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作、冲突与科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近代论文,术语论文,名词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024—12
术语是学术交流、传播的基础，是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中国近代科学是通过引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翻译成为其间最重要的环节，对翻译名词术语的确定也自然是最基本的工作。但除极少数科学名词术语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外，大多名词术语必须另创新词。① 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以来，译者或意译或音译，随着译者日众、译书译文日多，彼此所用名词自然难以一致，同一术语在不同的文章或不同译书中以不同的中文出现，甚或同一书中前后译名也不一样，读者“不独读之难、记之艰，实使学者不能顾名思义”。② 这极不利于科学交流传播与学术发展，因此，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成为关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大事。有人说：“苟欲图存，非急起直追，谋理化学之发展不为功。发展之道，首在统一名词。否则纷歧舛错，有志者多耗脑力，畏难者或且望望然去之。如是而欲冀其进步，殆无异南辕而北辙焉。”③ 也有人说：“译名的不统一，甚至没有译名，实在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最大障碍。”④ 正是认识到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重要性，晚清以来就不断有人和民间组织长期致力于这一工作。政府也顺应时代承担起这一重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创设政府机构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这一工作。
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困苦艰难、分分合合与利益冲突在在体现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合作是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应有之意，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名词术语审定统一自然也不例外，合作与矛盾冲突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过程中，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晚清西人与国人个体努力，北京政府时期民间组织的工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与专门学术团体合作努力。合作与冲突在上述三个阶段表现自然不一样，每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形式。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的研究已很充分，以德国学者为中心的国际合作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基本上或为各门学科术语具体审定的描述与分析，或某些学术团体或机构在名词术语审定上的努力及其成效，⑤ 极少关注名词术语审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对围绕名词术语审定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利益冲突研究更少。⑥ 本文以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过程中的合作与利益冲突为中心，在描述上述三个阶段合作冲突的细节基础上，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合作冲突特征、合作冲突的原因与消解，及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并进而探讨民国科学发展过程中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⑦
一 晚清西人的合作与矛盾
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译名问题。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就拟编辑已有科学名词译名，然后加以选择，厘定标准。⑧ 但大多数翻译者如合信(B.Hobson,1816—1873)、玛高温(D.J.Macgowen,1814—1893)、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等基本上自行其是，各自创造新译名。大量不加解释的新术语为阅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译者们往往在译著后面附录译名对照表，或者汇集为单行本出版。如合信1858年刊行的《医学英华字释》共74页，汇集了合信翻译《西医五种》所用专门术语，分类排列，依次为解剖学、内科、外科病症名目、外科手术器具、妇科、儿科和西医术语，最后是科学基本常识的“博物之理”。
真正注意统一译名问题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持其事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说，“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西人在华初译格致各书时，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因此，翻译馆中西学人都深知“名目为难，欲设法以定之”，讨论多时，拟定译名三原则。⑨ 惜乎该原则馆内译书并没有完全遵守，“故各人所译西书常有混名之弊，将来甚难更正。若翻译时配准各名，则费功小而获益大”。因此，傅兰雅希望“馆内译书之中西人以此义为要务。用相同之名，则所译之书，益尤大焉”。⑩ 尽管如此，该馆还是在译名统一上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效，王树槐先生说：“以该馆为政府机关，所定译名亦较合理，对于后来译名的统一，极具影响。”(11)
面临自行其是的混乱局面，进行合作以求统一名词术语自然成为从事西学传播宣扬者们的共同愿望。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议决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益智书会，(12) 主要成员有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林乐知(Y.J.Allen,1836—1907)等，他们邀请傅兰雅为会员，主要目的是为教会学校编撰初、高级两套教科书，分别由傅兰雅和林乐知负责，并要求两套教科书译名必须一致，这样统一译名成为应有之意。该会要求会员们广泛搜集中文译著和中文原著，将其中术语列表，以备编辑一总术语表。同时通知译著者，请他们在译著时将名词和术语记下送往益智书会审查，如译名不当，由益智书会另行拟定并通知译著者，若译著者坚持自己译名请注明益智书会译名，以供读者参考。益智书会并对统一译名工作进行了分工，工艺制造方面傅兰雅负责，地理名词林乐知编辑，天文数理方面伟烈亚力负责，麦嘉缔(D.Macartee,1820—1900)搜集日文有关译著名词术语。益智书会成立不久，狄考文发表文章讨论了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批评了当时一些译著者避免使用术语的做法。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专门术语，要把这门科学输入中国，不用专门术语而能准确输入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术语翻译一应简短，二能方便适用，三同类术语要相互协调一致，四每拟一新术语要给出准确定义。(13)
