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并存的原因--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_贸易条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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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0766(2007)04-0098-06

一、引言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事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以使世界消费可能性曲线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外,从而使贸易参与国的社会福利均获得提高。然而当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分配极不均等,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我国在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获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未能避免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并存的现象已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迄今为止,国内外经济学者就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自由贸易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并且分析说明引起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1,2,3,4]。Akihiko Kaneko的研究还证明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5]。国内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徐建斌、尹翔硕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贸易条件下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6]31。耿伟通过动态经验研究发现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与比较劣势产业均有强化趋势,外贸活动固化了我国在贸易格局中形成的不对等地位[7]。曾铮、胡小环用数理模型说明制成品比重上升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并存的现象是因为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均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8]162。张建华、刘庆玉通过实证分析指出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中国商品贸易条件并无太大波动,并由此推论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改善一国贸易条件的最有效途径[9]。张先锋、刘厚俊的研究也说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对贸易条件改善起关键作用。在短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要素禀赋变化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滞后是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从长期看,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可能呈现U字形状[10]。

国内外学者的分析和讨论解释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但普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第二,没有涉及影响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三,无法解释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的局面。

二、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并存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贸易结构逐渐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却呈现出不断恶化的态势。为了更直观地说明,笔者将中国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列表如下。

根据下表,我们可以看到:从1980年到2005年,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变化,从1982年到1986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大幅度恶化;从1986年到1997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又出现大幅度的改善,其中1997年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8年到现在,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又出现了持续恶化的局面。从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恶化现象与出口贸易量持续上升以及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同时并存。如表所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从1992年起,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值呈上升趋势,2002年以及之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一直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2003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2003年以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趋势。

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及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以1980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1980-1994年价格贸易条件数据来源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8]163-165,1995-2005年价格贸易条件数据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11]28-29。其他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存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对外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存的矛盾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与我国现行的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通过关于价格贸易条件的一般均衡模型加以解释。

三、理论模型:价格贸易条件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借助徐建斌、尹翔硕提出的贸易条件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6]32-34。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A国)和发展中国家(B国)。生产和交换两种商品:资本密集型商品(记为1)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记为2)。两国居民的偏好同位相似,即效用函数相同,他们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偏好程度是一样的,同一国家的居民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且在短时间内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同时假定:

1.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两国劳动者单位劳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分别为

2.两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且两国的从业人数分别为。根据现实情况,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进一步假设:

3.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即在给定的均衡相对价格条件(贸易条件)下,每个市场的生产和消费相等,令均衡的相对价格

同理,B国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可以用类似方法:

上式即为两国完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均衡贸易条件的表达式。将其代入两国居民各自的效用函数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效用

从上面的推导可以发现:这个非均等化的原因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不对等的从事各自专业化生产的相对人口和相对偏好以及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偏好所决定的。两国的福利水平不但和本国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而且和交易对方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在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下,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都能受益于对方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两国福利水平的差距是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速度快于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创新速度,即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两国的福利水平不仅关系到本国从事专业化的从业人口,也关系到对方从事专业化的人口,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的增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还注意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发展中国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人口增加时(即增大),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会提高,并且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的差距(变大)。但是从一般均衡贸易条件的表达式可知:增大时,相对价格会变小,即贸易条件会恶化(减小),这正好解释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并存的原因。本模型的实际经济意义在于说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没有影响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在总体上的快速增长。

四、模型的现实解释

从均衡贸易条件的表达式可以发现,决定贸易条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对专业化产品的相对偏好(β/α),从事比较优势产业的相对人数,以及专业化产业的相对技术或相对劳动生产率。因此,专业化生产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偏好下降,专业化生产同类商品的相对人口增加都会导致该类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即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专业化生产获得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增长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

1.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性质得知,α或β是描述消费者对两种商品偏好的指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恰好等于其偏好指数。一方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较小,而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市场竞争激烈。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类商品的偏好将会减弱,即β减小。另一方面,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特别是近些年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及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上升,即α增大。β/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断下降,使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2.中国具有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禀赋,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大,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入的低门槛以及出口厂商追求规模效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产业中来,使增大。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受到这些国家强大的替代压力。把所有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当这些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国际分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整体相对从业人口必然越来越小,则发展中国家整体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3.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获得贸易利益。在贸易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保持并继续扩大。随着熟练技术劳动力的增多,生产经验的积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由于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优势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强化了这种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比较优势和专业化模式具有自我强化型和自我累积型,L[,2B]增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出口的增加。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出口的激烈竞争下,我国出口企业往往选择把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更低的出口价格以换取更高的出口数量,这使得我国在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R&D活动在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时,虽然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技术,但技术外溢是必然的。尽管发达国家专业化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快于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即前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后者,上升,但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4.由均衡贸易条件的推导过程可知:在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下,两国的收入差距是因为两国居民对两种商品的偏好和两国的专业化人口以及专业化技术不对等引起的,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国际分工地位有优劣之分。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福利水平的差距是由非对等的国际分工地位引起的。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强化了原有的分工模式,导致我国出口部门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和低端工序上。在目前的国际一体化分工体系中,我国基本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低价竞争成为出口企业惯用的手段,形成一种“囚徒困境”。不对等的分工地位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低价竞争使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模式,而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模式又取决于动态比较优势[12]。同时,国际分工地位的福利效应并不对等,而是有优劣之分。因此,按照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优势介入国际分工只是获取分工好处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长期固守比较优势理论模式的贸易格局有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遭遇“比较优势陷阱”。换言之,单纯的开放和利用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再考虑到比较优势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合成谬误”效应①,如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13]。

在本文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已经通过对贸易条件恒等式的推导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贫困化增长”的成因,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不合理的分工模式决定了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其贸易的福利效应远远小于发达国家,并且随着价格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而且,根据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还发现,影响贸易条件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对专业化产品的相对偏好(β/α),具有不同技术比较优势的相对就业人口,以及相对劳动生产率。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偏好相对固定的前提下,要改善一国的贸易福利水平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优势产业的就业人口着手。而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仍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我国而言,必须根据这个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但在坚持比较优势原则的同时不能固守于这一原则,而是要通过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争取获得经济的增长和贸易条件的同步改善。

由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立足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禀赋优势,在强化原有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就成为我国规避“贫困化增长”,实现对外经济贸易持续、和谐发展的现实选择[14]。具体而言:一是要合理安排产业结构、科学解决就业问题。转变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通过国家政策的引导,实现由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体向以附加值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出口主体的转化。同时就业政策上,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引导就业向科技、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二是要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我国原有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静态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要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三是同时选择一些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劳动生产率高、产业关联性强的产品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这些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具有比较优势前景的产业上培养、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以获取长期的贸易利益,实现短期静态比较优势向长期动态优势的迅速转化。尤其对于一些集中了大量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高的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材料及能源等产业,国家应给予重点扶持,以创造长期动态的比较优势。

收稿日期:2007-03-08

注释:

①参见徐建斌、尹翔硕《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的战略有效性》一文,即指一个国家采用某种战略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当许多国家都采取相同战略时,则会导致所有国家都失败[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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