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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4—0021—06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史学史论文，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值得注意。
一、这是篇史学史论文
班彪（公元3—54）是公元1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幼从学，长入仕，因“性沈重好古”①，“所如不合”，② 对做官兴趣不大，而“好述作”，“遂专心于史籍之间”③。在史学方面，他著有《史记后传》，写有《前史略论》。《后传》早已散佚，少数篇章或文字为其子班固《汉书》所汲取④。这里从略。《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⑤，尤其是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才能，这是一篇简要的中国史学史论文。为了便于分析，避免断章取义之失，又因其文不长，乃全录于下：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皇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⑥
这不足700字的论文，内容丰富，试做分析。
班彪专就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发表评论，有据有论，言简意赅，可谓是一篇中国史学简史名作。专标史学，独树一帜，使得史学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单独成为一个学派。这是继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后的创举。故自《史记》以后，史学专门，单线发展，以至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学蔚为学术大国，成为世界文化史上耀眼的明星。
指出《史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意谓《史记》写当代史（汉史）厥功尤著。这十分中肯而重要。司马迁于《史记》写古今三千年史，略古而详今。其写秦汉百余年间的历史，约占百分之七十的篇章，写汉代史则占全书半数以上的文字。⑦ 班彪指出迁书写汉史功著的特点，又指明其书“下讫获麟”、“至武以绝”，也是为自己继《史记》而作《后传》张目，说明本人著作之必要与价值。中国史学有写当代或近代史的优良传统。整个“二十四史”都有这个传统的特点或影响。治史若不注重近世，意义不会很大。
指出《史记》是颇有价值的“可法”之书。说它与《左氏》、《国语》等等史籍都使“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故值得效法。但以为“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即写项羽列入“本纪”，写陈涉列入“世家”，而写当代淮南、衡山等王侯只列于“列传”，有“条例不经”之嫌。故其《后传》“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对《史记》体例作了一定的修正。这一点被其子班固写《汉书》所采用，不立世家，只是纪、传。自此以后的纪传体正史也大多是以纪、传为重点或只是纪、传而已。传统史学是以纪传为主体，是以人明史的。
二、着重点在史学思想
班彪评论《史记》着重点在史学思想。他论《史记》，略谈其取材、起讫、体例之后，便着重谈《史记》思想性问题，批评司马迁“议论浅而不笃”，抓住三点。这是需要推敲的。
先谈“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问题。所谓“术学”，这里是指先秦以来的儒学与诸子之学。所谓“崇”、“后”是言第一、第二或主次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全录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具有明显的崇黄老而轻俗儒的思想。而对《五经》并不轻薄，是推崇的。他写《史记》，声明“继《春秋》而作”，推崇孔子，列《孔子世家》，并有“高山仰止”的赞语。书中还多有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观念。此中似有或崇黄老或尊《五经》的矛盾现象。我的看法是，司马迁将《要旨》列入《自序》，显然是接受了其父谈思想的哺育，而直接继承之。《要旨》所言的六家，既不是先秦以来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全面的思想或其主要思想，而是经过作者主观选择，根据汉初学术形势与趋向，有所取舍的六家在“治”道方面的精神，故他批评儒家的重点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点是汉世儒林的特点；而他所阐述的道家要旨，是吸收了黄老又取各家之长熔铸成的司马谈黄老思想。《要旨》大约产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兴功利之元朔、元狩之际，以其与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国策大事针锋相对。当时，汉武帝信用阿顺苟合的儒者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大动干戈，大刮民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使得民众思想波动，生产下降，甚至社会不宁。司马迁于《史记》写《平津侯（公孙弘）列传》、《酷史（张汤等）列传》、《平准书》等篇，据事直书，并尖锐地针刺，而《汲黯列传》所写“学黄老之言”的汲黯，“无为”而治，对武帝及公孙弘、张汤等人当面指责。司马迁曾指出汉世儒、道两家是互相贬“绌”的。⑧ 在汉兴百年由“无为”向“有为”政治转化形势下，面对汲黯与公孙弘的政治思想交锋，司马氏父子鲜明地表示了思想观点，他俩是站在汲黯一边而讽刺公孙弘的。《史记》肯定汲黯为人正直，“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立浮说”⑨；讽刺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⑩，阿顺君主兴功兴利，“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11)。将《史记》与《要旨》两相比照，可见司马父子在刺儒崇道方面，灵犀相通，跃然纸上。班彪所评“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用词有点欠当，反映出论者思想倾向于汉儒，但其抓思想问题还是很准的。