虽有这样周密的考虑，但益智书会的术语统一工作进展却不如意。先是伟烈亚力因病回英国，不久麦嘉缔去日本，他们承担的工作完全落空。到1880年，益智书会通过了以《英华萃林韵府》中伟烈亚力编译的数学与天文、力学术语和恒星表为相关学科的标准译名的议案；傅兰雅也提供了他在江南制造局积累的各种术语，并希望益智书会出版。到1890年，益智书会在译名统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四种专门术语表：《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
由于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工作与预期计划相差很远，随着翻译著作的日渐增多，译名的混乱有增无减。1890年，基督教新教士第二次大会召开，傅兰雅应邀作了题为《科技术语：当前的歧意与寻求统一的方法》，针对一些传教士认为西方科学不能用中文表达，只能用西文表达的观点，指出只要充分掌握汉语，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西方科学就不难用中文表述。他向大会介绍了江南制造局的译书经验，认为音译最不可取，除非万不得已不用该方法；描述性的译名最为中国读者接受，音译与意译相结合也有其优势，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术语的译名原则。(14) 在演讲中，傅兰雅还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统一译名，议定译名原则；委员会聘定适当人选拟定科学名词；编撰科学辞典，请译著者遵循益智书会所订立标准。
1891年，益智书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地名人名委员会，由傅兰雅负责人名地名的统一工作。专门术语的译名统一工作由出版委员会负责，由狄考文、傅兰雅、李安德(L.Pilcher,1848—1893)、谢卫楼(D.Z.Sheffield,1834—1913)、潘慎文(A.p.Parker,1850—1924)组成。狄考文负责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测绘、航海、解析几何、微积分、水、空气、光学、热学、电学、蒸汽、天文、印刷和机械工具等术语；傅兰雅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石印术、电镀、化学仪器、物理仪器、铸造、模铸、射击、造船、采矿和工程术语；李安德负责药物学、解剖学、外科、疾病、地理学、牙科、照相术和地质术语；潘慎文负责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蒸汽机等术语；谢卫楼负责相关人文社会科学术语。出版委员会还制订了统一术语的章程，诸如出现不同意见时，由委员会投票决定。但名词术语统一工作进展实在太慢。1896年益智书会第二次大会上，傅兰雅发表《中国科技术语展望》，再次呼吁重视译名的统一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会后成立了由狄考文、赫士、潘慎文、嘉约翰、师图尔等组成的科技术语委员会，负责术语统一。由于不久傅兰雅赴美任教，统一工作主要由狄考文、赫士(W.M.Hayes)、师图尔(G.A.Stuart,1859—1911)负责。1898年发表《修订化学元素表》，1901年出版《化学术语与命名法》，1904年出版《术语辞汇》。至此，益智书会的译名统一工作基本完成。在化学元素的译名上，不顾傅兰雅与徐寿译名系统的广泛使用，新造了30多个译名，但后来没有被读者接受；首次对无机化合物进行系统命名，比江南制造局译书进步不少；《术语辞汇》更是汇集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12000多个科技术语的不同译名。(15)
博医会是晚清从事译名统一的另一个传教士组织，其主要关注学科为医学。1886年，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1890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医学译名统一成为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并成立了由嘉约翰(J.G.Kerr,1824—1901)、威尔逊(W.Wilson)、亨特(S.A.Hunter)、波特(H.p.Porter)、高似兰(p.B.Cousland)等组成的名词委员会。但由于这些医生们主要精力是行医，对名词统一工作并不尽心；另外委员会组成人员或去世或离开，致使名词统一工作进展缓慢，主要由高似兰一人独撑。主要成果为1894年出版的《疾病名词词汇》，1898年出版的《眼科名词》和《疾病名词》等。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作，博医会调整了名词委员会成员，增补师图尔等人。1901年召开名词委员会首次会议，审定通过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物名词。1904年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审查病理学、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名词。在名词委员会的努力下，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有较大进展，1908年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辞典》和中文《医学辞典》，并提交学部，希望得到官方支持。同时，博医会名词委员会也注意到医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参与了益智书会科技术语委员会化学元素与名词的审定工作，并致信益智书会，要求加快物理学名词的审查。(16)
与外人较早进行译名的统一并且以团体组织形式不同，国人真正注意译名的统一起始于维新运动期间。新政以来，译书之风气更盛，报馆、书局、社团如雨后春笋，译名统一工作在政府主要是学部和民间主要是个人两个层面开始真正展开。但无论是就其取得的成就还是其影响来说，都不能与西人的努力相提并论。如以严复为总纂的学部名词馆，因严复喜欢新立名词，往往将以往译名舍弃不顾，若其统一名词颁行，结果可能是引起更大的混乱而已。另外，国人之间的合作与矛盾由于工作刚刚展开，也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总体而言，西人在晚清科学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中虽有如此的合作，但成效并不显著。这不仅影响了当时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宣扬，也影响到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晚清译名统一的不能取得成效，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当时近代科学在中国社会影响甚微和专门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洋务运动以来，西方科学已经成批量输入中国，但无论是其输入规模、社会影响都极为有限，老大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包围之中，西方科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或沿海地区激起阵阵涟漪。需求是科学的发展之母，当时能感受到译名统一之需的仅仅是从事翻译、阅读西书的极少数西人和中国人。从事科学名词统一的中国学者非专门科学人才，仅仅是一些阅读翻译西书、初知西方科学皮毛的人；而外人包括传教士可能科学素养比中国人高一些，但也非专才，要他们一人分担数门科学的名词统一，在专门化时代实在是勉为其难。另外，当时从事翻译和译名统一的中国人外语水平都不高，而外人的汉语水平也不是很好，译名统一自然成问题。
