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古代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理论自有其体系，但如何认识该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变化？其次，中西史学理论是否适宜相同的结构分类，这种结构比较能够揭示中西史学理论发展的哪些特点？最后，史学理论结构对经验性历史研究的影响如何？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史学理论结构自身及其功能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所谓不平衡，包括史学理论结构在历时性、共时性与作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上述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恐怕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完全论述清楚。在此笔者更多的是提出问题，与同行交流讨论。
一、近三百年史学理论结构的演变理路：从宏观到中观？
从共时性角度讲，史学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因研究对象的内容、性质和功能等差异而归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本文称之为史学理论结构。在历时性上史学理论结构则体现为一个动态体系，随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取向和研究对象的调整而变化，因此对史学理论结构的认识也要不断地反映这种客观变化。18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话语是历史哲学。“在18世纪，历史哲学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注：斯特恩：《历史哲学——其起源及宗旨》，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1725年维科出版《关于各个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标志着历史哲学世俗化的开端。而近代历史哲学的时代最终是由伏尔泰建立起来的。他的《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即《风俗论》，1756年出版）在诸多方面开启了近代世界历史编纂学的新纪元。1765年，他又发表了《历史哲学》，后来把它作为导论收入《风俗论》一书（即该书从导言到第53节部分），从而使他所编纂的世界历史具有了哲学意义。从维科的“新科学”到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标志着西方史学观念在古典和中世纪基础上经历了划时代的飞跃，而继续这种飞跃的是德国哲学家。18世纪晚期，德国学者们重新发展了维科，历史哲学在19世纪走向了辉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历史哲学“就指对于整个历史过程的一种思辨的处理方式”。其后由于它的非历史性和非科学性而变得声名狼藉，于是对其有不同理解的一批哲学家，转而开始“把历史学理解为提供知识的一种方式”。最早指出历史哲学研究兴趣转移的学者是英国哲学家沃尔什。他在1951年时最早提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分别涉及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和历史思维的过程，“分析的”概念由此产生。他同时套用了英国哲学家布劳德“思辨的学科”（指自然哲学）和“批判的学科”（指科学哲学）的术语，将近三百年的西方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和“分析的”与“批判的”两个研究领域（注：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8页。）尽管分析派与批判派“它们的共同对手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在研究路径上彼此仍有不同。一般说，欧洲大陆国家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英语国家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历史哲学结构的上述分类是合理的，并早已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认同。但毋庸讳言，它不能代表史学理论结构的分类。原因是，其一，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历史哲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学科，“历史哲学一语，若于严正的意义用之，则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能离于哲学系统而别自存在者，即非可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范围内者”（注：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由于学科差别，“实际上，哲学家比历史学家更关心这些问题”（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注释①。），历史哲学的研究者也主要是哲学家。很显然，作为历史分支学科的史学理论结构的划分，如果完全以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分类作为标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历史学本身的特点。其二，受历史哲学的学科归属所致，该概念内涵狭窄，不能包容有关历史和史学的全部理论思考成果。在西方，历史哲学有着特定的含义，在此范围以外的、但又不属于具体的史学史范围的史学思想，一般也被纳入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范畴。如美国著名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等重要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的研究著作，冠以“史学或历史编纂学”的名称，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学史（或西方习惯上所说的历史著作的历史），而探讨既不特别思辨也不非常具体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范式等相关问题。（注：见G.G.Iggers,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中译本为《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他的另一本著作为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中译本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其三，“思辨的”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概念的提炼完全立足于西方的知识背景，尽管目前在涉及这部分内容时仍然需要使用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但来自西方知识谱系的这种分类框架不宜扩大为一般概念，更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类标准，否则势必削足适履。从历史学的学科和中西史学的比较而言，史学理论的概念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庞卓恒先生曾在十几年前撰文指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分为三部分，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注：庞卓恒：《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种三分法是中国学者最早关于史学理论结构的完整和科学的分类，至今仍然具有广泛影响，为许多研究者所采用。这种史学理论的结构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如所周知，“思辨的”历史哲学探究历史本体论，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专注于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在史学理论结构中可以各得其所。
不仅如此，从共时性与历时性角度考察，中西史学理论结构都体现为从宏观到中观的不平衡演进，理由如下：
第一，前述的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调整标志着宏观史学理论地位的下降，中观理论地位的上升。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是力图洞见历史过程规律的宏观理论，“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则是辨析历史思维与历史知识性质的中观理论。在此意义上，从“思辨的”转向“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也意味着史学理论的兴趣从宏观转向中观。
