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湖北新军建设——兼与北洋新军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军论文,北洋论文,晚清论文,湖北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5.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2)01-0125-136
张之洞是清末用西法编练新军的重要人物，他的西法练兵思想主张与创建湖北新军的具体实践工作，对晚清军事近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对张之洞的练兵思想源流与湖北新军的创建史实作一系统的探讨，并通过与北洋新军的比较以观察湖北新军的特点，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认识。
一、练兵必“参用西法”：由师德而师日
甲午战争的刺激，是清朝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契机。这方面的标志就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南洋自强军。
张之洞对西法练兵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与他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历程相一致，张之洞对于军事的直接关注是从出任山西巡抚开始的。他在抚晋约半年后制定的一个治晋方案的20条措施中有一条是“练主兵”，他自己的解释是“欲将防勇尽化为练军”，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山西原有的旧式军队如绿营和勇营都是积弊难除，故主张将山西全省军队“一律改为练军”，改练之法是：“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注：张之洞：《整饬治理折》、《新募马队并未增饷折》、《筹改营制折并单》，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第144页、第221页。）。可见，那时他所谓的“练军”还不是新式军队，只是对旧式军队的整顿。
在调任两广总督后，张之洞经历了中法战争，从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外军事上的差距，“越地滇、粤诸军，与法人攻战累年，利钝亦已共见”。当时他认为中国军队还只是武器和技战术的落后，因此他“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火为务”，并招募广胜军，“远募洋将，以资教练”。虽然他试图雇佣洋弁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但他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派洋弁为教习，但学其镇静、严肃之意，枪炮取准之法，筑台造垒之式，考究洋械机括、子药利病。至洋操阵式，麇聚方行，队伍甚板，进退迟钝，近日关、越诸捷，屡以此为我所乘，断宜弃之不学”。由于英勇顽强的中国军队在某些局部战争中的胜利，如镇南关、谅山大捷，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掩盖了中国军事制度上的弱点。这时张之洞还没有意识到中外军事制度方面的差距，他要求广胜军的“营规纪律”等仍然采用“湘、淮规制”（注：《筹议海防要策折》、《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07页、第313-314页。）。
中日甲午战争初期，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还是特别强调中国军队武器方面的落后，他认为：“与洋人战，募勇非难，军火为难，若无精械，虽多无益”。“倭事断难速了，用兵日久，军火匮乏，最为大患。盖与洋人战与发、捻不同，如无精械，虽有猛将强兵亦断难制胜”（注：《致总署》（二件），《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989、1990页。）。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惨淡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与昔日号称陆军劲旅的湘、淮军的不堪一击，才使国人如梦初醒，痛定思痛，人们发现，中国军事上的落后，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制度。
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处理甲午战争善后事宜的过程中也作了深刻的反省。他从军事上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时说：
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而又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故今日之敌，迥非发、捻可比。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以致动辄溃挫。且十年以来，宿将上选所存无多，其次者暮气已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其自爱者，亦仅能约束不扰而已。至于忠义奋发、锐意灭贼者，则实罕见其人。故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
在张之洞看来，甲午战争中日本之胜在于其“用兵皆效西法”，所以中国必须“一变旧法”，即采用西法练兵。他当即提出在江南“拟练万人为一军”，并提出三条练兵办法：一是募洋将管带操练；二是遣员弁出洋学习；三是各直省各设陆军学堂。“三途之中，以用洋将管教练为最速，以出洋学习功夫为最实，益处为最广，而中国自设学堂亦可相辅而行”（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0～992页。）。虽然西法练兵在当时也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自湘、淮军以来，中国军队的建设都或多或少地在效仿西法，但张之洞对往事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椟而还珠也”（注：《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05页。）。学西法练兵不能只学皮毛，必须学其精神。“今日练兵一事，实非仓卒可办。乌合招募，虽有数十百营，临时毫无所用。是非竭累年心力精加训练不可，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注：《请添练精兵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272页。）。事实上，张之洞这时思考用西法练兵的问题时，他考虑的已不仅是武器装备与技战术的改进，而且还有军事制度方面的变革。
