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适合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管理体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北京市论文,产业发展论文,管理体制论文,适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信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之一。二十一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它对仍然处于工业社会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来自“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调整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力图抢占“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因为这将关系到下个世纪各国在国际经济的地位和国家安全。
一、正确理解知识经济的涵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有关“知识经济”的研究报告中（1996）认为：知识，作为蕴含在人和技术中的重要部分，向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人们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才进一步深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术语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目前，OECD成员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关于“知识经济”的涵义，可以溯源于弗里茨·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后来，丹尼尔·贝尔借助马克卢普的分析，将其提出的“后工业社会”（1962）定义为“双重意义上的知识社会”（1973），即“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当约翰·奈斯比特提出“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时（1982），他明确称，信息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我的许多看法都是来自他（丹尼尔·贝尔）的文章”；而堺屋太一将“后工业社会”称作是继工业社会之后的“知识价值社会”（1985）。无论对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如何称谓，这些社会学家或未来学家共同的看法是，这个社会的经济类型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是“资源稀缺”和“边际收益递减”。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技术进步有可能突破“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本世纪以来诸多的增长经济学家也将技术进步列入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之中，但是，建立在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现实经济生活，始终未能摆脱资源稀缺和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制约。直至1973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在世界范围引起极大震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可以被认为是以现代的方式，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将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现实经济生活的前景，淋漓尽致地、但并非耸人听闻地展示给世人。这个被称为描述了“世界末日”的研究报告之所以震撼了世界，仅仅在于它向世界说明了一个客观现实——主要依托物质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极限。《增长的极限》并非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正如该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技术进步造成新的选择机会时”，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平衡状态的条件“可以有计划地改订和慢慢调节”，“技术进步使得数量不变的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慢慢地增加”。但是，现实世界中的技术“能缓和一个问题的症状，但不影响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物质资源还作为经济增长中占主体地位的要素（简称“主体要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物质资源约束所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极限”。具有间断性特征的技术进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后这一极限，却无力消除这一极限。同时，目前社会的技术进步无论是扩大了可利用物质资源的种类，还是提高了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都可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正是这种极限和影响的存在，激励人们去寻求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技术进步，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在以物质资源为主体要素的“工业社会”中，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永久地摆脱笼罩在经济生活中的“物质资源稀缺”和“边际收益递减”的阴影。但是，在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中，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经济增长则有可能永久地摆脱这种物质资源的稀缺和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这也是“知识经济”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综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土地资源、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但从它们所依托的主要经济资源和国民经济主体产业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具有明显的区别：
在农业社会中，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主要经济资源是土地。对应“知识经济”的概念，应该将其经济类型称为“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尽管这时以知识形态存在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对于提高产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与土地数量增加的作用相比，这种知识资源的作用则要位居其次。而且，这种知识资源的投入，收益是递减的。同时，由于土地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体要素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在农业社会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的特征。
在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主要经济资源是物质性资源，因而应将其经济类型称为“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尽管这时以知识形态存在的工业技术和管理，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由于人们的需求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因而为获取物质性资源的活动，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时，每一项新技术或管理的应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松动物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和抑制收益递减趋势，但由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得人们只将物质资料生产部门视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同样，由于物质资料作为经济增长的主体要素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在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了“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的特征。
在信息社会中，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主要经济资源是知识性资源，因而将其经济类型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尽管这时土地资源和物质资源仍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经济资源，但“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丹尼尔·贝尔，1973）；“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人的知识和经验”（堺屋太一，1985）；“知识成了经济最重要的资源”（阿尔温·托夫勒，1990）。“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彼德·德鲁克，1980）。“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我们的经济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可建立在一种不仅可再生，而且可自生的重要资源上”（约翰·奈斯比特，1982）。只有在这时，经济增长才有可能不受物质资源的约束，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才有可能避免递减的趋势。这也正是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最重要的不同之处。
二、从工业社会的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
