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模式论文,宋代论文,市易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2-0020-10
市易法是宋神宗时期的一项重要立法。从熙宁三年(1070)陕西沿边设市易务，至熙宁五年正式推行市易法，制定的时间长，遇到的阻力大。同时，宋神宗对市易法产生怀疑动摇，令权三司使曾布调查市易务的违法行为，引发变法新党分裂和王安石罢相①。
对市易法前人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多关注其官营商业的利弊、经营效果和新旧党争的问题，有的已涉及市易法中官营借贷业的作用，或市易法与政府购买的关系。本人也曾对市易法赊贷收息的实施状况作过研究②。在此，拟结合市易法基本条文，对其经营模式的内在矛盾再作研讨。
一、赢利方式——从放贷收息到高利贷
熙宁三年初，同管勾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王韶言：“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於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于是令王韶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兼营田、市易。初置市易司于秦州（甘肃天水市），后将市易司移于沿边重镇古渭寨（甘肃陇西县），拨钱三十万贯作本。设置市易司前，“蕃商以行铺赊物货，多滞留耗失”，本地商户采用延期付款方式与蕃商交易，蕃商不能及时收回贷款，回买茶绢等汉货，双方交易受到限制，政府也未获交易之利。实施市易法后，“官为出钱市之，复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蕃商既得早售，坐贾亦无所费，官又收息。”③蕃商可以及时收到货款，本地商户仍旧延期付款，双方贸易更为便捷，“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④。王韶市易法的基本方式是：蕃商物货，由市易务收买，随即将蕃货赊给本地商户，同时货款也转到本地商户名下。形式上是市易务出钱买蕃货，实质上是商户贷款购得蕃货。这样，市易务出钱，成为本地商户的债权方，本地商户“无所费”即赊得蕃货，官府则获“收息”之利。由于市易务充当汉蕃交易中间人，市易务除获取利息收益外，还收取交易费即牙钱。
熙宁四年，“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王）韶主之。”⑤洮（甘肃甘临潭县）、河（临夏县）、武胜军（临兆县）属蕃族辖区，宋在沿边城镇设市易务，加强与诸蕃部族的联系。熙宁五年七月，武胜军正式纳入宋之版图，并设市易司。王安石说：“洮河东西，蕃汉集附，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为一切之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大作廨宇，募蕃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宫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⑥古渭寨（熙宁五年五月升为通远军）“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和武胜军（熙宁五年十月改为熙州）“募汉蕃有力人，假以官本”，意义相同，均是赊贷官钱给商人，收取利息。
熙宁五年，魏继宗建议实行市易法：“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馀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馀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於腾踊，而开阁敛散之权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⑦魏继宗建议以榷货务钱贯为本，募“通财之官”和“良贾”操作，而官收“余息”。于是，宋借鉴王韶的经验，首先在东京开封推行市易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载：
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於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至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於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挡物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官详定以闻。
市易务经营过程大致如下：拨内藏库钱一百万贯、京东路钱八十七万贯，如不足，则以榷货务茶盐钞引等充市易本钱。市易务根据行户的需要，从客商收购物货，再赊贷给行户分销。行户以田宅金银等为抵押，从市易务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市例钱用于吏禄开支。逾期不能还本付息，每月加罚息钱2%。行户赊贷钱物的数量不得超过抵挡的价值，拖欠市易务本息不能偿还者，其抵挡产业（房屋、田产等）就要被籍没拍卖，一时卖不出去就先出租，以租抵欠。自籍家产日，与免罚息。拍卖收益超过所欠本息（包括罚息）的部分，退还给行户。
