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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与能源价格的攀升促使世界各国不禁忧虑雪上加霜的全球能源供应体系是否可以满足未来的能源需求。在过去数年中，能源再次成为影响国家乃至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全球企业与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都会优先考虑与能源相关的问题，例如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能源供应的适宜性、可靠性与定价、石油使用量增加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耗能源的成本、贸易与资本流动、全球地缘政治等等。
随着全球能源供应可靠性的降低以及相关风险的增加，各国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增强本国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独立性。尽管强调“能源独立”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却容易令决策者忽视更为重要的目标——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
当务之急在于：各国既要实现经济、安全与环境目标，又要解决能源相互依存所引发的复杂问题。故此，在制定能源政策时需要更为灵活的决策理念，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市场相互依存的现状、能源安全中蕴含的复杂矛盾以及制定能源政策时涉及的利益平衡。
全球能源趋势
“能源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全球各国对能源市场的潜在忧虑：全球究竟是否还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发展需求？如果有的话，这些能源又从何而来？据预计，2004－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将近50％，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增长将近70％，其中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量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总量的20％。2010－2015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源消耗量将超过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能源结构依然以石油为主。
假设全球能源需求有增无减，人们势必会愈加担心能源是否能满足未来的需求。事实上，全球的能源并未枯竭，而是在获取能源、生产能源、转换能源以及有效分配能源等领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不远的将来，全球能源供应和需求中心的集中趋势将对全球能源贸易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能源运输距离与交易额的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的适宜性与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能源中转站的承载能力也逐渐趋向极限。
其他地缘政治因素也对未来能源产业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一批新的能源消费者与供应商正在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上扬的能源价格引发了能源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能源消费国获取油气资源的空间，增加了能源投资的不确定性。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之下，政府越来越关注国家短期与长期的能源安全。
除了上述与能源安全相关的问题，全球的许多国家和企业特别关注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对于全球能源产业的潜在影响，通过技术、规范以及投资决策减少全球人口增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并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全球各国唯有团结一致，历经艰辛方能应对上述严峻的挑战。
剖析“能源独立”
“能源独立”的不足之处在于将问题过分简单化。虽然“能源独立”的确存在值得称道之处，例如关注能源供应者与能源选择的多元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等。但是，“能源独立”没有考虑到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时限、技术、成本以及交易问题。
不同的国家对于“能源独立”的诠释是各不相同的。从狭义角度来看，“能源独立”意味着完全的能源自给自足，例如美国国内的能源资源便可以满足其能源需求。从广义角度来看，“能源独立”意味着美国在经济发展或者地缘政治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能源进口的中断。因此，“能源独立”的部分支持者极力呼吁限制美国从那些局势动荡或者敌视美国的国家进口石油。
“能源独立”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上，并未对能源物流、贸易、经济以及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恰恰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与能源供应的动荡。“能源独立”惟有正视这些因素，才能有效地降低能源价格，减少价格波动，增强能源安全，消除美国的外交政策限制。
当前，全球规模庞大的能源基础设施均是20世纪建成的，这些基础设施耗费巨额投资以及相当长的时间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增设或者改装，依然有实力向全球消费者提供低成本的石油。与其他能源资源（例如可再生能源）相比，石油资源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成本优势仍然十分明显。石油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这一方面归功于石油的能效与储量，另一方面归功于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石油基础设施的巨额成本。
能源产业为了应对全球人口与能源需求的增长，追加投资以增加额外的生产能力。但是，能源产业在增加生产能力时往往更关注能源自给自足，而不是致力于开发清洁、经济和安全的能源资源，这种理念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非传统的石油与天然气供应国要想控制国际市场，将要承担更多成本、消耗更多资源，或者引发相关的环境问题。
