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与税收遵从：一个理论与应用分析*
刘雯 马万里
摘 要： 提高税收遵从一直是世界各国加强税收治理、提高征管效率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经济学在解释纳税人逃税问题时存在局限性，而行为经济学在日渐主流化的过程中与税收学相结合，揭示了纳税人税收遵从失败的心理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现实经济人”心理维度为出发点，解释在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下，纳税人个体与互动群体为何会出现税收遵从失败的现象；其次，阐释税收心理治理新模式，明确税收政策激励的心理导向，并运用税收心理治理政策工具——助推——对纳税人进行引导，注重税收政策效果和心理效果的结合，提升税收征管与纳税人心理情境的相互匹配程度，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从而也为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 税收遵从 有限理性 心理账户 心理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崔永元实名举报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漏税一案引发社会关注，经调查核实，范冰冰在其参演的某电影中以拆分合同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共计618万，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范冰冰及其担任法人的企业偷逃税款1.34亿元。按照法律规定，最终税务部门责令范冰冰补交税款和罚款共8.83亿元。此案揭示出，在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制下，纳税人受利益主义和侥幸心理支配不择手段逃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税收遵从问题的关注，也为如何改进我国税收征管提出了现实挑战。
苏杭一带的菊花暖锅，火锅汤汁为鸡汤或肉汤，并辅以肉、鱼、鸡等薄生片与菊花一起涮着吃，清香爽神，风味独特。
税收遵从问题是伴随纳税的出现而产生的，提高税收遵从度一直是世界各国加强税收治理，提高征管效率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税收遵从的研究源于Allingham和Sandom（1972）建立的A-S模型，该模型是基于纳税人都是完全理性人的假设而展开讨论的，稽查率与遵从情况呈正相关。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研究者试图放松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对经典税收遵从模型进行拓展。Frey（1997）提出税收道德对逃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Slemrod（2004）和Spicer（2005）分别从税收遵从成本和纳税公平的角度解释逃税的原因。国内学者陈平路和邓保生（2011）指出了传统威慑遵从理论的缺陷，并引入税收道德对税收遵从行为进行分析。刘朝阳和刘振彪（2013）创建行为博弈模型观察税收遵从均衡策略形成路径。储德银（2016）从行为经济学效用理论、参照系理论以及偏好理论分析税收遵从度低的原因。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利用行为经济学探讨税收不遵从问题，比传统经济学更具有说服力，对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的传统研究构成了巨大冲击，但目前尚存在如下突出的问题：首先，税收遵从并不仅仅是纳税人个人问题，还涉及纳税人之间以及纳税人与税务部门的群体策略互动，换言之，行为经济学社会偏好对纳税人税收遵从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次，基于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考虑，行为经济学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换言之，行为经济学与税收遵从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本文将尝试从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予以分析。
本文以“现实经济人”（Simon，1978）的心理维度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解释纳税人为何会出现税收不遵从行为，为何总是做出与自身福利最大化相悖的错误决策。提出税收心理治理新模式，明确税收政策激励的心理导向，并运用税收心理治理政策工具——助推——对纳税人进行引导，注重税收政策效果和心理效果的结合，提升税收征管与纳税人心理情境的相互匹配程度，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从而也为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二、理论分析：从有限理性到税收不遵从行为
（一）税收遵从失败的个体行为解释
尽管受制于法律政策的约束，但纳税人是具有有限理性和心理依赖的独立个体，不能时刻处于理性状态下，出于自利或情感因素而容易导致纳税人直觉冲动做出税收不遵从的决定，从而产生行为失败。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基本论点归纳为以下方面：损失规避、跨期选择、主观概率判断等。为了便于理解，本文首先从个体选择角度对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进行分析。
当逃税收益大于缴税收益时，即
此时税务部门稽查概率小，纳税人的最优策略是逃税（p=1）；当时，纳税人会选择缴税（p=0）；当
时，纳税或者逃税对纳税人无差别。同样，计算税务部门进行稽查或者不稽查的预期收益：当
时，税务部门选择稽查（q=1），反之则不稽查。如此，双方构成混合策略均衡，即双方对各种策略的选择满足概率分布，均衡点为（p*，q*），此时纳税人和税务部门都没有改变策略的动机，达到纳什均衡。
1.参照点依赖与损失厌恶
