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周期形成机制及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机制论文,经济周期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03）06-0023-（09）
一、我国经济周期的测度及其表现
（一）我国经济周期的测度
本文采用经济增长率作为我国经济周期测度和划分阶段的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很高，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即使在最低点的1990年，其增长率仍然达到了3.8％。但从图1上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经济增长率的起伏较大，经济增长率最高达到15.2％，而最低为3.8％，波位落差较大，达11.4％。这表明在这期间，经济运行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从图1可观察到我国的经济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按照“谷一谷”划分法，在1978～2001年的23年间，我国宏观经济共出现四次波动。
图1 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2002经济蓝皮书《2002：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978～1981年为第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历时4年。其中，峰位值高达11.7％（不计此之前的情况），谷位值为5.3％。1982～1986年为第二个周期，周期的长度为5年，峰位值达15.2％，谷底值为8.9％。这一周期内的位势特别高，达11.5％，所谓位势就是周期内的平均增长率，如此高的位势值是少见的。1987～1990年为第三个周期，期内峰位值为11.6％，谷位值为3.8％，周期长度为4年，这一周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周期位势最低的一个周期，只有7.7％。第四个周期从1991年开始一直延伸到现在，至今还未出现明显的复苏现象。本轮周期是建国以来周期长度最长的一次，跨越了整个90年代，并且有可能还要持续几年。
（二）我国经济周期的表现
1.物价与经济增长。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是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价格指数较多，本文仅使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析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在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几乎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重合，达到波峰和波谷的时间也几乎一致。在第四次价格水平上升时，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降低通货膨胀水平，抑制过热的经济扩张。从图3中的两种价格指数来看，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随后却是价格水平持续下跌，导致市场长期疲软，宏观调控的任务又不得不转向治理通货紧缩。自1997年以来我国一直在着手解决通货紧缩的难题，但是收效甚微，价格仍持续下跌，并且出现了连续几年的物价负增长，如在1998到2001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四年负增长，最大降幅在1998年达到2.6％，而同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近两年有小幅回升，但回升乏力。
图2 价格变动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1978～2002年统计年鉴。
图3 我国的菲利浦斯曲线
资料来源：1979～2002年统计年鉴。
接下来，再将这两种价格指数曲线同经济增长率曲线进行比较，发现价格指数的变动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即价格的顺周期性。每一次经济波动都将引起价格更大的波动，并且具有滞后的效应，但滞后期越来越短。第一次周期的滞后期为两年，第二次周期滞后期为一年，第三次周期二者几乎同步，没有滞后期，第四次周期滞后期约为一年。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伴随着物价上升，每一次衰退都带来物价的下跌；经济波动幅度越大，价格水平波动幅度也就越大。从二者的波峰来看，四轮周期的经济增长率的峰位分别是11.7％、15.2％、11.4％、14.2％，同期内相对应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峰位分别为6.0％、8.8％、18.5％、21.7％和7.0％、7.6％、18.8％、24.1％。
物价与经济波动的显著关系表明我国市场运行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价格不仅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而且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指示器作用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前，价格仅作为一种交换比例，完全由国家控制，不能反映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资源的配置情况。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我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但物价水平一直保持稳定，可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增强了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价格已由完全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化。
2.菲利浦斯曲线——失业与我国经济周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大的失业高峰。分别是在1979年、1989年，第三次是在1995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同期内发生了四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可见我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逆向相关关系。自1995年起的失业高峰一直延续到现在，具体表现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农业从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和毕业大学生找工作难这三难上。但在第四轮周期，失业率与经济波动之间的逆向关系最为显著。
对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菲利浦斯曲线，可以看出20年间，我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显著，在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时尤其如此。在菲利浦斯曲线上，大约经历了1980～1990年和1990～1998年两个接近完整的环形曲线，时间长度分别为11年和9年。在第一个环形曲线中，1979～1980年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1980～1983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双双持续下降；1983～1985年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1985～1986年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1986～1988年失业率不变，通货膨胀率上升，即菲利浦斯曲线垂直；1988～1989年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1989～1990年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双双下降，其间没有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的阶段，其余各阶段的特征比较明显。
在第二个环形曲线中，1990～1991年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1991～1992年失业率不变，通货膨胀率上升，即菲利浦斯曲线垂直；1992～1994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1994～1998年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前三个阶段特征明显，从理论上讲，接下来应有一个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下降的阶段，然后过渡到下一个环形曲线，在起点表现为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