目前，美国从油页岩中提炼石油的成本超过了每桶55美元，而沙特的相应成本则不足5美元。此外，从油页岩中提炼石油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还会对环境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尽管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例如美国、中国与印度）会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提高对本土煤资源的利用程度，但煤炭开采、温室气体排放、煤炭发电或液态煤引发的空气质量问题会对全球气候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能源独立”并未兑现在能源安全方面的承诺。一旦能源供应中断，自给自足将无法保障能源安全。例如，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与丽塔飓风曾一度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陷入中断，导致美国的能源价格恶性攀升。
所有能源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始终无法摆脱多边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全球能源供应或需求在任何地方或时间均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即使美国的能源安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能源市场。由于缺乏关键性的技术突破， “能源独立”提出的目标大多数难以付诸施行。
在缺乏政治干预的情况之下，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应当提升能源的利用率、保护能源储备、鼓励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应对进口能源的相关风险。尽管美国通过国内价格控制降低美国在能源进口方面的依赖性（无论是20％或60％），依然会受到全球石油价格提升的负面影响。
此外，所谓“降低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会明显增强美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的判断会产生误导，甚至对美国现有的外交关系造成潜在的损害。即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美国盟友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性依然会削弱美国外交战略的实施效果。能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应当基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解决全球能源问题，包括相关的环境、安全与经济问题。
“能源独立”的现实
除了上述内在矛盾和问题之外，能源贸易对于全球依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数十年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致力于能源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并以最低成本向消费者提供能源资源。对于全球金融与劳务市场而言，国际能源交易不仅是国家储蓄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又是经贸、外交关系的基石。
全球193个国家均无法完全实现“能源独立”。即使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例如沙特、俄罗斯、挪威、阿联酋和尼日利亚）也要进口精炼石油产品、天然气或煤炭。目前，石油是全球最为畅销的能源资源，其国际贸易额约占国际能源贸易总量的60％。相比之下，天然气与煤炭的国际贸易额分别为25％和17％。在未来的数十年内，这三类能源资源的全球贸易额将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预计至2030年，全球石油贸易总额将翻一番，天然气贸易总额将翻两番。
全球石油市场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于石油价格和供应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降低对国家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主要解决方案之一在于减少对中东国家的战略依赖。“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这种解决方案尤为引人关注。此外，产油国国内经济的稳定程度也是影响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产油国均致力于保持稳定的石油定价，在维持石油市场稳定的同时确保石油收入的稳定。
全球不同地区生产石油的成本高低取决于相应的投资框架、技术挑战、原油品质、精炼和运输石油的成本。全球能源市场能向各国提供不同成色的原油，还可以在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时提供必要的保障。2002年12月，委内瑞拉的罢工事件导致全球石油市场每天的石油交易量减少了将近300万桶。在此次事件中，美国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因为当时美国将近13％进口石油来自委内瑞拉。幸好美国从墨西哥与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不断增加的进口石油缓冲了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发生石油危机之时，全球石油市场能够将石油资源分配给急需石油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 “能源独立”与众多孤立主义政策一样，是以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灵活性来换取石油危机时期的能源安全。全球的能源基础设施是由遍布全球的管道、油轮、港口、进出口油库、精炼厂以及处理设施构成的，它们都是为全球能源贸易而存在的。如果要对现存基础设施进行明显的改动或者构建一种新的基础设施，都会为此付出大量时间与巨额投资。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变革对于那些因政治或经济争端而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无疑构成有效的威慑。
在过去的数年里，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据许多安全问题分析家推测，委内瑞拉很有可能中断对美国市场的石油出口。委内瑞拉与美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委内瑞拉向美国出口的能源占美国进口能源总量的11％，美国购买了委内瑞拉将近60％的出口石油与石油产品。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旗下CITGO公司在美国拥有一个精炼厂网络，专门处理委内瑞拉出口的石油岩和原油。近年来，查韦斯总统一再宣称在撤出美国市场的同时将本国石油出口到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从经济层面来看，委内瑞拉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无疑截断了委内瑞拉的主要财源。从这一事实中不难看出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以及精炼原油的沉淀成本。
