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183;克鲁格曼：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分析———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罗论文,克鲁论文,种马论文,自由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保罗·克鲁格曼是为数不多的、坚定的反新自由主义或反新保守主义者。在当前全球金融大海啸的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评介克鲁格曼的理论，对于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发达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挑战“华盛顿共识”
克鲁格曼把“华盛顿共识”理解为自由市场+坚挺货币=繁荣，并认为“华盛顿共识”自提出后，就遭到“深刻的挑战”。在他看来，直到1990年的美国衰退之前，似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看起来都很好”。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罗纳德·里根和马格丽特·撒切尔在各自的国家里都相当成功。在这两个国家，持续的复苏已经代替了80年代早期的衰退。”至于坚挺货币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货币体系获得的显著成功。建于1979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大约从1982年开始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汇率稳定机制。到1987年，除英国外，整个欧洲一片繁荣景象，各国都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样实行固定汇率。如果说在发达国家自由市场政策的效果看起来已经相当不错，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效果看上去更好。“到1990年为止，东亚的成功终于给有教养的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计划的、甚至是混乱的、以出口市场为目标的工业化，通常不是由地方政府监督，而是由仅仅几年以前还被视为恶棍而被拒之门外的外国跨国公司监管，这种工业化明显地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①
但是，“1990-1992年美国的衰退和失业，使投票人开始关注眼前的问题，他们注意到过去12年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真正的提高。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了自由市场政策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成功与其说是个事实，不如说是个华而不实的口号而已”②。因此，美国很大一部分民众完全否定了过去12年在美国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思想观念。于是他们最终抛弃了保守党，而选择了比尔·克林顿这个“不相信自由市场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自由党人”。克林顿执政后，“美国政府是由那些基本上不接受‘华盛顿观点’这种传统认识的人领导的”。而里根在几年前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被拥戴为保守党的英雄。而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包括许多曾经投票赞成他的人，“只要回忆起里根时代，就觉得十分尴尬，希望能尽早忘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表明，在美国，现实“粉碎了人们对不久前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传统认识的幻想”，“结果，自由市场的思想观念看起来虽然如此稳固，其实只是棵虽死犹立的树：一旦被大风刮倒，就会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③。
虽然欧洲的事态与美国不一样，但欧洲人把1982-1990年间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看成是坚挺货币的一个重要证明时，“却没有认识到它不过是在特殊环境下获得的暂时成功”。克鲁格曼认为，“欧洲体系的问题在于，它强迫所有的国家都使用同样的货币政策，而且把这个政策的控制权交到了德国人手中”。在20世纪80年代，这还不是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即控制通货膨胀。“当德国重新统一时，支撑、重建东部代价高昂，这意味着要实行巨大的财政扩张。为了防止财政扩张带来通货膨胀，德国采取了非常紧的货币政策。问题是，其他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发生财政扩张，也被迫采取同样紧缩的货币政策，因而造成了一次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严重衰退，并最终影响到了德国。”④
不难看出，“在美国和欧洲，‘华盛顿观点’最近都遭到了重创”。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质疑。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南美洲国家都“不得不采用这样的策略：自由市场和坚挺货币，包括自由贸易，所有的重要人物都知道这样做是有用的，会使经济快速增长”。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导致私人资本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购买债券的方式再次大规模流入某些发展中国家。而通过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获得的快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们得到的回报不是源于他们的改革使经济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而是因国际投资者深信这些改革赖以进行的传统认识，即华盛顿共识。但是，如果“自由市场和坚挺货币带来的真正好处来得比金融市场认为该来的时间晚，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所以，存在着事态恶化的危险。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不愿承认传统认识至少有某些部分是错误的，事情会变得更糟”⑤。
克鲁格曼以墨西哥为例，认为墨西哥自1982年就一直被国际金融市场拒之门外，但在债务削减之后，外国资本重新开始流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长期萧条的经济也重新开始增长。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确实已被证明，它是比我们已知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有效地带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墨西哥正是抓住了这种增长的机会，从而自1990年以来出现了墨西哥奇迹。不过，“传统认识可能把太多的奇迹归因于自由市场的力量”。⑥
克鲁格曼强调：“我要说明的是，墨西哥之所以成为大家的目标，不是因为国际投资者理性地赞赏它的能力，而是因为一阵突发的、非理性的金融狂热”，“真正的问题是外国资本会不会继续以同样的速度涌入墨西哥，而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不可能，那么墨西哥就必须“抛弃‘华盛顿观点’中的某些部分”。当然，“传统认识是墨西哥应该固守陈规：自由市场和坚挺货币。这就是美国的领导人现在正在说的话，而且他们会一直这么说下去。”⑦克鲁格曼说，如果墨西哥真是这样做，则不久以后，同样的事情(投机者迫使英国和瑞典货币贬值)还没有在墨西哥发生，“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克鲁格曼的上述观点是其于1993年3月在墨西哥城所作的讲演中提出的。两年后，即1995年初爆发的金融危机终结了1990-1994年的墨西哥奇迹。
值得指出的是，克鲁格曼挑战“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的作用，而是要否定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他曾经指出：“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⑧但另一方面，市场也会“产生配置失误”，“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数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但是，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⑨
纵观克鲁格曼的学术研究，则不难看出，克鲁格曼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和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都是基于其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鲁格曼，以表彰其在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方面所作出的突出研究贡献。就克鲁格曼在贸易格局分析方面的突出研究而言，完全是其突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产物。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贸易新思想，澄清了以下问题：建立在理想化理论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况。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更复杂了；毫无疑问，这种复杂性原则上为积极的贸易或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提供了可能性。”具体来说，在克鲁格曼看来，“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是建立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的，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另外，“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克鲁格曼认为，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也不能基于市场有效的假说为自由贸易辩护了。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另一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立。15年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⑩但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两种贸易政策：一种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租’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即超额利润；贸易的这一新思路意味着，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另一种贸易政策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如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克鲁格曼认为，外部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在对贸易的重新评估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涉及产生知识，技术革新很可能产生有益的外溢。因此，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而外国政府对这类活动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使我们丧失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我们应予以反击。这与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传统观点是背道而驰的”(11)。克鲁格曼认为，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即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做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