王安石说：“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準，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⑧“贳”即出借、赊贷，将“官为收买”的物货以本钱的形式赊贷给商人，收取利息，平抑物价，是市易法的主要功能。知彭州吕陶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二分，须以一年为率。盖为今年支出官本一百万贯，至年终要见息钱二十万贯，即不是早买一百贯物，晚卖一百二十贯钱。”⑨市易务不是从商品交易中赚取差价赢利，而是以放贷方式获取利息。虽然市易务也从事商品买卖，收买“滞於民而不售”的客商物货，但都赊卖给了本地行户。表面上行户赊买的是物货，本质上赊贷了以物货为载体的市易本钱。
市易务吸收不少商人参与市易务，使这些商人具有市易务官吏的身份，他们对市易务的本息负有责任，关心市易务买卖物货的价格。如果行户从市易务赊买的物货不能以高于赊贷价格卖出，就不能获得利润。有的商品季节差价不大，“物价增减，难以定期，而一州、一县价所增减，相去亦必不甚远，则货或积而难售”，行户就有赔钱之虞，亏欠市易本息。市易务利用宋代科买物品时的时估上报制度，“每旬令一路州军估定物价，报提举司，提举司报辖下州，州下所属，榜募人出抵当或见钱”，赊买市易务物货，并了解“州县物价”，从地区差价中赚取利润。这样，“市易司收息至一分、至二分，令商人自卖，则官已收二分之息，而又有余利以资贩者。”⑩从市易务收入的计算方式和每年以所获本息考核官吏看出，官府是以一个放贷者的身份介入商品流通的。市易务“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11)，追求的是赊贷利益。官收二分年息，令商人自卖，是市易务赢利的基本方式。
熙宁七年，“诏：‘杂买务近支借钱一千三百五十缗，依条有息钱三百缗以下，今年息收一千七百余缗，委根究市易务利害所根究施行。’其後乃云，此本息共收数也。”(12)杂买务是负责购买宫廷日常消费物品的机构，原隶内东门司，熙宁五年改隶提举市易务。市易务收息超过标准属违法，要追究原因和责任。杂买务放贷 1350缗，按息钱和市例钱22%计，应收息297缗，杂买务多收了数十缗，应是罚息或牙利收入。
市易息钱和市例钱有固定比率，市易官吏为扩大政绩，重视征收“罚息”。市易法实施不久，就成立了“市易抵当所”，负责追讨本息，处理商户抵当事宜。随着欠款和罚息的增加，市易法包含的高利贷色彩越来越浓重。
熙宁七年，市易法推行仅二年，罚息问题就引起宋神宗的关注，要王安石调查“百姓为贷市易抵挡所钱，多没产及枷锢者”，“乃至无人可监守”(13)的情况是否属实。熙宁九年 (1076)，“诏：都提举市易司，今日以前赊请过钱物，限外送纳本息已足，其罚钱并与免放。本息未足者，更展半年，足日准此。诸路诏到日以前见欠罚钱人户，亦准此。”(14)此后直到元祐元年(1086)市易法废罢，每年都颁布减免市易罚息的诏令。罚息一直是导致贷款民户破产的主要原因。
商户亏欠市易本息越来越多，无法收回，市易赊请法难以为继。元丰二年(1079)，“诏市易务罢立保赊钱法”(15)；三年，罢“赊请物货旧法”(16)。对官吏的考核不再以收息多少衡量，而以追收多少欠款为标准。元丰四年底，宋政府在开封“新旧城内外置四抵当所，委官专管勾”(17)，扩大了抵当所的规模。市易法的赊贷规模大大萎缩，高利贷功能却不断扩展。抵当所利用罚息和拍卖抵当的收入，发放高利贷，“许以金帛质当见钱，月息一分”。抵当所监官以市易务官兼，“以岁终得息多寡为赏格”(18)。一个月后，将抵当法“行之畿县”(19)，称为“畿邑抵当之法”。六年初，抵当法推广至京畿以外诸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各借钱十万缗，余路各借五万缗，充抵当本钱。”(20)七年，“诏：诸路提举常平司存留一半见钱，以二分为市易抵当。”(21)市易抵当法脱离了取息二分的轨道，年息120%，成了不折不扣的“倍称之息”。
宋神宗说：“朝廷市易法，本要平准百货，盖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职，一切赊贷，公私颇不便之。虽云有收息之数，名存实亡。今已改用金银、钞帛抵货（贷？），最为善法。”(22)在“抵当之法”广为推行后，赊贷收息名存实亡，市易务沦为主营高利贷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监察御史韩川上疏说：“臣伏以朝廷更市易之法，捐减所收息数，宿逋放释殆尽。自罢赊卖以来，实用钱物交易，日入不过三百千，收一分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满一分也，虑货之陈积，但及五厘，足以免罚，则亦出之，月息才四百五十千。”在京市易务抵当所利息、罚息日入三百贯，月入9000贯，如全部放贷，月息一分，可收900贯。元丰八年，罢州府县镇市易务，在京市易务只有抵当所高额放贷的功能尚存，而“所收之息”不能支付吏禄“所费之半”。韩川“请于市易务监官监门内各留一员，及实用公人催纳欠负外，结绝见在物货，画日更不收买。”于是，“诏罢在京市易务”(23)，废除了市易法。
元祐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化，市易法时废时兴，但其通流物货、平准物价的功能已基本废弃，高利取息的功效却倍受青睐。徽宗崇宁二年(1103)，“诏：府界诸县除万户及虽非万户而路居要紧去处，市易抵当已自设官置局外，其不及万户处、非冲要、并诸镇有监官却系商贩要会处，依元丰条例，并置市易抵当，就委监当官兼领。”(24)元丰时市易务抵当所主要设在州府，而崇宁时抵当所扩大至万户以下的县和设有监官的镇，只要是“商贩要会处”，均设抵当所。抵当所成为市易务的主要机构。