目前，全球各国在能源方面的相互依存是多年经贸合作的结果。全球石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业务范围包括金融、劳务以及相关产品与服务贸易。全球各国则通过企业间经贸关系来实现能源资源的国际贸易，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不仅逐步转变为外交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长期的地缘政治关系。
“能源独立”势必会在不同程度影响上述这些关系。当美国试图干涉其他国家的利益时，石油贸易便沦为推卸外交责任的替罪羊或者恐怖分子筹募资金的主要手段。其实，国家维持贸易关系的益处之一在于共同维护和平关系与稳定。
过度依赖某种能源或者某一能源供应商无疑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美国政策争论中， “能源独立”理念在大多数场合都不是维持外交关系的明智之选。以中止能源贸易关系的方式来达到外交目的是短视的。前瞻性能源政策（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政策）应当将能源政策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通过国际互动来增进相互依赖的能源关系。
新的政策模式
要想避免过度信赖某种能源或者某能源供应国，必须权衡相关的经济、安全和环境目标。
为了增进能源安全，存在一系列潜在的政策选择：减少能源需求、燃料与石油资源多样化、确保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协调地缘政治关系。如果将提升石油利用率与政策激励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减少能源需求和消费。虽然汽车燃油效率标准已经有所提升，但是效率的提升并不一定等同于安全或性能。增加国内石油资源的开采量或者推行非传统石油资源（例如油页岩）的激励政策，都能相应地提升石油产量。此外，技术进步、生物燃料与煤液化合成油的产量增长也会促进能源选择的多样性。
改善能源安全的具体政策选择取决于具体情况：提升能源效率以及减少能源消费的政策激励既有可能提高资本投入，又有可能增加推行激励政策的成本；增加开采国内石油资源不仅会造成明显的环境污染，还可能需要追加更多的补贴；采用低碳燃料（例如生物燃料、混合动力、煤液化合成油）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此外，生物燃料突显了食品安全、水资源以及土地使用等问题。混合动力需要相关的科技技术配合，例如电子、传输和发送设备的现代化，以及更先进的电池技术。生产和使用煤液化合成油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远大于石油。即使二氧化碳排放得以有效控制，新型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依然会超过石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直到全球出现新的技术变革之前，上述这些能源政策选择的可行性都会打折扣。据预测，直到2030年，美国才会真正考虑施行“能源独立”政策。此外，能源供应国的多样性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目前，美国从全球至少35个国家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在这些进口资源中，将近48％来自于西半球国家，17％来自于中东国家。美国最大的5个石油资源进口国（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与尼日利亚）满足了美国58％的石油需求。
必须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才能令能源生产和使用领域出现足以产生明显影响的变革。基础设施开发、技术优势，以及规划选择都需要时间。此外，政府的决策通常都是为了应对当前的问题，而不是立足长远的规划。当前的能源政策不仅需要以史为鉴，还要准备应对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如果能源政策的解决方案不能将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很容易失去政治上的支持或者拖延不决。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最好的政策选择在于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储备来缓解能源需求，即通过新技术提供非石油能源、借助全球能源贸易的地缘政治因素实现传统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气候因素
展望未来，能源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会对能源决策构成巨大的挑战。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全球的政治、科学精英已经意识到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正在提升全球气温。
目前的主要挑战在于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变全球气候，提供适宜、可靠以及实惠的能源资源。要应对这一挑战，全球各国需要同心协力减少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鉴于此，各国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以廉价能源为依托的。放眼未来，这一传统理念将会出现变革。
当前全球超过85％的能源需求源于石油，超过90％的能源需求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全球能源基础设施的石油生产、配送和使用模式，是一个需要相当时间才能看到起色的浩大工程。与此同时，全球各国要实现其能源和气候目标，就必须在互信合作的基础之提升能源效率、鼓励使用低碳排放量或无碳排放的燃料、倡导在全球开发并配置新的能源技术。地缘政治中的能源因素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依然充满变数，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投资未来
相互依存已经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要想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维持适宜的能源安全程度，就需要实现能源资源与供应渠道的多元化、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理解外交政策与能源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能源政策决策十分复杂，需要长期规划和大量的投资，仅凭引人注目的口号或者激励政策是难以持久的。对能源挑战做出更为切实的评估（特别是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前提在于继续向全球提供稳定、经济和环保的能源需求。
选自美国《华盛顿季刊》2007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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