当然，译名统一中的意见分歧与矛盾冲突是另一大原因。例如狄考文建议数学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符号，而且他采用这一体系所编著的《笔算数学》、《代数备旨》也深受欢迎，成为晚清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但傅兰雅等人就反对，坚持使用中文数字，而且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与狄考文当面争执。后来在化学元素的译名问题上，傅兰雅与狄考文等也是“水火不容”。根据益智书会的译名原则，元素译名发音应尽量不同，狄考文等因此建议傅兰雅修改他与徐寿翻译的元素译名，傅兰雅坚持不改。狄考文抱怨傅兰雅的态度使译名统一工作无法进行。而傅兰雅批评益智书会出版委员会无视他提供的译名表，因为他编好的地质学、植物学、地理学和生理学等术语表，都为益智书会出版委员会置之不理。
晚清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主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作，其矛盾冲突也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傅兰雅与狄考文的冲突，是傅兰雅代表的政府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狄考文代表的传教士群体之间的冲突。民国建立后，随着近代科学的逐步发展，科学专门人才不断出现，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工作逐步为国人所担当，其合作与矛盾形式也有新的变化。
二 北京政府时期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冲突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工作虽无专门机构主持，但专家学者们陆续提出方案。鉴于科学名词翻译的日渐混乱，且非一朝一夕、一人一馆所能完成，合作统一名词的呼声时有所闻。与晚清名词审定统一工作主要由外人团体从事不一样，北京政府时期主要由国人组织的学术团体进行。
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名词审定作为社务之一。1915年1月发刊的《科学·例言》中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本杂志所用各名词，其已有旧译者，则由同人审择其至当，其未经翻译者，则由同人详议而新造。将竭鄙陋之思，藉基正名之业。”1915年10月改组后，社章规定“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并成立“书籍译著部”，临时委员长陈藩在致社员的通告书中说：
设立译著部之初意，实痛夫吾国学术之衰废，国家锐意兴学已数十年而成效不著，时至今日而国内各等学校中之学科尚乏完善之汉文教科书，至于科学名词，尤属乱杂无定，……令读者如捉迷藏，莫悉究竟。于是欲研究学术者，非借助西文不为功，甚且与友朋讨论学术亦有非适(使)用英文不能达意者。
设立书籍译著部，一为“联合多数学者互相研究，择泰西科学书籍之精良者分门别类，详加译述，以供国人之考求”；二为“对于科学名词严加审定，以收统一之效；使夫学术有统系，名词能划一，国中学子不必致力于西文而有所资”。(17) 其主要目的是使科学本土化，“要科学用中文说话”。翻译书籍、审定名词是工作重心。1916年夏间组织名词讨论会，“为他日科学界审定名词之预备”。当然，《科学》发表的文章自创新名较多，中华博物学会创办的《博物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其不遵从通行的名词术语，于学术传播与交流都很不利。(18) 中国科学社1918年从美国搬迁回国后，汇入了当时由多个民间社团组织发起、聚集当时各专门科学人才的科学名词审查会。(19)
科学名词审查会起始于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2月，博医会医学名词委员会在上海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就商于江苏省教育会，希望中国专家和热心科学研究及科学书籍翻译者共同参与医学名词审查工作。同月11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在教育会召开医学名词审查会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教育会、商务印书馆、中华博物学会、中华书局、中华医学会、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江苏医学专门学校、中华药学会等单位。与会者一致认为，只有医学家和科学家共同研究，医学名词的统一才能成功。翌年2月，再次在上海召开会议，议决由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药学会和江苏省教育会4团体各举代表组成医学名词审查会，每年定期开会审查名词草案，并请教育部派人与会，审查结果公布于全国医学界，定稿呈请教育部审定公布，欢迎其他团体和专家各人提出草案提交审查等。在呼吁各民间组织合作共同致力于医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工作的同时，欲借助政府力量增强其权威性。
1916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第一次会议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4团体和教育部代表共23人出席，审查中国医药学会提出的解剖学通用名词和骨骼名词。1917年1月，第二次会议召开，理科教授研究会加入，分两组分别审查解剖学和化学名词。因化学名词由中国医药学会和理科教授研究会分别提出草案，于是意见分歧。会议决定设立执行部于上海，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同年7月，执行部开会起草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会后呈报教育部请求批准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不久教育部备案。同年8月，第三次会议举行，与会者深感各学科名词相互关联，必须将各学科名词一一审查，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决议将医学名词审查会扩展为科学名词审查会。1918年7月，第四次会议举行，审查解剖学、细菌学和化学名词。同年正式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得到教育部批准。这样，医学名词审查会扩展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对象也由单一的医学名词扩展为各门科学名词，并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确认，具有合法性与一定的权威性。
医学名词审查会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后，参会团体与组织大为扩展。1919年7月，第5次会议在上海举行，除前述5团体外，中国科学社、中华博物学会也派人与会。1920年7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第6次会议。1921年7月在南京中国科学社举行第7次会议，与会团体增加到12个，中华农学会、南京高师、广州高师、厦门大学、华东教育会也成为成员，分4组审议病理学、有机化学、物理学、动物学名词。到1926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包括医学名词审查会)共召开了12次会议，还有中国工程学会、武昌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派人与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有鉴于大学院有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欲借助国家强力推进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乃议决将科学名词审查事务移交给大学院，而民间发起的科学名词审查工作也于1927年底宣告结束。
