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原因论文,西部论文,东中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
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已成为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从表1可见，我国东中西部的差距是明显的，其梯度变化的规律是清晰的，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吸引外资量、投资规模等都呈从东到西逐步减弱的趋势。其中东西部之间人均GDP相差一倍以上，对外贸易、外贸利用水平相差十几倍。可见，差距是巨大的，有的是指数级的；差距不只反映在个别经济门类的水平上，而且反映在社会、经济、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综合水平上。表1所列只是有关指标的一部分，实际上还有几十个统计项目和指标都一致反映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更深层次分析表明，东中西部的经济结构、产业层次、经济所有制成分等也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比重较大，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集体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成分比重大，轻工业比重大，外资企业较多；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二、三产业比重较小；国有经济成分比重大，集体和私有经济成分小，农村工业化程度低，乡镇企业发展较慢，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代表的重工业比重较大等，形成鲜明对比。还应该指出的是，东中西部差距不仅现在存在，而且有继续扩大趋势。从近年固定资产投资量和产品占领市场能力、人才、技术、资金、投资环境等方面分析，东部较之中西部都具有明显的优势，预示着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东部发展的推动力仍比中西部大，东中西部绝对差距扩大的趋势仍不可避免[（1）]。
＊ 本文西部指：蒙、陕、宁、甘、青、新、川、黔、滇、藏、桂；中部包括：吉、黑、晋、豫、鄂、湘、皖、赣；东部指：辽、京、津、冀、鲁、沪、苏、浙、闽、粤、琼。台湾、香港、澳门暂未计入。
表1 我国东、中、西部主要社会经济指标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mai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east,centre and west of China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有关资料统计、计算。
这里，只是着重指出，差异的形成和扩展是历史、自然、社会等综合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就是说，差距不是短期、偶然出现的，而是历史累积、沉淀的产物；差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综合因素造成的结果；差距不是偏离历史发展轨道的奇特现象，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下面仅就若干重要方面作一分析。
2 我国东中西部差异的区位因素和历史因素
区位对感受现代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差异是导致发展差距的根源。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一批领先于世界一般发展水平的发达区出现，这些区域的基本特征是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结构、社会思潮、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等适合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较之其他区域，其生产力（包括资源、劳动力等）得到较充分发挥。而与这些发达区接近、毗邻或易受其影响、联系密切的区域，往往也得到较好的发展。我国古代农业社会、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关中、中原一带，对外经济联系主要是丝绸之路。南宋以后，江南经济才有较快发展。15世纪，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浙、粤、鄂等省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出现，为现代工业的播种创造了适宜的土壤条件。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图式，封建社会封闭的状态被打开，商品成为征服世界的武器。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现代信息化（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海洋文化。继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也急起直追。19世纪发展到美洲、大洋洲。在亚洲，首先（19世纪下半叶）接受西方工业化过程并取得成功的是日本。整个过程主要是靠海洋输出的，即军舰和炮舰政策对殖民地的征服。因此，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沿大洋或沿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特别是内陆山区，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在时间上较晚，在强度上较弱，这是逐步造成对外开放意识、思维、观念不同，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生活行为等不同的重要历史缘由。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无疑与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的侵略，首先针对我国沿海地区，商埠的开辟，土地的割让或租借，主要都在沿海地区。我国现代工业可以说也是从沿海登陆的。上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我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摇篮。19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的入侵，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始在我国发展有工业社会生产性质的工矿业。其工业布局主要集中于交通方便、农业基础较好、对外通商较方便，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表2是20世纪初我国现代工业和资本的布局情况。显然，东、中、西部就已存在较大差距。其中苏、沪、浙、粤、鲁、京、津等地是主要产业区，鄂、湘、豫、辽、川、吉等次之，其他内陆省份甚少[（2）]。显然，当时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各种产业都很落后，但大工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新方向，产生强大的发展动力。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现代工业的登陆区，其发展自然占有内陆没有的优势；而中部地区，受工业化影响虽然较之上海和沿海为慢，且较弱，但较之内陆地区仍然较早，较强（特别是武汉）。这就逐步演化成为我国东中西或长江下中上游发展差异的历史基础。
表2 20世纪初中国工矿业和资本分布＊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industry,mining and capital in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根据文献[2]资料归纳计算。
实际上，正是由于受工业化感化不同的影响，到解放初期，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就已明显存在。从表3可以看出，长江流域解放初期的工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值，上海市和江苏省明显地高于其它各省；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沪苏也处于领先地位；浙江、湖北两省起点也高，这无疑为当前上述各省市处于较发达地位打下基础。湘、云、贵三省，解放初就处于较不发达状态，这也与目前它们在流域中的落后地位相当。四川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解放初就具有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数量较大，而人均水平较低的特点，与现在的状况相仿。因此，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有较长的历史缘由。
表3 长江流域各省市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3）]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Valley in 1949 and 1952.