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罢在京及诸路市易务，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25)抵当库已与市易法分离而独立。绍兴五年 (1135)，泗、楚、濠、庐、岳、潭州、寿春、建康府等地相继设市易务，“本钱十万缗已上，收息一倍，即与转一官，仍减二年磨勘。亏折元本钱者，展二年磨勘。每万缗收息钱三分已上，给五十千，官吏均给。折一分已上，仍与专副备偿，其余以是为差。”(26)六年，“诏：诸路常平司于管下客旅会聚州军权置市易务，候事平日罢。”(27)南宋市易务收息已不限20%，收息越多，奖赏越重。除发放高利贷外，还直接经营茶、盐等多种商品买卖，类似“回图贸易”，性质已与熙宁市易法大相径庭。
二、赊贷方式——结保赊请与抵保赊请法
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说：“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挡，二也；贸迁物货，三也。”(28)前二条是放贷方式，属赢利性经营。第三条是促进商货通流，平抑物价。在理论上，贸迁物货“出入不失其平”，从政府财政的视角分析，与常平仓法的功能类似，基本属非赢利性经营。
“结保赊请”法适用于没有抵当财产的赊贷者。“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29)如是皇族宗室，则不需抵当，只要“三人以上同保”，经大宗正司出具身份证明，就可获得贷款。结保只能得到小额赊贷，宗室赊贷额为“并息不得过两月料钱之数”(30)，普通民户的赊贷额更低。
最早施行“结保赊请”的是东京果子行。围绕果子行商人“结保赊请”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产生了重大分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载：
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已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止是此等皆贫民，无抵挡，故本务差人，逐日收受合纳官钱，初未尝官卖果实也。”
从市易务赊贷的果子行人的都是无产业抵挡的贫下行户，他们按照市易法的规定，借贷官钱，承担利息，以现钱交易的形式购买客商果实。市易务对果子行户与客商的交易进行监督，每日派胥吏收受牙钱。同时，果子行承担供应官府果实，而免除行户的科配。王安石强调市易务并未经营果子买卖，只是将本钱借给果子行人，由果子行人直接与客商交易。所谓“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是指果子行户有了从市易务赊贷的本钱，不再拖欠客商的货款。
在市易务的支持下，果子行的贫下行户占领了果子市场。枢密使文彦博针对这一情况上疏说：
臣近因赴相国寺行香，见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遗秉滞穗，寡妇何资？
御街乃东京的繁华之所，只有从市易务赊贷的果子行人才能在此营业，其营业额之大，足以排斥传统的兼并势力。文彦博因此攻击市易法“官作贾区，公取牙利”，“斯乃垄断之事”(31)。市易务每日“差官就彼监卖”，充当客商与果子行人的中间人，“公取牙利”。牙利一般为交易额的5%(32)，市易务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钱一样，作为市易务胥吏的俸禄支出，故王安石称之为“合纳官钱”。右司谏王觌说：“市易之患，被於天下，破民之产，而利皆归於牙侩胥徒”(33)牙钱并未计入政府的财政收入，而由市易务支配，落入官员胥吏的腰包。
宋神宗看了文彦博的奏章，认为市易务买卖果子“太繁细”，“有伤国体”，故欲罢之。王安石说：“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於人、物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至於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经过王安石的劝解，宋神宗认识到官府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的优越性，不再追究市易务监卖果子事，但对市易务经营锁碎物货仍心存疑虑，故王安石说：“市易务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行，法如此类甚众，但以陛下检察太苛，故使臣畏缩，不敢经制。”(34)
对贫下行户而言，结保赊请法是优惠政策，但市易务直接介入批零贸易，连木梳、芝麻、蔬菜等物也参与经营，垄断牙利，“遣吏坐列贩卖，与细民争利，下至菜果油面，驵侩所得，皆榷而夺之，使道路怨嗟，逺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税亏损。夺彼与此，得少失多。”(35)市易法改变了传统的大商批发、小商零售的市场结构，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产生强迫客商、抑勒配卖等弊端。
契书金银抵当法涉及到的民户众多，是市易法最重要的条款。宋代典卖、抵当要有保人，故此法也称为“抵保赊请”法(36)。契书金银抵当的对象分为二类，一是市易务的官吏，二是普通民户。市易法规定：市易务监官、提举官、勾当公事官“以地产为抵，官贷之钱”，市易务官对市易本钱负有保本付息的职责。市易务提举官由朝廷委派，监官与勾当官募大商人充任。又规定“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参与市易务的行人要有五人以上作保。非市易务的普通民户，“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37)，赊请额不得超过抵当价值。