正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通过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转变和对传统产业部门进行改造来实现的一样，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是通过属于“知识经济”的产业取代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以及通过对工业社会形成的传统产业的改造来实现的。一般认为，在工业社会，制造业中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中的智能服务业（提供智能服务的产业），是通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增长点。正是通过这些知识经济产业的成长壮大，并逐步取代工业社会中的其它产业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最终完成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包含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经济化和产业化的规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的活动，都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确切地讲，作为具有“知识经济”意义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首先是为满足市场需求或继而创造市场需求的赢利性活动。指出这一点的现实意义，除了强调发展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经济属性之外，更主要的在于有助于我们对知识经济产业主要特征的把握。
从满足市场需求或继而创造市场需求的赢利性活动这一规定性出发，知识经济产业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知识（科学、科技、管理等）作为主要的经济资源投入，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
二是由于知识资源可多次重复或迭加使用的特点，决定了知识经济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较高的附加值；
三是从满足和创造市场需求的意义上讲，知识经济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应该而且可能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从技术与管理的角度看，作为支持知识经济产业的、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高新技术和管理，并非只是一个相对水平的概念，而是包含着一定的质的规定性的概念：在工业社会中，技术与管理的发展，始终着眼于大规模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技术与管理的发展，通常立足于生产的多样性。
从工业社会的“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信息社会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变的过程，开始于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这个过程从理论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使知识经济产业在工业社会的国民经济中，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从而启动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过渡的机制；
第二个阶段，是使知识经济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即知识经济产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从而完成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的过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即从工业社会的以物质性消费需求为主体，转变为信息社会的以非物质性消费需求为主体，从而有可能使满足人们物质性需求的生产比重相对下降，或者使同一个物质载体负载更多的、满足人们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功能。
在通常的情况下，从工业社会的“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信息社会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是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媒介的。在初级工业化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依托物质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工业社会典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高级工业化阶段（通常称之为经济现代化阶段），明显的物质资源约束，使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只是这时的技术和管理，更多的还是与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但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集约化特征，为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因素开通了道路。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进入或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具有了“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的GDP，50%以上现在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OECD，1996））； 大部分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还只处于从工业社会的物质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形态过渡的不同阶段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还停留在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可能具有的边际收益递增趋势和摆脱物质资源约束的可能性，相对于具有边际收益递减趋势和物质资源约束的“以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而言，无疑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将是必然的。发展中国家要避免这种差距的日趋扩大，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快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
应该看到，至今尚处于工业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就其整体而言，不可能超越目前的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而进入信息社会。但是，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其经济发展阶段是存在区域梯度的：“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同时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约翰·奈斯比特，1983）。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特定的区域，形成局部性的知识经济格局，形成国内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极。而已经进入或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其“知识经济”的形成，也都是从形成局部的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极开始的。通过局部性的知识经济格局的逐步扩散（外溢），最终形成全国范围的知识经济形态。著名的美国“硅谷”、英国的“剑桥科学园”、德国的汉堡—汉诺威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以及韩国的大德科学城等，都属于这类的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极。北京市的中关村地区，是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具“知识经济”特征的地区。就其知识生产能力、传播渠道、知识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的积累和集中程度，以及该地区的区域性产业格局而言，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不仅具备了作为我国主要的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极的全部条件，而且将成为北京作为全国知识经济产业中心的重要依托。
三、北京市发展知识经济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率先进入“知识经济”，使得目前仍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的国家与之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为此，世界各国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都在竞相发展本国的知识经济产业。因此，准确地说，二十一世纪并不是哪个大陆的世纪，而是“知识经济”的世纪。面对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纪，我国无论从国际地位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都必须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北京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但相对于北京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而言，其发展速度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因此，在从初级工业阶段形成的以重化工和传统纺织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向以汽车、家用电器和精细化工为支柱的经济现代化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丧失了重要的发展机会。在产业部门中，传统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产业仍占较大比重，致使北京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左右为难：
