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整顿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5年，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是个重要的年份。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改革在1974年到1975年已经试验过一段。研究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这一年提出的意见和采取的措施，实质上表达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九个年头。在这一年，由“天下大乱”引发的各种矛盾仍在激化，社会动乱造成的恶果日渐暴露，广大干部群众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愿望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场运动中被打倒又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全国工作进行整顿。
相比于“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经有过的认识，相比于邓小平个人曾经有过的认识，1975年邓小平思想上的一个特点是，认识到新中国成立26年来仍然贫穷落后，必须改变现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讲，我们国家还很贫穷，人口多，人均收入少，农村在2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部分县和地区还不如解放初期。他反对片面宣传建国26年来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多倍；反对吹牛，特别是吹中国第一。他对外宾讲，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比美国、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50年。这不是客气话，是一种清醒的估计。[1](P5、21)从我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得到改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进而认识到中国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至少要50年，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联系到我们党曾经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认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还不够高，而不是生产力比较落后，因而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甚至希望短期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情形；联系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大论战以来，我们党在“反修防修”的目标下，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修”，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这一反思是十分可贵的。
与此相关的是，邓小平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有了变化。作为“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2](P291)1975年他身负重任时，仍可见到那场震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论战在他思想上的影响。他对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一度是重视的，上任之际曾布置人写“反修”文章，要研究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研究商品、货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整顿的展开，随着“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攻击，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强调的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1](P4)他公开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表示了不同意见，向“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马天水打招呼：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1](P11)这以后，邓小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了淡化、回避的态度。从布置写“反修”文章研究理论问题，到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再到反对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邓小平的思想变化耐人寻味。他开始淡化我们党对“反修防修”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克服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盲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而把社会主义与经济建设、与生产发展联系到一起。
在淡化、回避一些问题的同时，邓小平重视并强调一些原本没有突出的问题。这就是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并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之后，邓小平强调，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化”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反驳当时流行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说法，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还指出：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面对“四人帮”对整顿的攻击，邓小平把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作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联在一起，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成为领导整顿的响亮口号。这一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除了针对“四人帮”要把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作为各项工作的“纲”以外，更重要的是，把毛泽东虽然说过、却没有突出的后两项指示也提升到了“纲”的高度，对经济发展给予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从属于“革命”的位置，而将其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并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把经济建设提到了政治高度，实际上是否定了那种政治运动高于一切、以“革命”冲击生产的错误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并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纲”，是我们党由政治高于一切朝着务实方向转变的重要一步。这为后来我们党突破“贫穷社会主义”的观念，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安定团结
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不相信群众？或压制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党内争论不休、被严重颠倒了是非的问题。整顿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P12)
在社会动乱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什么人来贯彻党的路线呢？邓小平提出四条纠“左”措施：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十分重视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和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这两条。他提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还提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他强调：“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3](P9)整顿中，反对派性的斗争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整顿党组织结合起来，许多省市出现了反对派性的浩大声势，一批坚持派性的“反潮流”分子和“双突”对象被清除出领导班子和党组织。与此同时，邓小平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对部分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一批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得到释放，不少人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许多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担负了适当的工作。
建章立制，是邓小平在经济上扭转混乱状态的有效措施。针对“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规章制度被说成是“管、卡、压”受到批判，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状况，他提出必须建立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管理。并说：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以使工业生产和科技工作有所遵循。按照工业“二十条”的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制定了财政金融“十条”、《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以及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一系列条例。建章立制的范围之广，措施之具体，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没有的。各经济部门和工业企业通过建章立制，加强管理，遏制了经济的下滑和混乱。
坚持党的领导，反对无政府状态，是邓小平主持整顿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经验不仅有效克服了社会混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那种以大民主和群众“造反”冲击党的领导，甚至以群众组织代替党的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条经验后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成为我们党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形成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注意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借鉴。
三、加快工业发展要出大政策
如何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怎样推动生产发展？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思考的又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不同于过去的是，他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通盘研究工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出大政策。他自己也不避风险地提出了几个大政策。他主持制定的工业“二十条”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反映了他的基本思路。
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摆在国家建设的突出位置，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3](P32)还提出：“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P34)他要求科技、教育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要求加强企业的科研工作，大厂要有独立的科研机构，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
在当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是一个富有战斗性和预见性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关键，是要论证作为科技人员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而不是不从事劳动的剥削者、资产者，以此反驳那种轻视知识、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的“左”倾认识，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1975年整顿中，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除了恢复我们党曾经有过的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很大的进步，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以外，还有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就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邓小平不仅提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研工作要走在国家建设的前面，还提出一个很有创见的观点：“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3](P34)在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确认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认识进展。