科学名词审查会延续十余年，参与团体和机构超过十个，其中既有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华博物学会这样的专门学术团体，也有南京高师、广东高师、武昌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这样的高校，特别是晚期汇聚了当时科学界的一些专门人才，如数学方面的胡明复、吴在渊、魏时珍、钱宝琮、陈建功等，物理方面的裘维裕等，化学方面的程瀛章、宋梧生、黄鸣龙等，生物学方面的秉志、钱崇澍、胡先骕、蔡无忌、朱凤美、戴芳澜、焦启源等，这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其权威性与科学性，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名词审定范围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生理学等学科，已审定的名词包括医学解剖学、组织学、胎生学、显微镜术语，细菌学总论、免疫学、细菌名称、细菌分类，化学名词的大部分，物理名词的力学、物性学和热学，植物学的种名等，动物学的分类学、解剖学、胚胎学等，算学的数学、代数学、微积分、代数解析学和函数论等；已审查未审定和已有草案的学科术语名词亦很不少，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名词审定统一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名词审查会自身也对其取得的成就很满意。1926年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执行部报告说，“本会出版各项名词本，向来除分发各处征集意见外，绝少索阅者。近年则渐已引起各方之注意”。1925—1926年度，“影响尤宏，专函索阅者，络绎不绝。远如美德日本各国留学生，川黔各省学术团体亦有函索者。此后苟能于会务方面，再图发展，不难渐达科学名词统一之目的”。(20)
据说，科学名词审查会对每一个名词都经过充分的讨论：
有一名词而费时至二三小时者，务使怀疑者有蕴必宣，然后依法表决。若两名词俱臻妥善，表决时俱不满三分之二者两存之。闭会后即以审定名词印送海内外学术团体及化学专家征集意见，至下届开会时，郑重讨论，加以最后之修正。(21)
而且，与会人员本着求真求知的态度，积极发表意见，务使科学名词精益求精：“中西博硕，荟萃一堂。论辩风生，各抒意见，徇名责实，不厌精详。务使理蕴毕宣，始付表决。”化学名词审查中，博医会放弃其习用名词，改用审定名词，深受国人赞赏。(22)
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在科学名词的审查上具有如此严谨的态度，但由于早期参与讨论的团体有限，并不能集合当时所有专家学者的意见，也不能代表当时各个方面的利益。因此，对教育部仅仅根据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审查意见就颁布实施，有人批评说：
究其实，则仅据由该四团体组织之科学名词审查会所审定，呈送者遂依样颁布悬为定名而已。近闻该审查会且严格限制，凡欲加入该会之学术团体，非经该会审查承认不可，而教育部则惟该审查会之所为是听，教育部不啻以审查科学名词之权全委诸该审查会，即审查学术团体资格之权亦且委诸该审查会矣。该审查会欲包办全国学术界之事业也，是学术上之专制也。
不仅不同意教育部的作为，并对科学名词审查会的专权提出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科学范围宽广，应该由不同专业团体编订审查本学科名词术语：
今教育部泛称之曰科学名词，则其所包举宜若何广大繁博，岂区区一二医药学会所能胜其审查之任哉。曰分科编订，则宜令该审查会仅审查其专门范围内之名词，不宜泛用科学之名，而使之专擅一切也。既泛称科学，则宜先征集全国各科专门之学术团体，然后分科从事，不宜听一二团体之僭窃，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也。(23)
针对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早期情况，这些批评自然是成立的，但后来随着与会团体的增加，其权威性不断增强，这样的批评也就无的放矢了。但与晚清一样，名词审查中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仍然不断。相关医学团体审定物理、化学名词自然有不妥之处，但即使是审定的医学名词也受到质疑：
我们早就听说有什么科学名词审查会，年年审查医学名词，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无足轻重的举动，向来是抱这样的见解——其审查若得当，不过备医学界做一种参考品。其审查若不当，不过多几张废纸，更与我们无关。——所以便漠不关心。
这话听来仿佛举重若轻，将科学名词审查如此重要的事情看得无所谓。但一当牵涉到自己的具体利益时，就有些出离的愤怒了，要“质疑、质疑”，也想提出自己的名词系统：
今年春，我们有一位朋友，偶然高兴，编几页解剖学教科书，碰见一位学理科的人。他说：“你这书教育部是不能给你审定的。教育部已出审定医学名词本，你不用他的名词，照例是不能给你审定的。”我们听了他说，方才知道审查本之外，还有审定本。而且知道这个审定本的权力是很大，竟有左右学术界的魔力与暴力。这正与我们有切肤的关系，所以不能不拿来拜见拜见。不料我们拿了审定本来一看。实在觉得太不成样子，不能不给他批评批评。(24)
关于名词审查中的利益冲突与意气用事，化学名词的审查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科学名词审查会对化学名词审查最为紧张的时候，专家学者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方案，无机化学方面主要有郑贞文、任鸿隽、梁国常、钟敏灵等，有机化学方面主要有陶烈、梁国常、中国化学研究会、张修敏、陈庆尧、郑贞文等。名词审查会开会时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当时到会之专家，颇多过视译名之重要，争思推行己案以扬名，于是成见甚深，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尽弃旧案而临时起草大纲之事”。无论如何，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有定论，并由教育部颁布实行。但，
当时政府威信日见衰落，故科学名词审查会所定之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得普遍推行。惟该审查会之重要人员多系中国科学社社员，故凡与该社接近者，类多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与此种势力相抗最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之所以不采是项名词，一部分固因郑贞文先生关系(郑先生在馆日久，且对科学名词审查之案，极表不满)，而其更重要之理由，则为该馆使用郑先生所定之无机及有机名词系统，已有相当时期，猝然将书中名词，另改从他种系统，殊不经济。……实际上当时一般社会所习之化学译名，大都为该馆所用，而非科学名词审查会所公布者，此两派势力之斗争，迄至1932年以后，乃始终止。(25)
可见，名词审查中并非仅仅是与会人士要争取自己的“发明权”，如罗家伦所谓“译名的人，多好独出心裁，自心裁独出后，便好坚持己见”。(26) 背后还有巨大的利益冲突。当然，据曾昭抡说，当时这些人之所以“斤斤计较”于名词，主要与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状况有关：“国内学校设备，尚不足以语研究，聪明才智之士，不得不另找发挥之出路，于是名词之争，乃成为必然之结果。”意思是说，由于科学家不能将聪明才智发挥于独创的科学研究之中，只有争取在名词审定上的“创新权”。