在“生产的空间区位”研究方面，克鲁格曼认为，自李嘉图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学在解释贸易时，几乎只强调比较优势。而“过去的10年事实上是完全重新思考的10年”(12)。克鲁格曼突破主流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利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区位。他强调，“我们现在可以承认空间确实很重要，应该将地理带回经济分析”，因为“生产的区位是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应该接受经济地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国际贸易这个领域一视同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包含国际贸易”(13)。
在克鲁格曼看来，经济地理学，即研究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区位，不仅能够揭示一国国内“中心—外围”结构是如何内生地出现的，而且也能揭示国家间的“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在研究后者时，克鲁格曼特别强调国界和主权国家政府的行为在决定生产的区位时发挥了一种特殊的作用，从而认为“地理的视角为我们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克鲁格曼以加拿大为例，认为如果在19世纪70年代预测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趋势，则可能会预测将出现一个农业加拿大，因为在这一时期，加拿大几乎没有制造业，看来也不会有制造业兴起的可能。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加拿大政府实行了一种巧妙的政策，将加拿大与美国经济隔离开来，即加拿大政府在1878年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通过关税壁垒迫使本国的农业部门向本国的生产商，而不向美国的供应商购买产品；二是修建全国性的铁路，从而在事实上补贴本国东西向的交通，使其与天然的南北向交通形成发达的交通网。加拿大的进口替代政策通过保护和扩大国内市场，促使加拿大的市场最终变得足够大，“使得即使没有保护，将制造业定位在那里，为市场提供服务也是很有效的。到了此时，加拿大的经济就可以扔掉拐杖，接受自由贸易，而勿需担心被外围化。这不是一个幼稚产业论，而是一个要求保护的幼稚国家论”；实际上，“加拿大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国，可以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而勿需担心它会被美国外围化”，由此，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加拿大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创造这种力量的关键因素”(14)。
在汇率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15)因为，世界经济如果像许多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紧密的一体化的系统，就不会出现汇率不稳定。反过来，汇率的不稳定又进一步降低了一体化的程度。在这里，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各国经济方面的联系不完全或程度有限。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所有的产品、服务、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地跨国流动的世界里；二是世界经济已实现的一体化并不总是像我们设想或希望的那样运转良好，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特征是不完全信息，有时它是无效的。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克鲁格曼说：“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效地转移资源，我已经对此提出了一些疑问，这很重要”。就汇率方面而言，“如果让市场任其自然，它们会合理地运转吗？它们会产生投机性泡沫、非偶然的目光短浅现象吗？……在有关什么是适当的汇率体制的争论中，外汇市场是否值得信赖经常是焦点所在。”他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拉格纳·纳克斯在国际货币经验的经典研究中发现外汇市场有投机性挤兑、非理性行为和对世界稳定的破坏性影响，这个观点有助于就严格的管理体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达成共识。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对浮动汇率的经典捍卫中认为，汇率市场本质上从来不会受到不稳定性投机的冲击，因为这对投机者无利可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赖投机者的自利来保持市场的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大部分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人们在研究金融市场时都受到有效市场假说的左右，以至于没有人记得它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事实。“而有关证据却几乎决定性地否定了外汇市场有效的假说。这个事实在国际经济学界没有多少人承认，在国际经济学界以外也没有多少人理解。”在他看来，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1985年初美元的水平很不合理。尽管由于美国与其他工业国家的利率差异，美元的汇率应该高于其长期可持续的水平，但实际的汇率实在太高了，无法加以解释。“当时我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美元的力量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错误。现在，重要的不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分析，而是该论点非常简单，以及外汇市场会犯多么严重的错误这个事实的含义。”具体来说，当美元达到最高值的时候，美元远远偏离其经常项目平衡时的水平，这个偏差只有真实利率的微小差异的支持，因此，即使最粗略的估计也暗示着债务的增长失控，将使美国变成一个像巴西那样的债务大国。“不难发现，市场犯了一个错误，从事后来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令人胆战心惊。外汇市场预期错误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投资资源大量、很大程度上不知不觉地错误配置”(16)。
克鲁格曼说：“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的浮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据我对浮动汇率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我现在支持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我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看到了下面两点。首先，汇率与贸易的隔离……似乎是汇率波动的一个结果，它是反对允许这种波动频繁发生的一个理由。”其次，“金融市场不值得信赖。它们可以使汇率远离合理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实际的伤害”，因此，“我认为汇率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价格，不能完全将它们交给外汇市场”。不过，克鲁格曼也十分清楚回到官方平价所具有的一些弊病。他说：“一旦确定汇率成为政府的事，政府就有很强的动机长久地维持汇率不变，使保卫过高的汇率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同时，因为政府通常试图维持已不能维持的东西，中央银行就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单向的选择，这招致了投机性攻击。”(17)
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美元达到最高值的时候，汇率远远偏离它长期可持续水平，其偏差只有微小的利率差异的支持，这个事实不是一个秘密，也不是一个不能得到的信息。……尽管这样，投机者仍然愿意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相反，它似乎反映了外汇市场竟然无视经济的基本面。”“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宣称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确切的原因尚不清楚。”(18)其实，在当今世界谁都知道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即美元缺乏相应的实体经济为基础。而之所以没有更多的人说破这点，实属出于无奈。本文的第四部分将会对此详加分析。
二、大衰退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克鲁格曼的《预期消退的年代——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一书出版于1990年。1994年和1997年又分别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可以说，这本书集中地体现了克鲁格曼在1990年—1997年间对美国经济及其发展趋势，以及美国90年代经济政策所持的基本看法。
在这一时期，克鲁格曼非常强调生产率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直到1997年夏天以前，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体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一批是‘四小虎’：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它们的经济攀升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再之后迎来第二批‘小龙’：贫穷而又人口众多的东南亚经济体。最后是中国这条巨龙开始了其惊人的起飞。”他认为亚洲的增长是真实的，“这种增长不是靠奢谈社会主义式的孤立达到的，而是靠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体制的一部分达到的”。具体来说，“从亚洲起飞之初到90年代初期，当地的增长主要是由本国的储蓄直接融资的，只有很小部分的钱是借贷的，从国外来的大部分资本以外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即由外国公司设厂，且通常为出口市场服务”。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对普通大众的好处显然不是“来自好心的西方人的施舍”，“也不是来自当地政府良心发现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这些政府还是像过去一样僵化与腐败。它们是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本地企业家的行为间接而无意识的结果，而后者追求的仅仅是廉价劳工带来的利润机会”(19)。无论这些人动机如何，其结果导致了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新兴出口部门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正面效应。