“西法”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用什么样的“西法”来练兵呢？对此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就张之洞而言，他从师法德国转而师法日本，这既与他对世界军事发展水平的认识有关，也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有关。
早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张之洞就认识到：“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他在雇募“洋弁”教练广胜军习洋战时，那些“洋弁”即来自德国（注：《雇募德弁片》，《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14页。）。
甲午战争的结果，从军事上来说，一方面暴露了中国旧式军队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显示了日本学习西法练兵的成效。事实上，日本学习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日本武弁，皆向德国学习”。当时德国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张之洞在主张用西法“亟练陆军”时认为：“目前陆军以德国为最强，自宜取法于德”。他甚至主张全盘模仿德国军制，“其法必宜即派德国将弁为统领、营官，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1～992页。）。江南自强军与湖北护军就是由德国将弁训练成军的。
张之洞练兵由师德转而师日是在戊戌年前后，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中外关系形势的变化。光绪二十三年(1897)底的胶州湾事件，充分暴露了德国的侵略者面目，德国人的信用自然被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当时张之洞的外交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已经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中回过神来，与李鸿章亲俄的态度不同，张之洞与刘坤一主张联英、日对付俄、德，他认为：“今日宜兼联英、倭方令德、俄稍有顾忌，且免英、倭忌羡，多树两敌，扰动长江以南”（注：《致江宁刘制台、天津王制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52页。）。
其次，日本的积极联络。甲午战争之后，远东国际关系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迫使日本为图自保而不得不向一衣带水的中国示好。为了削减中国人民强烈的仇日情绪，日本参谋本部、军部等机构频频派人来华游说，为了结交，他们表示愿意为中国培养留学生，帮助中国兴学、练兵。张之洞是日本游说的一个重要对象。起初，张之洞因不明底细而对此不以为然，当得知日本武员神尾、梶川将要来武汉“面议要事”时，他只委托江汉关道和钱恂接待，自己则借口出省城查勘堤工而有意避开。在日本人离开武汉东下江浙后，张之洞回省据报告其来意“重在修好联交及派人就学”，他连忙一面直接致电神尾光臣，表示：“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现在亟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希望他“重来鄂省”；一面致电上海道与浙江巡抚，请他们代为劝驾“重来相见”（注：《致上海蔡道台》（二件）、《致总署》、《致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36、7438～7539、7446～7447页；《丁酉12月初4日致杭州廖抚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1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72。）。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神尾光臣来谈“新法练兵”，张之洞以为“切实可采”，他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主张“合鄂、湘之力延倭教习，先练一军为各省倡”，他认为：“倭陆军采德、法两国制，又参以其国之宜，地近、薪廉、种同，文字、语言、风俗又相近，以之教兵，必有裨益。此可与派人就学二者并举，以济急用”（注：《致长沙陈抚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87页。）。就这样，张之洞开始确立了聘请日本教习和派遣留日学生的方针。随后，日本人宇都宫太郎等人又不断地来湖北联络，继续做张之洞的工作，甚至伊藤博文、近卫笃麿等政界要人也亲到武昌访问，这更加快了张之洞迈向师日的步伐。
再次，德国将弁与教习的问题。张之洞编练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护军确实得益于德国将弁的帮助不少，但也生出了不少麻烦。他曾向总署报告说，在江南的来春石泰等人，“期满遣归时，枝节已多”；在湖北的法勒根汉又是“种种桀骜揽权生事”。本来，张之洞在编练自强军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德国军制，不但任用德国将弁为教习，而且由他们担任统带、营官、哨官这样的主要军职，结果使他们专权跋扈，难以控制。从这些经历中他总结出的教训是：“今日中国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预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则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注：《致总署》，《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35页。按：武备学堂提调钱恂与总教习法勒根汉发生矛盾，使钱恂离开了武备学堂，就是因为“揽权”（《戊戌8月初9日致京孙公园兴胜寺钱念劬）》，《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5。）。此后，他在聘用日本人为教习时特别注意了这一点。