正是由于政府威权的丧失、科学名词审查会权威的不能树立与学者个人、科学发展情状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北京政府时期主要由民间科学社团主持的科学名词审查结果命途多舛：“既定好的译名，往往有人不用。往往使人看到甲书里的甲名，悟不到就是等于乙书里的乙名，因为两者之间，竟可绝不相似。这样下去，开千百次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也是没有用的。”(27)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了，其审查成果虽大多数成为未来审定统一的基础，但更大程度上说，其努力成了“政治牺牲品”，博医会就对这种结局表示非常遗憾，认为由于政治的变化，使得经年累月的努力付诸东流。当然，由民间团体组织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移交其责任，联系到当时许多民间组织受到政府强力挤压的情状，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缺乏民间传统的中国社会，民间力量面对政府强力时的无力。(28) 另一方面，面对北京政府在学术发展上的毫无作为，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似乎充满了信心，将本应由民间组织承担的责任移交给政府，希望政府在需要大量投入的科学事业上大展宏图。(29)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专门社团的合作与不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教育学术方面，蔡元培开始实施其教育学术独立计划，1927年10月，大学院正式成立，掌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8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聘请李石曾、王云五、胡适、胡庶华、严济慈、何炳松、秉志、郑贞文、郭任远、高鲁、姜立夫等30人为委员，以王云五为主任委员，着手编译法律、教育、矿物、地质、岩石等学科名词。委员会聘请相关专家，广泛搜集近年出版书籍，调查学界采用名词的标准，分类统计，总结学界使用名词的趋向。这项工作刚刚起步，11月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12月，教育部设立编审处管理名词编译事宜。1929年2月，公布编审处译名委员会规程，聘请赵廷为、郑贞文、黄守中、沈恩祉、洪式闾等15人为常务委员，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药学等18个组，前后共聘请委员240余人开展工作。1932年6月，教育部成立国立编译馆，专门从事教科书审查、名词编订、辞典编订、图书编译等工作。科学名词的审定统一工作步入全新阶段。(30)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创建，历时约5年之久，“在此时期内，教育当局对译名问题，虽未有具体之决定，亦未有刊物发表整理经过，然其于搜集之档案，对于后来审定译名，实树一种基础”。(31) 国立编译馆主要工作分为编译和审查两大部分，编译包括编译各科名词、专著及教科书等，审查包括审查教育部令各书局呈送的学校教科用书及仪器标本等。成立初期设人文、自然两组，1942年增设教科书、教育、社会三组。(32)
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名词审定成为中心工作，“竭力以赴”，各科名词，“均次第加以补充，重行编订，陆续呈请教育部公布”。(33) 其编订程序，先由该馆人员搜集各科英、法、德、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予取舍，妥为选译，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再由编译馆整理后呈请公布。“一编之成，亦有审核三四次，历时二三年者”。(34)
国立编译馆聘请各学科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这些专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基本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当时相关学科最权威、一流的学者；二是对名词编译审查工作具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与实践。例如化学方面的曾昭抡、王琎、陈裕光等是当时化学学科的领头人，而郑贞文、吴承洛等参与化学名词的审查、统一工作已经有相当时间。到1949年，除医学外已经审定出版的学科有18种，整理付印中一种，正在复审中3种，二审本正在整理的一种，正在初审的3种，初审本在整理中的7种，初稿在油印中一种，正在编订初稿的有13种。(35) 可见，国立编译馆成立后，通过积极的工作，取得了相当成效，“成绩斐然，至堪赞许”。(36) 而且其权威性也得到了学界承认，有人说《化学命名原则》自1933年6月出版发行以来，“习化学者几已人手一册，其在化学界之权威无劳赘述”。(37)
国立编译馆科学名词审定统一工作，通过与各专门科学社团的合作来实施。如数学名词，中国科学社参加科学名词审查会后，被推举提出数学名词草案，该社委托胡明复、姜立夫起草。1923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审查数学名词，审查委员有姜立夫、何鲁、胡明复、段调元、段育华、顾珊臣、周剑虎、胡敦复、吴在渊等。到1926年，经过4次会议审查完毕，每次通过审查后陆续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呈请教育部聘请杨克纯、冯祖荀、孙光远、胡濬济、江泽涵、姜立夫等为算学名词审查委员。1933年4月，教育部召开天文数理讨论会，议决将科学名词审查会通过的名词发交全国各大学及专家征求意见，同时选定常用算学名词700多条，并通过100余条。后经编译馆整理，印成草案一册，分普通数学、代数解析学、微积分、函数论等14部，约3200多条。同年11月，将草案寄发给专家征求意见，后将意见整理，移交审查委员会审定。(38) 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后，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将上述名词初稿作最后一次审订。该会推举胡敦复、陈建功、顾澄、熊庆来、朱公谨、姜立夫、郑之蕃、王仁辅、曾昭安、江泽涵、钱宝琮、何衍濬、孙光远、何鲁、段调元等15人组织数学名词审查会负责审定。同年9月5—9日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进行审查，结果得名词3426条，10月呈教育部予以公布。(39) 时任中国数学会董事兼《数学杂志》主编、交通大学教授顾澄说：“尽八日之力竟将数千条译名，多年悬案，完全解决，告一段落，厥功不可谓不伟。”(40) 因抗战爆发，直到1945年12月该书才由正中书局以《数学名词》在重庆出版。
另外，在数学名词审定方面，将英文mathematics是译为“算学”还是“数学”也曾有专门的讨论。“数学”与“算学”两词晚清以来就一直并用，“实同名异，识者不免分歧之感”。1933年4月，教育部召开的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虽通过数学名词不少，但到底是用“数学”还是“算学”，意见不一，没有定论。中国数学会审定时，对这两个名词采取并存的方式处理。教育部核定公布后，感觉二词同用，“事有未当”，于1938年9月通令征询设立数学系的大学、独立学院教授的意见。1939年6月，征询意见搜集共28个单位，14个单位赞成“数学”，13个单位支持“算学”，一个单位“无所谓”，仍然“不相上下”。教育部为表慎重，将原提案及其成果交由部召集的理学院课程会议。该会认为两词中任选其一，由教育部决定，通令全国各院校一律使用，“以昭划一”。教育部鉴于“数理化”已成为通用简称，传统“六艺”中也有“数”；加之教育规程中久已习用“数学”一词，各院校用“数学系”、“数理系”、“数学天文系”者29个单位，用“算学系”、“算学天文系”者仅7个单位，于是决定用“数学”。1939年8月通令全国各院校一律“遵用”，于是“算学”、“数学”之争圆满结束。(41)
