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首届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1997年7月26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诗歌研究领域6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采用演讲者主讲、讲评者点评、听众提问的国际研讨方式，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研讨主题，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就现代汉诗的诗学难题、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中国诗歌传统及外来诗歌影响、现代汉诗的发展势态与前景等难点、热点问题展开热烈争鸣。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研究界一次精心筹备、规格高、学术性强和成果显著的研讨会，它的意义将在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显现。
一、关于“现代汉诗”的命名
本世纪2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中国诗人都抛弃了过去的写诗习惯，用“白话”和没有格律形式约束的自由方式写“新诗”，被称为“新诗人”。新诗，随着白话文的胜利和垄断日益被体制化，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神话”，一种存在的“真理”。尽管对新诗的不满普遍存在，批评和偏正的呼声绵延不绝，然而，无论“新月派”提倡格律，象征派和现代派追求诗质，或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提出“新诗的再革命”，大陆主张新诗在古典诗歌和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上的迷思，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质询和全面的反思，新诗这一概念，在诗学上和美学上能成立吗？假如它是一个历史的观念，它是否符合历史后来的发展和演变？讨会就此发生热烈争议，体现出不同认识角度和相异、互补的观点。
王光明主持的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课题组，提出将20世纪中国诗歌，划分为“白话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个阶段，因为“站在诗歌本体论的立场，面对20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和发展，‘白话诗’与‘新诗’这两个概念，固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也体现着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的种种迷思。‘白话诗’时期，追求的是‘白话’，‘新诗’时期追求的是‘新’，两个时期的重点都不在诗歌本身价值的追求上面。”王光明指出，“现代汉诗”是对新诗概念进行理论思辩与历史反思后的尝试性命名，它既针对“新诗”概念的吊诡含混，也基于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现实。从理论上看，“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不能标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从实践上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已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势不两立，互相排斥，而是异同互勘，吸纳转化，寻求“通变”。从语言上看，“白话”早已发展成相对成熟的现代汉语。使用“现代汉诗”这一文类概念，比较能够呼应现代汉语这一古今并包、中西合璧的语言形态，纠正诗歌写作中“形”、“质”分离的偏向，更自觉地根据现代汉语和现代经验的特质寻求汉语诗歌的形式和表现策略。
谢冕在讲评中充分肯定“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把不稳定的表述予以稳定，使疲劳的追逐告一个段落”。他同时认为王光明的“再体认”，反映出当代诗歌理论家们面对“新诗”的“历史迷误”和“当前焦虑”所持的策略，但他担心这种策略“把新诗的自由诗和格律诗都否定了”，“对新诗革命的历程和成就怎样进行评估？”
骆寒超提出，“现代汉诗”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新诗”面对“现代汉语”的困难，而是如何展开实践及实践与“现代经验”互为转化。沈奇则质疑，是不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新诗”是不是表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
刘福春在《新诗：远离汉语的写作》中，认为中国“新诗经历了三度语言演变，在初期的“白话”写作中切断汉语传统，显意识写白话潜意识写旧诗；三、四十年代形成口语写作传统并出现艾青、冯至这样的优秀诗人；其后诗歌语言首先受意识形态话语干扰，而后受翻译语言影响，年轻一代诗人处于与“现代汉语”相隔的“玻璃走廊”之中。
香港大学梁秉钧先生则觉得“现代汉诗”是一个值得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该命名（比“新诗”）更能面对二十世纪许多地区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境遇中的诗歌写作，便于整合与阐述不同地区、制度下的诗歌现象。