由于日本人积极主动地联络张之洞，并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如愿意派遣军事教习和接受中国留学生，主动邀请中国派人到日本考察军事，还向湖北赠送武备书“约百种”；而德国人的表现又不尽如人意。另外，从经济上考虑，“东人较之西人，薪水甚省”。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不得不权衡的重要因素。这些都使张之洞的心理天平很自然地向日本人倾斜。他曾致电总理衙门说：“现在湖北武备学堂教习及勇营教习，皆系德国人，自不在多此日本数人。近来日本人在中国甚平静谦和，通商量，德人与之相形，可稍戢其桀骜之气；且日本人只充武官教习，并不管兵”（注：《戊戌正月28日致总署》，《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55。）。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作出师日的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他在派遣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时说：“日本与我同种、同教、同文、同俗，又已先著成效，故中国欲采泰西各种新学新法，允宜阶梯于日本”（注：《札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560页。）。
张之洞在《劝学篇》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最后确定了师日取向：因为同文、同种、路近、费省等原因，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日本而更快捷地达到学习西方的效果。张之洞自派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后，日后不断地派遣留日学生和赴日游历考察人员；与此同时，他聘请了大量的日本教习。据有人研究统计，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共聘有外籍教习52人，其中除3人国籍不详外，有德国教习6人，日本教习43人；德国教习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前所聘，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日本教习抵鄂后，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逐渐取代德人，而成垄断局面（注：参见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版，第248～250页。）。师日取向的确定，对于晚清军事变革乃至整个清末新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从江南自强军到湖北护军
张之洞用西法练兵的具体实践是从江南自强军开始的，编练江南自强军的目的是希望用西法建造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他曾经历数中国旧式军队绿营与勇营的种种弊端，认为“各营积习锢蔽深入膏肓，若不捐弃旧法，别开局面”，则无可救药。他所谓的“别开局面”就是聘用洋将以西法练兵，“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除”。至于究竟如何用西法练兵呢？张之洞以他惯用的体用哲学表述了自己的建军思想：“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至于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军之用也。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1052～1053页。）。这种改革方案是全面的，它涉及到兵额、兵源、饷章、营制、武器装备与技战术等方面，这是针对旧式军队绿营与勇营的弊端提出来的，表明张之洞希望采用西法对中国旧的军事制度作一次全面的变革。
江南自强军是模仿德国军制编练而成的。当时张之洞认为：“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他希望仿照德国军制编练一支诸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注：《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05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向清廷汇报了自强军初步成军的情况。自强军仿德国营制，设步队8营，每营250人，分为5哨；马队2营，每营180骑，分为3哨；炮队2营，每营200人，分为4哨；工程队1营，有100人。全军共13营，有实数勇丁2860名，约为德国军制每军人数的1/4。张之洞计划将来陆续扩展到1万人，即使“饷巨难筹”也至少要增到5千人。士兵全部招募江苏、安徽的土著乡民，年龄16～20岁，由西医进行体检，并特别规定：“凡城市油滑向充营勇者一概不收”。根据张之洞“以洋将管带操练”的原则，他聘请了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另设副营官、副哨官之职，由华人任武职者和天津、广州两处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担任，“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一以通新募勇丁之情，二以事权互相维系，三以逐渐观摩，俾华弁储营官、统领之材”。全军由德国“游击”来春石泰统带，候补知府沈敦和、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为提调（注：《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1052～1054页。）。因不久之后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自强军改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办。