参照点和损失厌恶最早由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一般来说，个体面临同样的收益与损失时，损失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从而表现出损失厌恶的心理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个体对收益与损失的感知来源于与某一参照点的比较，具有损失厌恶的个体不愿接受“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一心理落差。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若把实际收入额作为参照点，上缴的税收便是一种损失，它的痛苦感要大于获得收入所带来的幸福感。因此，个人在纳税过程中会绞尽脑汁寻找避税策略或者隐瞒实际应税所得额，从而产生税收不遵从行为。
以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缴纳的平均企业所得税为例，根据晁毓欣、崔金平（2001）的研究方法，其中稽查成本（a）按应纳税额的8%计算（见表2），从而得到量子反应函数（QRE），并得到基于完全理性条件下的博弈函数和有限计算的量子反应函数（QRE），如图2所示。
简化事实是认知惰性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将自己所认为的不重要的信息忽略掉，或者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自动过滤新信息，这大大增加了非理性决策的风险。Thaler和Shefrin（1981）提出“计划者—执行者”模型，该模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力求未来效用最大化的计划者，一个是只关注当期成本的执行者。决策过程就是“自我”心理之间矛盾的过程，自控能力的关键在于计划者能否对执行者实行有效的限制。受有限认知水平和有限自控能力约束的个体不能保证其决策是尽善尽美的（张延等，2017）。以微观个体的决策为例，可以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看成计划者，将逃税行为看作执行者，尽管税务部门在年初发布政策要加大稽查力度，但出于认知惰性导致纳税人对新消息反应不足，他们宁可接受现实判断也倦于思考不同情境下不同选择的后果，而且有限的自控能力也并不能抵制眼前的利益诱惑，导致当前欲望大于未来效用，执行者战胜计划者。因此，在参照点依赖的影响下，纳税人会继续选择税收不遵从，纳税行为持续失败。
1)使用画板图解的教学过程是动态灵活的，教师绘制直线，画出文字过程最为困难，要在备课时反复练习鼠标的绘制方法；
3.直觉锚定与乐观主义偏差
人类具有直觉判断的天性，倾向于把一件事，无论它是否与决策有关都作为自己做决定的一个参照依赖，从而容易出现行为失败。如果人们针对某件事或现象做出经验判断，就会形成直觉锚定，长时间坚持“正确”选择，所谓“先入为主”正是这个道理。如果某纳税个体察觉相关人群均存在税收不遵从行为，他便认为偷漏税是普遍现象，即使税收遵从行为或者政府对纳税遵从个体进行表彰等现实证据始终存在，受过度乐观主义的影响（Weinstein，1980），也往往导致纳税人低估潜在的风险，该个体仍会继续逃税。Benjamini和Maital（1985）建立的逃税决策相互依赖模型表明，如果纳税人已经出现“人人皆逃税”的心理参照，那么，纳税人将由逃税依赖而形成行为惯性，从而使税收不遵从在社会偏好的影响下呈现行为强化的特征。
3.毕业生职业发展管理机制还有待完善。随着近几年西方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引入，企业对人才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重视，并引起广泛关注。油田对新进毕业生十分重视，通过加强教育引导、沟通交流、导师带徒、轮岗锻炼、压担子等措施，初步制定了职业生涯规划，但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持续跟踪培养的机制还不健全，岗位设置层级较少，晋升机会较小，导致部分毕业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目标感到比较迷茫和困惑。人力资本投资，人才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不牢，事业留人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4.心理账户与框架效应
通俗地讲，框架效应是指对于相同的事物，不同表述会使人做出不同的选择（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2018）。以个人所得税征收为例，假设有两种不同的征收方案：
方案A:由企业按照税率代扣代缴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
方案B:个人将工资薪金按照所得税税率自行申报应纳税额。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尽管两种方案下税务部门依法征收相同的税款，但纳税人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感受，方案B会很明显增加纳税人的抵触情绪，究其根本，源于纳税人个体的心理账户效应。心理账户是指个体把不同来源的财富归于不同的账户，并分别记账、分别评价、分账管理和预算（Thaler，1985）。同样，不同的损失在心理账户的影响下会使人们产生不同认知结果。若按照方案A，个人所得税被内化于收入账户，心理上导致损失减少；但是根据方案B执行，上缴税款被归为损失账户，纳税人在损失厌恶的激励下更容易滋生逃税的行为。
（二）税收遵从失败的群体行为解释
1.完全理性条件下征纳博弈模型
用委托-代理模型也可以解释现阶段地方政府的某些机会主义行为。“以上级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这个委托-代理模型主要是用来“考察委托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行为和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可能做出的行为选择。”[13]
假设纳税人和税务部门是完全理性的，在两者的博弈互动中，税务机关总是通过税务稽查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但税务稽查需要成本，所以税务机关的稽查选择依赖两者利益的比较；纳税人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逃税面临罚款和信用成本。因此，双方均有两种可选择行为，纳税人可以选择逃税和缴税，税务部门可以选择稽查和不稽查。假设纳税人优先选择是否逃税，随后征税机关选择是否进行税务稽查。