科学名词审查会时期，物理学名词也由中国科学社主稿，1919—1922年间也分4次作过审查。(42) 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由康清桂等将旧译名各稿整理，于1932年10月呈请教育部聘请张贻惠、吴有训、萨本栋、王守竞、叶企孙为审查委员进行审查。在1933年的教育部天文数理会议上，将审查稿提交讨论，通过名词审定原则等。与此同时，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会上成立了译名委员会，委员有萨本栋等7人。1933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次年会，国立编译馆将全部名词加以补充整理后提交该会讨论。中国物理学会推定杨肇燫等7人组织审查委员会。在杨肇燫主持下，8月21日至9月2日，完成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后经评议会通过后于10月寄交国立编译馆，1934年1月31日，教育部核定公布了中国物理学会编订的物理学名词，后由国立编译馆印行。在中国物理学会的审查会议上，据钱临照回忆(时任书记)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说，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大家都称赞，遂定译为“阻尼”。(43) 此后，中国物理学会对物理名词继续增补审查，1947年9月18日，该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哲学楼召开历时十余日的工作会议，到会委员有裘维裕、严济慈、陆学善、周昌寿、朱物华、周同庆、曹惠群、陈宗器、王福山、李国鼎、翁文波等。增订的物理学名词超过1934年公布的名词数，会后将审定本送国立编译馆。
化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自晚清以来一直是工作重点。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将历年大学院和教育部调查所得加以整理，同时聘请郑贞文负责，编成具体方案。1932年8月1—5日，教育部采用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意见，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汇聚全国各机关代表于一堂，共商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会中将郑贞文先生所提简单方案交提案委员会修正，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化学命名原则若干，并对元素译名表表决。同时大会通过呈请编译馆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及化学仪器等名词。大会中负责整理提案的为李方训、曾昭抡、屠恂立、郑贞文4人，闭会后4人与吴承洛一起，遵照大会议决精神，将草案整理。8月，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等7人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乃成《化学命名原则》。11月呈请教育部公布，1933年6月出版。“十余年来迁延未决之化合物译名问题，至此乃得告一段落”。(44) 曹元宇也说《化学命名原则》“博采明辨，万非前此各方案所具有，宜其成为空前之作也”。但“原则”终究只是命名所遵循的条款，而化学名词纷繁复杂，因此曹元宇建议编译馆尽快编订化学字典以统一化学名词。(45)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国立编译馆计划编订的化学名词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化学术语、化学工程名词等。化学仪器设备及术语方面，由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合作，由化学会推举“化学名词审查会委员”20人，再由国立编译馆聘请；化学工程名词由编译馆委托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张洪沅等起草，请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会及中华化学工业会各推举代表组成审查委员会。1936年，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增聘委员至27人，并聘袁翰青为特约编辑具体主持工作。
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积极与各专门学会合作，开展译名统一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曾昭抡也认为，国立编译馆的译名统一工作，在教育当局与各学术机关的协助下，进展极为顺利，“同时以政府威信，日见稳定，故法定名词之推行，亦不若前之困难。此数年来译名工作的成功，诚我国学术史上光荣之一页也”。他还认为国民政府以政府强力推进译名统一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斯成就，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政府威信日固，不遵此项名词者，其所出之书有不予审定之险”；二是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旧版被毁，“不复反对改用新名词”；三是国内化学专家渐渐着力于专门化学研究，“译名问题之争执，不若以前发生兴趣，只求其速有统一的名词，可以应用”。此外还有审查委员对学术问题研究有素，所定原则又广泛征求意见等等。(46)
其实，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能取得如是成就，与当时的科学中国化运动即让科学说中国话有密切的关系。蔡元培为白季眉编著《普通测量学》教本作序(47) 说：
我国自海通以来，治科学者，或远适异国，分科研求；或延聘名师，来华讲授。其间固不乏通儒硕彦，本其邃密之学术，发为伟大之事功。然比之欧美各国，瞠乎其后，其何故欤？盖其所学西籍，所用者西文，未足以广布而久传也。各种科学，惟少数者知之，后代之人，无由习也。如是而言学术，谓之其人之学术则可，谓之其国之学术则不可。犹之贷物于人，逾日而偿之，虽得一时据为己有，然非我固有之物也；而欲用得其宜，尽其利，不亦戛戛其难乎？(48)
蔡元培将中国科学发展的缓慢归结于科学家们没有尽快地将他们研究的成果用汉字表达出来，以使社会明晓并供社会利用，利用西文写作与发表的成果仅仅是“其各人之学术”，而非“国家之学术”。蔡元培1931年4月讲演《国化教科书问题——在大东书局新厦落成开幕礼演说词》，也说“国化教科书”，就是要将各学校所用教科书除外国文以外，全改用中文出版，亦即“Nationalized text-book”。他认为当时中国学校自高中以上，各种教科书特别是自然科学利用外文教科书，“这固然是我们文化落伍的国家，想得到现代知识所用的苦法子。但吾人终须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展延下去，则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喻”。其有几大弊端，一是“糜费时间与脑力”，青年学生应该花力气去掌握各种知识时，却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学习外文上。二是“与国情不适合”，外文教材多取用外国之实例，与中国国情很是隔膜，因此不仅学生学习不好，即学后也不能与现实社会联系。三是“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要学好外文，需花大力气，而这又不是一般学生所能达到的，“结果初中毕业而能够升学的学生，寥寥可数。实为吾国所最需要的普及教育以重大的打击”。“两年前政府毅然取消小学校的英文课程，也是这个用意”。(49)
当然，对于国立编译馆科学名词审定统一工作，并不是所有人都表赞同。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的数学名词，1938年以科学审查会名义出版，名《算学名词汇编》，似乎并不承认国立编译馆之权威。而化学新名词系统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尤以从前科学名词审查会一般旧人，深恨其昔日手定之方案，无辜随北京政府而俱倒，不惜以恶声相报”。而对于国立编译馆的“编审办法”，也有人认为“似尚不无可商榷之处”。第一，各名词大抵均重视英文名词，而拉丁文、德、日、法文“往往疏而不备，此于不谙习英文者极感不便，且吾国科学家之习德、法、日文者为数亦多，为求完备起见，宜将拉丁、德、法、日文之名词，一并列入”。第二，各科专家审查名词方法，有先期集会逐词讨论者，有寄阅个别审查者：
