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与第三条道路下的社会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社会工作论文,福利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1）06－002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系）的纷纷建立，专业社会工作开始在我国快速发展起来。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十二五期间“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目标又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提出，社会工作的发展快速步入轨道。在此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如何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或模式，就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社会工作必须解决的议题。在此问题上，最有效的“捷径”便是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为此就需要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思路及新的趋势进行把握，以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借鉴。
从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自二战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民主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纷纷构建了“福利国家”的政策体系，在此框架下，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采取了“国家福利”的模式，政府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资源提供者和服务的提供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国家福利”模式开始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为代表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在福利思想和政策体系上偏向了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工作方面，许多国家在原有的价值理念和福利体制上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新自由主义大有蔓延全球之势。但进入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随着曾一度极端信仰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撒切尔政府的一系列“私有化”政策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泡沫逐渐破灭。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派（新自由主义）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越来越无能为力了，于是如何在传统左和右之外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成为当务之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
在吉登斯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中，社会福利理论是重要的内容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对“福利国家”进行了反思
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理论基础不牢靠，即作为福利国家理论基础的马歇尔“公民权”概念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财政问题；福利国家的效果不好，即它在反贫困和反个人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减少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效果，并且带来了新的贫困——下层阶级的出现；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机制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其官僚机构存在着僵化和非人格化的缺陷；产生了“福利依赖”；存在着性别歧视等。尽管如此，福利国家制度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风险管理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福利国家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主义、外部风险和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原有的价值基础体系发生了变化，使得福利国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尤其是社会的风险从“外部风险”转变为“人为风险”，使得福利国家在新的风险面前变得无能为力，因此福利国家真正的危机是风险管理上的危机。
（二）注重平等：基于社会排斥与社会包容视角
吉登斯把平等视为其福利政策的最终目标，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不平等”为“排斥性”（Exclusion）。“包容性”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形式上、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以及社会成员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排斥性”则是指“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安东尼·吉登斯，2000）。社会排斥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对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排斥；二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不同排斥产生原因也是不同的。社会底层人士的排斥性是被动的；而上层社会的排斥性则是自愿的。要阻止社会上层排斥的产生，最根本的方法莫过于“公共空间的复兴”。其途径是通过“公共自由主义”使公共空间“被不断掏空的趋势”得到逆转。具体的措施包括：培育世界性国家（Cosmopolitan Nation）；培育负责任的商业气质；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体系；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而制止社会底层排斥恶性循环的策略有：教育和培训、建立一个超越劳动的社会。尤其是后者在构建“包容性”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并建立多样性的生活目标。
（三）主张发展“积极福利”
吉登斯主张为福利国家制定一份激进的改革纲要，即“积极福利”计划。他认为，福利制度的重构最重要的是应对福利国家导致的不合理结果，给予“从福利转向工作”政策以重要的地位，构建一种“积极福利”制度。它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在于：福利国家是为了保护人们免遭不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其本质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解决问题。而积极福利更关注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行预防，重视使用生活政治措施。在社会基础上，积极福利依据的是“后匮乏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幸福与财富没有必然的等同关系，幸福的标志是安全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在制度目标上，积极福利主张发展“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Autotelic Self），这超越了传统福利国家所关注的“贫困者”范围，而是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人群；关注的是人为风险而非外部风险。在福利的提供上，主张取消过去的直接经济资助，代之以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即“尽可能投资于人力资本”，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
（四）主张构建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中的社群有效平衡的运作机制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责任主体上，吉登斯主张“结构多元主义”，而不是从政府、市场或市民社会中的社群中选择一种作为协调社会领域的手段，认为“只要以上三者中有一者居于支配地位，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安东尼·吉登斯，2000），而是要兼顾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中的社群三者的作用，形成三者间的协调合作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其原因在于，三者各自都有局限。国家如果过分庞大和扩张，就会失去民主，损害个人自由，甚至意味着官僚化、僵化、缺乏人情味和低效率的倾向。但是如果国家受限制太多，也会引发较大的社会问题。市场也是如此，“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市场向其它制度中过分渗透，就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失败。而一个社会若为市场提供的空间不足，则不能推动经济繁荣”（安东尼·吉登斯，2000）。同样，市民社会中的社群如果过于强大，民主和经济发展则会受到威胁。反之，如果公民秩序过于脆弱，有效的政府和经济增长也会处于风险之中。