二、我国经济周期成因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已开始研究我国的经济周期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多学者把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因为政策失误。实际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是经济产生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很显然这不是惟一的原因，如果没有政策的失误，经济周期波动仍然存在。也有的学者片面强调货币因素，供求约束等随机变动或纯内生因素对经济周期形成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强调外在冲击而忽视经济体系的内在传导机制，还是只强调内在因素而忽视外在冲击因素，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时，必须区分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即经济体系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机制。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特征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经济内部的缓冲机制或经济自我调节机制。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在的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既可以是随机出现的，也可以是周期性出现的。一般而言，外部冲击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起始原因，内部传导机制则是系统内部对外部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自我调整。内在传导机制，即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内生变量的参数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幅、波峰、波谷、波长性质等基本形态，而外部冲击因素并不能决定波动的周期性和经济周期的持续性，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每一个具体的周期波动的幅度、波峰、波谷、波位、波长等波动性质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形发生变化。
下面就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生的冲击因素这两方面来分析我国经济周期形成的具体原因。
（一）内在传导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很多，但就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而言，主要内在传导机制有乘数—加速数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上限—下限缓冲机制。
1.乘数-加速数机制。乘数-加速数机制是构成总需求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过程，尤其对总产出的影响。乘数-加速数机制是任何运作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系内部都存在的内在传导机制，只要收入与投资之间存在着关系，即使没有外部冲击因素的作用，这一机制的存在也会使经济体系在运行中出现有规律性的周期性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走向市场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起主导作用，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投资由过去的国家财政投资的投资需求软约束转向投资需求硬约束，有效遏止了无效投资，使得投资与收入之间的扭曲关系转向正常。
由于我国经济体系中乘数-加速数机制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存在。
2.产业关联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关系，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产业不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也不同。有的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前向关联效应，有的产业则对经济起后向的关联效应，因此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
一般而言，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主要呈前向关联效应，需要超前发展，否则会对经济增长形成瓶颈性制约，使得经济增长由于这些瓶颈因素的制约而不得不停顿下来，从而缩短了扩张的幅度和波长。重工业、加工工业一般是有后向关联效应，因此需要与有前向关联效应的产业协调发展，否则会造成产业的畸形发展，一旦遇到随机的外部因素的冲击，将会使经济出现大幅的波动。此外，不同的产业从其自身特点出发，其扩张和收缩的速度不同。一般来讲，第一产业或农业的波动幅度较小，比重呈下降趋势；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波动幅度最大，第二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先是由低到高，再经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后，其比重又逐渐由高到低，比重越大，第二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就越大；第三次产业服务业波动幅度最小，且第三产业在总产值的比重是呈不断上升趋势。因此，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比重的不断提高，使经济稳定性越强。在第二产业内部，与重工业相比较，轻工业波动幅度要小，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要比主要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波动幅度要小；高技术含量型重工业要比低技术含量的重工业的波动幅度小。
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的是重工业主导型超前发展战略。这种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方面使重工业超前畸形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导致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发展落后，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也使得经济的稳定性极差，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后，一改以往的重工业主导战略，而实施三次产业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布局日趋合理，结构协调。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也日趋合理，两者之间的比例基本上稳定在48％～52％之间。产业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缩小，稳定性不断提高。
增长波动越大的产业，如果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经济波动的幅度就越大。反之，波动幅度就越小；增长波动越小的产业（如服务业），如果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上升，则经济波动幅度就越小，经济越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良性变化，是我国周期波动幅度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第四轮周期中，在经济收缩期，增长率保持平稳回落，虽处于同期的收缩期，但经济却在高位势上保持稳定，这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此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3.上限下限缓冲机制。上限下限缓冲机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制约机制，即经济扩张和收缩都不可能是无限的，经济系统本身存在制约经济无限繁荣和萧条的机制。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就会遇到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活动就达到了其上限，产出也因此停止增加。下限是指产量或收入无论如何收缩都不会再下降的一条底线，一方面因为投资的特点和加速数的局限性，如果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经济活动不可能无止境的萧条下去，到了一定的程度便会稳定下来，这便构成了衰退（收缩）的下限。而从加速度来看，它必须是在企业没有闲置生产能力前提下才能起作用。在收缩阶段，企业肯定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因此在收缩阶段加速数实际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活动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停止。一旦收入不再下降，投资的乘数作用就会使收入逐步上升，经济便会开始复苏。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扩张所遇到的上限约束主要是资源约束。由于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我国基础产业部门（农业、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发展严重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总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由于长期不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经济扩张的上限约束机制的作用很明显，经济总是大起，由于上限机制的作用，又使经济立即转向大落，这便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大、扩张长度小等特点。上限约束主要是需求约束，改革开放后，由于产业政策的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使得经济波动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这期间，经济扩张所遇到的上限约束主要是通货膨胀约束。经济扩张速度越大，各种资源的供应便会紧张起来，从而引发物价水平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这时经济便不得不停止扩张。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同物价的关系可以看出，每一次增长必然伴随着随后而来的物价水平的更大幅度上升（见图4），经济活动不得不进行收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的下限约束是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格改革的进行，各种凭票实行配给制逐渐取消，居民收入也不断上升，被抑制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终于得以放开，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即使在经济收缩时期，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有效地制止了经济的持续收缩。