2.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讨论工业发展时，邓小平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对发达国家一般规律的观察，邓小平预见到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重要。1974年12月他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他不顾江青等人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政治压力，坚持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设备的做法，并审时度势地将其上升为加快工业发展的“一个大政策”。这个“大政策”的提出，把对外贸易、技术引进这一原被视为一般经济事务的工作，提到了国家建设战略方针的高度，对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虽然，引进外国设备技术的做法，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曾有过。但是，70年代中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并将其作为一个“大政策”，毕竟是与此前的设备技术引进不可同日而语的。实践表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现代的管理理念、现代化企业的装备技术，而且使我们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得到的广泛市场信息，对于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培养技术人才、积累管理经验具有重要作用。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与三年后把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形成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3.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邓小平考虑工业发展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3](P30-31)他提出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要研究工资政策问题。[3](P31)
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拉平分配收入的声浪中，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而且提出应当根据贡献的不同拉开收入差距，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存在社会差别的必要，否定了把按劳分配当做资产阶级性质，随意批判、破除的做法。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工业“二十条”写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在现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出发，重视物质利益，肯定按劳分配，是邓小平考虑推动生产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后来，这一原则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大政策”，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大锅饭”政策由此打破。
四、1975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思考的基本特点
1975年邓小平表达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从历史环境来看，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三大变化交汇的结果：一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不断暴露；二是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怀疑的加深；三是70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后，有了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流的机会。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既植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不满，又带有对“文化大革命”前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做法的肯定和继承，还联系着对有利国际条件的把握和新的建设思路的酝酿。从总体上看，他的思考带有三个特点：
1.从对“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反思中，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通过邓小平的讲话，以及由他批发、主持制定的文件和文章，不难看到这样一种努力，即：尽力对“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极左观点作出反驳，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比如：对所谓“唯生产力论”、“造反有理”、“反潮流大方向正确”、规章制度是“管、卡、压”、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引进外国技术设备是“洋奴哲学”、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学习科学文化是“白专道路”等极左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力反驳。这些反驳指出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危害，否定了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片面“突出政治”的思维方式，否定了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把社会主义与经济建设相联系，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社会安定相联系，与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相联系，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相联系，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相联系。
当然，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强调的观点，并不全是首次提出的。有些内容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按劳分配和规章制度等，还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就已经提出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确的观点在遭到批判、否定后，重新得到肯定，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总结，而是在对“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反思中，在极左搞法不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基础上，再次确立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结晶。这些从自身的失误、挫折中再次形成的思想认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也具有不可逆转的坚定性。
2.肯定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做法，试图回到探索的正确方向上来。在否定、纠正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的同时，可以看到，试图回到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上来的努力。在整顿中，肯定并坚持“文化大革命”前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做法，成为纠“左”的依据之一。起草工业“二十条”时，邓小平明确说：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业“二十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等文件的起草参照了60年代初期的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等，再次肯定了遭到“文化大革命”批判否定的、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及根据形势变化提出的新政策，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方面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
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指示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做法，邓小平提出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又一个角度反映了试图回到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的努力。针对“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任意歪曲毛泽东指示的行径，邓小平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3](P37)这实际上涉及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把毛泽东思想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不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个别结论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在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时，邓小平着力发掘毛泽东的思想上曾经有过的正确认识。他极为重视1956年毛泽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这篇文章是政研室整理的第一篇文稿，也是第一篇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他在上送毛泽东的审阅报告中写道：“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并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4](P444)从中，反映出他试图以《论十大关系》一文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以引导，回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上来。
3.在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基础上，酝酿新的建设思路。努力回到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并不是简单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1975年邓小平进行整顿主要采取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调整经济的措施，没有超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克服混乱、推动生产的一套做法，但是，从他对整顿和经济工作的总体考虑看，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思考看，又引人注意地孕育着一种既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新的建设思路。这种建设思路以对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正确把握为基础：战争有可能推迟，要抓紧时间搞建设；同时，注意到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有利条件，考虑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因此，这种建设思路虽然继承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但绝不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种封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
不应忽略的还有，新的建设思路具有两个不同于以前的特点：一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提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二是，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业发展的几个“大政策”。虽然，这种建设思路还不完全具备理论形态，但它的核心思想即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已经非常明确；与之相联系，如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政策措施也基本成熟。总的来看，这是一种与“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不同的建设思路。
联系以后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到，后来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其思想萌芽孕育于1975年邓小平在整顿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多年后，邓小平把拨乱反正、把改革的源头追溯到1975年，很大程度上指的正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时试图改弦易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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