二、第三条道路影响下的社会工作
（一）价值基础的重构
从20世纪社会工作发展轨迹来看，曾先后受到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价值体系的影响。在社会民主主义那里，以“公平”、“社会关照”、“社会保护”为目标的价值体系被置于至高的地位，受此价值基础影响的社会工作把“助人”视为其重要专业理念和价值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体系大规模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使得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把追求效率和效用放在了第一位，而曾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标志的“社会公平”原则则成为了次一级的价值目标。
第三条道路在价值基础上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综合（或折衷），采取了一种多元价值取向。它认为任何一种单一价值视角都不能解决当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在价值取向上采取一种多元价值取向。首先，兼顾公平与效率。它在本质上沿袭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和“公平”传统，把“平等”视为社会政策构建的最终目标。同时也认同了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制度存在的低效率倾向的批评，认为重视“效率”。受此价值影响的社会工作同样主张采取一种综合的价值视角，首先不能丢弃“公平”的价值目标，同时也要兼顾“效率”，在社会工作过程中要引入市场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工作福利机构的运行效率。其次，责任与权利并重。吉登斯在价值基础上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即“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它主张个人要享有权利必须先要负起责任，个人主义在不断得到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得到延伸。对于传统专业社会工作来说，自产生以来强调的就是政府或社会对个人的救助和服务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个人对其弱势状态应负的责任。受第三条道路影响的社会工作则主张，受助者在享有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同时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也是社会工作长远发展所必需的。
（二）对受助者与工作者关系的反思
传统社会工作把受助者与工作者的关系视为“施助”与“受助”的关系，强调的是在二者间建立一种非互助的、非平等的专业关系。在此关系模式下，受助者被当作一种纯粹需要帮助的、病态的人，是处于弱势的和受动的地位；相应地，工作者则常常以一种专家的形象出现，其所处地位也是优势的和主动的。工作者往往根据自己掌握而受助者通常不具备的知识来对受助者的问题进行界定，并以“专家”的身份提供问题解决和改善的建议，以供受助者“自决”。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这种关系模式的缺陷越来越突出。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为这种模式的改进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视角。在第三条道路下，受助者不再简单地被视为是一种被动的和盲目的自我。吉登斯“积极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培养一种“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Autotelic Self）。这种“自我”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够积极地容忍社会差别；能够把潜在的威胁转化为积极的挑战；不刻意回避风险或设想“其他人会解决这些问题”；在反思过程中注重以创造信念为目的。在这种自我概念框架下，受助者不再是简单地带着问题前来求助的传统形象，而是一种更积极的、更具创造信念的反身性能动个体。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框架下的受助者不仅能够积极地面对风险和问题，而且能够与周围环境，尤其是在社会工作过程中与工作者达成一种合作的关系，并能够通过这种合作关系使其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三）构建补救型、预防型和发展型相结合的社会工作的趋势
专业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社会中宗教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对处于困境者的救助工作，这种补救性（Residual）的救助工作成为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社会工作曾长期以来被这种补救性的工作实践所充斥，而以“补救性”为核心理念的“救难”和“解困”也成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主要功能（王思斌，2001）。以至于在社会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社会工作不具备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或至少社会工作的功能不在于促进经济发展。
晚期的社会工作开始对这种补救性社会工作进行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这种社会工作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滞后的方法，对于那些存在着大规模贫困、社会剥夺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是不适合的（Anthony Hall and James Midgley,2004）。吉登斯也认为，补救型措施在本质上是一种“预后关怀”的方法，其实质是着眼于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切断根源，是简单现代化社会中的风险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和提高，应该在积极信任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启发性的政治方法——“能动性政治”。这种方法是一种复原性和预防性的方法，它强调专家体系的反思性参与（Expert Systems），主张在事情发生之前切断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框架下的社会工作把重点置于对受助者的预防性工作，预防原有困难再次发生，并预防新困难的产生。在救助方式上，吉登斯主张以积极福利制度取代过去的直接经济救助，代之于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即是一种“增能”型的社会工作，即认为受助者是一个具有潜力的能动性个体系统，其弱势的现状不是由于受助者缺乏能力，而是由于环境或其他压力使得其能力没有表现出来。因此社会工作就应注重从人力资本上挖掘或激发受助者的个人潜能，关注受助者能力的发展。在具体措施上，吉登斯主张对受助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以促进其就业。在福利制度的重构上给予“从福利转向工作”政策以重要的地位，以工作来带动福利的发展。从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晚近的社会工作曾面临的一个重大批评就是来自于“经济学派”的指责，认为政府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支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迫切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证明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三条道路所主张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把社会工作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试图构建一种能够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工作模式（Anthony Hall and James Midgley,2004）。
（四）发展包容型社会工作
包容型社会工作来源于吉登斯的“平等”思想。按照吉登斯的逻辑，消除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社会排斥。尤其是也要消除社会上层人士的排斥，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社会主流机制对某些下层人群的排斥，而看不到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而一个包容型社会的构建根本就在于消除包括对富人以及其他人群在内的社会排斥。在这一思想下，吉登斯的福利对象也超越了传统福利国家的范围，不局限在传统福利计划所关注的“贫困者”上，扩展到了“富人以及那些受剥夺程度更深的人”（安东尼·吉登斯，2000）。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福利模式的“积极福利”应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合作式与变革式的契约。
对于社会工作来说，传统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的“劫富济贫”模式，其工作对象也主要界定在社会下层人士上。其结果是在社会的下层人士、中产阶层和上层人士之间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隔离，同时导致了社会上层人士和中产阶层被福利制度“边缘化”，由此导致对社会工作事业的漠不关心。这种社会工作模式从根本上看是一种不平等的模式，是违背社会工作宗旨的。因此第三条道路之下的社会工作主张构建一种包容型社会工作模式，扩大社会工作的工作对象，认为社会工作不仅应为社会下层人士提供救助、预防和发展服务，同时还应关注富人以及其他群体，为其应对新的人为风险提供保障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