第二，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繁荣表明中观理论不再只是哲学家的专利。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起，史学家早已不满足只作为历史哲学的旁观者。他们既反对空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满于分析派、批判派的逻辑性和抽象性的纯粹理论。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一般是隐性的，寓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是对经验历史学切实可行的实用性理论，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或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层面。这些实用性理论不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包括本体论，从而极大促进了历史学派的产生。德国和法国是现当代以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彪炳国际史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史学家创造性地建立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史学研究的范式，并成功地在实践中付诸实行。如果说英语国家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者还是哲学家，“而在法国，批判的历史哲学大半是历史学家的结晶。法国历史学家虽然不甚熟悉认识论方面的讨论，但更接近于历史研究实际。”对“以哲学家的身份”从事研究的利科来说，为史学理论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法国史学当中，不仅有阿隆和马鲁等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贡献，还有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诸多的理论建树，因为它们的“洞察力堪与分析哲学家相媲美”（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28、29页。）。历史学在发展，历史哲学的发展永远不会画上句号。以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为代表的经验历史学所创造的体系性和一般性史学理论成果，是介于“高层次的抽象哲学研究以及低层次的只针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之间的“中间层次”（注：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它以历史整体或历史学研究的整体为对象，既不过分抽象，也不过分狭窄，在现当代越来越成为史学中观理论的主体，广受史学家的欢迎。
第三，国内外中国史研究模式的转变，体现了中观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在走向会通之路。美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很重视提炼相应的研究与分析模式，它们虽然还不能算作严密的理论，但仍然属于一种假设性的、建筑在规范认识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这种理论模式既不同于历史规律探求、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史叙事等“宏大叙事”，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工匠式的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而是一种在两者之间“寻求中间性的出路”的“中层理论”。（注：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对于中层理论的解释，参见该书第5章第1节。）美国学者对理论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仅思辨的历史哲学在美国毫无市场，而且为理论而理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受欢迎。美国学者立足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前沿，能够将西欧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及时地转化成历史分析的有效工具，在运用理论模式解释中国历史时最为自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摈弃冷战思维、历史偏见和理论教条，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模式，增加了历史认识的解释性和一般性。（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3章第2、3节；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中的多篇文章。）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在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层理论的概念化解释系统，并取得初步的成绩，如秦辉的“关中模式”（注：秦辉：《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304页。）。这些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来自实证研究，但已经不是具体琐碎的经验与个案描述，而形成了对它们拥有高度概括力和一定抽象度的“规范”和“模式”。
二、长时段比较：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结构的特征
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内容和结构是清晰的。古希腊是西方史学的源头，但对历史哲学来说却并不是如此。古希腊人擅长撰写历史，但晚近的研究认为，希腊人缺乏历史观念或历史意识。（注：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参考第9-18页的相关讨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希腊思想具有反历史倾向，只相信所谓的永恒不变的知识。“他们完全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或者说，“如果它是可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但是历史学恰恰是研究人类活动赓续变化的一门科学，而“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在古希腊没有地位，根本不值得哲学家劳神思考，几乎没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认真地研究过历史。所幸的是，“希罗多德的天才战胜了这种倾向”，使西方史学导源于希腊，但他没有任何后继者，“在他以后对于知识的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求却逐步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受此知识论的影响，古希腊历史学的“证据就在于日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23、27、31-32、28页。）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限制了历史学的对象和时空范围。（注：古希腊的历史著作只有当代史而没有断代史和通史。柯林伍德在论及希腊人只写所见所闻的历史时说，“在此意义层次下，几乎可以说，古代的希腊，没有史学家，仅有艺术家与哲学家；没有人倾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史学家仅为其时代的自传家，而自传不是一种职业。”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135页。）历经希腊化时代和古代罗马，这种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