亚洲人和西方人都赞美“亚洲体制”的优点，认为在这个体制中，市场受到政府部门的战略导向，从而可以比自由市场经济达到更好的结果。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也对亚洲的增长大加赞赏。克鲁格曼则在1994年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回应了这些乐观的看法。他以苏联为参照指标，说明亚洲经济的困境。他认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像高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驱动惊人的增长的力量，与其说是效率的提高，不如说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例如，“新加坡所有的增长都可以用单位投入的增加来加以解释，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增长源自效率的提高。基于这点，可以说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增长是一对‘孪生经济’——它们完全靠动员资源来实现增长”。因此，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却不是一种神话，它实际上源于资源投入驱动而非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由此，他断定这“一群纸老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近年来的速度。根据最近的趋势推断亚洲会在2010年获得霸权，几乎如同根据60年代的情况预测苏联会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获得工业霸权一样荒唐”(20)。在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在其199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仍坚持从生产率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经济增长，从而认为亚洲所取得的卓越的经济增长率，都没有与之相当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这表明，“在动员资源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的同时，‘亚洲体制’在使用资源方面效率似乎并不高”(21)。另外，克鲁格曼认为，在高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商界与政府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紧密关系，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界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这种不受禁令的约束就得到了一个新名字：‘裙带资本主义’。它受到了谴责，准确地说，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22)
克鲁格曼认为：“1997年夏天是世界新秩序的转折点。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上的成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在随后18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金融灾难，令世界繁荣蒙上了阴影。同时，也再次提出了一个利用‘看不见的手’的制度，能否将私人利益整合为公共利益的老问题。”(23)
如果说，在1997年的夏天之前，克鲁格曼还只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预期消退的年代”，那么，到了1999年，面对如此众多的经济体陷入危机，他则认为世界处于“大衰退”(24)之中，即处在一个受到需求不足持续威胁的世界里。克鲁格曼说，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从而使世界经济处在比我们的想象危险得多的地步。现在的事件未必是30年代事件的重演，但它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30年代一样，处在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崩溃后，只是不停地重复坚持自由市场政策。殊不知，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主义是行不通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当今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实际上，那些过时的需求管理型宏观经济学，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早有论述。因此，“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25)。这意味着解释和解决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不能靠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只能靠凯恩斯萧条经济学。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受正统的自由放任学说支配的政府，只能等待市场去恢复经济的运行。凯恩斯在当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这架精美的机器失控了，我们却无能为力。”(26)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引擎不可能再按照过去的经验重新自行发动，而需要政府来启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条革命性的论断。但是，从更深的层次看，凯恩斯又是相当保守的”，“当时，世界上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从大萧条中走出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注定要灭亡，一些细微调整就可以让该制度重新运作，而这些干预是不涉及私有产权和个人决策的。”(27)
克鲁格曼认为：“也许今天的自由市场倡导者不愿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存活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凯恩斯开出的药方。”(28)因为，能够恢复人们对自由市场信心的，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即在衰退时降低利率或增加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在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下实现经济的稳定。克鲁格曼将政府的这种干预称之为“凯恩斯契约”。并认为在二战后不时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这条契约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有效的。而赫尔伯特·胡佛对付经济衰退的方法，即提高税收、减少开支和提高利率已被发达国家所抛弃。克鲁格曼特别提醒身处20世纪末的人们，“20年前，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深受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之苦时，当不分青红皂白的外汇管制成为经济扭曲和腐败的主要原因时，追求价格的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性，当然可以将世界引向正确的方向。但我们已不生活在那个世界了，当今时代的呐喊是另外一些陈规旧习的危险。在接近或陷入‘流动陷阱’时，拒绝重新评价零通货膨胀的正确性；当投资者对经济崩溃的恐惧演变成自我强化的过程时，拒绝考虑外汇管制，确实犯了将经济政策的教条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大忌。”而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经济分析都不是一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可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工具。用旧的思想方法来玩新的游戏，正是经济分析发挥作用的关键”。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却在削足适履而忙于拼凑新的方法去适应旧的游戏。由此，克鲁格曼认为，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而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就无法达致我们需要的理解和把握”。他强调“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因此，现在应该重新认识自由市场主义，特别是全球化的兴起对人类的作用。自由市场的推崇者对凯恩斯主义政策都一概否定，他们认为政府通过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像30年代一样，在一个接一个经济体崩溃后，他们只是不停地重复坚持自由市场政策。然而，在一个受到需求不足持续威胁的世界里，自由市场体制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尽管我们已经享受到了自由市场的所有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和扩大自由市场的好处”？这些都意味着“自由市场政策的理论基础开始出问题了”。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经济体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比5年、10年前低的原因，不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也不是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们开放了金融市场，它们有了更自由的市场经济”(29)。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奇迹，看到更多的国家摆脱贫困，我们最好找到应付新生难缠的萧条经济的答案。就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看，虽然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发达国家占尽了便宜，不仅因为它们富裕，还因为它们一般都有比较稳定而且高效率的环境，“它们处在双重标准中有利的一端”(30)。然而，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发达国家也会遭殃。1998年秋天的可怕事件显示出发达国家也有出现一边倒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克鲁格曼对此提出了新的应对措施。
他认为，正处于“流动性陷阱”之中的日本，利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是无法摆脱困境的，因为即使是零利率也不够低。而且，随着巨额财政赤字的出现，日本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已发挥到极限，“因此日本现在必须革命性地扩张货币供应，目标就是要让投资者和存款者相信，如今的通货紧缩现象会转变成为持续的、程度适中的通货膨胀现象”。在他看来，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是拯救日本的唯一出路。另外，美国和欧洲现在尚未处于“流动性陷阱”里，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乘情况还好的时候，不要让通货膨胀降到太低的水平。为此，“要将通货膨胀的目标设定在至少2％，以便在需要时利率降低到零时，真实利率可以达到负2％的水平”。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流动性陷阱”将会找到又一个祭品。从更长期的观点看，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最近出现的对市场恐惧的反应脆弱。“对冲基金造成的恐惧揭示了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人们创造了许多发挥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但它们又没有受到传统银行的安全保护网络的监控，这意味着传统的金融恐惧”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关键在于弄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衰退中，高处不胜寒的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显然，“那些不受管制的对冲基金；那些得到错误信息进入高度流动的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过度宽松的消费信贷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零储蓄率等等，都预示着大祸临头”。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可以在“下次危机来临之前设立一些新的‘防火墙’”。最后，如果危机真的发生了，克鲁格曼认为应对的办法很简单：毫不犹豫地大幅度降低利率。他说：“尽管格林斯潘认为美国股市已经超值了，我希望而且相信，他不会犯日本在引爆泡沫经济过程中的错误，即在这个过程中欢迎和等待市场的调整，而没有及时降低利率，到发现出问题已经为时太晚。”(31)
