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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美差和肥缺的集结地。今天的情况与本世纪初时毫无二致，这两所古老大学的毕业生们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优越地位”洋洋自得，他们管理着英国和英帝国－－并使它们陷入衰亡的境地。
尽管激烈反对牛津和剑桥精英人物统治的平等主义反文化自1960年代以后有了发展，来自这两座城市的学者仍在继续实施对议会、行政部门、外交部、司法界、教会、银行业和伦敦城、皇家专门委员会、半官方机构、高雅艺术、出版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宗主权。
这两所大学每年各自仅接收3000名大学本科生，但就象上帝亲自传授过虔诚信仰的圣地那样得到尊重。它们以知识的伟大殿堂自居，与它们相比，它们的对手只是矗立在潮湿的威尔士山坡上的新教徒的铁皮棚屋。
它们声称具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因而是大量工业捐赠的接受者，而它们的大多数竞争者只能在梦中见到这些捐赠。它们向我们提供我们的最受尊敬的作家、我们的第一流的哲学家和我们的评论家，它们既是各种光彩夺目的奖金的颁发者，又是这些奖金的获得者。由于它们对讽刺文学和喜剧的控制，它们甚至决定应该以什么和让谁来使我们发笑。
问题在于，是谁得益于这种光芒四射的大学乐园？是我们还是他们－－是街头的普通男女，还是大学贵宾席上的嘉宾及其娇生惯养的产品？
如果英国仍是世界的工场，因其工业和技术受到普遍的崇敬，或者，如果我们的社会仍是安宁的，得益于开明的政府和满足的民众，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情况或许应该如此－－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认为，这种基础狭隘的寡头统治是极其不公正的。
可是，事实是，在过去100年中，由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起着安眠药的作用，英国在梦游中成了欧洲的二等国家。
此外，谁能正直地声称，最近的英国历史证明了英国统治集团进行英明领导的能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致力于维持其在英国政府中的关键角色，尽可能地排斥其他人，与此同时，能使不公正的事情为了整体的利益而获得成功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契约已被打破，社会正在分崩离析。
认为这两所古老的大学在它们尽力而为的事情上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许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拥有最庞大的财富、最充足全面的资助、最值得称道的完善设施以及最有才华的教师和学生的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两所大学进行的研究涉及世界上一系列最受重视的领域。独特的大学导师制－－在其他地方是无力提供的－－能对学生进行一定程度的亲自指导，从而往往能使年轻人的头脑得出最优秀的见解。
但是，这方面也存在摩擦。1990年代，每年有25万以上的英国人开始大学学习。这些人中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不足7000人。然而，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今后将终身占据权力的顶峰。红砖大学的毕业生们在权力机器中不受重视；拨动开关的是他们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对手。
只要这两所古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好得不成比例，所得到的高级职位比按照他们的人数应该得到的多比如说两、三倍，就很难对确实存在精英温室进行驳斥。在公共生活关键领域的5%或者甚至10%的渗透率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只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2%，应该在最高级的职位上工作。
可是，事实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的渗透率要高得多。以成为文职官员为例。在1993－1994竞争年度，13898名毕业生申请仅仅362个职位。牛津大学提供714名申请者，剑桥大学提供599名申请者，而这两所大学获得的职位分别是76个和70个。因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申请的回报率达9.4%，获得了40%的职位。在外交部，去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22名毕业生中不少于16名被接纳，走上飞黄腾达的快车道——渗透率高达73%。
我们是否真的认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异乎寻常地优于那些在其他地方干得很出色的人？利物浦大学物理学的第一名是否必定比牛津大学的第一名差这么多？
这些问题提得都很好，但不幸的是并不中肯。重要的不是你懂得什么，而是你认识什么人，如果你进入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你就能结识恰当的人。请考虑一下从事评论和喜剧演出的剑桥大学戏剧俱乐部1993-1994年副主席梅泽尔(D·Mazer)的这番话：“人们离开这儿便直接进入娱乐业。这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已经认识广播节目制作人和联号剧场的人。舞台老手能够通过关系克服能力上的任何差距。一些不应该成功的人也成功了。但我们全都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老实说，如果我不是其中的一员，我会憎恨我们这些人。”
其他国家也有其精英集团。美国有常青藤联合会。日本有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然而，没有哪个精英集团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或者如此强有力。
常青藤联合会的成员不是来自两所大学，而是来自8所独立的大学，除了来自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律师或许是例外，现在并不比诸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芝加哥或密苏里等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享有更多的特权。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都是规模十分庞大的。此外，它们并不垄断各种权力手段。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独特之处是它们极其专注于权力和影响——以及它们的占优势的文化实际上是非职业的事实。它们的毕业生，包括许多获得工程和自然科学学位的毕业生，更喜爱寻找行政管理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而不是直接效力于国有企事业。他们指挥事情；他们实际上不做事情。他们的目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并把个人幸福看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最高报偿。他们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熔炉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大学教育，还有必须住校攻读的领导课程。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们用同样的语调说话，往往用同样的重音。他们或许随时会彼此意见不合。他们往往彼此憎恶。但是，由于他们的经历，由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赋予他们的他们乃是社会的天生领袖、没有他们无政府主义将在一个料想不到的世界上横行的信念，他们仍是团结的。
对现任英国财政大臣克拉克(K·Cierke)来说，他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学习法律的3年完全是“我一生中最有助于成长的时期”。“我有许多朋友，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成了保守党政治家。大多数早晨我招待人们饮咖啡。大多数夜晚我以打桥牌度过。我的同代人之一是科林·伦弗鲁，现在是伦弗鲁勋爵。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但宁愿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并非我的所有朋友都堕落了，成了政治家——其中之一是戴维·弗罗斯特。”
