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应以国民精神的新生为着眼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及对当前德育工作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眼点论文,鲁迅论文,国民性论文,启迪论文,德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1881-1936)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泽东语），也是卓越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中，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形成了意深义远、博大深邃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这是他留给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进入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当前的德育工作，培养“四有”新人，仍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价值。
一、改变国民的精神当为“第一要著”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势日衰，救国成为当时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挫败，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先进的志士仁人愈来愈意识到，国民落后的精神状态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如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弱民无强国”的观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欲新国，必新民”的主张，邹容在《革命军》中发出了“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呐喊；鲁迅，则是这一思想探索的集大成者。自弃医从文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集中研究了国民的劣根性问题。他所提出的改变国民的精神当为“第一要著”的主张，是其国民性批判的起点和归宿。
较之前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刻，因为他不是空泛议论，而是切中时弊地深入解剖国民性。在日本仙台留学期间的一幕，深深刺伤了鲁迅的爱国之心：“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呐喊〉自序》）鲁迅由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改变国民的精神，是鲁迅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鲁迅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等，无不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一篇篇杂文更对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毫不留情的解剖。特别在小说《阿Q正传》中，通过阿Q这个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把国民的劣根性集中概括为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具体讲，一即驯服与奴性。1934年，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描述了一个中国孩子两次照相脸部神情的变化：“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了。”鲁迅进而指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奴性心态。犹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奴才一样，不是以抗争来改变自己的不幸，而是心甘情愿地做奴隶，“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我谈“堕民”》）这种奴性正是鲁迅感到最可悲哀的事。再即麻木和卑怯。鲁迅曾在《一思而行》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假如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的确是国民麻木心理的绝妙刻画。“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灯下漫笔》）鲁迅这话真是透彻极了！麻木是卑怯的反映：阿Q在赵太爷、假洋鬼子面前逆来顺受，在小D、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面前却显得很“英雄”。这就是卑怯者，决无抗争的勇气和本领，惟有遇到比自己更卑怯的同胞，才显出一点可怜的勇气。第三即圆滑与欺瞒。《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聪明人”，就代表着国人的圆滑，看似无所不知，却仅长于逢场作戏，止于“今天天气……哈哈”而已。“‘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当然，“聪明人”也有自己的本领，那就是瞒和骗。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第四即迷信与惰性。国人的迷信病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愚昧至极。1932年日本人占领上海不久，有一天上海的市民大放鞭炮，搞得日本兵很紧张。“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会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今春的两种感想》）原来，那天逢月食。迷信者不会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惰性。鲁迅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驯服、奴性、麻木、卑怯、圆滑、欺瞒、迷信、惰性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当然还有贪婪、不认真、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等。而奴性则是其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高兴。”（《灯下漫笔》）这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的通病。改变国民的精神，就是要改变他们愚昧、昏聩、低靡的精神状态，使之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性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讲，这要比政治、经济的变革更加重要。
鲁迅把改变国民的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著”，直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价值。就德育而言，更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德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所在；德育工作必须追求深层次的东西，而不可简单化。只有着眼于国民精神的新生，立足于国民性的改变，才是彻底的、真正的德育。换言之，德育要追求的是持久的、稳定的、本质的目标，而不是一时的、不确定的、形式的目标。建国以来，我国对德育不可谓不重视，这集中体现在“德育为首”的口号上。然而，德育的效果却始终难以令人满意，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并非妄言；相当长时期以来，德育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即是明证。我们认为，导致德育效果较差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放弃了对深层次东西的追求，没有把改造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作为德育坚定不移的目标，而是满足于一时，满足于肤浅。最严重的偏颇，就是用政治的目标取代德育的目标。政治与德育的确无法截然分开，但二者毕竟有本质性区别。政治以现实的问题为着眼点，德育则以国民精神的新生为着眼点；政治重在一时，德育则追求持久；政治处于多变中，德育则更趋稳定；政治注重形式，德育则更强调本质。因此，必须把德育目标与政治区分开来，真正把国民精神的新生作为德育一以贯之的目标。这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对当前德育工作的最重要启迪。