3 当代世界经济对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影响
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上看，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梯度变化，是太平洋经济圈发展梯度变化的延续。我们可以认为，在我国的地缘经济中，日本是发展的第一阶梯，人均GNP超过20 000美元；台湾、韩国、香港是第二阶梯，人均GNP在10 000～15 000美元之间；我国沿海地区，包括上海、广东、江苏等是发展的第三阶梯，其人均GNP在800～1 500美元之间。再往内陆，就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属发展的第四、第五阶梯。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大，沿海和内陆的差异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是由于沿海和下游地区接近或易于与经济发达区（太平洋经济发达圈）的辐射源联结，因而吸引外资多，产业较易与国际接轨，投资效益较高；对发展新产业、高技术产业、金融、商贸、信息等产业较有利。而随着向中西部延伸，这种有利条件逐步减弱，造成东中西部对外开放不均等的势差和投资量的巨差，再加上80年代以来对沿海采取的特殊政策，就更加扩大东中西部开放程度和投资后果等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东中西部发展梯度的梯距。
现在虽然我国西部地区可以向周边内陆国家开放，发展边境贸易等，但整个西部周边国家目前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大致相当或更低，它们毕竟不是经济发达区，经济辐射能力不能与太平洋沿岸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相比拟。表4说明，目前世界上对我国经济影响大的国家，包括对外贸易、对我国投资能力（竞争力）等，主要仍然是早年从海上登陆侵入我国的欧、美各国，再加上我国沿海的近邻日、韩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而我国西部周边各国至今未有一个国家进入发达行列。例如，1994年我国与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等12个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仅351 629万美元，仅及同年日本与我国贸易总额的7.34%，香港的8.41%。从这些国家引入我国的外资，更少得可怜。因此，对我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无法与表4所列国家和地区相比拟，也无法与其它欧、美、东南亚国家比拟。因此，即使在我国西部，外资的投入、外贸的主体、经济活力和技术的输入，主要还靠东向引进。
表4 当代对我国经济影响力大的主要国家（地区）
Table 4 Main countries (regions) having big influence on Chinese economy at present
就是说，在过去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陆经济（西部周边国家）对我国的影响无法与海洋经济（太平洋经济圈）相比。可以说，从沿海（下游）向西部（上游）的经济差异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影响的产物，是受国际经济总格局所左右的。
4 历史惯性与自然因素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背景的差异，逐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差异。其中，对当代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信息、技术、人才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方面的差距也随之出现，并逐步扩展。表1表明，我国东部不论是交通、通讯、专业人才、技术市场等条件和实力都比中西部强得多。而人才、技术、信息的发展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层次的高低；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人才、技术、信息等的差异是历史的产物，当前又左右着东中西部发展的势差，成为投资环境差异、投资效益差异、发展速度差异、产业层次差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决定着当代差异的本质，并影响着未来发展的态势。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犹如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样，不仅是一个经济量大小的问题或人均GNP多少的问题，而且是经济质量、产业发展层次高低和主导产业方向、占领市场能力、产业技术水平、影响国家产业政策大小、自我发展能力大小等的差距问题。