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为w ，属于外生变量；税率为t ，由税务部门规定；纳税人对征税机构的实际收入申报额为g ，g ≤w ；税务部门选择稽查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税务部门征税成本忽略不计，但每多稽查一个纳税人所要花费的成本为a ；当税务部门在稽查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有逃税行为时，在补足应纳税额的基础上，对纳税人收入应申报而未报的部分按的比例追加罚款，罚款额大于稽查成本。在此过程中，纳税人完全了解税法规定以及社会准则，清楚逃税后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与惩罚损失；同时税务部门对纳税人应税行为的掌握是片面的，清楚若进行税务稽查只能以一定概率“抓获”逃税行为，并且要耗费成本。由此，本文以微观纳税人实际净收益和税务部门得到总收益额建立博弈树：
图1：纳税人和税务部门行为博弈
根据上述博弈模型，当纳税人选择缴税时，此时税务部门最佳选择是不稽查，因为w t＞w t-a；若税务部门不稽查，纳税人为获得利益最大，其最优策略是逃税；假如税务部门发现纳税人有逃税行为，wt+（w-g）-a＞gt，前者一定会选择稽查。以此往复，博弈双方之间不存在最优策略，不存在纳什均衡。
为了得到参与者的最优策略，假设纳税人以p的概率选择逃税，以1-p的概率选择缴税；同时，税务部门选择稽查的概率为q，不稽查的概率为1-q。根据以上信息，分别计算纳税人逃税和缴税的预期收益：
表1 纳税人逃税缴税预期收益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切实负起责任，坚决纠正这一现象。通过班会及上课时间，给学生讲清楚抄袭作业的危害以及让别人抄袭作业这种行为的恶劣。从抄袭者和被抄袭者两头做工作，指导和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良性的学习合作。
2.有限理性条件下征纳博弈模型
随着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发展与运用，尤其是行为博弈对互惠公平和参与人情感理念等实质因素的关注，从而将博弈预测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按照行为博弈论，个体不具有无限认知能力，个体的策略选择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偏离完全理性的博弈分析，在进行最优策略选择时常常会出现计算误差，这在行为经济学中被称为量子反应均衡（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um ，简称QRE），由McKelvey和Palfrey（1995）基于量子选择概念提出的一个定量刻画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工具。与纳什均衡的完美最优化相比，QRE是一种噪声优化，它放松了纳什均衡的严格假设。 QRE模型假定，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受到误差的影响，也知道其他参与者处于同样的遭遇中，但他们还是能得到一个自己所认为的“最优选择”。
为了便于分析解释，1995年，McKelvey和Palfrey改进了QRE模型，并提出了Logit QRE，其模型如下：
该模型假设共有n 个人参加博弈，每个参与者i都有J i个可选策略，其中Uij 表示参与者i选择j策略的效用，πij *表示参与者i选择j策略的均衡概率，π *代表所有参与者在均衡时所选择的混合策略，λ 为参与者所受到的误差干扰程度，λ ＞0，且λ 值越大，误差越小。
实践教学是学生掌握知识的重要渠道，是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源泉；也是拓展学生职业能力的根本途径，同时还是展现学生个性化的舞台。
在传统分析范式中，个体是具有完全认知的理性主体，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给予个体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会干扰理性决策的产生。随着心理学、行为科学被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往往是在盲目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策，理性思维极易受到冲动情绪的影响，即使在具有严格惩治性的公共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人们仍会出现各种系统性的行为偏差，某个领域的政策失灵总是与个体的行为失败有直接联系。2017 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发布《行为透视与公共政策：全球经验》报告，总结了对政策制定进行心理治理的伟大跨越。从目前来看，心理治理已经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运用行为科学进行政策措施改进，修正个体行为失败（朱德米、李兵华，2018）。因此，仅从税收政策视角来看，如果政府要获得更加高效且恰当的政策工具来达成政策目标的话，就必须理解纳税人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掌握税收心理治理的核心议题，明确税收政策激励的心理导向，借助推力引导纳税人的行为选择。
因此，该研究结果将为工业化乳酸菌固态发酵仔猪配合饲料的工艺提供试验与理论支撑，但是仍需要进行放大试验、中试等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好地应用实际生产。
2.社群网络化下的政策扩散
浅析地铁施工临时孔洞的运输功能及封堵施工…………………………………………… 孙增田，于文龙（10-132）
根据前一部分的假设，纳税人以p 的概率选择逃税，税务部门以q 的概率选择稽查，两者的最优反应函数分别为p （q ）和q （p ）。为了便于区分记为p （q ，λ ）和p （q ，λ ），表示博弈双方在误差存在时选择某个策略的概率。纳税人选择逃税的Logit反应函数如下式：
税务部门选择稽查的Logit反应函数为：
第三，税收心理治理要善于关注纳税人行为的综合特征，选择具有靶向的工具措施。根据“自由主义的家长专制”（塞勒、桑斯坦，2018），可以将税收政策工具分为强制与“助推”，毋庸置疑，在理论思维层面，强制力在矫正社会整体行为模式方面功不可没，而“助推”等心理干预更倾向于对个体实施“软”约束。Benartzi et al（2017）发现助推干预可以与传统干预相媲美，助推应该与传统政策结合使用。在税收心理治理模式下，要在强制措施工具的基础上，关注纳税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心理变化，以此选择具有问题导向性的税收政策工具。
3.比较分析
2.简化事实和有限自控
表2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缴纳的平均企业所得税 单位：亿元
