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的认知与认知主体_认识论论文

认识论的认知与认知主体_认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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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认识论就是哲学的主要课题。《庄子》中有一段有趣的认识论的对话:庄周与惠施游于水边。庄周说:鱼儿真快乐啊!惠施立即诘难:你不是鱼,怎知鱼之乐!庄周反驳:你不是我,怎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以对手逻辑回敬,确很机智,惠施只得哑口无言,无以回对了。

古老的哲学对话给我们的启迪不仅是机智,更有意义的还在于它蕴藏着现代认识论中两个常被忽视的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认识论要讨论的“认识”?什么是认识论中的“认识主体”?

庄周和惠施所论辩的“知”,也就是“认识”,其实并不相同。庄周要知的是“快乐”这类直观的主观感情。而惠施要知的是人的认识能力,即人有无认识鱼的情绪的能力。这就涉及到什么是认识论要讨论的“认识”。另一方面,惠施说的是你庄周,而潜台词却是你庄周,我惠施都是人“类”,我们都有差不多的认识能力。而庄周的潜台词却是你是你,我是我,两不相干。于是从认识论角度看,庄周立足于个体个人的认识,而惠施却立足于人类的认识,即不同的“认识主体”。总之,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庄周与惠施的观点截然对立。

本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石里克为首,在观点上接近罗素和实用主义,通常称之为逻辑实证论的维也纳学派哲学。这个学派常被误以为是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论的余绪,实际上,虽然两者有一定历史渊源,所讨论的主题亦有相通之处,但是其哲学基本倾向却截然不同。他们反对马赫把实在视为“感觉的总和”,而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注: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8页。),也反对“思维经济原理”和“真理融贯论”之类否认真理客观性的观点,而坚持“命题与事实的一致”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注: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47页。)。由此可见,尽管其作为一种学院式哲学流派不乏烦琐气息、形而上学的僵化和咬文嚼字,并且还不断声明他们不是并反对“唯物论”,可是其基本倾向无疑是唯物论派的。

当然,这里提及维也纳学派并非因其唯物论的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认识论中的认识作了系统而明确的分析,得到了合理的解答。在我们看来,这是维也纳学派对哲学认识论的一大贡献。

维也纳学派几乎把认识论视为哲学的唯一主题,并进一步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感觉、印象、经验,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划归为两大类:“体验”和“认识”(注: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26页。)。用普通语言说,所谓认识,就是可以用语言、文字,乃至数学方式相当精确地表达出这种反映的内容,并可把其内容传达给他人,共享这个认知。同时这种认知又可经过——如列宁所说的,“那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品格的实践”(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50页。 )的检验而判断其真伪。维也纳学派称这类反映为“知识性认识”,并指出认识论所讨论的,也只能讨论的“认识”,就是知识性认知。

与知识性认知不同,体验是由感性直观所获得的主观体会。虽然,这类直观体验通常总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味,对山川风景的欣赏,乃至对生活的苦乐的感受,人们的体验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并且也难于用语言、文字,更不用说以数学方式精确地表达其内容。在感情方面,父母与儿女的亲情,男女恋人的爱情,都有不可言传的微妙之处。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主观体验。就以滋味说,这也是一种直观体验,不但难以解释“爱吃萝卜不吃梨”这类主观偏好,就是滋味本身也说不清。向一位没吃过梨的人,解释梨如何脆、如何甜,就是解释一万年也没法使他知道梨子的滋味。可见体验认知与知识性认知相反,这类带有主观感情的认知既难以用语言、文字精确表达其内容,并且难以传达给他人共享,更无从依据什么验证其真伪。因此只能把它摒除在认识论门外了。

当然也有建立在直观体验之上的哲学。他们强调通过主观感受,经过冥思以求得对人生、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理解。因此他们崇尚直观体验和信仰,菲薄科学和理性。宗教神学是这类哲学的古典代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也不乏其人,19世纪叔本华的厌世悲观主义,以后尼采的超人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张力,晚近海德格尔的注视死亡的本真生活、萨特的存在与自由等等。这些流派说法各异,但其共同点都是以主观的直观体验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以此导出人们感情体验的共鸣而求得认同。他们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是“不可理喻”的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