总的来说，克鲁格曼对发达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持轻松而放心的态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发达国家在解决问题时不需要付出特别痛苦的代价。“没有迹象显示，在美国和欧洲实施2％的通货膨胀率，日本甚至以4％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会对实质经济带来明显损害；而且，发达国家为抑制萧条经济所做的事情，并不违背它们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承诺和追求。”(32)
就发展中国家来看，克鲁格曼认为，当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陷入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在后面实际控制IMF政策的美国财政部)的援救计划(利率和汇率是援救计划的两个核心部分)无异于火上浇油。IMF以巨大代价捍卫汇率的政策既没有明确令人们相信捍卫汇率一定可以成功，也没有对那些投机它会失败的人给予限制。“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失败的政策”。另外，它要求相关国家的政府提高利率，而且一开始就增加到很高的水平，以便让投资者将资金留在当地。那些以哈佛大学杰佛里·萨克斯为首痛批IMF的人，指出正是此举犯下滔天大错。萨克斯相信，只要简单地让货币贬值，到一定程度后投资者就会进来拣便宜货，亚洲完全可以避免如此惨重的经济危机。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辩解道，让亚洲的汇率自由下滑，只会导致“超级贬值”，结果是大规模的金融倒闭和咆哮的通货膨胀。克鲁格曼认为：“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已是事实，倒闭的原因正好是高利率和经济衰退。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尽力防止一轮恶性循环时，又造成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在克鲁格曼看来，更离谱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并以此作为向危机地区提供援助贷款的条件。实际上没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和结构性改革在亚洲是一个重要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过分要求，令人们怀疑美国从中渔利，利用金融危机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亚洲。”(33)
克鲁格曼说：“我不喜欢政府必须干预市场的观点，此举只会限制市场，而不会拯救市场。但是，任何注意到过去几年这一系列危机的人，都难以坚持无为而治的心态，都难以坚持金融市场总是回报那些逆来顺受者而惩罚不坐以待毙者的观点。”因此，他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如果可行，“就实施货币局制度吧。如果实际情况允许，就让货币浮动吧。否则，就迅速实施外汇管制。不管做什么，千万不要犹豫。”克鲁格曼具体分析了实施这些措施的条件，他说：“货币局制度的成功，需要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如果货币局制度失败了，后果将是一个真正的灾难，政府的信用将一无所有。”而贬值的选择有一线机会，即在不提高利率的前提下，让市场推低汇率。如果一国的公司有大量的外债，从而贬值的方法不可取，那么，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它可以在市场平静下来之前为资本外逃设置一道屏障。“一旦危机的威胁来临，实施紧急的资本管制不光是该国的利益，也是投资者的利益。正如政府在地震后混乱的城市中实施短暂的戒严，可以保证居民的安全一样。甚至可以说，在必要时实施外汇管制，不但不会减少长期性投资的进入，一旦它们习惯了临时管制的正面稳定作用，还会增加它们的信心。”(34)
面对2007年夏季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克鲁格曼不再具有20世纪90年代那种对发达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持轻松而放心的态度。对于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有时认为虽然不一定是另一次大萧条，却一定会是近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大衰退，有时他又称为是一场慢动作大衰退，有时他又说“我们已经处在我所谓的萧条经济之中。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状况很像30年代”。(35)显然，随着金融危机日趋严重，克鲁格曼对这场危机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并且对(原)布什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财政部的7000亿救市方案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是用现金换废纸；而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从而已经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力。他认为奥巴马应该像罗斯福那样充分地认识到经济危机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关，并建言奥巴马政府颁布一个比“新政”还要大胆和全面的复苏方案，从而不但能扭转当前的经济危机，还能使美国的未来走上一条更高品质的大道。在克鲁格曼看来，“新新政”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能的，而且也正是经济所需要的。
三、需求不足与贫富“大分化”
在1999年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克鲁格曼将20世纪90年代的“大衰退”归结为需求不足，但并未进一步分析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他提到美国的“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化程度增加到大盖茨比时代以来最高的水平”(36)，但并未将贫富的两极分化与需求不足直接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在2007年出版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克鲁格曼则详尽分析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贫富“大分化”问题。虽然他也未将这方面的分析与需求不足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是，无疑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美国需求不足的原因，即贫富“大分化”。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该书视为是对《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补充。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下，贫富“大分化”是需求不足的根源。
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克鲁格曼认为要了解当今美国的贫富“‘大分化’，我们就需要了解，保守主义运动何以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如此强大的因素。”具体来说，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现代史上有两大弧。
一个是经济之弧，即从严重的不平等(“新政”前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到相对的平等(二战后至1973年间的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大压缩”)，之后又回到不平等(1980年至今的贫富大分化)。克鲁格曼把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前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长镀金年代”。认为这一年代的显著特征是传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处于统治地位。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的经济影响；反对放任资本主义被视为危险的激进主义分子。总之，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的一统天下。传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美国在这一时期的两极分化，即少数人极为富有，并控制了政府，而大众生活贫困并处于无权地位的反映，又是强化这种两极分化的主要因素。1929-1933年的经济浩劫使传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声名扫地，并促成了罗斯福的“新政”。“新政”导致贫富差距急剧缩小，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这一经济现象称为“大压缩”，“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37)在20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是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远高于20年代。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50年代中期升到91％。另外，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也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加之对公司利润征收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结果使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体力劳工则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新政”提供了社会保障与失业补贴，强化了工人谈判权，以及缩小了行业间和行业内的工资差距。“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38)
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家受所谓“看不见的手”如何重要的学说熏陶已久，对政府塑造经济的能力倾向于怀疑。因此，在收入分配发生巨大变化时，经济学家会先从市场方面找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即“库兹涅茨曲线”。(39)据认为，在发展的初期，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但最终资本会变得更为充裕，来自农村的劳工流会逐渐减少，导致工资开始上升，利润趋向平稳或下降，从而普遍的繁荣将会出现，经济大体上也将中产化。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相信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即美国“长镀金年代”是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而后来的中产阶级社会则是经济发展进程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愉快结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平等再度加剧。于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也是市场力量的无情后果。“人们再次关注起贫富不均的情况，并进而回顾前一代人经历的平等化进程。结果令人吃惊：人们越仔细地审视这段平等化过程，就越会发现，它不像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产生的渐进反应，而更像是一起突变，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场政治趋势的变化带来的。”(40)他认为，要了解这起变化的突然性以及政治因素在其中可能发生的重要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察富人的收入。