图2：两种反应函数及均衡点比较
有限理性下的均衡点（QRE）和混合策略均衡是偏离的，它的偏离意味着人类无法克服自身的认知局限性，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只能在当前误差影响下做出彼此认为的最优选择。随着误差干扰项λ的增大，纳税人和税务部门的博弈反应将不断调整，QRE向混合策略均衡点靠近。但即使不存在误差，即λ=1，两者的均衡点也不会完全重合，有限理性范式下行为博弈的表现与传统经济学混合策略的预设大相径庭，征纳双方依然存在导致自身策略失败的认知偏差，从而产生与理性决策模型不相符的“异象”。
为什么均衡点总是互相偏离的？或者说为什么纳税人总是存在税收不遵从行为？基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思考，主要源于纳税人会对风险进行简化处理，在面临复杂的博弈情形时，受认知能力限制，会竭力避开需要付出努力的思考，在主观上仅仅运用便捷信息来选择行为策略，导致最终的策略只能是次优的（Kahneman，2011）。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有限的推理次数下，纳税人总是会认为自己的推理次数多于对手，且对方无法预测自己的策略选择，从而高估自己可以在博弈中的潜力，因此，“乐观主义偏差”（Tversky and Kahneman，1974）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纳税人的理性决策。所以纳税人的决策往往与标准经济学中纳什均衡相偏离，从而产生税收不遵从行为。
三、政策应用：税收心理治理模式及税收“助推”实践
为了准确反应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博弈的预期收益，将模型简化为两个参与者、两种可选策略的博弈形式，Logit反应函数如下：
（一）税收心理治理模式的核心要义
第一，税收心理治理要以改善个体获得感为依附点。在传统个人选择理论中，获得感是一个无须考虑的变量，个体的实际选择只反映了它的事前需求，忽视事后心理体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获得感不仅仅受财富的影响，还包括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体心理获得满足具有传染性，一个人获得感的增加往往与周围人群的情绪外溢相联系（世界银行，2015）。因此，税收心理治理要将纳税人的获得体验纳入税收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提供更多关乎提升获得感的选择结构，并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纠正或改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失败。
第二，税收心理治理要做到“自医”。19世纪以来，公共政策的设计主要是受密尔“伤害原则”的影响，该原则认为除非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否则政府不能对其进行规制（Mill，1975）。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之下，税收心理治理要吸纳“论治自己”这种崭新思维模式，对纳税人自身利益构成损害的“自我伤害”行为，要通过利用建立在对个体心理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手段加以诱导改进，要在纳税人认为自己生活可以更幸福的前提下进行自我论治，引导纳税人做出理性决策。
2016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沟门镇北只图村进行试验，试验地前茬为玉米，土质为沙壤土，0～30 cm耕层土壤含有机质10.21 g/kg、全氮901.00 mg/kg、速效磷 6.57 mg/kg、速效钾 143.15 mg/kg，pH值7.7。平均年降水392.8 mm，平均年积温2 767℃，平均年日照时数2 953.8 h，生育期降水314 mm，生育期积温2 580℃。供试品种为食用向日葵杂交种先瑞12（由市场购买）。
7.吃菌 菌是指真菌中能形成大型子实体或菌核并能食用的种类，有蘑菇、香菇、木耳、冬虫夏草、灵芝、茯苓等，它们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有降血脂、降血压、调节人体新陈代谢的作用，对高血压、新脑血管病、肝硬变、糖尿病等有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并可健肌肤、益容颜、提高免疫力、增进智力、改善视力，提高人体抗病能力。
第四，税收心理治理需要集合专业且多元化认知的行为科学团队。从政策实践看，英国内阁办公室于2010年成立了行为透视团队（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仅仅数年，该团队就利用“助推”方法帮助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升居民的健康、教育与幸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① 该团队的官方网址为https://www.bi.team/，提供了大量的行为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素材，有利于掌握行为科学研究的最新动向。 2015年美国政府组建了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以实现“用行为科学更好服务美国人民”的目标，仅第一年就建立了12项联邦课题（Thaler，2015），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专业团队来保障心理治理的推动实施。多元化认知团队需要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中构建试验，在不同观点输入之间创造路径，可以尽量避免由于在政策设计和执行时的不人性化而使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税收心理治理是从心理学视角来影响纳税人的行为选择，并结合税收政策设计的核心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助推方式。当然，税收心理治理也不是一项十全十美的政策方案，我们只是借助“一只手”对纳税人个体行为进行相对柔和的约束与引导，纳税人有不参加或者反悔的自由，即使违反税收助推政策要求也未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税收心理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如何顺应纳税人个体行为选择的心理诉求，将税收政策工具提升至个体认知层面，引导纳税人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二）税收心理治理模式下“助推”政策设计