康德通过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而成为近代精细研究了认识论的第一哲人。众所周知,他把人的认识(过程)划分为三个环节:感性认知、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虽然理性认知被视为认识的最高层次,却因彼岸的物自体而转化为对上帝的信仰。所以后世人常说康德从理性出发到达了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新康德主义者大都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仍坚持物自体的不可知论。

康德自称他的分析哲学为“唯心先验论”,这并非因他给上帝、信仰留了一席之地。他认为,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悟性(理性)认识都需有人大脑不依赖经验,即先验或天赋的理性能力的支持。对于感性认识需要的是纯粹直观的空间—时间框架。而对于悟性(理性)认识更需一系列被称之为纯粹思维范畴——重要者如因果性、必然性、无矛盾性、否定性等等的支持。这些思维范畴乃是先验的、天赋的,即人头脑固有的、不证自明的逻辑或理性思维的原则。其实也就是大脑的逻辑思维能力。通常说的“要用脑子想一想”,也就说要运用这种先验的思维范畴。说得文雅些更是“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康德先验论的通俗的浅陋说法。进一步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判断能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想、推论能力也都是这种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表现。

恩格斯、列宁当然十分熟悉康德哲学,也多次批判过他以此岸与彼岸、为我物与物自体割裂对事物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切断了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人为地设置了认识能力的绝对界限,从而导致为信仰留下余地的折衷主义的不可知论。虽然康德的先验论与物自体、彼岸之说有一定理论的联系,但是恩格斯、列宁的批判并不涉此,同时也不涉及认识过程的划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提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他们不知道康德的认识论,只因为他们懂得人头脑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认识中决不可缺乏、始终存在的因素。随你怎么称呼:先验也罢,天赋也罢,总之,除了脑残疾者,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大脑能力。

问题不在于大脑的这种能力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头脑中固有的,而在于它与实践的关系。康德的认识论虽名为研究“人类”的认识,实际上却仅以个体个人为模型。因此只能把个体个人的大脑逻辑思维能力视为先验或天赋。另一方面也就有了认识过程划分为感性、悟性、理性诸环节之说。应该指出,就此立足点而言,康德的分析是精细的、成功的,并有很多有益的贡献。以致后来站在同一立足点的分析,在原则上难于超越康德。但是,恩格斯、列宁是站在全然不同立足点上,即以人类群体作为认识主体。在这个立足点上看:所谓先验的思维范畴,所谓认识的诸环节就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并由此才能发展一系列全新的认识论范畴。正因如此,恩格斯、列宁才不着意于康德的先验论和认识环节划分诸问题。

虽然我们从惠施、庄周之辩中看出隐含的认识论中两种不同的认识主体:人类群体和个体个人。但是过去的哲学并未自觉区分这两种有原则区别的立足点,并因此造成很大的混乱。他们常以人类为名,却仅以个体个人为实探讨认识论。康德之前,近代主观唯心论之祖——贝克莱主教的名著题为《人类知识原理》,但通篇却皆以个体个人的认识为本。的确,如果以个体个人为认识主体,那么就逻辑而言,是不能驳倒贝克莱的。甚至应该说,只要立足于把个体个人作为认识主体,无论说多少“经验”、“实践”(贝克莱就是彻底的经验论者),逻辑上都可导致主观主义,乃至唯我独尊的唯我论,或者如经验批判论那样的折衷主义的二元论,而形而上学的僵化也是不能免的。

黑格尔是自觉把握了人类认识总体的哲学家。可是却唯心主义地把这个认识总体倒置为脱离自然,脱离人世,脱离现实历史,浮悬于“无”中的绝对精神,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演变成了绝对精神的矛盾展开。人类的实践历史成了绝对精神的外化。晦涩难解的语言,神秘的呓语式的论述掩埋了合理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把这个被倒置的绝对精神颠倒复原,自觉地以人类群体为认识主体,从而以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一系列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实践与认识、认识的先验性、正确与谬误、自由与必然、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以及实践检验真理等等。把认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彻底批判了各式各样唯心论、折衷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各种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时曾明确指出:“什么是人的思维(即人的认识——引者),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接着他说:这是无数过去、现在、将来人的思维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列宁完全遵循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他在专门讨论认识论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处处都以人类群体为认识主体,立足于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总和。譬如人们常引用书中这段名言:“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但却忘记就在同一页中指出的这段名言的前提是要“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那么立足于个体个人的实践的认识论能不能说“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呢”?我们已提到的贝克莱、康德以至经验主义的休谟、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都表明并不如此,而是常常恰恰相反!只有自觉立足于人类认识、实践的总和,以人类群体为认识主体,才会“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决不是以那一个个体个人的实践为依据的。