作为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弥补了古希腊人历史意识的缺陷，因为“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将人类命运视为在堕落和最后审判之间的一次漫长的历险——正是在时间，也就是在历史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壮观的活剧”。（注：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在基督教那里，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的伸展，也不再因变动不定而妨碍成为永恒的知识对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代表了基督教神学历史哲学的最高境界，第一次对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历史的意义、目的、动力和模式等进行了严肃思考。维科最早建立起世俗化的历史哲学，使哲学和历史第一次实现了学科的结合，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故维科称自己的研究为“新科学”。从此，西方历史哲学走上独立化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孔德、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19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对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的探讨，转向对历史研究工作本身的理解或解释，涌现出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波普尔、亨普尔等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家。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哲学家的中观理论异军突起的原因主要是，从19世纪起，西方的知识或精神完成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型，从注重神学和形而上学进入科学与实证阶段。（注：孔德关于人类精神和知以发展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实证三个阶段。思辨的历史哲学属于前两个阶段，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近现代史学流派、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属于科学实证范畴，实证阶段人们主要关注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实证主义哲学主张，社会科学应当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社会领域同样存在着一个与人们的认识无关的事实世界，如果不能完全发现这些事实，至少也能发现它们的绝大部分。因之“（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注：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6页。）从此，对史学家研究的前提和对历史思维、历史知识的理解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上前后相继，形成自主进步的完整链条。
中国古代拥有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遗产还只是近年来学术界的认识。由于起步晚，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初步的。部分断代研究成果已经问世（注：笔者所见的有：何炳良：《18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证实了中国古代存在史学理论的认识。中国古代和西方史学理论不是平行发展的，但彼此却是独立自主发展的。由于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结构与西方进行比较才有文化价值。中国古代哲学素来对知识论缺少兴趣，因而“中国古代思想界也没有出现任何反历史的趋势”，“所以拿锢蔽于反历史趋势之中的希腊思想界与中国先秦思想相比较，不啻有天壤之别。希腊哲学家一致不关心历史，中国先秦思想家则时时致敬意于历史”。（注：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28、26-27页。）可以说，中国古人拥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言必称“三代”，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述而》。）。史官的设置至少发端于夏商，真正的史学撰述从孔子创作《春秋》开始。中国古代的宏观史学理论萌芽于西周（《尚书》之“周书”中周公旦提出“敬天”、“敬德”和“保民”的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与历史编纂同步出现。（注：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第一章。）那时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先秦诸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百家争鸣，诞生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收并蓄其他学派思想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擅长本体论，探讨历史本质、历史变异、历史规律、历史阶段、历史模式和终极原因等，形成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治”、“民本”、人的主体性、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正统”、“大一统”为代表的独特的哲学话语系统。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三个研究方向，即自然与人事、历史本体和撰述原则的主流探讨路径已经定型。（注：白寿彝先生的《史记新论》中对太史公三句箴言的讨论，是笔者所见到的最详实的研究成果，见其所著《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204页；另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8-11页。）魏晋南北朝至明末，宏观史学理论在与玄学、佛学的斗争中沿着原有轨道继续发展，形成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系统。明清之际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遭遇来自内部和外部力量的猛烈冲击，趋于瓦解和转型。中国近代宏观史学理论不是直接在古代基础上产生的，而是经过“西学东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对传统的史学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形成以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形态学派等为代表的史观学派。
中国古代中观史学理论以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著作的撰述方法为主，探讨历史和史学、史家修养、史学的性质与功能、史著义例、撰史目的，并集中体现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人张学诚的《文史通义》两部专门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中。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通过对史家、史法和史著体例的研究，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中国近代中观史学理论既继承传统，但主要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之前的近代史学方法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派、王国维和陈垣的考证学派、胡适和顾颉刚的方法学派、傅斯年和陈寅恪史料学派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注：对上述学派及前面提及的史观学派的归纳与介绍，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
以上简要回顾了中西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从中可以发现中西史学理论结构发展的非平衡性。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早发性：西方史学理论传入前，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已经存在二千多年。西方古代没有历史哲学，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的神学历史哲学，世俗历史哲学诞生于18世纪，大成在19世纪，以资本主义和早期现代社会为其时代背景。中国古代的史学本体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社会初期，早于西方近代世俗历史哲学2300年左右，比基督教神学历史哲学也要早大约1000年。两者不仅时间相隔漫长，而且中西史学理论的产生条件相左，时代精神与学术关切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长于古代，西方上古缺乏历史理性，中古沉陷于神学迷信，世俗的史学理论被忽视和压抑，只是到近现代才得以发扬光大。因为晚熟，西方的史学理论径直代表了近现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唯物史观也是在广泛吸收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的。
