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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
我认为中国目前仍没脱离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够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买入外汇，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1∶8.5左右。第三，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90%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5年之后达到1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5 年之后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危机发生的内部因素：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中央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等。第三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最特殊、最基本内生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当然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期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崩溃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规律，并非中国所独有。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等等；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如没有地位的那一类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但是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权力资本发展三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折合18万亿人民币，也有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人民币；5年3500亿，有10%大约350亿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非商品层次可比。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领导人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人民币。目前6万亿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有些报告竟然出自党校部门。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何以为资本特别是权力资本，辩护至此！
权力资本化规律，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东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
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障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1997年开始的衰退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利益转移的隐蔽性，这个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是“法宝”，已经失效。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 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 以1993 年“软着陆”和1996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策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未来5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
——60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
——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000亿斤国家粮食储备；
——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效益可以提高；
——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
——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大直接融资，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风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长；
——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控制；
——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
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多的部分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两级分化。
还有三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
——老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
——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将随着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加重而逐步流失。一旦流失完毕，大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
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量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被迫再次膨胀，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危机爆发。估计危机条件完全具备的时间大概在5年左右，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土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币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数量此时的政府换届，将促使危机的爆发。
在这种形势下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中央政府丧失了资源即难以控制局势；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国内外投资者和居民的信心；暴富集团的合法性不能被确认，在政治上不可能满意，贫苦阶层因为被剥夺更加不满；更多人仍旧想通过破坏市场规则而暴富；已经暴富的阶层也无法控制其他人暴富的行为，这就产生了少数人通过恶性通货膨胀继续进行隐蔽性利益转移的客观需要。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险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
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因为预期只有建立就会有“提前反应”，如果多数人预计5年后会发生危机， 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5年左右将其化解，那么这是中国之福。 我们倒要反过来感谢亚洲邻国为我们“交学费”了。
上述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说明只从“左右翼”，改革以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反思，是放弃“赶越战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军事赶超，东亚的出口赶超均已失败，中国的出口和消费赶超，已经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面临严重的结构和金融危机，没有出路是注定的。
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民主和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还有用，恐怕就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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