要适应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定位，做好“四个服务”，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财力；在国家尚无能力设立“首都财政”的情况下，这个财力只能依靠北京市经济的较快发展来支持。但要继续加快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北京城市环境的改善；如果放弃这种发展，做好“四个服务”所需的财力又难以为继。这种“两难”选择，不仅长期困扰着北京市的决策者，影响了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同时，也使得举国上下一致遵循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在北京市难以贯彻落实。
发展“首都经济”这一战略目标的确定，将北京市的工作真正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这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着北京市决策者的“两难”选择，而且适应了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大趋势。按照“首都经济”的要求，“知识经济”是其最理想的形态，因此，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北京市应以“知识经济”为目标，塑“首都经济”。而从北京市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首都经济”不可能完全达到“知识经济”水平，但在未来的十年内，则完全有可能形成以知识经济产业为重要支柱的“首都经济”，并成为带动全国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发展较快，知识经济产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步扩大，它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北京市依托中关村地区雄厚的知识经济资源，的确具有发展“知识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由于体制、政策、观念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至今仍只占20%左右。而其发展速度，不仅落后于后来居上的广东省，而且落后于知识经济资源远不如北京的上海市，使之难以成为支撑首都功能的主要支柱，难以迅速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状况。
面对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的世纪，面对北京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和对环境要求的日趋严格，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和信息技术协议（ITA）对我国知识经济产业可能造成的冲击， 以及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已趋落后，市场竞争力已大幅度下降的状况，如果北京市不能抓住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这个最后的机遇，并在今后的三到五年中全面启动并基本实现从以传统产业为重要支柱的产业结构，向以知识经济产业为重要支柱的产业结构转变，则将不仅难以形成做好“四个服务”的经济实力，使北京市在国内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且很可能使北京市所拥有的、巨大的知识经济资源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四、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当前，北京市面对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机遇，同时又具备国内得天独厚的知识经济资源和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等有利条件，因此，完全具有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与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无论在知识资源的积累方面，还是在开发、利用知识资源的经济实力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在发展知识经济产业方面，不仅需要进一步的扬长避短，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知识资源，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达到发展我国知识经济产业的目的。
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在从北京市目前的产业结构，向以知识经济产业为重要支柱的产业结构转变期间，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知识经济产业和传统产业并存的状况。而且，其中传统产业的地位和影响，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在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前，不可能通过人为地压缩传统产业绝对规模的方式，来增大知识经济产业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种状况决定了北京市在今后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会持续上述产业结构二元化的状态。
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如投资的高风险性、收益的波动性、必须保持创新持续性、企业的高出生率与高淘汰率等），因此，发展高科技产业与发展传统产业要求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的管理思路与方式。
由于对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不足，也由于传统产业在北京市的经济中还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在迄今为止的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基本上是在传统产业发展的氛围中，依靠部分而非配套的政策支持，自发地发展着。尽管设立各种开发区、试验区已近十年，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并未能真正形成适合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环境。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在各开发区、试验区中实行的鼓励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不得不考虑与周围的环境和传统产业的情况保持协调，从而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作用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各开发区、试验区之间的樊比，使得一些并不具备发展知识经济产业条件的开发区，同样享受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政策优惠，导致部分已有的政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浪费。
应该看到，目前在北京市仍处于重要支柱产业地位的传统产业，是与改革以来形成的发展环境相互依存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了的政企关系、行为方式、管理模式和社会观念。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尚未完成并且在全市经济中还具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环境（我们称之为“传统环境”）就必然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保留。在这种环境中发展知识经济产业，显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我国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问题，已经有十多年了，却始终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环境的制约。多年来人们对试验区企业提出的种种疑问，以及试验区内外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环境对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这种制约。
与此同时，在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改造的过程中，必将分离出更多的富余人员。而作为对社会安定要求极高的首都来说，要求北京市要有相对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能力。这首先意味着要有更大比重的经济资源和领导精力，要投入到这个方面。除此之外，复杂的首都城市功能，以及北京市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北京经济（如外贸出口、引进外资等）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北京市的经济资源和领导精力。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环境，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仍然难以保证。
此外，由于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对知识经济产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只能以探索的方式去解决。这就需要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处理问题方式和评价领导者业绩的标准。但是，在传统产业发展的氛围中，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其结果要么是寻求知识经济产业快速发展的探索处处掣肘，要么是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探索缺少应有的动力。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利于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
五、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目标与思路