图4 货币供应与物价上涨
资料来源：根据1979～2002年《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二）外部冲击因素分析
如果仅仅考虑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经济必然会趋于收敛，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长度也越来越大，最终将沿着均衡路线实现稳定增长，而不可能产生现实的周期性波动，所以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源动力的外部冲击因素才是现实的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外部冲击因素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运行产生实际冲击，这种冲击使得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形产生变化。实际上，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因素很多，一般可将其分为货币供给性冲击，实际需求性冲击和实际供给冲击等。本文主要分析货币供给性冲击、财政政策性冲击和投资需求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冲击。要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首先我们要区分规则性货币政策和不规则货币政策。规则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内在传导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本身内在要求的货币供应。而不规则性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不规则的货币扩张和收缩外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周期波动。首先不规则性货币扩张一方面会引起实际利率的下降，从而刺激投资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名义收入的增加会使人们认为是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实际上实际收入可能不变甚至减少，从而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收入的增加，这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使经济走向繁荣。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扩张性的货币冲击对经济的运行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但是如果经济本来就处于繁荣时期，则这种不规则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运行更加过热，从而不得不进行调整。不规则货币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外在地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等各种原因，将会造成通货膨胀（见图4）。改革开放以来，每个周期中，都有货币的大幅度扩张，货币扩张使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的产生。如果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率来表示通胀水平，则在第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值为11.7％，而滞后二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0％；第二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值为15.2％，滞后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为7.6％；第三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值为11.6％，通货膨胀率高达18.8％；在最近一轮的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值为14.2％，而通货膨胀率达到24.1％，这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了。因此不规则货币的大幅扩张或扩张的时间不适当，则有可能使货币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大幅波动的根源。
其次，不规则的货币紧缩往往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急剧回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但平均位势一直较高，即使在整个时期中谷底值最低也为3.8％，因此我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速度型特征。每一次货币扩张之后，便是经济的大起大落，从而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影响（如图5）。
图5
广义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1978～1999年《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改革开放前，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是由中央的指令性计划确定的，服从于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计划扩张冲动所产生的高货币需求，货币只能起被动适应性作用，这时货币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不断地增强，货币供给由外生变量逐步向内生变量转变，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减弱，由货币适应经济主体转向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需求不得不适应既定的货币供给，受货币供给的变动调节的支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在宏观调控中，积极主动地驾驭经济周期的能力不断减弱。
2.财政政策的冲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共同构成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货币供应的变化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形成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而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运用税收、财政支出和财政信用等在实施宏观调控的同时，产生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从而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在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受限于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所谓内在稳定器是指财政政策能够自动地抑制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的一种内在机制，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使得即使财政政策保持不变，也能够自动地减缓经济的波动。我们把完全由于内在稳定器作用而导致的这一部分财政支出作为规则性财政支出政策，这种规则性的财政只能被动地对经济波动作出有限的反应，既能阻止由需求的扩大带来的经济进一步过热，又能阻止需求的急剧降低所带来的过度萧条，从而对经济周期的波动有一种减缓作用。但它并不能积极有效地对经济波动作出反应，从而阻止经济出现过热和衰退。因此，目前各国普遍采用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即相机不规则地改变财政收入结构和转移支付结构，就是根据当时经济的状况而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实施减支增收，抑制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出现过热；在经济有衰退趋势时，实施增支减收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从而使经济避免出现萧条。这种政策是外在地作用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我们称之为不规则的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强化了税收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调整了财政活动的范围和框架，并在1994年起规定财政不得再通过向银行透支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割断了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而试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这一切都促进了规则性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的机能。因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内生性不断增强，外生性不断的减弱。也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规则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冲击作用在减弱。