伴随理查德·塞勒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行为经济学分析范式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蔚然兴起，心理治理实践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新的改革热潮。据此，可以采用行为经济学的主流政策工具——助推，以帮助纳税人克服直觉思维冲动，在不施加强制约束的前提下能够引导纳税人按照预期的方向前进（塞勒、桑斯坦，2018）。助推是一种相对柔和的心理诱导策略，其出发点是在税收政策设计、执行和事后反馈过程中的心理应用，提升政策与征纳双方心理情境的相互匹配程度，注重政策效果和心理效果的结合，改善税收政策有效性，提高税收遵从与税收征管效率。
1.增加对默认选项的设置
为确保自控能力有限的个体在行为决策中获得更大收益，可以通过助推理论中的默认选项进行行为矫正，当我们并不强烈反感默认选项时，通常会遵循默认设定。默认选项一般对于政策设计者而言具有较大价值而对于政策接受者成本极小。在缺乏理智思考的情况下，一旦纳税人加入此项具有自发扩大的默认选项设计机制，即可将征税寓于无形，降低“税痛感”，依据行为惯性和现状偏好的主观感受将促使纳税人保持良好的税收遵从习惯，比如自动扣除的个人所得税或者将商品在零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内化于价格中，这些默认设置都大大提高了纳税忠诚度。默认选项被认为是纠正行为失败最简单的方式，在许多试验中得到认可。
其中，参与者只有j 1和j 2两种可选策略，P 表示参与者选择策略j 1的概率，Uj 1表示参与者选择策略j1的预期收益。
6.3 信息公开透明的特殊要求。公示学校食堂承包服务经营者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以及食堂食品原料供应渠道及品牌。倡导学校公示主要食品原料的成本。倡导学校食堂通过网站或APP等渠道，向学校师生及学生家长公示菜谱、食品原料追溯及自检情况、食品加工过程等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既有对群体社交网络的研究发现，社群网络同时具有稳定和改变行为模式的能力（朱德米、李兵华，2018）。公共政策在社群网络这种虚拟的社会组织形态里有极强的扩散机制，因此社群网络可以成为规范税收遵从的有力工具，同时起到降低税收政策宣传成本的作用。根据羊群效应，在社群网络中的个体行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趋同性，纳税人倾向于在群体互动中寻求税款损失平衡，所以税收心理治理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构建灵活化的税收治理机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大环境、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以及心理参考依赖等因素，有效提升税收政策的传染扩散机制的传播效果，因地制宜地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
3.促进决策—执行间关键信息流动
多酚氧化酶检测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菌落总数和大肠杆菌数检测试纸，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析纯试剂，均来自国药集团。
心理治理作为一种心理矫正技术能在国家政策领域显露身手的关键原因在于极大贴合了个体的心理动机，而理想的心理动机的产生离不开恰如其分的信息流动。一般而言，税务部门可以借助政策宣传过程中政策设计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双向沟通打破信息不对称约束，通过说服与互动以隐性方式改变纳税个体的认知和判断，突破传统“自利”的心理机制，影响或改变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从而达成政策目标的要求。
4.实施税后“额外收益”返还机制
基于银边效应① 结合行为经济学心理账户理论，V（-x+y）＜V（-x）+V（y），其中 x、y均大于0，V（-x）意味着损失的效用。换言之，在损失后给予个体一个收益反而会增加他的正效用。 ，个体在遭受一项损失之后，若能获得一个小小的收益，会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慰藉（贺京同，那艺，2015）。为避免纳税人税收不遵从，税收征管部门可以通过在征税后给予个体“额外收益”返还以提高纳税积极性，比如税后抽奖可以随机获取来年纳税免缴额度等措施，纳税人容易在心理基础上高估短期收益，低估纳税成本。另外，对于预缴退税制度，结合互联网云计算，按照等级增加预缴比例，尽量使预缴的税额应高于实际应纳税额。可见，对损失进行评估时，若损失之后还有小小的收益，也会形成激励，尤其是对明星这种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一系列措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税收忠诚度和税收遵从度。
5.利用心理规律激励作用
个体受心理规律约束而表现出的行为选择可以和政策工具的效果相比拟，社会规范是解决理性认知偏差和低自控能力的有效手段。心理研究表明，设立纳税公开承诺、税前激励税后赞誉机制以及适时的警示等有助于改善纳税人税收道德，克服税收遵从失败问题。比如，税务部门可以短信形式预提醒大多数个体纳税人已及时纳税，即将展开严格税务稽查并附加往年税收不遵从负面案例。简要地说，关注个体心理活动与政策目标一致性因素对于推动税收心理治理的政策变化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
6.打造专业税收心理治理团队
一篇文章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小型知识库，其中蕴含着学生可以学习的许多知识。而朗读是其获取这些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对于中年级的小学生而言，其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在朗读的过程中去感受更多的语言美，去感悟更多的人生道理，帮助自身塑造起良好的人格品质。因此，教师不管在课前还是课中，都应该对学生贯彻落实有效的朗读指导，使其可以在朗读过程中获取其应学会的知识。
