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术论文,汉武帝论文,思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是传统的说法。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理由是汉武帝兼用诸子百家，除了任用儒家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也用尊黄老学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等人，还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杂家东方朔以及术数家、卜筮者、方士等。后代也都尊儒术而兼用诸子百家。是受汉武帝的影响。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理由是否可以说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这当然要对独尊儒术是什么意思作出解释。
一般地说，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秦代是独任法家的时代。汉初几十年是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汉武帝以后是独尊儒术的时代。这种基本分期，应该说大体可以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如果深入具体地研究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那么，还有需要具体分析的内容，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从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作一些分析，来说明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一、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情况
在先秦时期，总体说是诸子百家争鸣。但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春秋时期开始没有形成明显的思潮，到春秋末期，儒学与墨学成为“显学”。到了战国前期到中期，墨学与杨朱之学成为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辟杨、墨以后，儒学复兴。道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也都在这种乱世时代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最后，秦国以军事实力战胜六国，统一天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的一统天下，“一断于法”。不同时期，各家此起彼落，兴衰存亡，没有定数。
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推崇的学说也因地而异。例如，在鲁国，由于孔子及其弟子的影响，还是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尽管孔子生前在鲁国执政时间不长，影响也不算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没有根据呢？鲁国灭亡很久了，又遭秦政禁毁，儒学在各地都受到沉重打击，甚至销声匿迹。孔子死后葬于鲁城北泗上，“鲁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注：《史记·孔子世家》。）奉祠二百余年，当然不算短。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奉祠仍然不断，可见影响之深。“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注：《史记·儒林列传》。）刘邦不太喜欢儒家，马上打天下，得江山，也拜倒在孔子庙前。“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再经过黄老思想的统治之后，儒学仍然在鲁地流传。司马迁到鲁地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是：“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注：《史记·孔子世家》。）这位崇拜黄老之学的司马迁也怀着崇敬的心理瞻仰了孔庙，对于这么一位布衣学者，受到后人的如此敬仰，感慨万千，发出“可谓至圣”的感叹。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鲁国受到儒学影响之深，与其他地方是不同的。因此后人称儒学为邹鲁文化。
在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成功，法家思想在秦国占统治地位，连续几代，推行法家思想。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才将法家思想推向天下。在战国时代，可以说秦国基本上是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
齐国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以长期任相的当权者管仲、晏婴为代表的思想家，可以部分归入法家，也有以“三为祭酒”的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孙膑的兵家、邹衍的阴阳家、苏秦的纵横家，还有一批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家和以政府财政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轻重家。
三晋、楚、燕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政策。由于国君的更替，引进人才的不同，随时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全局上说，可以称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
秦在商鞅变法之前，是一个小诸侯，没有什么特点。商鞅变法以后，一直是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但，也不是不用其他人才。号称“仲父”的吕不韦是个商人，不能算法家吧。尉缭、王翦大概都是兵家，不属法家类。张仪是纵横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在秦国立过很多功劳。秦用客卿制度，所用人才不拘一格，何曾都是法家人物？秦始皇建国以后，信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数用六，旗帜服装用黑色，改河为德水，都是阴阳家的内容。二十八年，上邹峄山。要立石碑，“与鲁诸儒生议，刻石倾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要颂德，要封禅，要望祭，还是要跟儒生商议。在立石所刻的辞中，也不都是法家的思想观点，如《琅邪台石刻》上说“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讲“仁义”、“道德”，当然也都不是法家的语言。如皇置酒咸阳宫，博士70人为他祝寿。其中有周青臣和淳于越，虽然相互辩论，两人似乎都不是法家。70博士中恐怕是法家者不多。给秦始皇建议，建筑大宫殿的卢生，谈鬼神，说真人，也不是法家者流。秦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说明扶苏也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认为这是安定天下的理论。如果天下都没有儒学，生于深宫的扶苏如何会有儒学的思想。据侯生、卢生的议论，当时秦始皇重视天象，“候星气者至三百人”。这些都是天文历法家或阴阳家。秦朝重视法家，并不是只用法家就能治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阴阳家，就不懂历法；没有儒家，就不知仁义道德；没有兵家，就不能强化军事。我们不能因为秦朝曾经任用过其他各家的人物，就说他们不是以法家思想统治天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就是最典型的说法，也是走到极端“一断于法”的象征。
