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化、艺术与传播学之间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多不胜数，传统对于此类研究的重点在于将大众传媒与文化传播相结合。但对于乡民文化的研究，众多研究也是将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强势的工具对于弱势文化的篡改式的传播形式研究。对于传播效果的研究、传播内容的研究等都是建立在大众媒介的基础之上；伴随着普通大众对于媒介工具的使用的不断扩大，普通个体对于小众范围（乡村）之内的媒介化传播研究显得日益重要。独立个体使用简单媒介工具对传统乡民文化的传播与大众媒体对某种文化的传播无论是在传播意图、方式、结果等方面都不一样。目前学术界对于乡民文化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将乡民文化与传播理论、与媒介运用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本论文的研究可以将乡民文化的发展与民间媒介的使用关系结合，重点在诸多新媒介作用下对于传统乡民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保护的套路。
一、 学术界研究概况
（一） 乡民艺术研究概况
自建国后，乡民艺术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呈现的是以政治思想与艺术观念为指导思想的民间艺术搜集整理；虽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整理之下将我国的众多民间艺术挖掘整理出来，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发展与研究，但是这种在政治意识影响之下的搜集整理由于指导方法的偏颇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民间文学原有的文化生态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2004）指出，该文回应着上个世纪50年代以迄今天对口头文本进行“汇编”的深刻批评，指出以前的彝族史诗整理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格式化”、“二度创作”等；耿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2006）指出，百余年中国乡民艺术的发展一直在经历着一个“去语境化”的过程，所谓“去语境化”即外在的强势“他者”对中国乡民艺术本源性存在境遇的剥夺。这个强势“他者”在80年代之前的现代性阶段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话语，此后则表现为“经济——国家”的话语，两者构成了百余年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史。
在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民俗研究持续升温，各地乡民文化活动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政府提倡大力发展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但此时期的乡民文化许多却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的伪民俗。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2006）指出，在这种经济刺激之下，真正的原生态民俗，特别是乡民艺术，则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而导致的结果是割裂了乡民艺术与民俗生活的血肉联系，使得对乡民艺术的真正阐释无法展开。郭凌燕《经历“非遗”——鲁中地区一种乡民艺术的当代变迁》（2011）指出，花鼓锣子的产生、发展以及流变都与所处乡土社区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从村落社会生活的整体语境出发，探究这一乡民艺术在经历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运动中一些富有意味的变化。
在诸多外在环境的影响之下的乡民艺术的发展研究问题的发现也促使诸多学者在乡民艺术研究中思路的不断转变,学者开始关注乡民艺术的本土化语境的回归。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2007）指出，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从国家的自我想象（20世纪前半期）——从民族国家本位到乡土语境的开启，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符号化然后返归乡土语境的过程。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格等译《文化的解释》（1999）指出，研究者要努力从当地人的生活中去解读当地文化的文本，尤其是要理解他们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因为每一种社会生活中都必定包含着对其自身的解释。
伴随着我国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对于乡民艺术的研究只有将乡民艺术至于民俗语境中才能真正的理解和阐释。比如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2004），整部书中，如副标题所述，除了介绍传统中国农民的生活，同时也着眼于外部冲击对村庄的影响，人们虽然在适应，但这种适应是伴随着痛苦的。像平衡化学反应，当一个系数改变，就会形成一个平衡的举动来寻找新的平衡点，但太致命的外来冲突将导致内部的突变，即使是微小的突变将影响全球。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乡村的变迁，这是更具体的研究农村文化和传统乡村发展的改变，更具说服力；傅谨《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2001），作者用文本和田野考察的双重做法，对浙江台州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民间戏班进行了长达8年的随访调查，完成了全区民间戏班的实证研究，通过实地的田野访问，了解民间演出团体的构成与运作方式，在运行中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传统、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戏剧特定艺术门类发展史等种种制约；综合利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戏班生成与发展的特殊性、不同戏班的构成模式、演出剧目、习俗及其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1996），文章指出，村落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都具有“自足”性质，但不等于“封闭”，而是要求与满足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在村落民俗表现出来的共同文化规范之下，潜在有村落的自我意识，它由相通的个人感受所形成。因而村落个案调查可向“生活史”方向进行。文章阐释了在乡村中的乡民对于自我的“生活史”即共同习惯（文化）的认同感，会不自觉的对这种共同文化形成一种保证平衡的自我保护与延续；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利与记忆》文章通过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传统文化不断复兴，分析在这表象的背后埋藏着的民间文化与民族国家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力量使得地方性文化不断重组和改造以适应现代进程，作为民间文化核心的仪式活动，自然也是再次复兴”的结论。
从国家视野延伸到乡村，回归乡村语境。学者们避免重新走上将乡民艺术工具化的历史老路， 探索在当代文化格局中如何重建乡民艺术与乡土社会的语境关联， 让乡民艺术在尽可能自然的状态下展现勃勃生机。
（二） 乡民艺术与媒介传播研究概况