二、改造国民性是个历史的过程
在鲁迅的研究视野里，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及文化条件制约下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的体现。劣根性是人性丧失和残缺的表现。改变国民的精神，就是驱除劣根性，改造国民性，促进国民精神的新生。
鲁迅认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历史上讲，长期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主要原因。“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这段骇俗之语，极其深刻地写出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虐杀和摧残。《故乡》中的闰土，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到“像一个木偶人”的变化，正是封建宗法制度吞噬人性的鲜明写照：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像毒蛇一样，已经紧紧地缠住了他的全身心，精神也变得格外呆滞麻木了。封建宗法制度完全扭曲了国人的灵魂，使之畸形、变态、麻木不仁，因为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灯下漫笔》）这是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内在历史根源。外来侵略则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外在原因，这包括历史上元、清两代游牧民族的入主中原，更主要的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从历史的考察中不难看出，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民的劣根性是历史的积淀。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鲁迅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随感录三十八》）“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两地书》）鲁迅曾说过一句与其文学伟人身份极不相符的话：文学文学，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其实，这正是他对改造国民性之艰难的愤激之辞。这对当前的德育工作应当具有多方面的启迪。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应当认识到改造国民性依然是德育的基本任务。建国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明确地把改造国民性作为德育的一项任务，这是一种失误。国民性是历史的积淀，往往不会因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发生聚变。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经济变革相比，国民性的变化要迟缓得多。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已经沐浴在21世纪的阳光下，但恐怕我们还不能由此就说，鲁迅在近一个世纪前所痛陈的国民的一些劣根性就已经绝迹，至少那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及“谣言世家的子弟”，我们仍不感陌生；“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上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等现象，我们还经常耳闻目睹；至于“十景病”、“要面子”、“揩油”、“官魂与匪魂”、“党同伐异”、“奴才式的破坏”、“不为最先”、“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窃书不能算偷”等心态更司空见惯。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与国民的劣根性也并非毫无关系。那些腐败分子的思想境界，比起土谷祠里阿Q的“革命理想”，也实在高不了多少，许许多多的阿Q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二是应当认识到德育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我们不反对提高德育实效性的提法，但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若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强调形式、“活动”、报告等这些有形的实效，则往往适得其反。正如前面所言，真正的德育应立足于国民精神的新生，这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客观性。过分强调所谓的“实效性”，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以主观性代替客观性，以短期性代替长期性，以时效性代替实效性的弊端，说到底就是以形式掩盖本质，这正是德育工作中形式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每年的3月5日，大中小学校、党团工会都要大张旗鼓地组织各种学雷锋活动（须知，雷锋当年做好事是不留名的），形式上轰轰烈烈，但社会上却在流传着“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民谣，这就是我们的德育工作的效果！事实上，我们的德育历来都是轰轰烈烈，从现象上看效果也是不错的，正因为如此，才难以深入到人们的灵魂中，更不能促进国民精神的新生。德育是塑造灵魂的工作，必须循序渐进，不能靠突击，更不能靠运动。只有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人们思想道德的进步和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德育才会有效果，这理应是德育追求的最大实效。德育的真正效果（也就是实效）往往不是指向当前的有形的效果，而是指向未来的无形的效果，这是德育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的体现。
三、“致人性以全”
改造国民性为的是“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概言之，就是“致人性以全”，使国家成为“人国”。“致人性以全”，就是要真正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精神，明白人生的要义，这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
“致人性以全”，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与国民的劣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命题，它的核心是“立人”，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不是奴隶，不是“聪明人”，不是示众的材料，更不是看客。他们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傻子”，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鲁迅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随感录六十六》）他们正是开辟新路的先锋，是“中国的脊梁”。因此，改造国民的劣根性，首要的是去奴性。奴性不仅存在于阿Q、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闰土这些不幸者的灵魂里，像咸亨酒店的掌柜、康大叔、赵太爷这些“上层”人的灵魂更浸泡在奴性之中。奴性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是人性的最大扭曲。怎样才能去奴性而“致人性以全”呢？鲁迅的主张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多次感叹中国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而缺乏“个人的自大”。中国少有“个人的自大”，是因为中国庸众容不得“个人的自大”，这是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西洋人的民族性格是：“人＋兽性＝西洋人”，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则是：“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即现代中国的“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其区别就在于有“兽性”的人，具有不屈服于任何强暴，敢于反抗，敢于决一死战，争强好胜，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而失去了“兽性”的家畜，则“渐渐成了驯顺”，逆来顺受，柔弱卑下，充满奴性。