我们已经指出,立足于个体个人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人大脑为先验逻辑思维能力的来源和性质。但立足于人类整体,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恩格斯在讨论人类进化过程时指出:在发展了直立行走的双足、能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双手的同时,也发展了大脑,发展了语言能力,使大脑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时间、空间的概念。这是人类数百万年在群体生活中,分工与合作的劳动实践中改造了自己的结果。人类在进化为双足、双手的动物的同时,也进化为有语言和思维能力的万物之灵的动物。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产物,也可以称之为天赋,与任何天意、上帝无关。所谓天赋、先验无非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群体生活的结果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 515页。)。

至于数学,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属性,不过是人类长期生活实践于地球—太阳系为尺度的客观时空环境对大脑作用,形成了相对固化的遗传因子,并由此形成了直观的时空范畴。就是因果性范畴也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亿万次出现的事物发生联系,在头脑中所形成的思维范畴。许多对野生动物和家畜的观察都表明较高等的动物已有了因果范畴的萌芽。最简单的事实:食草动物一旦嗅得食肉动物的气味,立刻“意识”到危险在即,而决定逃逸。条件反射的实验更表明可以建立某种因果链。列宁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23页。)

本世纪初之前,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哲学家都视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属性和牛顿时空观为绝对,是人脑与自然绝对的同一。有些唯理主义者甚至以思维存在的同一性为据,基于一些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依靠推理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先验的、自然的、社会的、伦理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进展,使人们的认识进入大的河外星系空间,小的基本粒子世界,接近光速的实体运动。曾被视为不可动摇的不证自明的先验范畴、概念全都动摇了,原来它们不过是地球—太阳系尺度在人头脑中的作用和反映。冲破了这种局限性,人们就认识到大空间中非欧几何,相对论的时空,微观世界新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就足以证实了我们关于先验范畴源于人类长期实践的论断。

人的一切意识、思想总是以语言为载体,并且只有通过语言的表达方能和他人交流意见和认识。语言文字既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又是持续发展的杠杆,也是人类认识总体的载体和表面形式。既然任何人的认识都不能脱离语言,那么也就意味着不可能脱离人类认识的总体。

事实上任何语言成分都是抽象物。黑格尔曾说,你不能吃水果,因为水果是个抽象,是一切梨、桃、杏、苹果……之抽象。其实连梨子也吃不到,因为有上百种不同品种的梨子,更不知有多少过去、现在、生、熟、好、烂的梨子,你吃的只能是某一个具体的梨子,而不是语言中对亿万梨子的抽象概括。

这就是说人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印象、感觉、直接经验所形成的认识仍必须由抽象成分组成的语言作为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感性认识已不能离开抽象的理性的“干扰”了。何况它还必然受到人们大脑中已存在的认识的制约。众人参观一个工厂,每人都形成了印象、感觉。但由于参观者的教养、经验,乃至年龄、性别之不同,参观目的不同,所得印象、感觉就不会相同,甚至全然相反。这说明把印象、感觉、直接经验等等归之为与理性认识截然不同的感性认识,并视为认识必有的第一阶段,带有多么大的人为性质。何况个体个人的某些具体知识大都并非都源于所谓直接经验。中学生学习代数、几何,大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理论物理都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感性认识。至多只能说,当他们应用这些知识有了某些直接经验后,能更深地理解。不过这也表明脱离了人类认识的总体,孤立地分析个体个人认识必定只能建立一个人为的、片面的、抽象而空洞的认识模型,它不仅不符合认识实际,并且还可能会导出一系列有害的论点。