前者商讨，颇费时日，久而厌倦，加以审查者多为忙人，难得多数出席；后者个人披阅，索然寡趣，结果均不免忽遽了事。迨召开最后审查会时，又或以事牵或路途过远，不克赴京出席，从容商讨，结果虽形式上作正式通过，而大多数审查员之意见，恐未全体体现。(50)
因此除呼吁各审查专家负起责任外，“更希望编译馆尽最大努力，统一审查办法”。对于国立编译馆编订名词推广应用，也“希望全国科学界工商界，对于统一名词加以绝对的赞助，自动采用。盖科学名词之统一，有百利无一弊，……且于推进科学事业，发展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均有重大关系”。
科学名词的审定统一工作，正如论者所言，“除了受翻译者的学识背景、中国自然哲学、西方教会、学术机构及教育制度的影响外，社会环境及政治变化等因素也都会影响它们的发展”。(51) 科学名词的最终统一，不仅仅牵涉到政治、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化解，从科学发展的内部来看，更重要的是各门科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各专门学会不断成立，国立编译馆在与各专门学会合作的基础上，科学名词的审查审定乃至统一，才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也就避免了北京政府时期科学名词审查会所面临的各种尴尬境况。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名词术语的最终审定与统一，并不是国立编译馆努力的结果，编译馆在每门学科术语的审定统一中，往往仅起着联络与沟通的作用。各学科术语的最终审定与统一，都是各学科的专门学会自行工作的结果。这说明，名词术语审定中无论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其最终成功取决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水平，如果没有各门学科的发展，也就没有各专门学会的成立，各专门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统一自然也就根本不能完成。
科学名词审定统一工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民间社团或者说民间力量如果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难有所作为的。这昭示着，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间社会力量的社会，或者说以政治威权笼罩的社会，民间社会的力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估量过大。科学名词的审定统一历程还表明，学术借助政治的权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政治威权推动学术向前发展时，学术的发展也不得不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明显的例子是，在国立编译馆成立以前的5年内，南京国民政府在译名统一工作上基本上毫无成效，就与这一时期政府机构变动与政治风潮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学术借助政治势力发展时，如果不能获得独立的地位，政治往往也会阻碍学术的发展。
注释：
①当然，所谓另创新词，并不是一些学界名流所主持翻译书籍中出现的“孔修斯”(孔子)、“孟修斯”(孟子)这样荒谬绝伦的“新词”，而是需要相当的规范。目前学术界这种“荒谬”新词的出现，自然或是主持人实在大胆，大胆到可以任意创造，不需要一百数十年来几代人苦心孤诣的名词术语统一成果；或者是太忙，忙到一年可以出版数本或者十数本专著，没有时间查找名词术语统一的成果。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在当前的学术界仍然是未竟的事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②虞和钦语，转引自谢振声：《近代化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学者——虞和钦》，《中国科技史料》第25卷第3期(2004)。
③《科学名词审查会第一次化学名词审定本·序》，《东方杂志》第17卷第7期(1920年4月)。
④王光：《外交名词译名的商榷》，《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4月)。
⑤学界关于名词术语审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化学学科、学术机构团体上，如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张大庆《近代中国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5期)，张澔《氧氢氮的翻译：1896—1944》(《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澔《中文化学术语的统一：1912—1945年》(《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2期)，何涓《化学元素名称汉译史研究述评》(《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温昌斌《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28—1949》(《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袁媛《中国早期部分生理学名词的翻译及演变的初步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
⑥David Wright曾就晚清化学术语的竞争做出分析，但主要是从术语本身具有的竞争力角度讨论(参阅氏著Translating Science: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hemistry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1840—1900,Leiden:Brill,2000)。张澔也从民国时期不同化学术语系统的遭遇，指出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化学名词是政治的牺牲品，对名词审查中的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涉及，但没有进一步展开。
⑦在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过程中，除文中着力分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三类合作冲突外，还存在着中西之间的合作冲突，特别是在数学、医学这样具有深厚传统基础的学科内，这一类的冲突往往表现得更为充分。那将是一篇大文章才能分析清楚的问题，本文就不作讨论。感谢2006年10月20—21日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召开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以名词术语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田淼、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两位所作有关数学名词、医学名词报告对笔者的启发。同时也感谢在这次会议上有关专家学者对本文所提的宝贵意见。另外，由于本文着力于分析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历程中各个阶段的总体特征，此外的一些审定统一工作基本不提及，详情可参阅正在出版过程中的拙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耿云志主编《近代文化转型》第15卷，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章。