鲁迅曾经主张人“不如带些兽性”，实质上正是对个性的期盼，对一种民族精神的期盼。“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为改造国民性开出的药方。民族精神不是庸众的累加，而是无数个性鲜明的国民精神的凝聚。20世纪的中华民族正是由于造就出了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众多个性鲜明的优秀国民，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毫无疑问，鲁迅关于“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对于当前的德育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完全应当成为德育工作的核心。德育只有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才能培养出能够承载民族精神、创造民族精神的一大批优秀国民。相反，如果漠视个性的存在与发展，只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刻板的模子，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就范，那就不是立人，而只能是对人性的扭曲，这是在制造“机器”，制造奴隶，是有悖德育之本义的。忽视个性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教育的传统弊端，在德育工作中尤为突出，至今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片面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片面强调社会的规范而忽视个体的自主发展，把德育简单化地理解为管学生，对学生管得太多，管得太细，惟恐有管不到的地方，就是无视个性的存在和发展。试问，这样的德育除了养成奴性，还能养成什么呢？这样的德育，实质上就是鲁迅最反对的“兔子式”的教育，只许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不许独立思考反对抗争。在《论“赴难”与“逃难”》的文章中，鲁迅这样说：“施以虎狮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前几年，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报道，曾引起举国关注。前事不忘，我们的德育工作的确该反思了。德育所追求的目的永远不该是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而是为了立人，为了成人。个性是立人、成人的核心。一个人只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也惟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德育就是为了造就这种具有完全意义的人，而不能是片面发展的、病态的、畸形的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必须“致人性以全”，“尊个性而张精神”。
四、解放儿童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中，儿童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领挈其全部作品基本主题意向之总纲的《狂人日记》，最后的呐喊就是“救救孩子……”鲁迅认为，疗救“不长进民族”的根本方法，就是“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录四十》）。儿童是民族最根本的希望所在。“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改造国民性最后的落脚点就在儿童身上。只有彻底地解放儿童，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国民性的改造，这是鲁迅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正是由此出发，鲁迅对儿童教育寄予了特别的希望。
什么是解放儿童呢？就是使之获得自立的能力，“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是要“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具体讲，解放儿童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把儿童从“静”的教育中解放出来，驱除奴性。鲁迅反对中国传统的对儿童的“静”的教育，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束缚成“低眉顺眼”、“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弯腰曲背”、“畏葸退缩”、“少年老成”的小老头，“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没落、灭亡。与“为儿孙做牛马”相比，这种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做牛马”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儿童应该健康、强壮、活泼、挺胸仰面，甚至顽皮，这才是鲁迅的主张。其二是指把儿童从“为所欲为”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克服任性。不能“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因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儿童，“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上海的儿童》）当然，鲁迅更清醒地意识到，解放儿童，培养后代健康地成长，“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在中国尤不易做”。解放儿童是一个“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的过程，需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20世纪初，鲁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儿童，这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儿童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在鲁迅的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鲁迅看来，那种“百草园式的”生活才是儿童应当拥有的生活，而“三味书屋式的”生活则完全远离了童趣，是儿童发展的桎梏。那么，今天的儿童是否完全地从这种桎梏中解放出来了呢？恐怕我们还不能下此断言。今天的儿童以独生子女为主，在他们的教育问题上，家庭、社会、学校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这种教育却是重智轻德的、偏颇的教育。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用心良苦地让他们学唐诗，学识字，学算术，学绘画，学英语，学钢琴，学计算机等，几乎每天都要有学不完的东西，但惟独忽视了他们思想品德的发展。这种偏颇教育的代价就是，孩子们在变得越来越聪明的同时，任性、自私、懒惰、怯懦、贪图享受的心理也在令人担忧地日益膨胀，有的甚至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去年，发生在浙江金华的学生弑母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是重智轻德，缺乏必要的德育熏陶导致的必然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们就会成为新一代病态的国民，那么我们的国民精神又将面临一次大倒退，这是不堪设想的。这种既“杀了现在又杀了将来”的教育是毫无前途的。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仍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启迪，我们实在不该忘却。
诚如冯雪峰的精到评述：“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鲁迅的文学道路》）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鲁迅作为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给予了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鲁迅的这种影响在21世纪将会延续下去，仍然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21世纪的人们应当听到鲁迅的声音，21世纪的教育也应当继续从这位民族伟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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