人类认识总体是由古往今来的为数有限,但仍是数不胜数的个体认识所组成。没有个别个体的认识就不可能有认识的总体。可是这个总体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体认识的相加。甚至不是单向的从个体进入总体。借用一个现代技术术语,由个体认识组成的认识总体是一个“非线性耦合系统”。这就是说:认识总体并非消极地接纳个体认识,它对个体认识有着极强烈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个体与个体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也有着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人类认识总体面貌大异于个体认识。并且也远大于个体认识之简单相加。因此,由于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离开认识总体也就无从理解个体的认识。

恰恰在这里需要说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毫无疑义,任何认识的进展都有赖于实践的发展。例如,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重大的物理实验,就不可能出现量子力学、相对论这些物理理论的大飞跃(人们常称之为物理学革命)。可是这并不是说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波尔……这些大师自己做了实验,相反,实验都是别人做的,甚至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关系式都是爱因斯坦从洛伦兹那里移植来的,故称为洛伦兹变换。相反,当时最著名的实验大师之一、镭元素之发现者——居里夫人终其一生竟不相信卢瑟福基于原子散射实验提出的原子结构说。由此可见,决不可浅陋地简单地立足于个体认识,实行实践——认识的对号入座,说什么只有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得到真知灼见。实际上,只有在人类认识总体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列宁的唯物论的认识论是以人类实践总和为基础的论断。

立足于人类的认识总体,就看到认识有了两个明显的属性:认识的历史(继承)性和认识的社会(群体)性。显然脱离了人类群体的个体个人认识必然丧失了这两种属性,成了既无渊源,也无依傍的空洞抽象物。

人的认识必定为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但又必定以现存的思想认识材料为出发点。古人说的“温故知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牛顿说他能看得远一些,是因为他站在伽里略、笛卡尔的肩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经常指出他们理论的思想渊源。列宁甚至专门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注:《列宁选集》第3卷, 第441~446页。)的论文。他还教导青年:“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察,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因此列宁才强调(青年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 才无情地批判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即使对于唯心论,列宁也指出,那仍是人类认识大树上的一朵花,虽然是不结果的花(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由此可见,那些借口“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高喊什么以社会为大学而要消灭文化、教育的人们,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割断了认识的历史继承性,使人们的认识倒退、野蛮化,由理性的科学转为非理性的信仰和盲从。

认识具有社会(群体)属性,就是说认识总体是由人群通过社会交往共同创造和共享的。这种“共同”并非简单相加,更重要的是不同乃至对立的认识之间的争论(斗争)以及融和(吸收)。俗话说:“真理愈辩愈明”,古人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说“百家争鸣,相反相成”,都很好地形容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由之路和认识社会(群体)属性的特质。由此可见,“一家独尊”,甚至狂妄地要“定于一”,都与认识的群体发展背道而驰,妨碍人类认识的进步。中世纪的欧洲,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都是历史实例。马克思主义懂得认识的社会(群体)属性,更不能自居一家独尊,而置自己于死地了。

认识(命题)的正确(真)或谬误(伪),从来都是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只是过去的哲学家们(正因为立足于个体个人为认识主体,所以)大都陷于僵化的形而上学泥淖。就是对此讨论最多的维也纳学派也在所难免。他们以为命题非真即伪,没有即真即伪的命题(注: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这个学派大多数成员有物理学或数学的背景。石里克就是物理学博士。他的导师还是大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创始者普朗克呢!可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没有一个以前的物理学定律是绝对的真,都被发现有谬误和局限之处,但又都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也就是包含有正确(绝对真理)成分的相对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正确和谬误的对立是相对的,仅在极有限的领域内才有绝对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人们引用列宁关于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的议论,引用他说的相对中有绝对才是辩证法的精髓。可是又把正确与谬误割裂、对立起来,说什么实践出真知,正确的思想源于实践,却忘记问错误思想、谬误又源于何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头脑中固有的吗?其实从人类认识历史看,被视为正确的总还有谬误及有待改正的因素。更进一步说,被认为谬误者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所以不仅说正确的认识通过争辩、事实、验证克服了谬误,还得说,正是吸收、融和、改造了谬误中的合理成分才克服了谬误。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就叫做“扬弃”。人类认识的进展就是不断扬弃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创造了自己的哲学。