⑧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48页。
⑨分别为：第一，搜集中文已有之名。若一名词为中文已有，但字典内没有，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搜集中国已有格致和工艺方面的书籍，二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方面应知此名词者。第二，创设新名。采取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用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袭之。第三，编辑中西名词字汇。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是事物、人名、地名等，都要附录书末，最后编成总汇，“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⑩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6—17页。
(1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51页。
(12)1890年改组，英文名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华教育会)，中文名仍称益智书会。1902年，改名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名中国教育会，1916年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
(13)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55页；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第12页。
(14)具体为：第一、尽可能译意，而不是译音；第二、万一不能译意，则要尽量用合适的汉字音译。建立一个音译系统，基本词素的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第三、新术语应尽可能同汉语本来的形式建构相一致；第四、译名应简练；第五、译名应予以准确定义；第六、译名在各种场合都要符合原意，不致矛盾；第七、译名应有灵活性。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104页；《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第14页。
(15)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第15页；《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页。
(16)博医会的名词统一工作，参阅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
(17)《科学》第2卷第5期，第590页。
(18)对这一批评，在中国科学社1916年第一次年会上，钟心煊予以回应，认为《博物杂志》的批评很有道理，《科学》以后作文应多备粗浅教科书，不要随便自创新词。参阅《科学》第3卷第1期(1917年)。
(19)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科学名词审查工作，除注明外皆来源于张大庆：《近代中国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5期。
(20)《申报》1926年7月5日。
(21)科学名词审查会：《化学名词·凡例》，1927年。转引自张澔：《中文化学术语的统一：1912—1945年》，《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2期。
(22)《科学名词审查会第一次化学名词审定本·序》，《东方杂志》第17卷第7号，第120页。
(23)朱隐青：《驳教育部划一科学名词之咨文》，《图书评论》1920年第1期，第117—118页。
(24)陈方之等：《对于教育部审定医学名词第一卷质疑》，《学艺》第7卷第1期(1927年)。
(25)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科学》第19卷第10期。
(26)(27)罗家伦：《中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先说中国话》，《图书评论》第1卷第3期(1932年)。
(28)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商会组织面对政府强力所作的抵抗已有不少研究。可参阅赵利栋：《党、政府与民众团体——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与商会总商会为中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2期(2002年5月)。
(29)关于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可参阅拙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30)《国立编译馆一览》，1934年8月编印，第29—30页。
(31)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
(32)温昌斌：《民国时期国立编译馆及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3期。感谢温先生提供该文及其相关资料。
(33)《国立编译馆一览》，第30页。
(34)陈可忠：《国立编译馆概况》(1940年11月编印)，《革命文献》第59辑，第414页。国立编译馆名词审定遵循的准则是首先采用固有或已通行的名词，无适当固有名和无通行名则采用意译；第二，上述方法行不通，采用音译；第三，造新字，在化学译名中采用较多。可见，国立编译馆的方法遵循晚清译名统一工作者所奠定的基本原则，表现了译名统一工作中的继承性。
(35)《学术名词编订情况调查表》(根据前国立编译馆工作报告编制)，《科学通报》第1卷第2期(1950年)，第123页。
(36)阙疑生：《统一科学名词之重要》，《科学》第21卷第3期(1937年)。
(37)曹元宇：《教育部公布化学命名原则》，《图书评论》第2卷第9期(1934年)。
(38)《国立编译馆一览》，第30—31页。
(39)任南衡、张友余编著《中国数学会史料》，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40)顾澄：《译名难》，交通大学科学学院主办《科学通讯》第4期(1935年10月)。
(41)国立编译馆编订《数学名词》，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5页。转引自任南衡、张友余编著《中国数学会史料》第34—35页。姜立夫和熊庆来坚持用“算学”一词。
(42)王冰：《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订与统一》，《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3)杨先珏：《杨肇燫》，《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1》，参阅网站http:// www.kxj.cpst.net.cn。
(44)(46)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步》。
(45)曹元宇：《教育部公布化学命名原则》。
(47)1930年5月序，该书1934年8月由南京中山书局出版。
(4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6页。
(49)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2—43页。
(50)阙疑生：《统一科学名词之重要》。
(51)张澔：《中文化学术语的统一：1912—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