自强军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据梁启超的记载，时人都以为“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他自己观察的结果是：“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仅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注：梁启超：《记自强军》，《饮冰室合集》文集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后世的研究者也对自强军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国的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专家鲍威尔认为，自强军的建制虽然并不如张之洞所声称的那样完全符合德国军制，但已“确与中国建制的典章不同，而具有欧洲现代军队的特点”；他甚至称它为一支“极端背离中国军事组织传统的新式军队”（注：［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译本，第56页、第57页。）。罗尔纲先生也称：“自强军的创立，实为日后中国编练新军的先河”（注：罗尔纲：《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3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7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仍然继续编练新军的工作，即用西法编练湖北护军。这一工作不仅是江南练兵的继续，而且湖北护军事实上也与江南自强军有着直接的渊源承继关系。所谓“护军”，是指省城卫戍部队。张之洞在江南编练自强军时，曾经从江南护军中挑选1000人接受德国将弁的教练，经过半年的训练，已是“步伐整齐，枪炮娴熟，颇有可观”。当张之洞得知自己将回湖广总督本任时，他即开始为湖北练兵作打算。他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赴湖北，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令其转相教习，以开风气”。此奏得到批准（注：《护军前营调鄂教练片》，《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03页。）。张之洞回到湖北后，即以这500人为基本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以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张彪为前营管带官，四川补用参将岳嗣仪为后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两营总教习。湖北护军的营制仍仿德国军制，设前营步队3哨，炮队2哨；后营步队3哨，马队2哨；另设工程队1哨。初成时全军共计弁勇1000人，马100余匹。湖北护军与江南自强军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再用德国将弁为营官，而改用华官，只用少数德将为教习。二是饷章不全用德制，而是参酌直隶提督聂士成武毅军饷章“变通办理”，因为湖北财政困难，“饷项难筹”，故不能仿行江南自强军的优厚饷制（注：《设立护军营、工程队练习洋操并裁营抵饷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74～1177页。）。
湖北护军初成军后，尽管饷项来源极端困难，张之洞仍然想方设法扩充编练，并将一些旧军队改编为新军。他主张“裁营加饷”，即裁减绿营与勇营等旧式军队，将这些旧军饷项移作编练新军的饷项，这样，“款不增而兵可练，人数虽少，较有实际”（注：《裁营腾饷精练洋操片》，《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32页。）。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张之洞不仅练就了一支精锐的湖北护军，而且将湖北原有的武恺军、武防军、武建军等旧式军队改练洋操，编练成为新军。这些以护军为核心的湖北新军就是日后张之洞整编湖北常备军的基础。当时，有些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湖北新军的洋操队的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它的士兵的体格训练“远较法国军队为优”，它的工程兵“与美国陆军工程兵的训练相似”，虽然在野战演习与战斗训练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这已是“全中国最好的”军队（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132～133页。）。这个评价的前半部分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较为恰切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可与湖北新军媲美的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建陆军。
三、湖北常备军的建立
张之洞在用西法精心编练湖北护军的同时，还在做着裁汰绿营与整顿防营的工作，这些都为他整编湖北常备军奠定了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花了5年时间创建湖北常备军，其间经历了4次较大的整编工作。下面拟按时序对此略做论述。
第一次：时间在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清末新政开始以后，清廷即发布设立常备军的上谕。这是张之洞建立湖北常备军的直接动因。张之洞建立湖北常备军的基础是已练洋操的护军和防营，当时湖北的洋操营共有31营：其中护军左右2旗，有步队8营，马队、炮队、工程队各1营；武建军左右2旗，有步队8营；武恺军步队4营；武防军步队4营；护军铁路营步队4营。31营共有官兵9500余人。张之洞因奉旨署理两江总督而拟调护军左旗步队4营赴江南，另有护军铁路营步队4营防护楚豫境内路工，除此步队8营外，在武昌实有步队20营，马队、炮队、工程队各1营，共23营7600余人。张之洞即仿照日本的陆军师团兵制，在此基础上整编成湖北常备军。具体整编情况是：湖北常备军共分左、右两翼，左翼步队2旗8营，以护军右旗4营和武建军左旗4营充用；左翼炮队1旗3营、马队1营、工程队1营，均用护军原营原额；另添练辎重队1营。右翼步队2旗8营，以武恺军4营、武防军4营充用；右翼炮队1旗3营，马队、工程队、辎重队各1营，及左翼辎重队1营，均以武建军右旗步队4营分拨改练。总计此次整编的湖北常备军两冀共28营7032人（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502～1505页。）。
第二次：时间在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根据政务处对湖北常备军第一次整编营制覆议的意见，并参考北洋现行营制，张之洞对湖北常备军营制作了调整。调整后的湖北常备军营制是：改原来的两翼为两镇，每镇统辖步兵2协、炮兵3营、骑兵2营、工兵1营、辎重兵1营；每步兵1协统3旗，1旗统4营，1营统3哨，1哨统6排，1排14人；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各营直接隶属于镇；全军两镇，有步兵4协12旗48营、骑兵4营、炮兵6营、工兵2营、辎重兵2营，另加营务处和军乐队，共有官兵20625人。这是“全练”的规模。鉴于当时湖北财政困难的情形，张之洞不主张“全练”，而是提出了一个酌情“减练”的办法。他说：“湖北目前饷力未充，若两镇步、骑、炮、工、辎各营队全数练足，需饷过巨，力有未逮，不得不分别难易缓急，酌量多练少练之区分”。具体的“减练”办法是：炮兵、工兵全数练足；步兵先练1协，暂虚1协；骑兵先练1营，暂虚1营；辎重兵先练一半，暂虚一半。根据这个“减练”规制，第二次整编的湖北常备军两镇实有步兵2协6旗24营、骑兵2营、炮兵6营、工兵2营、辎重兵2营，另加营务处和军乐队，共有官兵12959人（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617～1624页；《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清单两件》，《张之洞紧要折稿》第17函，所藏档甲182～19。）。