第二，非实体性：中国古代哲学重视实用理性而忽视历史理性，史学始终是哲学（经学）的证人和附庸，史学理论尽管发生较早，但始终没有走上独立自主的学科发展道路，理论成果缺乏实体性的存在形式。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丰富，史部之中比较集中体现史学理论成果的著述见于“史评”和“史论”类，如《史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此外，分散的内容还见于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著述之中。但总的说，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较少，史学理论长期处于“业余”状态，没有形成专业化和独立的学科地位。西方史学理论出于哲学家的创造，尽管哲学家不是专业的史学理论家，但历史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即建立起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历史哲学著作基本是独立存在的，成为哲学的分支学科。
第三，模糊性：史学理论包括宏观和中观两部分，各有固定的研究对象，这是西方近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学科模糊，具有文化史学的特点（注：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12页。），史学理论与哲学、天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密切结合。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话语看，它们与其说是历史哲学，毋宁说主要是政治哲学。（注：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涉及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范畴。）其中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致，当然这种传统文化的特点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如以宗法制为基础）造成的。《尚书》既谈政治也讲历史，“其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如“天”、“君”、“民”的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和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起，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注：启良：《序》，载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第2-3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古代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理性很难升华为历史理性。而西方历史哲学则专注于对历史过程的意义、目的、模式等“那些纯粹哲学性质的考虑”（注：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4页。）。注重实用理性的价值观使中国和西方哲学的着力点不同，中国全部探讨人生问题而绝少注意知识问题，相反西方将知识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人生的思考少而粗浅。（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古希腊哲学中对历史哲学的排斥因素，但也不具备基督教和18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哲学有关人类、进步、科学、理性和历史目的等抽象性的历史思维。
第四，不对称性：中国史学理论产生于古代，但在两千多年中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它的重点是史学本体论，兼及史学方法论，史学认识论严重缺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突出史学家对史学本体论的关怀，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史学方法论（史书撰述），史学认识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史学方法论，在前近代科学阶段，也主要围绕史书撰述的技术开展讨论。现当代西方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建立在对历史学科性质反思的基础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同的，还是具有自身特点？应当向它们看齐，还是保持自律性？如前所述，这种理论角度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源自西方近代学科意识的萌醒，而中国同期没有近代经验论或唯理论的自然科学，历史学的近代学科意识或自律意识自然无从谈起。由于早发性所致，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实证精神付之阙如。西方宏观和中观史学理论发展均衡，而中国史学理论则一直偏重于宏观层面，并且集中于政治伦理；中观史学理论片面发展，在整体结构上形成畸轻畸重的局面。西方史学理论结构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宏观和中观史学理论前后相继，各自独立发展。科学实证精神和现代学科专业化促进了中观史学理论，使其后来居上，发挥着学科进步的革命性因素。
三、中观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历史学后来居上的推动力
中西历史著述大约同时起步，但近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还是土生土长的话，那么近代以后，无论史观还是史学观的原创性或者说创造力明显削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学”及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输入的结果。（注：这种输入的邢分情况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史学堪与西方并驾齐驱，甚或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史学还不如中国发达；那么，近现代和当代的情况似乎相反，至少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是这样。而史学理论特别是中观理论缺少创新，无疑直接妨碍了历史研究的进步。应该说，中观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极其重要，不仅体现史观的指导与支配，还表现为史学观的直接作用。史学史表明，作为中观史学理论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对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发挥了革命性或决定性作用。在西方，由于神学和行而上学让位于科学实证，实践标准取代了信仰偶像，中观史学理论呈现多元化和变幻不居，新观念和新方法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与宏观史学理论的独尊和僵化泾渭分明。史学观具体化为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学家体系性和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后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甚至超过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如果说哲学家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历史研究变革的序幕，那么史学家体系性和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则是变革的行动纲领。有鉴于此，本节仅以西方为例说明中观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推动力。
西方近现代和当代的历史研究的进步可以清晰地看出是中观理论的推动所致，期间中观理论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18世纪的启蒙运动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史学阶段；20世纪中期的新史学阶段；20世纪晚期以来的后现代史学阶段。（注：（注：伊格尔斯在近著中认为，19-20世纪西方历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种模式，即古典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派和后现代派。参阅伊格尔断：《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每个阶段首先表现为中观史学理论推陈出新，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发生重大变化，尔后，历史研究及时地反映和体现这种变化，学派林立，此起彼伏。