再谈“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写了一篇《货殖列传》，大讲社会经济生活同历史发展、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经济生活之所需，社会发展之必然，秦汉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的封闭性的经济模式里去。司马迁以为人人都有“欲”，都求利，而且竞争，在求利竞争中产生了货殖人物，这些是优异人才，故特为其立传。此传写了古今几十个各种货殖人物，并指出有些富有者往往可与封君侯者相比，可称“素封”。还认为，人类求利，民众富有，是好事。民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国富则强盛，家富则明礼，人人才能尽为人之道。故言“无财作力，稍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以为求利竞争是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撰写了货殖人物之后，司马迁以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口气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守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意思是，所写这些富者，值得肯定的货殖人物，都不是靠特权特殊待遇及弄法犯奸而富，不是以特权谋私利而富，而是用力斗智，既营工商又务农业，从容治生，以致富有，所以值得称道。他鲜明地反对奸利，反对官与民争利，指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意思是推崇经营农林畜牧的“本富”为上等，肯定从事工商的“末富”次之，指责抢劫掠夺、盗窃、弄法犯奸等不正当行为而暴富的“奸富”最为下流，基于此，他对当时的经济政策还发表了异议，当时皇朝强调“崇本抑末”，即以农为本，抑制工商。官府轻视工商业者，政治上加以压制，经济上予以打击，官营盐铁以专利。司马迁则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提到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因之”、“利道”，即因势利导，让老百姓自主谋生，求利致富。中策是“教诲”、“整齐”，要求从事工商业者知礼义守法度，不能违法乱纪，否则要加以处治。下策是“与之争”，以为官府垄断经济剥夺民众之利是不可取的。在他看来，若有国家的因势利导政策，社会的安定环境，人们的勤劳致富，是大有可为而较为理想的，货殖人物是有作为而获得成功的。正因于此，司马迁才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12) 意思是，人应该有所作为，可以求利致富，应尽为人之道，而以贫贱为光荣，好语仁义的漂亮词，是羞耻的。班彪不细审《货殖列传》的思想内容，仅抓住一点，片面地理解，而责难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显然偏而失当，知表而不知里。
再谈“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问题。司马迁于《史记》写了一篇《游侠列传》，热情地歌颂游侠仗义助人行为。他在《太史公自序》表述作游侠传之旨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此传表彰游侠为守信义之士，尤其是写郭解扶危济困而被官府迫害致死，极尽描绘之能事，并深情地发论：“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虽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这话语多么亲切，对郭解多么热情，对其死又是多么怜惜。此传的开篇说：“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故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韩非以为，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都予以针刺。而在司马迁看来，侠与儒不一样，儒之俗儒与处士也不同。儒士多称于世，在社会上吃得开，尤其是少数人以儒术取得公卿地位，围绕君主意旨转，更是名噪一时。这实际上是暗刺俗儒如丞相公孙弘之流，像季次、原宪等下层儒士，身居陋室，粗衣淡饭，自甘清贫，实在可怜。而游侠，其行虽不合于法度，然守信仗义，救困扶危，忘己助人，精神实在可嘉。下文又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矣。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入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意思是，今拘学孤陋之儒士，孤立于世，还不如面对现实，做有益于世之事。布衣之侠，能舍己为人，难能可贵。孤陋的儒士是不如布衣之侠的。这是勉励下层懦士弃孤陋之见，学游侠之长，做有益于世的豪杰。班彪认为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失之片面。“拘学”孤陋者并不能等同“守节”，学是要致用的；善意规劝也不是“贱”之，而是同情；而贵有益于世之“功”，有何不可！看来对儒与侠有不同的思想观点。
由此可见，班彪所谓“大敝伤道”乃俗儒之见，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尺度来衡量司马迁的论术学、序货殖、道游侠的。所谓“论议浅而不笃”，是指责司马迁不笃于儒家之论而自成一家之言。班彪着重抓史学思想，尽管其思想倾向与司马迁大不相同，但问题抓得很准，是很重要的。
三、注意叙事行文之才
班彪肯定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这是称赞司马迁善于叙事行文而为“良史之才”。这是很高也是很确切的评价。
所谓“善述序事理”，就是善于把史事原原本本、原委曲折、个中情理叙述出来。司马迁详写秦汉史，所写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化等等，都能纲举目张，条理分明，揭示出内情缘由。试以《平准书》所写汉代经济问题为例。其写楚汉之际的经济，“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同时有“不轨逐利之民”，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这就把战时经济特点勾画了出来。接着写战后汉初几十年间经济，官府重农轻商，“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于是社会经济复苏，个别私人已富了起来，国家的边防有所加强，官府的宫观舆马也开始增修。
再就着重写武帝时期的经济情况：“至今上（武帝）即位，汉兴七十馀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因汉初七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又无大的自然灾害，经济大有增长，百姓和官府都很富足，官库的钱粮很多，百姓穿衣吃饭不成问题，人们的行为也颇文明，“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但此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豪强兼并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贵族高官“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司马迁感叹：“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到各色人等的思想与行为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善于叙事而点明的事理。