心理治理模式下，税收“助推”政策实践需要一大批具备行为科学素养的多元化专家与团队，以帮助政府应用行为经济学制定行为干预政策。税收助推实践需要顶层设计，特别要提升征纳主体的正确激励机制，同时准确获取纳税行为大数据用于心理治理研究（胡鞍钢、杭承政，2018）。由于利用行为经济学进行心理治理与税收助推实践尚为新生事物，要率先建设税收心理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税收心理治理团队，设立科研项目基金，鼓励政府部门、智库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将注意力分配到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关领域，展开适合我国的税收心理治理试验与实践探索，推动建立税收心理治理新模式。
四、结语
从学科属性看，行为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科学领域，由于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属于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相互渗透，从而成为当前的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领域的热点与前沿，尤其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 Kahneman）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 H. Thaler）因“将心理学融入经济学”先后于2002年、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行为经济学引起广泛影响，深受世人关注，并掀起了一股行为决策与行为治理热潮。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心理治理”，甚至是一种新的国家模式——“心理国家”已经兴起，其价值取向在于开展心理建设（李德国、陈振明，2018），实现“由心而治”（辛自强，2018）。
因此，从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的角度来看，要求政府及税收征管部门，顺应行为科学发展潮流，基于提高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现实考虑，在税收政策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纳税人心理因素对其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设计现实可行的税收“助推”工具，帮助有限理性的纳税人克服心理上的“认知偏差”，或利用偏差发生规律，引导纳税人做出符合自身和社会利益的行为选择，达至税收政策效果和心理效果的结合，提升税收征管与纳税人心理情境的相互匹配程度，从而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与税收政策效率。
参考文献：
史兆琨：《范冰冰案的处罚体现了“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检察日报》2018年10月8日。
陈平路、邓保生：《试析心理经济学框架下的个人税收遵从行为》，《税务研究》2011年第2期。
刘朝阳、刘振彪：《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博弈分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3期。
储德银、韩一多：《基于行为经济学视阈下的税收遵从问题探析》，《税务研究》2016年第5期。
晁毓欣、崔金平：《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博弈——逃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10期。
朱德米、李兵华：《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对政策有效性的追求》，《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8期。
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胡光宇、赵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理查德·塞勒、卡斯·桑斯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贺京同、那艺：《行为经济学：选择、互动与宏观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胡鞍钢、杭承政：《论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期。
李德国、陈振明：《公共政策的行为途径：通向一个“心理国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辛自强：《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心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1期。
Allingham，M. G.，Sandmo，A.，“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1，No.3，1972.
Frey，B. S. ，“A Constitution for Knaves Crowds Out Civic Virtues”，Economic Journal，Vol.107，No.443，1997.
Slemrod，Joel.，“Taxing Ourselves: A Citizen’s Guide to the Debate Over Taxes”，MIT Press，2004.
Spicer，M. W.，Becker，L. A.，“Fiscal Inequity and Tax Evasion:An Experimental Approach”，National Tax Journal，Vol.33，No.2，2005.
Simon，H. A，“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69，No.1，1955.
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
Thaler，R. H.，Shefrin，H.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Self-contro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No.2，1981.