克鲁格曼认为，战后大繁荣曾惠及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但这场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结束了。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退潮，但那种大众共享经济成果的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是，“过去3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且集中程度非常高”。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只比20世纪30年代的CEO的收入略高一点，而且仅仅是当时美国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但在21世纪初，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这表明，近30年来“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境遇之间的脱节，在美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克鲁格曼将这一时期的贫富两极分化称之为“大分化”。总之，经济之弧不过表述了“大萧条—大压缩—大分化”的历史轨迹。
另一个是政治之弧，即从极端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即经济平等的时期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时期大致吻合，而经济不平等的时期又与政治两极分化时期总是如影随形。至于如何看待这两大弧之间的因果关系，克鲁格曼说：在开始创作这本书时，我多少相信经济决定政治，即贫富不均是根源。但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其依据在于：第一，从“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第三，“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第四，如果贫富不均加剧的主要原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则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该是类似的。实际上，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从而导致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国家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也远为不及。一言以蔽之，在克鲁格曼看来，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而这场政治变化又源于新保守主义运动。(41)
克鲁格曼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实际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也确实得到了一场资本主义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经济危机，即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滞胀的噩梦，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这次危机为新保守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使其得以宣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足为信。而这一新崛起的运动很快就取得战果，大大逆转了‘新政’的成就。”其体现在二战后“曾取得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换言之，70年代以来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得到建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42)
不过，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里，里根是第一个当上总统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分子。里根痛骂大政府的邪恶，大谈小政府的好处，而对社会底层的处境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曾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说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43)。这不禁令人想起了视工人饥饿而死为睡眠的马尔萨斯。但是，里根对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他上任初期即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以及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这两项措施均带给高收入家庭超乎寻常的好处。同时，里根又试图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设法通过了一些新法规，削减救济食品券福利、“残障儿童家庭补助”与失业保险。小布什于2001年和2003年两度减税。第一次减税大大降低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并逐步取消了仅由富人承担的房地产遗产税。第二次则削减了股息税和资本增值税，也主要让收入最高者获益。2005年小布什试图将社会保障部分私有化，并削减已承诺的未来福利。虽然小布什的计划遭到了同里根缩减社会保障的计划一样的失败的命运，但却反映出其“劫贫济富”的指导思想。
总之，在克鲁格曼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运动接管了共和党后，民主党与共和党出现根本的区别：倾向于平民的民主党已成为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强大的工会运动等制度的真正捍卫者，这些“新政”制度创造并维持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倾向于富人的共和党则试图将其连根铲除，因此反对向富人征税，反对给予穷人与中产阶级福利。两党之间的政治争斗，实际上是自由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较量，或者说是自由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政治较量。而在彼此力量消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弧：“政治之弧”和“经济之弧”。
四、思考与分析
无论从纵向把握克鲁格曼理论的演变过程，还是从横向了解克鲁格曼在涉猎不同经济领域所提出的各种理论，都不难看出克鲁格曼理论的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特色。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接近于老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微观化了，而克鲁格曼和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坚持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但与老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接近凯恩斯，因为老凯恩斯主义者忽略了凯恩斯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确切地说，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克鲁格曼基于现实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既有别于老凯恩斯主义，又有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全新的理论体系。
与近几十年所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全球正陷入百年未遇的金融大海啸之际，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非主流经济理论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44)我们不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否意识到这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点即使对被认为成功地预见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本人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克鲁格曼在其《美国怎么了？》一书中明确指出：今天的美国问题重重，但我们并不身处一场大萧条或一场世界大战之中。故此，像70年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并不会在美国发生。就西方经济学而言，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的泛滥，显然应属于“今天的美国问题重重”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克鲁格曼也是这样认为的)。自2007年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像70年以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即从基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转向了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由此，势必像70年前那样，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会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借用克鲁格曼的话说，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其实只是棵虽死犹立的树，一旦被金融海啸击倒，就会发现里面早已空空如也。严格地说，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预见到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只不过他未曾想到会发生“金融大海啸”，从而也就不可能预见到这种回归来得如此的“剧烈、突然”。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即将出现“拐点”，而克鲁格曼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经济学将“拐”向何方。这点正是我们研究克鲁格曼理论的意义所在。