北京市新一届政府对发展北京市的高科技产业非常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讲，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一个农业人口还占一半以上、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国家里，在传统产业还占70%以上、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至多只有40%左右的北京市，要在下个世纪的国际知识经济产业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要大力发展以知识经济产业为支柱的“首都经济”，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超常规的发展思路是难以做到的。为此，在人们对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认识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必须着眼于面向二十一世纪抢占知识经济产业制高点的总体趋势，结合我国和北京市的实际，以“将北京市建成我国的知识经济中心”，“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的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带，建成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识经济增长极”为目标，从发展“首都经济”的需要出发，具体制定今后五到十年“北京市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规划”。
要实现上述目标，在今后十年中，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必须有一个跳跃性的发展，使知识经济产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并成为全市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从北京市目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加快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这样的思路，即立足于产业结构二元化的现实，适应发展知识经济产业与发展传统产业不同的要求，按照不同的思维方式，制定不同的政策，依靠不同的体制，形成相对分离的不同的发展环境，以推动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
在此基础上，实现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的跳跃性发展，至少要依托四个方面条件的支撑：
一是各级领导必须对加快北京市知识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领导合力；
二是尽快形成有利于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氛围、体制氛围和社会氛围；
三是建立与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机制、创业机制、风险投资机制和管理机制；
四是在对知识经济产业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中，要拥有对现行政策、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和对新政策、新体制进行局部试验的权力。
第一步：先不改变现行的管理模式，通过各种领导因素（如领导督办、视察，现场办公等）和政策因素，加大对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集中解决当前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企业产权问题、人才积聚问题、企业发展后劲问题、风险投资机制问题、其它可能的优惠政策问题等。
第二步：构造相对独立于传统产业发展环境的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境，实施发展环境的“双轨制”，或称发展环境的“一市两制”。即在对北京市各级开发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以中关村地区（或海淀区）为中心的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带，并依托已成立的市级试验区管委会，参照深圳与广东、浦东与上海的关系模式，在这一局部区域内率先构造有利于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之成为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极。北京市其它地区仍按现行体制运作。为了更好地协调上述“双轨”或“两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保证管委会行使市级管理权限，防止“双轨”或“两制”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或离心倾向，建议由市长兼任管委会主任，主管副市长任常务副主任。
这一步对于实现北京市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大改革举措，都是通过“一体两制”的方式作为过渡实现的。
第三步：在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成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并基本上完成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之后，按照市场经济和发展“首都经济”的需要，参照试验区管委会的管理模式和运作经验，完成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管理模式的全面并轨，由此在全市范围内形成适合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和管理模式，并将北京市建成全国的“知识经济”中心。
六、加快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与管理创新
加大对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是形成适合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进一步挖掘北京市自身的政策资源潜力，在北京市目前的权限范围内，增强对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和根据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需要，将北京市的知识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国家对北京市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政策支持这两个方面。
初步的研究表明，由于北京市，特别是中关村地区特定的知识经济资源优势，决定了北京市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目标与国家发展要求的高度一致性和重合性。为此，国家为了实现抢占二十一世纪国际知识经济产业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目标，必须给予北京市发展知识经济产业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思考北京市对加快发展知识经济产业的扶持政策，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财力资源投入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诸如相对集中财政拨款、科研费用和税收返还等资金，专项用于研究、开发和补充风险投资基金的政策；增加企业税前科研开发费用提留比重；在一定时期按一定比例提取创业、开发、经营等风险准备金；进一步加速高科技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帮助企业寻求知识经济资源，解决技术后劲不足的问题；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集中鼓励知识经济产业的政策资源的配置范围；将国家在北京知识经济产业环带内的高科技企业的国有产权全部或部分划拨给北京市，以增强北京市支持和调控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能力；建立国家的知识经济资源与北京市共享的机制，以避免有限的知识经济资源条块分割等。
二是开发和引进人力资源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解决知识人才进京的户籍（实行知识人才“准绿卡”制度）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创造吸引国外专业人才和留学生回国工作的条件；建立各方面人才向知识经济产业流动的环境和机制；再适当提高知识经济产业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的比重，并增加以经营管理能力出资的内容等。
三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方面的政策，包括设立财政支持的多元化专家型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高科技企业新产品的买方或卖方信贷基金；设立知识经济产业创业信贷基金，在平均利率优惠的基础上，实行成功付息、失败免息的机制等。
四是降低知识经济产业创业与成长成本方面的政策，包括依托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环带，建立支持知识经济产业创业的保税区；在增值税方面做一些鼓励知识经济产业（高风险、高附加值）的改变或调整；减免高科技企业的土地使用费；再适当增大所得税减免与返还的力度等。
实施有利于加快北京市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管理创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经过全市各类开发区的整合，形成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带、一般工业园区和县属工业小区的三级体制。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带统一由试验区市级管委会管理，享受国家和北京市鼓励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一般工业园区不改变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规定，今后主要服务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县属工业小区主要作为发展县级工业的基地，不再纳入享受开发区政策的范畴。
二是纳入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环带的各开发园区，实行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分离：经济管理职能统一由试验区市级管委会行使；各开发园区原有的管委会与其开发总公司合并，并成为试验区开发总公司的子公司；各开发园区原属地的经济利益，折算为持有试验区财政相应份额的债权或股权；各开发园区的社会管理职能，由其原属地行使。
三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设置试验区市级管委会的工作机构；不设与试验区市级管委会平级的党委、人大、政协等机构；设立独立的财政、税收、工商管理、统计信息机构。试验区市级管委会的主要职能是：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与决策；制定和执行有关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的法规与政策；解决和协助解决企业提出的需要政策解决的事项；组织对外招商、引资和其它服务活动；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是参照深圳和浦东模式处理“双轨”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贯彻“允许试验，错了则改”的方针。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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