乡民艺术与媒介传播的研究，若将其概念放大，可以定义为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若谈及文化与传播，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从研究角度来分，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关于媒介与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施拉姆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1984）指出，“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关于文化与传播的理论探讨；著作还有许多，例如：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跨文化传播》（2004），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2005），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等都就文化与大众媒介的传播做了理论的探讨，中间涉及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传播史等理论研究。讨论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对于研究人类本身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0世纪伴随着文化传播的人类社会的渗透，文化传播的行为将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种普遍、重要、深层、复杂的综合现象体。
从人类历史来看，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冲突、整合——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都与传播紧密相连。社会学家查尔斯?科里（Charles 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文化的这种“变动”属性决定了传播对于文化的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作用，这种研究放到乡村传播研究同样适用；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民间对于媒介工具使用的普及化，传播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一种依靠“群体”自发力量的“群体传播”，也就是今天我们研究“乡民艺术的民间媒介化传播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正是这种民间媒介力量的发展使得民间文化在大众传播的巨大冲击之下还能继续发展和生存的一个原因。
其次，大众传媒对于弱势乡民文化的“再创造”（去语境化）传播。媒介的参与和介入，加速了乡民文化的传播，但也带来反面的“去语境”的反作用。吴晓《媒介化时代民间艺术的文化转型》（2011）指出，民间艺术的媒介化传播，显示出一种正在以他者想象为文化核心的审美时代已经到来。传统民间文化在媒介语境之下以去生活、去语境的方式进行符号拼贴、重装和压缩，裂变为诉诸符号消费需求的媒介景观样式或消费意向。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鲜明的阐释了一个观点就是在大众媒介传播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是不会消亡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者逐步批判和反思解释和表述异文化时所引发的问题。詹姆斯?克利福德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James， Clifford & George， Marcu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1986）一书中分析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批判的指出近代人类学“曾把文化的变异视为文化的消亡”，揭露了这一话语带有的政治性和虚伪性。Mette hjort & Scott mackenzif 《 CINEMA & NATION》（2000）的第17节中ULF HEDETOFT《Contemporary cinema：between cultural globalisation and national interpretation》指出；那些跨文化传播过程，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接收端的倾向之间被重新诠释和改造，以符合在自己精神领域里的视角和观点，与自己的解释和行为相融合。简言之民族文化不会在媒介传播过程中消亡。陈爱国在《“文化消亡话语”之解读与反思》（2012）一文中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营利企业介入传统社区文化的解释和表述的可能性增加，而传承人成为传统的守护者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来自我解释、表述的权利有可能被削弱。而这时所出现的主流话语是文化消亡话语。”现今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一些“传统文化将消失和变质”的声音不绝于耳，文章通过自2006年以来长期进行调查的3个民间皮影戏的事例来证明“文化消亡话语”的虚伪性。
最后，乡民文化的民间媒介化传播。相比较前面两部分内容，民间使用媒介对原生的乡民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研究相对较少。在大众传媒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对于传播媒介的使用并不在只是媒介精英多独享，乡民文化持有者也会接触各种传播媒介。民间自制影像作品就是典型案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张祺《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2012）指出，2009年10月，在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打工者居住现状与未来发展研讨会”上，来自云南昆明的社会工作者子若在发言中提到，在他所服务的布依族流动人口聚居区，布依族拾荒者的生活非常困难，“但他们会花200元去刻一个DVD母碟”，“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自制内容的光碟”。对于这种民间自制的影像在乡民艺术的传播与民间使用媒介的研究就显得极具价值。张祺论文主要是从“抗拒性身份建构”角度阐释，理论回归点是在通过影像自我再现过程自我建构集体身份。已经关注到民间自制影像的意义，但未涉及这种民间媒介化使用的传播方式与乡民文化的传播保护的关联。阎安在《民间业余影像的成长与传播》（2002）一文中指出，民间影像的发展需要借助精英大众媒体的扶持与帮助，主要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未阐释民间影像对于民间文化或话语的推进与保护意义。陈云岗在《光大与消亡——地域文化之存在价值》（1999）中指出：“当一切都成为‘文化’时，即成为了‘无文化’。我们似乎更应对生存于种种文化氛围内的族群们所呈裸的文化心态，以及对其所持的认识与态度做出些许的思考。”论证了对具有特性的乡民文化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参考书目：
[1][美]阿兰?邓迪思.世界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2]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J].文学评论，2004，（1）.
[3]蔡帼芬、张开、刘笑盈主编.媒介素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韩鸿.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6）.
[9]耿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J]，（齐鲁艺苑），2006,(4).
[10]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11]郭凌燕：《经历“非遗”——鲁中地区一种乡民艺术的当代变迁》[D]，山东大学，2011.
[12]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J]，（文史哲）,2007,(3).
[13]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格等译：《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刘凯（1989— ）：男，云南昭通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传播研究。
论文作者:刘凯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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