克鲁格曼从贫富差距的视角解读美国的政党与社会思潮的轮替，值得我们关注。他利用三组关键词浓缩了跨三个世纪的美国政党轮替和社会思潮的转变，这就是：从大萧条到大压缩；从滞胀到大分化；从大衰退到大缓和。值得肯定的是，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为数不多的、坚定的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平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的“劫富济贫”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劫贫济富”的主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遭到富豪阶层的仇恨(他也“欢迎他们的仇恨”)，克鲁格曼的理论在西方社会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相反，空洞无物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如果不是得到富豪的赞赏，是根本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
另外，值得肯定的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的创新都源自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否定。就像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源自对自由放任学说的否定一样，克鲁格曼在贸易、汇率、地理以及金融危机等方面所作出的突出研究贡献，都与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相关。正是认识到建立在理想化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已不再适合现实的世界贸易，克鲁格曼才能够提出新的贸易理论，即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分析当今世界贸易的复杂性，特别是分析“即使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资源或技术上的差异，规模经济仍促使各国追求生产的专业化和贸易”(45)。并且，基于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即通过政府经济政策使国家获得最大份额的“租”和“外部经济”。正是突破主流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克鲁格曼才能利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创建新的经济地理学或新的生产的空间区位理论。正是突破弗里德曼关于汇率市场会自发趋于稳定的观点，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从而提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体制。正是挑战“华盛顿共识”，克鲁格曼在研究金融危机时才能够将注意力从一国国内因素，转向国际因素。
克鲁格曼在其1994年的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中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源于资源投入驱动而非生产率提升的结果，从而不具有可持续性。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外不少人认为克鲁格曼预见到了这次危机。而克鲁格曼本人在其1999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生产率指标“最终应验了，灾难真的降临了”(46)。不过，在笔者看来，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尽管不具有可持续性，但它与金融危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仅凭生产率指标是根本无法预见到金融危机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苏联被克鲁格曼当作“没有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了产出高增长”的典型案例，但这合乎事实，且在苏联时代并未出现类似于1997-1998年亚洲那样的或1998年俄罗斯那样的金融危机。更典型的案例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投入驱动型的，但它并没有与那一群所谓的“纸老虎”一起陷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这类典型案例相反的情况也能在克鲁格曼的著作中见到：无论是1929年的经济恐慌，还是1982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都是发生在受害国生产率高速增长十数年之后；日本这个被克鲁格曼认为靠生产率而不是靠投入驱动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一个国家能够在毫无进步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在毫无实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避免衰退，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以往几十年中的经历，并且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一段时期中继续衍化的历史”(47)。
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问题时，克鲁格曼并未囿于“生产率危机论”，即国内因素，而是将注意力从国内因素转向国际因素，从亚洲转向全球，特别是转向美国。从而“逐渐清楚了，虽然损失主要(到目前为止)集中在亚洲，但这不仅仅是亚洲的问题：它可以发生在执行了世界银行1993年称为‘具有实效的正统政策’的典范国家里；它可以发生在世界银行称之为‘相当成功地创造和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的国家里；天知道谁是下一个受害者？有时候人们认为这是‘新兴市场的危机’。但日本是一个相当于所有其他受害经济体之和两倍大的国家，早就‘新兴过’了”，而“美国经济在1998年秋天也到了灾难的边缘”(48)。这意味着克鲁格曼从1994年的“生产率危机论”，回归到其《预期消退的年代》一书中的观点，即对于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以及对世界经济都持并不乐观的看法。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持开放态度的克鲁格曼从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的金融动荡中，敏锐地看到了“90年代的大衰退”与“30年代的大萧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遗憾的是，局限于经济学家的视角(仅仅关注国际经济关系，而忽略了国际政治关系及其与国际经济关系的交互作用)，他把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仅仅归结为“世界需求不足”和“自由市场政策”。实际上，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于：“90年代的大衰退”和“30年代的大萧条”都处于世界霸主国的衰落时期；“30年代的大萧条”处于大英帝国霸权的衰落时期；“90年代的大衰退”则处于美国霸权的衰落时期。认清和把握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把“90年代的大衰退”，乃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失衡，放在美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你才能找到全球金融失衡的根本原因。当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将这一根本原因裸露了出来：当前金融大海啸，乃至长期导致全球金融失衡的震源在美国。另外，即使承认需求不足是“90年代的大衰退”与“30年代的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应该看到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90年代的大衰退”中的需求不足与“30年代的大萧条”中的需求不足存在不同的内涵。要弄清这点，还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即主要集中于商品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研究货币问题。具体来说，在货币非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和黄金为唯一货币形式等假设下，基于商品体的属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来研究货币，认为货币是商品的“奴仆”或“帮手”。在放弃了货币非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的假设(也就是说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经济市场化)的条件下，基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属性，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来研究货币，则认为“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49)。这意味着，在商品与货币之间存在一种相悖的双向关系：货币根源于商品，即货币是商品的“奴仆”或“帮手”；商品依赖于货币，即货币是商品的“主人”或“上帝”。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相悖的双向关系将成为我们研究当前金融危机的新视角。
当然，马克思在研究货币问题时并未忽略金融交易领域。他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就指出：“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50)并且，对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行了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问题的研究从商品交易领域扩展到金融交易领域。
从概念的界定来说，商品交易领域一般是指商品劳务的交换。实体经济中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交换，都属于商品交易领域。金融交易领域主要是指金融产品的交换。借贷、债券、股票、外汇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包括石油、大宗农矿产品、黄金等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都属于金融交易领域。在金融交易领域中，有些金融交易直接或间接与实体经济相关，有些金融交易则完全与实体经济脱钩。前一类金融交易无论所交易的对象为何物，它们都可以划入实体经济的范围，即可称为实体性金融交易。实际上，金融交易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资金融通的需要，特别是商品流通中的商品信用和货币信用的形成和发展，使货币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即各种有价证券交易的金融交易领域。当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完全脱钩时，则无论所交易的对象为何物，它们都可以划入虚拟经济的范围，即可称为虚拟性金融交易。
这里所讲的虚拟经济被界定为与实体经济完全脱钩的虚拟性金融交易活动，因此，不能不加任何限制条件地将所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都归入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范畴。比如，当股票及其交易直接或间接与实体经济活动相关时，则其不属于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范畴。只有当股票及其交易与实体经济脱钩时，其才属于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范畴。其他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也应该如此去加以区分。
