以及信息模式生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后结构主义通过对电子传媒中非理性的、不稳定的主体的描述努力重建理性主体；另一方面，从这种主体外围批判着白人男性文化。在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趋向。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必须承认，法国对主体的批评并没有导致一种新的政治的产生，哈贝马斯派的批评家们并没有对这种阙如表示惊诧，而是抱怨后结构主义者缺乏政治议程，缺乏指导实践的明晰标准，对社会发展也缺乏总的视角，并且没有展望出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尽管这些抱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证实，后结构主义者却答复道，这些抱怨恰恰是必须从知识分子话语中抛弃掉的东西。对于启蒙运动至20世纪60年代的这类话语，有一种“常规”的期待，即希望这类话语能够提供一种社会的明晰意义，划分出显著的历史趋势，指明那些遭受制度结构的统治因而有潜力行动起来以求变革的集团，最终指出乌托邦理想实现的可能。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理论完成了所有这些使命，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也许一项使命也没有完成。
法国思想家们，尤其是利奥塔德、德里达和福柯，正在努力使他们的概念话语摆脱那种对社会呈封闭性理解的概念话语，那些话语是指从单一层面上进行总体化的理论，把多样化简化为统一化的理论，或者是组织话语以达到通常是乌托邦结局目的的理论。任何凝固自身、固定意义或者解决社会性质的概念都是不恰当的，政治上危险的，都是为后结构主义者们所不容的。正是由于这些自设的局限，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才无法满足有关完成的某些假设。读者常常因在话语中找不到哈贝马斯的作品所提供的因素或出路而感到烦恼。有些读者甚至抱怨法国后结构主义对“现实”毫无“肯定”，是自恋主义，说得更糟些，是“虚无主义”。法国作家则回答说，他们不想在理论层面上复制理性范式，使之控制社会和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他们还争辩说，在过去，批判理论能够决定社会的剧变时刻，并为进步政治奠定基础，只是因为它能够建立一个怀疑的理论主体。这一主体是一个稳固的知识点，它反衬着被动的客体世界，并通过自身的话语来建立其控制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批判必须避免以绝对为根基的形而上学姿态，甚至不惜放弃对连贯性和封闭性的“逻辑”需求。
利奥塔德列举了后结构主义对封闭性的厌恶，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他警告说，计算机化的趋势把语言降低到“执行性”或“便利性”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概念作为一种由工具性统辖的封闭体系描述现实。社会被看作统一的信息系统，其中理论的目的是确保意义对噪音占最大的比例，对利奥塔德来说，理论变成了“恐怖主义者”对差异的否定，作为对策，他催促批判理论发展成一种不可替代的学说，一种抵抗执行性逻辑的学说。这种学说因而成为一种立足于接受多元话语和差异的竞争的正义观念的基础。理论退到为了正义寻找最低条件和保护弱小的叙述的地位上去了，这些叙述反对所有宣称堂皇姿态或元叙述的观点，反对启蒙运动所有的解开“历史之谜”或辩证地实现绝对精神的构想。人们阅读利奥塔德的著作时会感到自己正走在“通往乌有乡之路”上，而不是走在进步的康庄大道上。
后结构主义向最低条件的明显退却，可以解释成在反殖民化（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时代里白人男性理论的悲观主义。那种曾经一直带有明显的白人、男性、西方理论命题印记的普遍音调的轻率假设实际上已不再鸣响，现在还必须给予关注的是理论家的性别和种族。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受某种简单的线条发展决定论的影响，而是因为建立理论的主体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性别和种族的痕迹。当理论主体全然性别化，并在种族上具体化这一点上被人们认作一个必备条件时，一种新的对话将要在我所称之为有差别的世界主义背景下产生。这个背景并不是哈贝马斯早期所证实的那种广泛性的简单的同一物。
有差别的世界主义由于地区之间的频繁交流而受到驱动，而不完全是由电子交流的形式所构成。从前被压迫的声音，现在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前曾是精英们的私人言论和行为，现在已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布什总统在日本国宴上反胃的情形就说明了后一种情况，而一张显示一个越南女孩在路上奔跑，由于身体疼痛而神色异样的著名照片则说明了前一种情况。精英们对信息的掌握从一些主要集团紧紧控制住信息不放已不知不觉地滑入传播交流渠道，足够的局部知识确实能促使这类情况出现，从而打破男性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统天下。
然而这种后现代的世界主义推动着后结构主义者朝向最低的理论态势发展。因为另一堡垒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是这样一种假说，它认为，由面对面的个体所组成的共同体无论其采用的形式同形形色色的启蒙运动传统有何不同，都是可以定义的。这样，后现代主义的最低纲领就可以解释为，对电子传媒时代任何期待达到自由共同体的希望落空后的反应。人们可能认为，社会批判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直到哈贝马斯的论述，始终就把民主的社会秩序作为目标，或者至少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在这种秩序中，面对面的个体之间都以统治的、等级的、不对称的微细结构中介调节着彼此的关系。但是电子交流系统的戏剧性扩展，标志着现在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完结。一旦计算机、电话和电视系统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扩展毫无疑问会更加迅猛。信息的模式预示着语言的重构是那么激烈，以致于它构成的主体形象将不易辨认。精神与肉体、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在进行深刻的重构，共同体的形象如果说还能找到的话，也只是存在于科幻小说和电影之中。
法国后结构主义在面对后现代问题及批判的前景问题时，比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更占有优势，对后现代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作出了一系列的否定反应，他把德里达和福柯攻击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在法国的理论家中，只有利奥塔德坚持使用后现代理论，但内心是充满矛盾的。尽管这样，我认为，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是在批判现代主义观点有效性这一意义上来保护现代／后现代之区分的，由于他们正面临着主体在后现代面前的困惑，较之哈贝马斯，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批判理论重建的指导者。在当前德国统一、东欧及苏联社会和政治进行重构，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语境中，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几乎没有论及这些事实，因而显得有气无力。然而，随着这些事实的明朗化，欧洲不可避免地面对后现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后结构主义者们的著作将很可能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
后现代问题已经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指涉政治话题。近期发表的后结构主义著作，如利奥塔德的《非人类》(The Inhuman)和多娜·哈拉维的《猿·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和女人》(Simians,Cyborgs and women)标志着后现代文化在认识正在出现的“非人类的”或超人类的社会秩序方面所达到的深度。随着利奥塔德的全球交流网络和哈拉维的人／机器的组合取代人对立于自然、个体对立于社会的原有格局，个体在社会上的参考位置正在隐退。如果说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特征的这种总体的重构，那么就必须把后现代的主题同具体的政治问题相互联系起来给予充分重视。在关注后现代性政治时，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是把总的过程混同于或简化为现代性政治问题，例如，一般被当作后现代问题的多元文化主义很容易和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甚至和美国舆论政治中的“熔锅”观念搅在一起。在下文中，我将讨论多元文化主义同后现代性的关系，并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
选译自美国《现代小说研究》1992年第3期。
刘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