正如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高级研究员、很快将成为哈福德学院院长的麦金太尔(A·Mecintyre)博士所承认的，这种关系网的建立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全力关注的事情。“毕业生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岁月的一年年流逝，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带给我们许许多多国际联系，而这些联系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网类型。埃克塞特学院现代史高级导师哈特(M·Hart)承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文化历来不是一种企业文化或者经营管理文化，而是一种行政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善于夸夸其谈。”不过，他断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种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文化正在银行业和经纪业中起作用。财富以及与金融服务业有关的关系网的世界性成功对当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形象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这是更多的雄心勃勃者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不是进入其他大学的原因之一。”
雄心勃勃者引来雄心勃勃者。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处于权力或财富顶峰的人们对他们的潜在后继者满怀同情，甚至充满深情，从这些后继者身上看到了与20或30年前的他们同样的充满自信的妄自尊大，同样的自以为是。他们深信，一旦他们对事务的管理权最终失去，他们可以平安地将未来托付给他们的这些天生的继承人。
近年来的一个变化是勉强承认，现代社会过于多姿多彩，过于错综复杂，过于规模庞大，以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能时时处处都控制它。但是，尽管权力和影响的渗透不再是全面的，但仍是广泛的。英国内阁四分之三的成员和保守党议员的46%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在影子内阁中也有3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生。白厅的常任秘书及其副手几乎全都来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皇家专门委员会、政府咨询部门以及较高级的半官方机构众所周知都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据点。
我们的8位最高级的大使的大学出身分布如下：剑桥大学5名，牛津大学3名，其它大学为零。11名上议院高级法官和30名上诉法院法官所受的大学教育几乎出自同一个人。
在大众传播媒介，除了两人，所有全国性报纸的主编都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多数主要的评论家和主管同样如此。而文学长期以来就是受宠的保护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诗歌、传记等等基本上都是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创作、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评论的。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作家创作的剧本由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导演搬上舞台。各方得到的资助来自充斥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禄虫的半官方机构。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无疑必须有所改变！
或者，是否真的必须有所改变？伦敦玛丽王后和韦斯特菲尔德学院院长泽利克(G·Zellick)教授是一名第一流的法学家，曾获得剑桥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承认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并为之辩护。他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十分出人意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最有才能和最有抱负的人渴求的地方。它们培养了许许多多有教养的人，你甚至可以说，它们应该比目前做得更好。这并不是说，没有极其优秀的人才出自其他大学。其他大学也出极其优秀的人才。但是，某些职业，例如法律，吸引的是更传统类型的人，而这正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成功的领域。这有点象妇女从事工程学。你不能破除壁垒。”
一个重要的壁垒已被破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已摆脱其传统的英国式防护膜，轻松地适应新的国际秩序。这两所大学的学校简介都想方设法强调其“世界级“的性质，牛津大学的学校简介引用纽约大学校长的话说，“不仅牛津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牛津。”
十几所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是由牛津大学毕业生领导的，而一些重要的美国基金会，诸如梅隆、凯洛格、洛克菲勒和福特，都充分觉得，多亏了牛津大学才能作出慷慨的捐赠。
在欧洲，德国的长期联系今天以牛津大学德国校友会为标志。法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由级别不低于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奥尔托利(F·X·Ortoli)的一些人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创立——欧洲委员会的绝大多数英国主要官员都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其他一些欧洲委员会也已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建立。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利布曼(L·Liebman)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星期我不想到自己在剑桥大学的经历，这已是30年前的事了。”前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罗杰斯(B·Rogers)认为，他在剑桥大学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杰出的智力经历之一”。革新录音质量的道尔贝实验室有限公司董事长道尔贝(R·Dolby)说，剑桥大学为他提供了“面向世界的宽阔而奇妙的窗口”。
如果你从里往外看，这个窗口是完美的。从街上看，景色就不那么吸引人。正在寻找明天的领导人的雇主们多年来由于依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基因库而免除了令人厌烦的选择事务。今天，这两所值得自豪的大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切东西仍如此受到重视，以致现代的“例行路线”往往仍完全排斥“次要”大学，全神贯注于其传统的宠儿。
这既是可鄙的，也是无效的和懒惰的。98%的大学的毕业生应该得到信任，不能仅仅成为技师和中级管理人员，而是成为社会潜在的领导人，象任何人一样出色。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英国遗产的宝贵组成部分，这种遗产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或者甚至在几个世纪内消失。它们也不应该消失。但它们不能再包揽或者限定我们国家的智力成就。
（摘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994年9月25日 力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