历史地看，虚拟经济是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来，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实体经济活动中的货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虚拟资本。而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变为“实体资本”。因此，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实体性金融交易与虚拟性金融交易的划分，完全是静态分析，而非动态分析的产物。这是就一国内部而言。在静态分析的视角下，如果就国家之间而言，一国货币资本一旦脱离本国的实体经济而流向它国，则不论它是进入他国的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对本国来说都是一种虚拟性的金融交易。正是基于实体性金融交易与虚拟性金融交易之间的区别，我们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看到了世界霸权兴衰的一般性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金融交易领域为“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货币资本提供了投资或投机的场所，因为，对货币资本而言，“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51)。这意味着虚拟性金融交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可以说直到1865年，金融交易在常态下都从属于商品流通领域，从而属于实体经济的一部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企业制度的股份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其直接的后果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股份有限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成为日常大量交易的金融产品，另外，随着纸币在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逐渐代表贵金属流通，外汇交易也成为日常大量买卖的金融产品，再加之传统的国债交易和企业债券交易的不断增大，使得金融交易无论在交易种类，还是在交易规模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从而成为商品流通领域之外的第二大货币流通渠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崩溃和黄金的非货币化，导致金融交易的风险剧增。为规避风险，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而金融衍生产品又为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则加速了金融创新的进程。这样，继商品期货市场之后，全球逐渐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金融期货市场。从资本主义霸权国的兴衰过程来看，霸权国家都是从新兴的产业部门发展实体经济而崛起，进而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中处于支配地位，从而进入霸权的鼎盛时期。一旦霸权国的货币资本大量脱离其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从而导致其虚拟经济的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规模，则其霸权的衰亡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历史表明，世界霸权国的这种兴衰的周期性归根结底是源于“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基于上述观点则不难看到，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体经济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体地位，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从而未出现过全球金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GDP的绝大部分源自实体性产品的增加值。由此，决定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和企业的利润主要源自实体性交易。家庭收入也基本来自薪酬。可以把这些收入称为实体性收入，以别于源自虚拟性交易的虚拟性收入。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导致美国政府巨额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其实体性收入，由此所导致的财政赤字只能靠美元的超经济发行来加以弥补。这些虚拟性收入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获得全球资源，从而，从美国的角度看，虚拟性收入或美元超经济发行就转变为实体性收入或美元发行与经济同步。但是，由此却使除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远远超过美国日趋减少的黄金储备。结果在双重压力下，即黄金的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的压力和各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向美国挤兑黄金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随之崩溃，美国进入了霸权衰落期。从此，美元虽不再是唯一的视同黄金，甚至比黄金还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却是不受黄金约束的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行美元，即使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元的发行是超经济的，但只要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吸收全球资源，美元的超经济发行仍然可以满足马克思的“货币是商品奴仆”的铁律。当然，就全球而言，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导致大量流入各国的美元，不能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回流美国，美元就会像英镑一样丧失霸权地位。因为世界各国基于其自身的利益，绝对不会长期容忍美元的掠夺。但是，美国凭借其独大的军事实力，并辅之以美国国债渠道回流各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成功地使美元的超经济发行具有了可持续性(而美元超经济发行的可持续性，又是保持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胜的充分条件)。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真正的世界货币缺位，而任何一国的货币又难以取代美元，因此，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不得不以美元为主要的纽带。这样，世界各国接受“美元—武力本位”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实属无奈。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无奈地持有大量难以兑换黄金的美元储备，70年代以来一些石油输出国无奈地持有巨额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无奈地持有天量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宣称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的确切原因，即克鲁格曼所要寻找的答案所在。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剥夺者必然被剥夺。这对于世界霸主国来说也不例外。美国在获得用美元掠夺全球资源的霸权的同时，美国的实体经济也就被剥夺了。“美元—武力本位”导致美元在全球泛滥成灾，由此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即使是始作俑者的美国也难以幸免。具体来说，在利润的驱使下，美元的泛滥加速了资本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国去工业化而泛金融化的现象，实际上是去实体经济而泛虚拟经济。在美元泛滥和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微观领域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从原本作为避险的工具，蜕变为“泡沫加速器”。任何东西只要投进这个“泡沫加速器”都会被泡沫化而丧失掉原有的属性。且不说各种有价证券在“泡沫加速器”中可以转变为无实际证券交割的虚拟性交易，黄金、石油和大宗农矿产品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在“泡沫加速器”中都可以变为无实物交割的虚拟性交易。总之，各种债权债务都无不在“泡沫加速器”中生成五光十色的巨大泡沫。劫贫济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使“泡沫加速器”成为美国极少数富人的聚宝盆，他们通过这个聚宝盆发财的速度之快，敛财的规模之大，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快速致富似乎那么唾手可得。”(52)另一方面使“泡沫加速器”成为美国中下阶层的“贫困加速器”，从而他们负债规模之巨，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泡沫加速器”将整个美国经济泡沫化了。美国的股市泡沫、债市泡沫、高科技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对于美国庞大的泡沫经济来说，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规模远远大于其虚拟经济。如果可以用金字塔的塔尖来比喻这一时期的虚拟经济的规模，那么整个金字塔的塔身就可以比喻为这一时期的实体经济的规模。到20世纪80年代初，两者的规模相当。但80年代以来，两者的规模呈倒金字塔状，即实体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塔尖，而虚拟经济的规模相当于整个塔身。这意味着虚拟经济在当今的美国经济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尽管相比之下其实体经济的规模并未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GDP的绝大部分不再源自实体性产品的增加值，而是源自虚拟性产品的增加值。随之而来的变化是政府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政府税收伴随股市开始上升，庞大的预算赤字第一次收缩了，继而变成了创纪录的盈余。”(53)而企业界的总利润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而不是实体性交易。家庭的收入也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资产性收入和消费信贷等)，而非薪酬。基于这样的收入结构，由政府和家庭的支出所形成的总需求，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即虚拟性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远大于实体性需求。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剩”(家庭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过度开支)并存于美国社会。确切地说，基于实体性收入的实体性需求不足，与基于虚拟性收入(家庭的资产性收入和消费信贷，政府的国债收入和虚拟性交易的税收)的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前者小于国内供给，所形成的需求缺口需要消费信贷和国外市场来加以弥补。后者大于国内供给，所形成的供给缺口需要国外供给来加以弥补。这是当今的美国社会与凯恩斯所处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