不尽如此，司马迁还写武帝因国有积蓄，民裕国富，欲有作为，便“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加之奢侈享用，使得经济捉襟见肘，“财赂衰耗而不赡”，“府库益虚”，“大农陈藏钱经耗”，“县官大空”。于是兴利，武帝以桑弘羊为干将，以张汤为助手，大事搜刮民财，残民以逞；不断地铸钱，卖官卖爵，定赎罪令，官营盐铁，算缗令、告缗令、均输法、平准法等等，花样百出。搞得政治腐败，官员失职，民心波动，生产下降，社会不宁，风气日坏。而由于搜刮到很多钱财，又大事兴作，继续征伐，铺张更甚，耗费惊人。于是民怨沸腾，张汤死“而民不思”，甚至天旱而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言。(13) 这样，《平准书》全篇就将楚汉之际因战乱而经济萧条，汉初几十年间经济逐渐复苏，有所好转，至于武帝即位之初已民裕国富，于是大事兴作，开支浩大，不久国库空虚，不得不用奸商酷吏搜刮民财，由是社会不宁，经济滑坡，民怨不已。在叙述经济问题时，把“事理”交代得一清二楚。
所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就是叙事行文真实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鄙，是说写实生动。写史实与人物，必须真实，不能虚假，不能粗劣，也不在于字句花哨，而要传真，传情，生动传神。有人说：“古人称史才，才者裁也。序事有裁制之为难，其要唯在辨轻重而已……传一人必择其人尤异之事而叙之，使曲折并列，上下四旁毕奏。”他举出《史记》写项羽巨鹿之战、垓下之战等，说是“摹写逼真，须毫欲动。”(14) 此论有点道理。《史记》许多传文都是如此。《项羽本纪》也不仅写巨鹿之战、垓下之战颇为逼真，就是写鸿门宴也很精彩。《鸿门宴》的文字历来脍炙人口，这里稍摘其中一些文字于次：“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范增也。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扑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以卮酒。’则与斗卮酒。”这段三百余字的文字，写情事、环境、场面、各色人物，以及人物的动作、言语、阴谋、神色等等，据实写真，无不绘声绘色。项羽之粗豪自大，范增之阴谋策划，张良之筹划应对，项庄舞剑之意，樊哙勇敢之为，无不曲尽其妙，生动传神。
所谓“文质相称”，就是行文与史实之吻合、恰当，即一致性、准确性。有人说：司马迁作《史记》传人写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洸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轥、执辔蹑珠之状。余不瑕枚举，然若此者何战？盖各因其人之行而添颊上三毫也。”(14) 意思是说，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因其人其事其情加以描写，好像化工用模子铸物一样，做到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里试举司马迁写韩安国与狱吏矛盾一事为例：“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梁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15) 溺，音niào，同“尿”，即小便。韩安国言死灰复燃，田甲则说尿之；安国做大官后，田甲来请罪，安国笑曰可以尿了。此写韩安国与狱吏的对话，很符合身份、处境以及人物语言的特点，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并了解到韩安国仕途起落及长者风度，田甲为小吏的势利作风。可谓“文质相称”。
班彪根据司马迁善于述序事理，叙事行文准确、生动，而称其“良史之才”。这个称号，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也为学术界评断史家之良莠立了个标准。
四、在史学史上的意义
《前史略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班彪与扬雄曾有过接触。《汉书．叙传》提到班彪时说：“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对年长的大学者扬雄定会聆听教言，读过其书，受其影响。在《略论》中显然有《法言》的思想烙印。《法言》曾评及司马迁“《五经》不如《老子》之约”，“或问货殖，曰蚊”，“或问游侠，曰窃国灵”，以及“子长多爱，爱奇也”，“（或问）太史迁，曰：实录”，(16) 等等，这些观点，多为《略论》兼收并蓄，而以己意发挥之。而《略论》又直接影响其子班固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请看班固之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 这些评语，几乎是《略论》的翻版，还有可能是班彪的手笔，无论如何，班氏父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此思想，影响中国传统史学极其深远。
从班彪的《前史略论》可以得到几点可贵的启示：
首先，评论前史，或谓治史学史，要抓住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要略古详今，要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作重点分析研究。
其次，应当认真剖析史家与史书的史学思想、撰史才能。关键是注意其史学思想倾向。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再次，在分析史家撰史才能时，要把握其是否述序事理，叙事行文是否准确、生动；如果是肯定的，则可称“良史之才”。这个桂冠的含金量很高，不可弄虚作假，也不可随意封赠。
还有一点，评论任何史家与史书，都需要一分为二，论司马迁与《史记》是如此，评今人今书也当如此。
［收稿日期］2006—05—20
注释：
①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② 《汉书》卷100上，《叙传》。
③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④ 见于《汉书》之《元帝纪》、《成帝纪》等篇及《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的赞语等。
⑤ 《后汉书》卷40上，《班彪列传》上。
⑥ 《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上。
⑦ 参考拙文《司马迁写当代史》，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⑧ 《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
⑨ 《史记》卷120，《汲黯传》。
⑩ 《史记》卷112，《平津侯列传》。
(11) 《史记》卷30，《平准书》。
(12)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3)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30，《平准书》。
(14) （清）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15) （清）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2，《释言》。
(16) 《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
(17) 参见《法言》之《重黎》、《渊骞》、《君子》诸篇。
(18) 《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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