西汉初的60多年中，由于当时社会久经战乱以后，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黄老之学的自然无为思想，正好符合需要，再加上曹参等权势人物的提倡，黄老之学就盛行起来了。但是，黄老之学盛行，并不等于别的学派就绝迹了。由于秦代的影响，荀子、李斯、韩非的思想影响还在社会上流传，并不因秦朝灭亡，这些影响就顿时销声匿迹。“汉承秦制”，当然就有一大批官吏还是狱吏。甚至到汉武帝时代，各级官员还是具备法家思想的人占多数。萧何定法，应该可以称为法家。从汉初的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开始，有一批儒家人物在活动，力争将他们的学说推销给汉朝统治者。为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及其弟子们，是一批儒家，而叔孙通被他们拥护为“圣人”，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后的公孙弘、董仲舒，都是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在景帝时就已经是《春秋经》的博士了，并非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才出现的人物。
自从有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说法以后，高度概括每一时代思想特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使多数学者容易把握各个时代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使用时间一长，大家也都习惯了，却产生一种习惯的观念，以为这些时代就是这么个情况。例如一讲唐代，似乎只有佛学。许多《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写到唐代，既没有道家、道教，也很少儒学，一般也只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和李翱。写到宋明时代，一般只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至于北宋五子之外，很少哲学家能入围。就是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曾经风行一时，占统治地位，却因为不入理学与心学，而被冷落一旁。司马光与苏东坡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更不被注意。程与朱之间，还有很多学者，一般都忽略不载。由于元代在宋明之间，近百年历史，所有的思想家都被漏掉了。这些缺漏，都与高度概括有关。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高度概括是对的，好的，只是后人将这种概括误解了，绝对化了，产生了以偏概全的观念，以为这是时代思想的全部，而没有将它视为只是对主要思潮的概括，只是反映基本状况。现在产生一个相反的情况，以一种绝对化反对另一种绝对化，以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你说汉代经学，独尊儒术，我找出几个例子，说明当时汉武帝并没有独尊儒术，还任用了一些非儒学人员，于是得出结论：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但是，有没有做过统计，任用多少儒生，任用多少其他学派的人员？尽管先秦时代，有时儒墨为“显学”，有时儒道分庭抗礼，有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有时又争相变法，有时纵横家驰骋天下，但是，不影响我们称那个时代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样道理，汉武帝虽然也任用其他学派的人才，不影响我们将汉代归结为经学时代。经学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独尊儒术的结果。如果不独尊儒术，怎么会产生经学呢？如果汉代确实独尊儒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董仲舒对策讲的自然是儒术，受到汉武帝赏识，任为江都相。请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儒林列传》上的一段话：“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向）之，于是诏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注：《史记·儒林列传》。）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又有主张儒学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学人才济济，纷纷出台。特别是公孙弘，出身于儒家，是公羊春秋的研究者，布衣任丞相，封平津侯，在当时社会上的学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起着榜样的作用。“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注：《汉书·公孙弘传》。）他在汉武帝身边任职十多年，八十岁终于相位。说明很得汉武帝赏识。“汉常以列侯为丞相”，从公孙弘开始，没有爵位，也可任丞相，封侯。这都说明汉武帝对公孙弘的特别礼敬。史书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传》。）同时又说：“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向）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如果研究他的活动与上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学。只是他的儒学不僵化，他不是迂儒、腐儒。以上事实说明，汉初从刘邦时的陆贾开始，直至汉武帝时代，儒家人物不断努力弘扬孔子思想，从来没有绝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也不可能使其他思想一概绝迹。因此，不能因为汉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学派思想的人物，就否定他独尊儒术，也不能因为他独尊儒术，就否定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
二、具体分析不同人物的思想