众人皆说古代托勒密的地中心说为谬误,哥白尼的日中心说正确。可是哥白尼正是以托勒密的两个假定为自己理论的前提:一是以日、月、地、行星为球体。二是它们都按一定轨道运行。但是哥白尼也继承了托勒密的错误观念,竟也把这些天体视为如葡萄干嵌于蛋糕那样嵌于“天球”内。直到虎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天体才从天球蛋糕中解放出来,相互支持的、按照一定轨道(也不是托勒密、哥白尼所想像的圆轨道,而是按刻卜勒定律所描述的椭圆轨道)运行。众所周知,牛顿的太阳系也经过很多修正。最后,万有引力也被融于广义相对论的弯曲空间场之中,并解释了牛顿太阳系不能解释的水星近日点运动。而基于某些天文观测,又由广义相对论推论了宇宙大爆炸、黑洞等前人无法设想的世界。不过我们还得清醒地意识到,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在还不过是人类的童年,后人能纠正我们的谬误,肯定远多于我们之能纠正于前人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后人总会比前辈高明,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唠叨和妄自尊大、以为一贯正确的“顶峰论”都不过是井蛙之见,可以休矣!

通过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是一切有唯物论倾向哲学的无可辩驳的论点。实用主义就要求命题能“兑现”,虽然这个词汇有点美国式的商业庸俗味,可是并不要事实消极地验证,而要积极地“兑现”,也就是在积极实践中检验命题(注: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92~96页。)。逻辑实证论则更带分析的意味。它不仅要求命题的真伪要通过事实给予验证,还强调验证方法要可以实现,即有可操作性,而不是空谈事实的验证(注: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

但是它们仍然以个体个人为认识主体,因而仍只是以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看待实践检验真理。人们总是引用列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而自以为是地任意附和实用主义或维也纳学派的解释,却不顾列宁就在这一节中明明白白地指示:“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任何表象。”接着又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真理的相对性,或正确、谬误的相对性。这就是即使经实践检验成功的认识也不可将其正确性绝对化。大家知道,牛顿太阳系因预言并随后发现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新的天文观测和电磁波实验,暴露出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牛顿理论也是相对真理。另一方面,任何实践也仅能暴露和检验事物发展的某一些侧面,没有也不可能有全面暴露事物的实践,何况事物发展总有其过程和阶段。这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更是屡见不鲜。

人类历史的发展丰富曲折。四五十年代,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国革命胜利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逼和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诞生,旧殖民主义体系崩溃,新独立国家纷纷宣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东风压倒西风。可是到了80年代末,号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了,执政70余年,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领导的苏共下台了。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存在了。人们又纷纷求教于资本主义,美、英、法、日、德等国又成了人们憧憬的天堂。于是宣传家又鼓噪: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破产云云。这可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世界历史,“以实践检验”竟会得出全然相反的认识。由此可见,说什么某项认识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兑现),就是正确认识,相反则是谬误,不过是庸俗唯物论。还是列宁说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要用全部人类历史,人类的认识史来检验。还应看到,理论是人类认识总体的概括和总结。那种忽视理论的指导,也就是无视人类认识总体,是片面的庸俗实践观、狭隘的经验主义。无论如何,为了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僵化,避免对实践检验真理认识的主观任意性,也必须以人类整体作为认识论的认识主体和立足点。

总结对认识论的讨论,可归结为以下诸点:

第一,认识论探讨的认识是所谓知识性认知,而不是个体主观的直观体验。

第二,认识论只能以人类总体为认识主体。任何立足于个体个人认识的认识论,都会走向贝克莱式的主观主义、康德式的折衷主义或休谟式的不可知论。

第三,立足于人类认识总和,就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无限过程。由此也就能辩证地理解本质与现象、正确与谬误的相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同一和转化,从而彻底批判一切不可知论。

第四,明确了以人类认识总和为立足点,也就明确了认识的历史(继承)属性和社会(群体)属性。由此也就彻底批判了那种不要文化、教育的野蛮观点和妄自尊大的定于一的狂妄企图。

第五,只有立足于人类实践总和,才能理解实践检验真理的相对性,才能与庸俗唯物论、狭隘经验主义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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