3.投资冲击因素分析。投资作为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投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全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复相关系数R2达到0.82，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前投资的增长率可以说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的82％。但这一数值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降低，达到66％，表明改革开放后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有所降低（赵彦云1999）见图6。改革开放后的前一半时期内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着几乎一致的波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对应关系有所减弱，到了1998年这种关系便不存在了。投资的增长率仍在增长，而经济增长率却继续在下滑。尽管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它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影响周期波动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图6 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1978～1999年《统计年鉴》、2002经济蓝皮书《2002：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投资可以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引致投资是指由过去产出水平的变动直接或间接地所导致的投资，由于这是一种内生变量，因而也是规则性的，即由经济体系内部运行所产生的投资。而自发投资在这里同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是不同的，投资资金不仅仅是来自私人部门，可以通过不规则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和不规则的财政支出来实现，因此是不规则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同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冲击时一样，把投资的增长率也分为规则性的和不规则性的两部分，将投资增长率与滞后一、二期的经济增长率，不规则性货币扩张和不规则财政支出增长率进行回归，可得如下方程：
上面两个方程中，RESM2和RESFE分别代表消除下规则货币和财政变动之后的趋势值，而IN反映了消除不规则性货币扩张和财政支出之后的不规则投资增长率。从上面两个方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不规则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所下降，复相关系数由开放前的0.86下降到了开放后的0.46。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逐步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通过利用外资，吸引民间资本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上述方程也表明，改革开放后，不规则投资相比开放前，更多依赖于不规则的货币财政政策，不规则投资与不规则货币、财政政策的相关系数分别由开放前的0.69、1.27下降为开放后的0.32和0.59，降幅分别达53.5％和53.6％。这表明改革开放后，投资的增长，尤其是不规则性投资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自身的调节，而依靠政策调节来抑制或刺激投资的效应越来越弱。货币、财政政策调控投资需求的有效性也不断降低。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几乎完全由投资波动造成的，投资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变量。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开始弱化，投资自身受经济系统内部联系的制约作用逐渐增强，投资逐渐向内生变量过渡。90年代以后，投资的内生性在逐渐增强，不规则投资对经济的冲击作用大大减弱，因此此时企图依赖不规则投资抑制经济过热或启动经济复苏的效果不大。
三、当前反周期的政策对策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造成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原因有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即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因素共同造成了经济周期性出现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内部传导机制是只要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规律，因此，对内部传导机制我们只能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尽可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经济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在出现波动时，实现经济的自我调整。而外部冲击因素则主要是指货币、财政、投资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作用，从而使经济产生波动，但这种波动只能通过内部传导机制作用于经济从而产生的对基本波形的叠加或抵消作用，而这些政策因素本身并不能使经济运行产生自发的周期性波动。因此货币、财政政策是抑制经济运行过热或使经济走出低谷，从而起到减缓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有效宏观政策工具。
首先，在货币政策上，在稳健的基础上，适当加大货币供应量。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在本质上还未脱离紧缩的阴影，实践也表明当前的货币政策对启动经济的作用效果不太明显。这里的稳健货币政策并不是保守消极的政策，更不是收缩货币供应。它必须做到既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又能继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促使经济走出低谷，应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适当加大货币供应量，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适当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货币发行应采取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方式，再贷款利率可考虑零利率或象征性利率。理由是，我国的物价近年连续走低，没有通胀压力；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较快，入世后，外资进入中国将加快，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与发债相比，发放再贷款手续简便，不增加未来国家债务负担。
2.降低存贷款利率，适当扩大存贷款利差。降低存款利率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消费需求；贷款利率对投资需求不敏感，下调幅度小些不影响投资。扩大利差有利于解决银行体系的包袱。据统计，目前存贷款名义利差为3.6％，实际利差更低。从2001年开始，金融业将执行新的呆账准备制度，如果利差水平还不提高，将难以承受。
3.下调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利率的作用在于：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设法运用超额储备，扩大社会资金供应；减少中央银行利息支出；有利于降低国债利率，减少国债发行成本。
4.调整贷款结构，解决贷款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加大新兴产业和农业的信贷投入，大力发展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信贷。政府要从政策上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兴产业的信贷投入，抓紧建立个人诚信系统，大力发展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信贷。同时，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对邮政储蓄吸收的农村储蓄。采取由人民银行向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或农业银行发放专项再贷款的方式予以返还。