我们在上面提到一些人物，是某一学派的思想代表。这也都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我认为，学术界的定性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如说陆贾是汉代第一儒，董仲舒是西汉大儒，经学大师，为群儒首，司马谈、迁父子是黄老之学的思想代表。但是，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说陆贾不是儒家，而是新道家。理由是他的唯一著作《新语》的第一篇是《道基》，又将“道基”理解为道是治国的基础，自然就是道家的思想了。但是，我们看了《道基》这一篇，发现他讲的道却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仁者，道之纪”，“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封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得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智者以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这就是《道基》篇的最后结论。这难道象道家的思想与语言吗？不错，《新语》中有一篇题为《无为》。似乎是道家的铁证。文中说舜治天下时“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这与《论语·卫灵公》中所载孔子讲舜“无为而治”是一致的。如果陆贾由于说舜“无为而治”，就是汉代新道家，那么，孔子也说舜“无为而治”，就应该是春秋时代的老道家了。实际上，黄老学派讲的是黄帝、老子，很少提到尧、舜。
司马谈是杰出的黄老学派的重要学者。司马迁是司马谈的儿子。他们都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可以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看出来：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闵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则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从以上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谈对六家的评论，对除道家之外的其他五家，既说他们的长处，是其他各家不可取代的，又说他们的缺点。说到道家，就没有缺点，只有优点（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又综合了各家的长处（因阻碍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形成道家最合理的最完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没有固定的模式（无成势，无定形），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时、因物），理论简单，容易把握（指约而易操），用力少而效率高（事少而功多）。这说明，黄老之学是富有辩证法思想的，不僵化，不停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掌握基本原则，提高效率。这是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还有价值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书局标点本上，上述各段都放在一起，都作为司马谈的作品，加以引用。我有初步想法，以为司马谈的话只有第一段，概述各家的观点并加评论。而后面几段，很明显的是对第一段的分别阐述。第二段阐述阴阳家，第三段阐述儒家，第四段阐述墨家，后面几段分别阐述了法家、名家，最后对道家又作了全面阐述，概括为“无为无不为”，提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关于形神关系的问题，后面也作了更深刻的发挥。可见，第一段与后面几段，在内容上，在思想上，都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以为，后面几段话是司马迁对司马谈思想的解说和阐发。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司马迁也受到司马谈黄老思想的相当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司马迁的思想也接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在《货殖列传》中，先引《老子》的话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当作政治的最高理想，称之为“至治之极。”太史公曰：有文明史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那些“欲”太多，是老子道家所反对的。太史公对此的批评，正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最重要的是，这里讲了最好的政策是“因之”。所谓“因之”，就是任其自然。这是黄老思想的突出特点。
在儒家大讲义利之辨，重义轻利的时候，司马迁公然讲财富问题，将能收集到的发财致富的人物，汇集在一起，编成《货殖列传》。货，就是现在说的钱，或货币。殖，就增殖，增加。货殖，就是发财致富。他还引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贵人家还怕受穷，何况普通百姓。怕穷，就要想方设法发财，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人有很多财产，他们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这些人可以不去经营，丰衣足食，可以高谈义而闭口不谈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因此，无财者只好卖自己的苦力，有点钱的就想利用这些钱做点小本生意，靠自己的算计、策划，多赚些钱。财大者就着力于争取时间，增加资金的周转，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没有特殊的操行，喜欢讲仁义，自己长期处于贫困当中，那也是羞耻的事。这是对儒学强调义而忽视利的一种非常明确的批评。
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对《史记》的资料丰富，涉猎广博，贯穿经传，著作甚勤，有所肯定。所批评的就是非儒家的观点。如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我们从“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说法，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确实有不少黄老思想的影响，不完全接受儒家的所有价值观。
司马迁虽然深受其父的影响，吸取了黄老的一些思想，也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这一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大小两方面来谈。