抵保赊请的原则是保证本息的回收，但在执行中问题颇多。由于市易务以收息多寡为官吏赏罚标准，市易务为提高政绩，以多收息钱为能事，故不断有强迫、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发生。
参知政事冯京说：开封府祥符县在民户“缓急丧葬之日”贷给市易本钱，允许民户以“银绢、米麦”抵押，如此非法借贷有“七八种”(38)。《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载吕大防的奏文云：有的市易官吏“乘民之急，而掊刻无已，徒欲收赢取赏，而不顾事体之宜与法令之本意。诱陷无赖子弟以隳产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市易钱本应贷给经商之人，像此类为多收息而不分对象发放的非商业贷款，必然演变为纯粹的高利贷。有的民户“抵产只及一千贯，则与吏胥、邻保计会，估为二千贯”(39)，增大了放贷风险。
市易务违法借贷的事例很多。熙州市易务提举官汲逢，把市易本钱贷借给母亲及其族人，且在帐籍上不登录借贷人姓名，致使熙州市易务本钱12万余缗(40)无处追讨。宗室及官吏借贷市易钱，经常拖欠不还，造成钱本流失。熙宁九年，诏令都提举市易司“自今不得赊请钱货与皇亲及官员公人”(41)。
市易法实施前期，赊贷本钱逐年增加，至元丰元年达到高峰，为700万贯。因商户亏欠过多，大量本息无法收回，“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元丰二年，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帛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于是，“诏市易司罢立保赊钱法”，有物力产业抵当且有营运者，所贷钱贯“毋过旧数三之一”，“并拘留契书，岁收息一分半”。赊请物货也要“检估本家物力，所请不得过所有之半”(42)。在结保赊请现钱法废罢一年后，结保赊请物货也基本废止，规定放贷额为“通欠数不得过三百万贯”。此时民户亏欠市易息罚上百万贯，赊钱法已经中止，则此年发放的市易本钱不足二百万贯，且“惟听旧户请赊，以接济在京行铺之家”，维持旧欠行铺的还贷能力，“其非旧请人户，惟用抵挡、贸迁二法”(43)。市易法虽仍在推行，但优惠下等行户的条款已完全废弃，市易本钱也迅速萎缩，其赢利能力大打折扣。
市易务赊贷的物货或因质价不符，“物货损恶”，或因脱离市场需求，“滞而不售”，或因市易务官吏抬高价格，“贱买贵卖”，都会给赊买者造成损失，最终造成商户破产，赊贷本钱无法收回。苏辙论述市易法之弊云：
小民好利，类无逺见，争取官债，以救目前，欺谩父兄，妄引抵当，期限既迫，逃窜无所。妇子离散，行路咨嗟，奈何为此陷井，诱而纳之也？至于奸民巨贾，窥伺间隙，取利则多。或输滞积不售之货，以易见钱，或指残破无用之屋，以赊实货。巧智百出，难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为利。泉币一散，汗漫难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44)
左司谏王觌说：市易官吏为获取酬奖，“恣为期罔”，支钱在外，亏折不予登记，购进物货，不计能否变买，“并先计息而取赏”，结果“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45)
在元丰二年以前，市易官吏因收息达标年年得到酬奖，赊贷亏折、不能回笼的本钱，仍挂在帐上。到元丰二年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改革市易法时，钱本流失、民户破产已到积重难返的境地，所以元丰三年王居卿建议五年内保持放贷二百万不变，按20%的年息计算，五年后如收回本钱，再实施“赊借之法”。此后，抵保赊请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的低水平，直到五年后市易法废除也未改观。
三、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贸迁物货法
贸迁物货的含意是买卖物货，使物货通流，物价稳定。熙宁七年，当宋神宗听说市易务“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立法本意”，而从王安石口中又难以了解真实情况时，夜下手札，令市易务的上级长官——权三司使曾布调查，这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掀起巨大波澜的“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在调查中，魏继宗说：“主者（指在京市易务提举官吕喜问）多收息以干赏，凡商旅所有，必卖於市易，或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曾布对宋神宗说：“诚如此言，则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46)市易务买卖应以自愿为原则，“抑兼并”是为了平抑物价，故市易法也称“平准法”。市易务垄断市场违背了市易法。曾布在根究市易务违法案时，曾论及市易法的主旨：
天下之财匮乏，良由货不流通；货不流通，由商贾不行；商贾不行，由兼并之徒巧为挫抑。故朝廷设市易司於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而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虽然，官中非觊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兼并不敢侵谋，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吕嘉问提单市易，乃差官於四方买物货，集客旅，须候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惟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47)