二、现代汉诗本体特征辨析
“根据现代汉语和现代经验的特质寻求汉语诗歌的形式和表现策略”，必然要面对经验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汉诗”不但要强调20世纪中国诗歌的语言特性，更要重视这一世纪现代性寻求的种种特点。有人认为“现代汉语诗歌”干脆可以称为“现代诗歌”，这种观点显然有以诗歌思潮流派偏括复杂丰富诗歌现象的倾向，忽视了“现代汉诗”概念广泛的包容性。臧棣把“作为一种诗歌研究范式的现代性，当成评价新诗历史经验与问题的尺度”，他认为“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因为现代性不是对过去的承继，而是对未来的投身（或说敞开）。它的原创性力量源于它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从现代性的角度，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代性的寻求的确是新诗一条有迹可寻的“历史”，同时深深影响着新的诗歌美学趣味的形成。但它是新诗“合法性”的一个指标，还是一个必需复杂面对的问题？唐晓渡讲评中指出新诗历史80多年的现代性并不呈现承脉的特征，它的意义和寻求过程中问题也非常复杂。孙玉石的论文《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揭示了现代诗质寻求中与历史相遇的景观：废名的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的“晚唐诗热”，体现了“从诗的外在功能承载的重视转向于对诗的内在美质的寻求”。蓝棣之的《论新诗对古典诗歌的传承》也提出新诗对古典抒情传统、晚唐诗的象征传统、宋诗以文为诗的传统均有传承。郜积意认为，这种“传承”从另一向度言之，则可以认为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与包容。
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梁秉钧的《现代汉诗的现代精神》，则集中分析了香港诗歌在五六十年代如何继承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传统和参照西方诗艺形成“香港的现代诗风”的过程。他认为香港的现代性寻求呈现为一个逐渐体认“主体”经验的问题，在主体体认的过程中，经验和文化资源是非常复杂的。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先生以《顾城在德国》的诗人个案解剖，分析现代汉诗写作过程“现代性”获取的复杂境况，认为顾城因为受到（1）意识形态话语（2）亲属伦理话语（3 ）出版机构话语等多重“改写”，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童话诗人”；“纯粹的自我”即使作为诗人的理想，也因为诸种价值话语影响而改变其本来面貌。如果承认某种纯粹恰恰是相信“现代性”的不纯粹。不断地被改写和反改写或许就是现代汉语诗人“现代性”寻求的实际情形。
任洪渊的辨析着眼于语言，他认为“两种语言的真正相遇处才是两种文化的相汇处”，现代汉诗的本质是要将（语言上）被改写的处境转变为改写的主动，梵语的佛被改写成汉语的禅，我们曾经在“弑”佛的文化中肯定自己。现在，汉语与西方主流语言相遇，也许我们不能不在“弑”父的文化中否定自己了。弑佛+弑父，将是永远否定中的历史肯定，永远反题中的生命正题。
周晓风在《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发言中，认为古代汉语造就古诗特征，现代汉语决定了现代汉诗特征。他对比分析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及文字的差异，认为依赖“口语”的“自由诗”必产生“散文美”审美追求，由戴望舒到艾青“新诗”美学自觉，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代汉语”言文一致、语法系统大众化及诗人在“白话”中求诗质。何锐的发言则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汉诗的语言困境及其超越途径，认为困境中的超越和超越中的困境，是诗人们永远无从逃避的“西绪福斯”式的宿命。
诗人王家新的发言尖锐但发人深思，他说“身份”既不是给定之物，也不可从外面拿来或借来，只能出自一种艰巨而又自觉的历史实践。中国现代诗歌只有战胜某种对文化母体的依恋，战胜对“独自成为”的恐惧，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建构——现代汉诗的本质不在诗外而在诗中。
三、面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
现代汉诗百年，经验与问题并存，诗人的当下写作和诗歌理论家们面对当下写作的对话，始终是呈现“现代汉诗本质不在诗外而在诗中”最激动人心窗口。研讨会上，九十年代诗歌现象成为一个热切话题。
谢冕称九十年代是“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因为长时间的和平和人民心灵的放松、自信，文学也开始了自由和美的探索；但另一方面，诗人们尚未用特定的经验形式表达他与时代的关系，当科技与工业使人类沉沦的时候，诗歌应当拯人类。骆寒超回应谢冕充满激情和忧患之情的发言，认为优秀的诗人当是人文精神诗性关怀的使者，呼唤艾青、穆旦式大诗人出现是严肃的诗评家的责任。刘登翰则认为当年的链条已经断裂，应当重视不同经验与观点的对话与沟通。
孙绍振幽默地说：“朦胧诗出现时，我反驳过说读不懂的人，如今轮到我读不懂诗了。”他认为九十年代诗歌问题不在人文精神匮乏，而在艺术准则沦丧。洪子诚则提出“诗离我们远去”还是“我们离诗远去”的问题，主张面对陌生，读者与研究者也需要深入的自我反省。
考察1976—1996年当AI写作作的几度转变，徐敬亚认为自1986年—1989诗歌“艺术地位确立”以来，诗歌写作背景的转换正趋“—”的零点。他认为目前诗歌的困境在于诗人位置确认，主张回到“私人的、肉体的位置”，回到“真实的贫乏”寻找当代中国人的艺术之核与方式。