因此，克鲁格曼将20世纪3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直接用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大衰退”问题，显然缺乏唯物史观，从而仅仅看到90年代大衰退与30年代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却看不到两者因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存在的惊人的不同之处。这样，被P·A·萨缪尔森誉为“一颗世纪之交正在升起的新星”(54)的克鲁格曼，也难以对美国实体性需求不足与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的现实给予科学的解释。不仅如此，由于不加限制地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政治最终决定于经济(特别是阶级间的经济关系)，他虽然对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却难以将贫富两极分化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进而分析需求不足的原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同凯恩斯一样，克鲁格曼认为问题并不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出在自由放任学说。由此，也就堵塞了他对问题的本质的认识。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只能看到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新政”和“反新政”上的较量，却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或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和产品，从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被排挤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之外，从而占有极少部分的社会财富。这必然陷入“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之中。(55)在美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荒谬的矛盾必然导致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剩”并存于美国社会。
阶级的局限性，使克鲁格曼将美国当前危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奥巴马向“新政”的回归。殊不知，“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56)
注释：
①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146、147页。
②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③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9-150、150、149、150页。
④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1、152页。
⑤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156、158页。
⑥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⑦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8-169、169页。
⑧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8页。显然，克鲁格曼属于自由派经济学家。他曾表白：“我坚信，社会应当在抑制贫富分化制度的支撑下，实现相对平等。我信仰民主、公民自由与法治。这让我成为一个自由派，我也以此为荣。”(《美国怎么了？》，第205页)
⑨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8、88-89页。
⑩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6-17、17页。
(11)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20页。
(12)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克鲁格曼说：“我所谓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广义的观点：国家进行贸易是为了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收益递增的方法则是指国家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即使对初始条件类似的国家来说，分工也存在的固有的优势。”(《地理和贸易》，第6页)
(13)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8、31页。克鲁格曼对使用“地理”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用‘区位’一词来定义这个领域或许有些狭隘。然而，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因此，我选择了‘地理’一词来描述我将要讨论的问题”。(《地理和贸易》，第Ⅴ-Ⅵ)
(14)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88-89、89页。
(15)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6)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1、82、88、90-91页。
(17)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95-96、96页。克鲁格曼说：“我从对金融市场有信心变为没有信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元从1984年中到1985年初的急剧升值，那次升值没有伴随任何明显的关于经济的基本面的消息，这给许多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元的水平是否‘合适’。”(《汇率的不稳定性》，第102页)
(18)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19)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4、25、38、24页。
(20)Krugman,Paul,The Myth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4,Vol.73,No.6,P.70、71、78.
(21)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22)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23)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24)克鲁格曼说：“我给这次危机起了一个名字：大衰退。我称其为‘衰退’而不是萧条，是因为过去两年中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严重灾难，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损失还是远远低于大萧条的水平(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但是，它值得用可怕的‘大’字，因为受影响的经济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序，第14页)
(25)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26)转引自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27)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28)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29)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231、231、217、217、138页。
(30)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31)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223、223、219、223、223-224页。
(32)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
(33)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160页。
(34)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228、227、225、226-227页。
(35)Krugman,Paul,Depression Economics Returns,Published:November 14,2008,http://www.nytimes.com
(36)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37)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15、28页。
(38)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5、36页。
(39)克鲁格曼认为，人们将库兹涅茨的名字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很不公平(见《美国怎么了？》，第33页)。
(40)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41)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87、155、3、4、5页。
(42)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93、107页。
(43)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0-81页。
(44)我国有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A.阿克洛夫的《宏观经济学中缺失的动机》(2007)一文，系统地反击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而有可能颠覆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地位，并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笔者认为，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而绝不仅仅是某人提出了新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已将克鲁格曼，而不是阿克洛夫推上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拐点”之上。关于阿克洛夫的新观点详见：Akerlof,George A,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Vol.97,issuel,pages 5-36.
(45)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46)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47)克鲁格曼：《预期消退的年代》，王松奇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8)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7页。
(4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5-106页。
(5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1页。
(5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5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预言》，张碧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ⅩⅢ页。
(53)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预言》，张碧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Ⅸ页。
(54)克鲁格曼：《预期消退的年代》，王松奇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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