市易法的主旨，是遇价贱增价买进，价贵则低价卖出。此价高低是与当时市价相比较而言，按市易法是“出入不失其平”，既不亏蚀本钱，也不谋求赢利。虽然市易务“售四方之货”，但并不觊觎交易利润，而是为了抑制兼并之家垄断物价、侵谋细民。所谓“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经过市易法调控，商货通流、物价平稳，达到市易务不用再买卖物货的理想境界。吕嘉问把市易务办成“贱以买，贵以卖”的官营买卖机构，强迫客商把物货卖给市易务，这样，商户只能从市易务赊买物货，从而扩大赊贷额，提高市易本钱的发放率，市易务可获取更多的利息，此即“惟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夥”的含义。
市易务违法强买强卖是很普遍的。监楚州市易务王景彰“榷买商人物货”，然后“立诡名籴之，白纳息钱，谓之干息”，即假借他人之名从市易务赊买，让没有赊买的人白出息钱。“又勒商贩不得往他郡，多为留难，以沮抑之”。王景彰及“干系官吏”因此受到处罚，“其违法所纳息钱”退还原主。宋神宗还诏令杭州、广州等市易务“勘会违法事，许令自首改正”(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四元丰元年十一月乙酉条载：
诏：“闻熙河路商贾所至州军，并市易司权买，令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李稷体量。”后稷言：“熙、河、岷州、通远军等处商贩匹帛等，经制司实令市易务拘买。”
成都市易务提举官韩玠“以灵泉小县收息增羡，遂督诸县以灵泉为比，务令多得息钱。”要想多得息钱，就必须多筹措发放本钱，而不用关心该本钱是否投入商业营运。此类“以户口比较息钱”(49)的方法，必然使市易法成为苛政。
市易务从事商品的贱买贵卖，其批零收入不归国家财政，而由市易务官吏支配。市易务实现“贱买贵卖”的前提，是市易务官吏捷足先登，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客商“贱买”物货，再批发“贵卖”给本地商人零售。在此过程中，本应由“贱买”物贷的市易务官吏承担的赊贷本息，全部转嫁到零售商户身上。零售商户只能从市易务批发物货，可提高本钱发放率。只有把本钱都贷出去，才能回收足额的利息。市易务官吏为了获取批零差价，扩大赊贷额，转嫁赊贷本息，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为“挟官府而为兼并”的市场垄断机构。
市易务垄断客商物贷，必然产生压低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弊端，而价格太低，客商不至，又会引起物价上涨，损害债务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例如：东京酒户岁用糯米三十万石，在京市易司“榷籴糯米，以贷酒户收息，犯者听人告，赏钱至三百千，米没官。”客商以官籴价贱，不再贩运。“又至（值？）岁俭，京师糯米价益高，本息钱厚”，酒户难以承受，熙宁八年，“诏：酒户贷市易司糯米，自去年中限至末限息钱并减半。”(50)减少息钱虽可减轻债务人负担，但客商不至，米价高企，高价赊贷就不能消除。次年二月，提举市易司“欲选官往出产处，预给钱，至秋成折纳”(51)，意欲低价购买糯米，未获成功，十一月即罢。酒户高价赊贷糯米，增加了酿酒成本，酒价高，销售不畅，造成酒户无力还贷，最终会阻滞市易法的推行，这是市易务降低酒户息钱和欲购买低价糯米的原因。
熙宁四年，“上批：‘零卖熟药宜罢，恐太伤鄙细，四方观望，有损国体。他事更有类此者，亦与指挥。’时太医局卖熟药，而市易司出钱买之，复使零卖，故降是诏。已而执政进呈不行。”(52)本来太医局熟药直接卖给药行铺户，市易务却把太医局熟药买下来，再以赊贷方式批发给行铺户。神宗欲罢市易务买熟药，但在王安石等人的反对下，诏令未能颁行。市易务涉足了不少“细碎”商品的买卖，宋神宗对此大多持反对态度，而王安石却纵容之。
总之，通流物货、平抑物价是贸迁物货法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实践中，贱买贵卖虽属违法，却很难稽查，即使查明了也不可能禁止。强买强卖虽可稽查，也做过处理，但强买强卖与贱买贵卖如影随形，难以禁止。市易务“贱买”的物货如不转卖给行铺户，赊贷本息就由市易务官吏承担，这是强买强卖产生的原动力，并成为导致民户破产的重要原因。元丰元年，“都提举市易司请货滞於本司者，听临时依时价转易，如亏元直，即於每年比较桩留准备失陷钱豁除。从之。”(53)市易务如不强卖赊不出去的物货，只有上报朝廷，亏折本钱变卖，这种影响官吏政绩的方式，市易务一般是不会采用的。
宋在沿边州郡屯集有大批紬绢，作为籴买军储粮草的本钱。熙宁七年，“知大名府韩绛言：‘本路安抚司累岁封桩铀绢，或致陈腐，乞下转运司用新绸绢或钱银对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户入抵出息，其余经略安抚司封桩物亦乞依此。’从之。”(54)把即将“陈腐”的紬绢赊卖给民户，不强制是做不到的。
债务人不能还本付息、造成钱本流失，在市易法实施之初就已产生，且越来越严重。然而，从熙宁五年到元丰二年，八年间在京市易务官却年年因完成息钱、市例钱定额而受到酬奖，本钱流失似乎从未发生，也未产生任何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七载：“中书言：‘市易务收息钱、市例钱总百三十三万二千余缗，法应酬奖。’诏：提举官金部员外郎吕嘉问、太子中允吴安持各过一官，升一任，赐钱三百千，嘉问更减一年磨勘，监官以下等第推恩。”此为熙宁八年八月至熙宁九年七月收入之数，其间本钱为五百万缗。《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六载次年（熙宁九年八月至熙宁十年七月）“市易本息、市例钱帐，岁收缗钱七百三十九万七千有奇”，其中“本五百八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贯七百三十五文，息一百四十三万万三百五十一贯四百一十二文，市例九万七千九百九十二贯三百六十九文。”市易务官获得酬奖的条件是：按市易本钱全额发放计算，息钱和市例钱收入不低于22%。从理论上说，市易本钱不可能全额发放，即使全额发放，本息也不会毫不流失，而这二年的市易息钱均多出应收数二十万贯左右。