朱寿桐《从“崛起”看中国新诗前途》，反对“后起”诗、“继起”诗对“崛起”诗的覆盖，认为“崛起”诗的意象传统和批判传统当在九十年代继续发扬。
李振声和李震则倾向于“坚持差异”，认为诗和诗人都只能在不可重复、不可置换的差异状态中彰显自己。
王小妮和翟永明的发言，从创作感受出发，认为诗人的要职不在接受批评家和读者的要求，而在“面向语词”和“自己心灵”领受和表达一份独特经验。她们觉得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写作更显自由。
唐晓渡《谁是翟永明》的发言，引出女性主义诗歌的敏感话题。荒林认为唐晓渡论文对“女性诗歌”定义质疑，体现出“自我反思”和“话语颠覆”两重意味，反思引人深思而颠覆却可能暗含了“逻各斯”的整合意图。林祁联系中日女性诗歌比较，认为“女性诗歌”不可置疑且正在经历“自觉、自虐、自审”三度嬗变。
区别于以上评论家的立场，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试图“告别”与自己熟悉的知识系统，“适应”并以另一种知识系统来把握九十年代纷繁复杂诗歌现象。认为二元对立式写时代已经逝去，个人写作和相对写作时代已经到来。“诗是社会生活的承载者”到“诗就是诗”的诗学观念的变移，首先确定的是诗对种族的良族记忆的保存，诗人的职责不单是民族的良心，而主要是在这一工作中的对语言潜能的挖掘，“他是为语言的最理想的存在而写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柯雷先生，在《实验的范围：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类型的初探》中，也从语言理想角度，中国当代诗歌的“汉语实验”作出具体个案分析，比如他认为海子的诗末达到“原诗”水准。而美国学者杜国清针对电脑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以《网路诗学：二十一世纪汉诗展望》为题从创作，构思、想象、意象、象征等方面探讨了网路诗学的一些特殊性格和诗的效用，认为网上写作是未来的一种写作方式，汉字文化的思考和想象方式并不因为科技的发展而落伍，反而与电脑越来越倚重图象的表现方式更加接近。
四、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
本次研讨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大多数学者希望把诗歌研究从印象、体验、描述的层面，提升到理论疏解和学术探讨，把问题引向具体、引向深入的愿望，不仅使诗的本体性问题进一步受到关注，而且逐渐深入到诗歌话语、形式和表现策略等更为具体的领域。
王光明认为文类成熟的标志是基本规则的形成，但似乎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说：“‘新诗’的主要体式是‘自由诗’，是‘诗体解放的产物’，这往好处说，是每一种独特的经验只能用独特的形式凝聚；往坏处看，则是写诗种种误会的根源。从‘押韵就好’变成‘分行便行’决不是诗的正路。诗的成熟最终都在诗歌的某种话语形式上得到体现。”但是现代汉诗应当拥有怎样的“话语形式”？他只是提出“创造最切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让它成为创造者与欣赏者共同的桥梁。”研究显然还有待展开。南帆的《抒情话语与抒情诗》将抒情话语分为简单、复杂两类，具体和深入了些，但他过分重视抒情话语情绪与身体的关系，关心的是话语的生理关联，而不是作为诗歌文类的话语特征。陈仲义提出“新古典诗学”，主张现代汉诗将古典诗学精华转换为自己的话语，具体的转换工作如何进行，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骆寒超《走出困境：新诗的规范与定型》，引进西方十四行诗形式用以表达“中国式”经验，但导一种实践诗学，认为现代汉诗的话语形式，不妨在中西方形式借鉴中展开尝试和实践。现代派诗人冯至、唐湜和郑敏等都曾写出优秀的十四行诗，他们将本土经验、汉语特征与十四行形式水乳交融的成功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但十四行诗的韵律和结构如何在汉语形态中获得转型？
孙绍振呼吁建立现代汉诗的写作和鉴赏标准，认为必须有可行的艺术准则来衡量诗歌质量以保证稳定的诗歌作者群和读者群。沈奇在《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及语言转型》中写道：规定什么是诗，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但指认什么不是诗，是否是当代诗学应该考虑的问题？王珂认为如果承认写作的级次存在，则相对应的文体级次建设便有可能。
台湾诗人萧萧运用语言实证分析，归纳散文诗美学特质，“是用散文语言完成诗的瞬间”，“通过戏剧般耸立效应”表达现代人生存体验。台湾诗人白灵大胆引入化学名词，对诗歌语言的“浓度、浊度与长度”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认为只有相对规定诗歌的长短，才可能在相对约束的条件下获得饱满的诗意。他们重视文本分析且在具体操作上提供诗的技术参数。
当然，人们也意识到，现代汉诗这一文类，是创作规则及手段稳定下来后构成的体系，必须同时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尤为重要的是，现代汉诗必须立足现代汉语寻找诗形并在丰富汉语的美和表现力的向度上追寻。
整个研讨会开得实实在在，紧张而又热烈，连续几天每天8 小时的会议开下来，学者们既有“思想疲劳”之感又觉得意犹未尽。一些学者提出把本次研讨会作为“首届”，西安与会学者主动提出要承办“第二届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研讨会闭幕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教授致题为《现代汉诗的回顾与展望》闭幕辞，总结了现代汉诗的行程和本次研讨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