其一，他撰写《史记》，专为儒家学派撰写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以皇帝为“本纪”，表示历史的连续性。以“世家”来叙述各诸侯王的变迁史。并将有特殊地位的放在“世家”里叙述，包括陈涉和汉初几位开国元勋如《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而先秦时代，除了各诸侯王，只有孔子列入“世家”，有《孔子世家》。老子就没有进入“世家”。这恐怕也是一种态度吧。在列传里，有一个《仲尼弟子列传》，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中国历史上教育家很多，都没有列他们的弟子，只有孔子的弟子，有一个列传。另外，以学派作为列传的，可能也只有《儒林列传》，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道林列传”或者“法林列传”之类。从《儒林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初几十年中，儒学发展的基本情况，直至司马迁时代的儒家人物的具体情况。
其二，我们从这三篇中，看具体内容，就更能了解司马迁的思想观念。
《孔子世家》详细叙述了孔子的家世以及他的成长过程，东游各国，所遭遇的困难。与诸侯王答对中，讲了一些话，有的就是现在《论语》中的语录。司马迁记述这些内容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崇拜心理。他在最后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以历代天下君王作为布衣的陪衬，可见他的崇拜心情。
《仲尼弟子》列传他列了35人有年龄的，又列了42人无准确年龄的共77人。
《儒林列传》列了孔子最主要的弟子，战国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直到汉代的经学博士，最后是董仲舒。司马迁听过董仲舒的讲学，他在《史记》中多次提到董仲舒。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指导思想，与董仲舒和孔子的说法有一定的关系。“董生”，服虔曰：“仲舒也。”这就是说，司马迁亲聆董仲舒的教诲。
以上可见，司马谈推崇黄老之学，并没有全盘否定其他学派的思想，认为各有优长。而司马迁对于儒家则更加推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之学，似乎就会排斥其他学派，包括儒学。
董仲舒是公认的汉代大儒，班固称他为“为君儒首”，“为儒者宗”。我们细读《春秋繁露》，就会发现，董仲舒讲了很多阴阳五行的内容，对于阴阳，还结合天文历法来讲。对于五行，还有不少创新，五行相生，就是他首先提出的。重新排列五行顺序，并概括五行循环生克的关系时说：“比相生而间相胜。”这种规律性的总结，是空前的，也是对后代有很大影响的。在《汉书·五行志》中，收入大量的董仲舒言论，都是解释奇异现象的。俨然是一位有相当权威性的阴阳家！他讲到名实关系，讲到德与法的关系，还讲到人性问题，批驳了孟子的性善论。他对黄老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也都有所吸收。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位大儒，不因为吸收了其他思想，就改变了儒家的性质。这要看主流，看基本倾向。如果不懂这一点，陷入绝对化，那么，就可能无家可言，也可能张冠李戴。
综上所述，一个时代有一个基本倾向，一个思想家也有一个基本倾向，以此来确定其思想特征，来定性。如果忽视这种方法，那就可能抓不住要点，陷于迷惘。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的问题，似乎就不难解决。如果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怎么会有经学产生？为什么会将儒家的几本教材定为经典？汉武帝虽然也任用了非儒家的一些人物，他却没有将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书定为经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离开基本倾向，抓住细技末节，自然得不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我们在下面引录一段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的话。董仲舒说春秋无义战，又说春秋时代的战争有恶有善，是否矛盾了？董仲舒作了这样的回答。
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则荣复雠，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
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雠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这一大段话的意思是：责难的人说，《春秋》记载战争有赞成也有反对，反对偷袭而赞成阵地战，以伐丧（征伐正在办丧事的国家）为可耻，以复仇为荣耀。怎么能说《春秋》里所记载的战争没有正义的战争而都加以反对呢？董仲舒的回答是：凡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虽然一亩地还有几根麦苗，还是记作“无麦苗”。现在天下那么大，时间又是三百年那么长，战争事件不可胜数，而复仇的战争只有两次，这跟“无麦苗”还有几根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可责难的，所以可以称为“无义战”。如果认为说“无义战”不行，那么“无麦苗”的说法也不行；如果认为“无麦苗”的说法可以，那么说“无义战”也就可以了。再说《春秋》对于偏战的看法，赞成它的“偏”，不赞成它的“战”，有根据说明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春秋》主张爱人，而战争是杀人的，作者怎么会说赞成杀他所爱的人呢？所以说，《春秋》对于偏战，就好象对于诸夏各国。相对于鲁国来说，就可以说是外，相对于夷狄，就可以说是内。跟偷袭相比，（偏战）就可以说是义的，跟不战相比，（偏战）就可以说是不义的。因此，结盟不如不结盟，但是有相对好的结盟；战争不如没有战争，但是有相对好一点的战争。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也有不义。语词不能完全表达出来，都在于内在精神实质。如果没有深入思考，那谁能知道（精神实质）。《诗经》上说，棠棣的花，为什么先开后合，哪里是不想你，实在是太远了。孔子说：“没去想它，哪里是由于远！”由此可见，体会到精神实质的，就可以不局限于表面文字。不局限于表面文字，然后才可以一起讨论道。
董仲舒讲《春秋》所记载的“无麦苗”，并不是一根麦苗也没有，即使一亩地还有几根，也是可以说无麦苗。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有过无数次战争，只有两次是复仇的正义战争，当然也可以说无义战。如果将文字都理解成绝对的，那就不能了解经书中的精神实质。只有不局限于文字，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讨论道的问题。同样道理，汉武帝通过举荐对策，选择了一大批儒生担任各种官职，另外也任用几个其他学派的特殊人才，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独尊儒术。我们曾将董仲舒定为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否比我们现在有些人还多一些呢？我们说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提出，国民党员的宋庆龄、不是共产党员的荣毅仁都当过这个国家的副主席，还可以举出许多官员不是共产党员，否定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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