从王韶设通远军市易务始，就诏令“市易司息钱别封桩”(55)，每年市易息钱“封桩听朝廷移用”(56)已成制度，朝廷将市易息钱纳入可支出帐，随时调拨他用，即使仍由市易务掌管，也明令充下年度本钱。市易息钱是每年要上缴朝廷的实帐，那么，在市易息钱根本不可能全额回收的情况下，市易务要足额上缴息钱，只能将其他收入如罚息、贱买贵卖的营运收入充息钱之数。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帐上，只要每年息钱如数上缴，就无法稽察。为了提高政绩，得到酬奖，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帐面上并未显示。到罚息和贱买贵卖等收入已不能弥补本钱大量流失造成的亏空时，这些呆帐、死帐就会全部暴露，市易法的成功就会嘎然终结。元丰三年废罢结保赊请法，大规模缩小契书金银抵当的规模，就是市易本钱流失殆尽的明证。市易务贱买贵卖、强买强卖的违法行为，多次有人告发，却始终未得到处理，这与市易法存在重大的法律漏洞、市易务官追求酬奖有很大关系。
贱买贵卖、强买强卖违背了市易法的初旨，却是市易法实施的必然结果。王安石说：“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57)他深知要推行市易法，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因噎废食，禁止市易务贱买贵买。市易法规定：“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市易务拥有“增”、“损”物价的权力，贱买贵卖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市易务官大多是从被称为“兼并之家”的大商人中召募的，一旦大权在手，强迫客商低价卖给市易务，再转手高价强卖给行铺户，对他们来说是驾轻就熟的勾当。对市易务官的考核奖罚只限于本钱是否发放， 22%的利息（含市例钱）是否足额收缴。交易牙利、批零差价收益不归中央财政，毋须考核，部门利益使市易务官吏对此趋之若鹜。市易务事务烦杂，吏人众多，如市易法规定在京市易务设勾当公事官一员，但从设置之初就突破了这一限制(58)。连果实交易都要每天派人监管，收取牙钱，吏人自然不能少。法定的市例钱远不够增设的吏人俸给，缺口要由市易务自行解决，庞大的行政开支压力促使市易务不择手段地增加收入。
市易务除召募牙人、行人充吏人外，还有仓库管理、催欠人员等，如抵当所“仓务占官六员，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59)。据苏辙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京师欠市易务钱的行户计27155户，共欠 237万余贯。“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蝥贼，恬而不怪。”为防止欠户逃亡，市易务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户“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60)机构的膨胀迫使市易务多方筹措钱款，贱买贵卖、抑勒行户在所难免。熙宁六年开始实施的“免行钱”法，让行户纳免行钱以增吏禄，也与吏禄压力不断增加有关。
熙宁五年，“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61)元丰七年，“改市易下界依旧为榷货务，上界为市易务。”(62)榷货务掌以茶、盐“折博斛斗、金帛之属”(63)，因以市易务为名，所以有许多市易务买卖茶、盐等物的记载，如熙宁九年诏：“今後客盐入京，并於市易务中卖，本务依市价收买。虽贱，每席不得减十贯，并画时支还见钱。其京城内外诸路贩卖盐人，并於本务给印历请买，愿立限赊请者听。如私自买卖，许人告首，等次给赏，盐没纳入官。”(64)榷货务的经营范围本不属于市易法，市易务也未将官榷茶盐营利计入市易务收入。买卖茶盐虽属“贸迁物货”，本文不予论述。
［收稿日期］2006-10-04
注释：
①关于市易法的斗争，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增定本）第190-20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俞兆鹏《论北宋熙丰时期的市易法》，载《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每二期、第三期；《论所谓曾布反对市易法的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李涵《从曾布根究市易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内部的矛盾与问题》，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台湾《宋史研究集》第三辑，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②王曾瑜《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营商业和借贷资本》（载《大陆杂志》第85卷第1期）分析了市易法大量从事官营借贷业的问题。李晓《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职能》（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则关注市易务承包上供和沿边军需物资的购买问题，认为“市易法的内容并不限于举办官营商业和借贷业，还包括对政府购买制度的改革。”魏天安《市易法的性质研析》（载漆侠、王天顺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认为：“市易司负责发贷款，催还本息，处理抵挡，‘令商人自卖’，这种经营方式，可称之‘官资商营’。”