第三次：时间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根据练兵处奏定的陆军营制饷章，张之洞对湖北常备军的营制又作了一次调整。他以“饷项万分艰难，且将领官弁之人才目前亦实不敷用”为由，按照新章变通办理，即保持“正兵及带兵员弁”人数，而将“杂项委员人夫车马及饷数”酌情节减。第1镇按新章第三年全数编练，步队分为2协4标12营48队，马队1标3营，炮队1标3营，工程队1营，辎重队1营，军乐1队，共计官兵12071，炮54尊，车12辆，骡马1064匹。第2镇按照新章变通规则之第一年编练，设步队1协2标，马队、炮队各1营，工程、辎重各1队，共计官兵5188人，炮18尊，车3辆，骡马338匹。委派张彪为第1镇统制官，兼该镇所属两协统领官：黎元洪为第2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另设督练公所三处，因没有合适道员可充总办之职，暂以藩司、臬司、盐道兼三处之差，并委派高霖蔚、刘邦骥为兵备处帮办，齐耀珊、宝瑛为参谋处帮办，冯启钧、吴元泽为教练处帮办，随即裁去营务处名目（注：《遵照新章改编营制饷章并设督练公所三处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676～1683页；《遵照练兵处新章改编湖北常备军两镇营制饷章并设立督练公所内分三处折并清单》，《张之洞紧要折稿》第18函，所藏档甲182～20。）。
第四次：时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张之洞又根据练兵处覆议的意见和陆军部的新规章作了一次调整。主要有两方面的变动：一是骡马、车辆等项的变通减练。马队全标各营战马按定章暂练2/3，炮队各营骡马照部议改数目暂练2/3；辎重营目兵暂减1/2，应需之骡马、车辆暂练1/2。二是正式纳入全国陆军编制。陆军部统一规划拟练全国陆军36镇，分配给湖北两镇指标，为第8镇和第11镇，当时第11镇尚未完全练成，湖北实只练成一镇和一混成协，即第8镇和第21混成协。这次整编，营制没有变化，只是在人员、车、马等方面略有变动。变通之后，第8镇有官兵11247人，骡马1033匹，车18辆，炮数未变，仍是54尊；第21混成协有官兵4941人，骡马337匹，车9辆，炮数也不变，保持18尊（注：《改正鄂省营制饷章折》，《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1810～1811页；《鄂省营制饷章按照练兵处所议改正仍酌量变通折附清单二件》，《张之洞紧要折稿》第20函，所藏档甲182～22。）。
湖北常备军的第四次整编，是张之洞在离开湖北进京入枢之前完成的。通过这次整编，湖北常备军已基本成军。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官兵合计16104人；且在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湖北未增新军（注：赵尔巽等：《兵三》，《清史稿》第132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册，第3946～3947页。）。这个数字与张之洞第四次整编后大致相同。可见，在张之洞离开湖北后，湖北新军的编练并没有新的进展，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规模。
湖北新军编练的成效如何呢？早在光绪三十年底，湖北常备军第二次整编不久，兵部侍郎练兵处大臣铁良视察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称其“编练未久，军容焜耀，已壮观瞻，洵可为沿江各营伍之冠”（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5301页。）。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员在考察湖北新军后也赞赏有加（注：参见［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以致张之洞自己也是颇为得意，他曾自述说：“湖北自丙申以后，即尽屏弃旧习，以西法练兵，故今日湖北陆军，东、西人来观者，皆言甲于各省”（注：《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第228卷，第16页，中国书店1990年版。）。张之洞晚年离鄂进京入枢后，仍然十分关注湖北新军的建设。例如，他曾特意致电张彪、黎元洪，催促他们建造陆军马、炮各队新式营垒；为了争取建设时间和顾惜“湖北陆军名誉”，他甚至“再三商恳”陆军部缓派员到湖北检阅（注：《戊申2月28日致武昌陆军第八镇张统制、黎协统》、《戊申3月初1日致武昌赵制台并发张统制阅看》，《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8函，所藏档甲182～79。）。他还就湖北军队的教育问题致电继任湖广总督赵尔巽说：“湖北陆军小学以兵士充学生，实为将来国民皆兵张本，已经两年，成绩颇好，明年即可毕业”，希望赵“力为维持，以观厥成”（注：《丁未12月19日致湖北赵制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8函，所藏档甲182～79。）。宣统元年(1909)，陆军部派人密查三江两湖浙闽军队，回京报告说“各省军队以湖北为第一”，张之洞颇感欣慰（注：《己酉2月24日致武昌张统制》，《张之洞电稿丙编》第23函，所藏档甲182-102。）。毋庸讳言，湖北新军是当时南方各省最好的军队，就全国而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四、湖北新军的特点：与北洋新军比较
把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作全面的比较是一个大课题，这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笔者在此只是希图通过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个参照物来说明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的一些特点。
（一）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