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除了区位条件外，其他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也影响着开发的易难，进而影响着投资效益的大小、高低，久而久之又影响着区域整体开发水平，开发条件的差异。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梯度，从宏观上与我国三大地形梯度有某种联系。东部沿海属一级地形，中部则在一、二级地形阶梯之间，西部则完全属二、三级地形阶梯范围。即以长江流域来说，长江中下游以平原丘陵为主，上游以山地特别是中高山为主。这在开发难度上，显然就有巨大差异，明显之点是影响交通建设的快慢。我国西部地区，大多没有河流航运之便，山区铁路建设、公路建设、通讯建设、城镇建设等的单位投资量和建设周期往往是平原地区的几倍。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我国目前发展水平条件下，对现代产业（包括交通、通讯、城镇建设、企业建设、居民点建设等）和社会发展较有利、方便、省钱、高效益的区域地理条件，发展就较快；反之，就较慢。因此，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梯度变化，与从平原到山区的梯度变化是一致的。
总之，历史的因素，自然环境的因素和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等胶结在一起，构成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的发展起点、不同的开发难度、不同的推动力和不同的后果。就与东部比较而言，西部既要继承历史留下的差距“遗产”，又要承担自然环境开发难度大的天然“不公”，还要在各种基础条件和实力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与强大的对手竞争，这无疑是要背落后的包袱的。
5 我国西部宏观发展战略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预见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西部地区的物资、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能量流等主要还是东向性的，即主要还应面向我国东部和环太平洋地区。因此，我国西部的开发战略必须因势利导，其资源的配置、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和产品的开发、市场的开拓等主要应面对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和与我国东中部的协调，并相互接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排斥积极开展周边贸易，发展与西部周边各国的资源互补，经济互惠，逐步加大西部地区对外经济的影响，同时更多的介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今后，随着大陆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西向贸易、经济联系必定会逐步增加。那时，西部地区特别是有国界边境的省区既可利用东向太平洋经济圈的优势，又可独具西向开拓的优势，发展的舞台就更宽广，经济持续发展、与东部比翼齐飞的局面也将形成，这当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但前景是广阔的。
从目前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部的战略是大头向东，小头向西；资金、人才、技术重点由东引进，商品、市场努力向西输出；大型项目重点由东向支持；小型项目向西与周边国家互补；大市场面向太平洋，沿海；小市场面向边周国家。西部地区可以作为沿海、太平洋地区的市场；而同时，西部又应该向其周边国家开拓自己的市场，变西部地区在我国的低经济梯度为向周边国家经济辐射的高经济梯度。西部地区自己可以当作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基地，而自己又可把周边国家当作自己的原材料基地。因此，提倡两翼同时对外开放，但应有轻有重、有主有次、有出有进、有被动有主动，既被人（主要是东部）组合，又组合别人（主要针对周边国家）。要在劣势中找自己的优势，海（太平洋，沿海）陆（欧亚大陆）并进，东西联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扮演自己独特的角色。
基于以上的态势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西部的发展战略中，除了努力开拓对周边国家物资和经济交流的通道外，重点应打通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贯通大动脉，包括铁路、高等级公路、航空、运输管道、邮电通讯等，特别是不沿边的省份，如甘肃、陕西、青海、四川、贵州、宁夏等，构筑向东交通的大动脉，对这些省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正在建设或发展中的上海至成都高速公路、南（宁）昆（明）铁路（延伸至大理）、欧亚大陆桥、大秦铁路等，都是体现这一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东通道的运输能力和速度依然很不够，特别象四川这样有1亿多人口的大省，缺乏由重庆直接向东通过三峡库区的高级公路和铁路，严重制约四川和三峡库区的发展。因此，加快上海—成都高级公路、四川—湖北段和川湘、川汉铁路（必需通过三峡库区）建设，至为必要。
正因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向心力主要指向环太平洋地区和我国东部地区，因此，如何将环太平洋地区和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人才和技术等引至西部地区，是西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除了上述改善交通条件外，还应抓两点：一是选择有吸引力的开发项目，重点是对环太平洋经济圈和东部有战略意义和支撑功能的资源开发项目；二是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使投资者有利可图，乐意投资，并不断扩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