Weinstein，Neil D.，“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Vol.39，No.5，1980.
Mill，John Stuart.，“On Liberty”，Norton Critical Edition，1975:10-11.
Benjamini，Y.，Maital，S.，“ Optimal Tax Evasion and Optimal Tax Evasion Policy: Behavioral Aspects”，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Vol.15，No.4，1985.
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Behavioural Government，“Using Behavioural Science to Improve How Governments Make Decisions”，https://www.bi.team/publications/behavioural-government/.
Thaler，R.，“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Marketing Science，Vol.4，No.3，1985.
McKelvey，R. D.，Palfrey，T. R.，“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a for Normal form Game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Vol.10，No.1，1995.
Kahneman，D.，“ Thinking，Fast and Slow”，Penguin，2011.
Tversky，Amos，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Vol.185，No.4157，1974.
Benartzi，S.，Beshears，J.，Milkman，K. L.，Sunstein，C. R.，Thaler，R. H.，“Should Governments Invest More in Nudg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6，No.5，2017.
Thaler，R. H.，“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W. W. Norton Company，2015.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ax Compliance: A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nalysis
Liu Wen，Ma Wanli
Abstract： Improving tax complianc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ax Governance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Traditional economics has limitations in explaining taxpayers' tax evasion, while behavioral economics combines with tax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instreaming, reveal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axpayers’failure in tax compliance and impli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real economic man”,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why individual and interactive groups fail to comply with taxation under the limite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new model of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of taxation, clarifies th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ax policy incentives, and the use of tax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policy tool—boost—to guide taxpay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ax policy effect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 improve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axpayers’psychological situation, improve taxpayers’tax compliance, thus providing a new path and direction for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Keywords： Tax Compliance；Bounded Rationality；Psychological Account；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作者刘雯，山东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威海 264209）；马万里，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威海 264209）。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及其治理研究”（2017CSH033）；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府改革与建设：能力、法治与监督”（16JJD630010）；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专项资助（2017WHWLJH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