其实，北洋新军在许多方面具有湖北新军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饷源。北洋新军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湖北新军只能依靠本不富裕的湖北一省的苦苦支撑。这一方面与北洋和湖北的位置直接相关。北洋是护卫京师的根本重地，湖北虽然地处东西南北要冲，但毕竟只是一个内地省份。另一方面又与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地位相关。本来，在晚清政坛，与张之洞相比，袁世凯充其量只是一个后起之秀；但他的升迁之速与所处地位的重要则很快超过了张之洞。甲午战争后，当张之洞以两江总督的身份编练江南自强军时，奉旨编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还只是一个道员；而值得注意的是，江南自强军只是一支地方部队，其饷源来自当地，新建陆军则是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央军。事实上，在编练新军方面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比张之洞占了优势。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捍卫京师更成为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袁世凯上奏以加强畿辅防务为由将各省与海关协拨直隶的饷项300万两改为“北洋防饷”，以保证北洋练兵的饷源。他认为：“畿辅拱卫神京，实为根本重地，与他省形势，轻重悬殊”。因为当时各省财政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各省与海关协拨直隶的饷项能够按时拨解到位，他建议这些饷项改由户部统一收放，即先由户部征收，然后发放给直隶，“一转移间，在部款无甚出入，而各省不至推诿，直隶可免无米之炊”（注：《畿辅防务重要请将各省协饷解归户部收放折》，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419页。）。显然，他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取得各省的财政支援。这是张之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知道，张之洞在编练湖北常备军时，一再强调财政困难问题而不得不减小编制。因此，袁世凯可以编练规模庞大的北洋六镇，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只有一镇加一混成协。据《清史稿·兵三》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洋新军达75225人，势力及于京师、直隶、山东与东北；湖北新军仅限于湖北一省，官兵共16104人，约为北洋军的1/5强。
当然，湖北新军虽然无法在规模上与北洋新军相比，但它同样是一支用西法编练的在当时的中国最为优秀的新式军队。更难得的是，张之洞在那样的条件下能够编练出一支可以与北洋军相提并论的新军，这是其他地方督抚未能做到的。
（二）儒臣与枭雄的歧异
张之洞出身文人学士，是晚清一代儒臣，他的命运与清王朝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之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才开始钻研军事和练兵的，他说：“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访考求”（注：《致袁慰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9页。）。练兵是张之洞自强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甲午战争后张之洞主张编练江南自强军时称：“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2页。）。张之洞练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还有对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关怀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保国、保种与保教，他在为湖北新军所撰的《军歌》中写道：“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注：《军歌》，《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267页。）。张之洞儒臣品格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文化关怀，是军人出身的袁世凯难以体会的境界。袁世凯是个善于玩弄权术并极具政治野心的枭雄。与张之洞在出任封疆大吏之后，开始办军事的道路相反，袁世凯则是从办军事起家而出任封疆大吏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练兵是他的政治资本。袁世凯的军事知识“渊源于他那军事官宦的家族”，他在11～12岁时就开始有了军事经验，那时他随嗣父袁保庆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属下办理营务处，后来他投效吴长庆军营正式从军，并随吴到朝鲜，担任朝鲜“高级军事顾问”，为朝鲜训练陆军。“从此他在军事方面一帆风顺，终成为逊清末世炙手可热的人物，可以说他早年的军事经验，助他扶摇直上，是很重要的关键”（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台北1967年版，第1～8页。）。有趣的是，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之后还保荐过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注：《荐举人才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14页。）。后来他甚至还称：“当世武学，敬当推袁”（注：《致袁慰亭》，《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79页。）。军事才能无疑是袁世凯的一项重要资本，但他能跻身晚清政坛更与他的政治手腕分不开。他先后投靠李鸿章、荣禄和奕劻等当朝权贵，成为晚清权倾朝野的重臣。清末新政开始后，政坛新贵袁世凯日益把练兵当作他揽权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当时，廷臣已有“议其兵权太重者”（注：《壬寅3月24日北京张委员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52函，所藏档甲182-154。）