③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四，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5455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辛未。中华书局2004年第二版，5205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六，熙宁四年八月辛酉，5501页。
⑥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七十三《与王子醇书四》。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本。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5622页。
⑧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四十一《上五事札子》。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二，熙宁十年五月庚午，6914页。
⑩《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三一，元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5463页。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9508页。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6152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戊申，6117页。
(1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四，熙宁九年十一月三日，5460页。
(1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七，元丰二年正月九日， 5461页。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元丰三年九月甲子，7478页。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元丰四年十二月庚申，7741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元丰五年十一月壬辰，7974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二，元丰五正月辛亥，7771页。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二，元丰六年正月乙未，8001页。
(2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三一，元丰七年八月二十四日，5463页。
(2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三一，元丰五年七月五日，5463页。
(23)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十八，韩川《上哲宗乞罢市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298页。
(2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三五，崇宁二年六月十八日，5465页。
(2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三，建炎二年二月癸亥，中华书局1988年版，284页。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己丑，1443页。
(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八，绍兴六年二月戊午，1618页。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元丰三年九月甲子，7478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六，元丰二年正月己卯，7196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丙申，6638页。
(31)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二十《言市易疏》。《四库全书》本。
(32)参见宫泽知之：《宋代的牙人》，《东洋史研究》第39卷第1号。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年戊午，9506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5828-5829页。
(35)司马光：《传家集》卷十七《知永兴军谢上表》。四库全书本。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六，熙宁五年九月壬子：“都提举在京市易司言：‘……诸卖买、博易并随市估高下，毋得定价。其当给三司变转物，即依三司所估。民愿以抵保赊请折博，岁出息二分。计月理息者听。’从之。”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熙宁三年三月丙午，5622页。
(3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九，熙宁七年四月八日，5457页。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9137页。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9137页。
(4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四，熙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5460页。
(4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七，元丰二年正月九日，546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六，元丰二年正月己卯，7196页。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元丰三年九月甲子，7478页。
(44)苏辙：《栾城集》卷三十五《画一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975-976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9508页。
(4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九，熙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5457页。
(47)魏泰：《东轩笔录》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46-47页。
(4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九，熙宁七年四月十九日，5457页。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8907页。
(5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二，熙宁八年二月一日，5459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三，熙宁九年二月壬寅，6685页。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四，熙宁九年四月庚寅，6704页。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八，元丰元年二月癸丑，7044页。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九，熙宁七年正月丁巳，6070页。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四，熙宁五年六月癸亥，5678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二，熙宁十年五月甲子，6907页。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丙子，6468页。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条载：宋神宗曾诘问王安石：“或云吕嘉问（吕为在京市易务提举官）少年不谙事，所置勾当人尽奸滑。”王安石说：“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如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也。”可见在京市易务勾当官至少有好几人。
(59)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巻一百十八《财赋门》，韩川《上哲宗乞罢市易》，1298页。
(60)苏辙：《栾城集》卷三十九《乞放市易欠钱状》，86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三，元祐元年七月壬午，9336页。
(6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五，熙宁五年七月壬子，5696页。
(6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五，元丰七年四月辛己，8275页。
(63)《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五○，2961页。
(6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一，熙宁十年四月辛卯，68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