启蒙运动史学奉行理性主义。“到1700年时，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已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从博学时代过渡到理性时代”。如果说前者基本擅长史料整理，为历史而历史；后者则强调史家的主体意识，偏重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突出其应有的现实功能。笛卡儿认为自然界是机械性的存在，社会也同样是机械性的而不是有机体。因此“如果自然界是机械地构成的，一般法则有可能应用于自然，由此就可以推知，人，因为是自然的产物，也就会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就可以按照欧几里德的方式用公理公式说明了”（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0页。）。在这种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启蒙运动尽管具有浓厚的非历史性，但历史研究可能达到的对人类社会的公式化理解和可以发挥的社会功能激励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使该阶段在史学史上别开生面，蔚然大观。孟德斯鸠对早期封建法律和封建主义，伏尔泰对文明史，斯密对封建早期西欧经济史，吉本对罗马帝国灭亡原因，威廉·罗伯逊对西欧中世纪史发展脉络的经典表述，以及封建主义与城市起源中罗马派、日耳曼派和中间派的争论等研究，无不是解释性的，历史研究不再停留在叙述故事与事件的层次，而要揭示出一般的法则和规律。
西方近代史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受到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即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理论，而科学史学则分别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强调其科学性，后者突出其人文性，因此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而科学史学则认为历史学在本质上属于科学，但在认站1论和方法论上应既是人文的也是科学的。
20世纪中叶西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上承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中观规律为研究第一要务的传统，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因而放弃实证主义哲学向自然科学寻求理论支持的唯科学主义，将眼光转向社会科学，形成所谓社会科学史学。他们受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影响，特别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提出总体史观、长时段理论、问题史学意识、从底层向上看的观察方法、跨学科方法，开创了新社会史这个作为新史学的实验场的研究领域，并从中分化和兴起众多新社会史的分支领域。新史学另一个实验区是美国，以社会科学化为特点，创造出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相应产生了心理史学和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与新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几十年间，新史学在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无出其右，如日中天，被称为“新史学现象”。（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研究状况，参见徐浩、侯建新著：《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观史学理论上对人文学科特点的忽视，以社会科学化取代人文精神，以结构取代人，也成为新史学模式在实践中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1979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劳伦斯·斯通的《叙述史学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观察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了一场根本的变化”（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21、111页。）。
对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纠正和批判主要来自后现代史学，他们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概念，也反对分析的社会科学和年鉴学派，“因此就有了朝着历史人类学的转向及其对文化象征表现的符号学研究途径”，从而促进了不同于新史学的历史研究模式的出现。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否定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社会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宏观历史概念，不再相信“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二是“对具体的各个人的经验”的“重新强调”。由于摈弃理论建构，强调具体的个人的经验，“就导致又回到了叙述型的历史学上面来”（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页。）。与充斥大量注释和统计图表的学院式、分析式的社会经济史相反，叙事史学更倾向选择事件史作为描写对象。“叙事与解释对立，生动的描述代替了抽象的分析，温情代替冷冰冰的理论。”后现代史学以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取代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宏观史学(macrohistory)（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它（即微观史学）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观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历史，或者更好是说许多故事了。”（注：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18页。）与宏观史学的宏大叙事或结构不同，微观史学（这是意大利的称谓，其他国家称日常生活史、日常史和个案史等）“所描述的是单个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或阶级，处理的生活范围甚至是几天而不是一个时代或长时段的发展，是一天而不是一个世纪，是小村庄而不是一个国家或帝国”。研究主题偏重于现代化的牺牲者，也就是下层阶级、少数族裔与妇女。（注：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2、83页。）为此，后现代史学借用人类学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以寻求某些事件或行为背后所代表的深层文化意义，而不以单纯说明表面的因果关系为满足。（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72页。）诚然，后现代史学家并不是一群“危险分子”，他们追求微观史学和与之对应的微观理论，将他们的观点完全等同于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或像吕森所主张的它带来“历史秩序的失落”，因而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说法也未必妥当。（注：吕森：《历史秩序的失落》，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0页。）后现代史学一方面认为“任何宏伟的叙述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并不全盘排斥经验的社会科学，它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构件”，尽管这种方法并没有如他们所预设的那样解决全部问题，如他们“所号召的那种重笔描写（即厚描）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个人，而只是接触到他或她所陷于其中的那种文化”，但是不能否认它“为研究过去的事增添了一种具体感”（注：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130、127、120、135页。），使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著作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以上表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变化，与其说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变化，不如说是史观和史学观的变化：一方面中观史学理论本身就是这些变革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透过这些变革，中观史学理论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催生作用也被昭示无疑！中西史学理论的不平衡发展带来历史研究成绩的不平衡，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加强中观史学理论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和紧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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