。张之洞更是直言称他“借俄事（日俄战争）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注：《致武昌端兼院、武昌府梁太守》，《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125页。）。袁世凯通过手握重兵和用金钱贿赂控制贪婪的奕劻的政治手腕来操纵朝政，这是张之洞所做不到的。“张氏对军事现代化感到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对于技术现代化兴趣中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基本目的在于保存中国儒家文化的真髓。……张氏属于老的一代，以他的文人出身和多年的文官经验来看，他恐怕不会象袁世凯那样地看重军权，以它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131～132页。）。张之洞与袁世凯因教育背景与仕宦经历的不同而养成的个性品格的差异，使他们练兵的情形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三）士兵文化素质问题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张之洞所依重的张彪虽是武生出身，但他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黎元洪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也多次游历日本；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两军的军官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近代新式军事知识。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注：《兵学第十》，《劝学篇》外篇，第36页，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他说：“外国无不深通学问之将，无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画行军草图之弁，无不识字之兵。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然扞格之虞。鄂省洋操各营多少牵算识字者约可得半，至营官、哨官、哨长绝无不识字者”（注：《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506页。）。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注：刘体仁：《异辞录》第4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8页。）。较为恰切地说明了两军的特点。
（四）两军性质的私人化程度
学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证明，晚清军队“兵为将有”的私人化性质是从湘、淮军开始的，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湘、淮军时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依靠这种“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曾经使晚清政局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在他们之后，袁世凯在编练北洋新军的过程中形成的“北洋军人集团”，也曾一度成为“中国权力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几乎左右了清末以至民初的中国政局（注：参见［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26～29页、第124～125页。）。这种影响力是同时代的张之洞远远无法企及的。显然，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我们知道，袁世凯是由练兵起家的，军权是他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早在筹建新建陆军时，他就培植了自己的一批亲信势力，这是他日后编练北洋新军的基本班底，也是他的“北洋军人集团”的基本骨干力量。我们注意到，新建陆军的建制是以袁世凯为分军总统，即全军最高统帅。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注：参见刘凤翰《新建陆军》，第109页、第352页、第215页、第103～125页、第352页。）。我们不知道这两条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袁世凯在被迫将北洋新军的军权交给陆军部甚至被黜，“回籍养疴”后，他仍然能够实际地控制着这支军队；再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初政局转换之间，袁世凯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而得势称雄，以至于在袁世凯去世以后，他的部属仍然可以各自为军而形成北洋军阀各派系。这些情况说明，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张之洞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当他在晚年离开湖北进京入枢后，虽然他仍是十分关心湖北新军的建设，但他已难以施诸实际的影响了，甚至他以前的有些做法也马上面临被改变的命运。比如，张之洞非常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这是湖北新军的一大特色，但是在他离开湖北几个月后，就有协统王得胜、刘温玉和标统李襄隣公禀湖广总督赵尔巽以后湖北“添练新兵不用读书人”，张之洞也只能表示“殊属可骇”而已（注：《丁未12月19日致湖北张统制》，《张之洞电稿丙编》第23函，所藏档甲182～102。）。可见，与北洋新军始终是袁世凯私人的政治工具不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离开湖北以后就很难说是张之洞的军队了。事实上，在张之洞去世之后仅仅两年，湖北新军不但没有遵照张之洞的初衷承担起维护清王朝的使命，而且在革命党人宣传鼓动工作的影响下，其中部分新军最终还成了革命的生力军，正是他们发动武昌起义吹起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这就是时人所谓的“种豆得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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