5.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要进一步发展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尤其要扩大企业债券规模。培育和发展票据市场，使之逐步成为企业和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场所。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继续沿着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的顺序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利率的浮动幅度，规定贷款利率上浮的最高限或存款利率下调的最低限。大力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更多地通过买卖各种债券的方式及时调整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市场利率。
其次，在财政政策上，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投向上应有所转变。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为了抑制经济衰退，央行连续8次调低利率以刺激消费。然而，中央银行松动银根的政策措施并没有使疲软的市场得到有效启动，经济形势依然严峻。1997年中央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以来，为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鉴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以及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必要的。
（1）消费需求依然不旺。一是城镇居民的即期消费愿望不足。这几年消费需求的回升，主要是依靠政策拉动。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2000年三年，政府消费占比逐年增加，分别占20.4％、20.9％、21.4％，1999年和2000年，政府消费分别增长9.53％和12.6％，而居民消费仅分别增长6.54％和9.10％。其增长速度超过居民消费3个百分点。二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近几年来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农村购买力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从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占比自1997年以来一直呈下降态势：1997～2001年分别为50.0％、47.9％、46.1％、45.2％、37.4％，五年下降了12.6个百分点，从消费增长速度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也远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2001年，农村居民消费分别增长2.72％、6.80％和7.7％，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则分别为10.04％、11.06％和11.5％。总体上看，消费结构不甚合理，消费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被动拉升型”特征。
（2）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二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三是产业结构失调及相应市场供给结构失衡，表现为基本建设损失严重，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时有抬头，产品结构老化，升级换代迟缓；四是收入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五是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持续下滑。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靠净出口实现。我国净出口额1998年到2001年分别为434.7亿美元、292.3亿美元、241.1亿美元和225.5亿美元，外贸净出口负增长，已失去对经济增长的有拉动。由于中国出口的近1/3是对美国市场，“9.11”事件以后，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随着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将更加脆弱。
（3）财政政策的操作仍存在一定空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指标上看，衡量一个国家财政风险程度的指标主要是三个：即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债务负担率。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赤字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不管是全国财政的赤字率，还是中央财政的赤字率都没有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债务负担率的国际警戒线一般定为45％，考虑到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的情况，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20％（刘溶沧，1998）。所以，从中国目前的债务负担率看还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上看，挤出效应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副产品，直接关系到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因此扩大政府支出、引起利率提高从而排挤私人投资的作用机制并不存在。尽管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但这种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在实施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的过程中，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明显加强了。从政府投资方向上和行业性质看，国债投资项目多为基础设施行业，民间资本很难涉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紧缩效应上看，在1998～2000年间，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速，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向政府倾斜的趋势明显。财政和税收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中有税制局部调整的因素，也有加强稽征管理和“堵漏”的原因。但从客观上讲，政府在社会剩余产品分配中的权重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紧缩消费的结果，这也使得政府在财政收入问题上陷入一种悖论，即不提高财政收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面临很大的财政风险：提高收入又会产生紧缩效应。2002年的财政预算中财政收入的增速降到了10％，这说明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协调所可能导致的矛盾。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积极财政政策还存在着一定的操作空间，鉴于目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如果急于淡出积极财政政策，容易造成宏观经济失去政策支持的局面，总需求的缺口无法填补，更加重了通货紧缩的状况。因此，在加强财政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未来的3～5年中还应当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以扩大总需求。
2.财政政策的投向应有所转变
（1）财政政策投资方向应由扩大基础实施建设转向带动民间资本，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是进行基础实施建设，认为只要不在竞争性领域进行投资就不会有“挤出效应”，实际上作为积极的政策，更要带动民间资本的运行，使近10万亿的民间资本活起来。
（2）要致力于改善目前的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现状。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状况最常用、最受公认的指标。国内外理论一般认为，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达到了不公平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无论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数据还是国外的机构报告都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都明显超过0.4，有些则认为已达到0.45以上，不管怎样这都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分配不公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低下；而另一小部分人则拥有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这种状况严重地限制了需求的扩大。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应适当向改善低收入人群收入转变。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及其子女教育资金问题；加大农业、农村的财政投资力度，解决农民的负担过重的问题，确确实实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缩小东西部的相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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