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从“社会学转向”到“实践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2-0083-05
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用两个“转向”来表述之。首先是“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由STS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来完成的，其主要观点就是将科学视为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成为科学，其评判标准并不在于自然（是否与自然相符合），而在于社会（是否与社会利益相符合）。第二个转向是“实践转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STS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从关注作为知识（或表征）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一发展趋势可以统称为后SSK（皮克林语）或后建构主义（林奇语），以区别于STS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国内对这一转向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有必要对这两派之间的分歧进行厘清，以便我们更好把握STS的可能走向。
一 “实践转向”的历史发生及其学术阵营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的科学哲学家中，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一直都是科学的最终产物，特别是科学的概念产物，即科学知识。SSK虽然开始关注实践问题，但其实践概念并不彻底，因为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仍然视科学为知识。因此，STS阵营的部分学者主张一种转变，以建立一种新的、彻底的科学实践观，即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我们称这些具有彻底实践取向的学者为后SSK或者实践学派。
后SSK初露端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过，由于当时SSK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各种非爱丁堡模式的新的研究纲领不断浮现，社会学家们并没有清醒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以致塞蒂娜与马尔凯在1983年的编著中以“家族相似性”①来称谓他们的关系。然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异，彼此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争论。这种矛盾在1992年皮克林编著的《作为文化与实践的科学》一书中集中爆发，其表现就是两场大的争论，这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认识论的鸡之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规则悖论之争”。这两场争论正式宣告他们的同盟关系发生破裂，也使得该书成为了后SSK与SSK分裂的直接标志。
就后SSK的理论阵营来说，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林奇(Michael Lynch)和伊恩·哈金(Ian Hacking)等，前三者代表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后者代表了哲学的研究进路。
对于后SSK而言，皮克林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后SSK的概念，断定了后SSK与SSK的分裂；并以其“实践的冲撞”理论对后SSK的基本理论取向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观点可以简单表述为，在区分表征性语言与操作性语言的基础之上，从实践中各种因素相互冲撞的辩证法的角度切入，强调了作为实践的科学的两个特性，即瞬时突现性(temporal emergency)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特性。拉图尔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基于其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全面阐述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混合本体论，从而为后SSK提供了本体论上的论证。林奇在综合了原型常人方法论(protoethnomethodolgy)、维特根斯坦生活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等的基础之上，主张对科学实践展开“日常分析”，即所谓的“常人方法论”的研究。与前两者相比，其工作更多地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即现象主义的认识论进路和描述主义的方法论策略。哈金则从哲学层面上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后SSK思想，与社会学家的经验主义进路不同，其学说更具有哲学上的思辨色彩。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实验室科学”的研究上，他认为实验室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科学便是这些因素彼此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稳定结果。
显然，皮克林、拉图尔、林奇和哈金，虽然在具体研究进路上存在不同，但其深层的理论取向是基本一致的：强调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与SSK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观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两派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科学观、真理观和客观性等方面的全面决裂。
二 “实践转向”与“社会学转向”的根本分歧
皮克林指出，我们“删除社会建构中的K，是因为在新的科学图景中，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删除第一个S，是因为在对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的理解中无需赋予社会性因素以致因优势”。②这清楚地表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更系统地表明这种差异，下文首先选取了标志着后SSK与SSK正式分裂的两场争论，即“认识论的鸡之争”和“规则悖论之争”，来分析两派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继而从科学观、真理观和客观性的角度对两者进行进一步的比较。
1.SSK与后SSK的本体论之争：从社会实在论到人类—自然混合本体论
“认识论的鸡”之争集中体现了SSK与后SSK在本体论上的分歧。争论双方为SSK的柯林斯和耶尔莱、后SSK的卡伦和拉图尔。“认识论的鸡”是一个比喻。“鸡”的游戏是西方人玩的一种游戏，它是指面对着高速行驶的轿车，检验游戏者冲过马路时的胆量。游戏的胜利者是最后一位穿过马路的人，只有他才不会被谴责为胆怯，而前面那位匆忙穿过马路的人会被谴责为“鸡”（即像“鸡”一样胆小的人）。在“认识论的鸡”之争中，柯林斯与耶尔莱用它来比喻他们与拉图尔和伍尔伽在广义对称性问题上的争论。拉图尔提出的广义对称性把自然与社会进行对称性处理，他们站在两者的中间（马路的中间），仿佛以胜利者自居，而柯林斯和耶尔莱冲过了马路，跑到了社会一边，仿佛是以失败者告终。柯林斯与耶尔莱指责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实际上是在玩“鸡”的游戏。
根本而言，这场本体论之争的焦点在于是否要打破自然与社会的二分。以柯林斯为代表的SSK坚持这种二分，并把决定力量赋予人类社会，自然、科学都要由社会所决定；而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后SSK则要求打破这种二分，把自然与社会视为具有同等地位、同等力量的行动者，共同参与了科学理论的建构。
显然，双方体现了现代式的主客二元论与人类—自然交互作用的混合本体论之间的对立。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前提就是自然与社会的二分，传统科学哲学的自然实在论就是这一思想的自然延伸。SSK以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者自居，但在这一点上却与传统科学哲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他们将基础性的解释资源从自然换成了社会，即社会实在论。而拉图尔则从最基础的本体论层面上反对这种二元论。他主张萨特式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口号，同样适用于对科学（行动者）的研究。本质是具有情境和历史依赖的，是由行动者的存在(existence)所决定的。③因此，社会或自然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决定本质，这也就使得我们不能够将科学的本质武断地划归到社会一端或者自然一端，而只能在追随行动者的过程中历史性地考察本质。因此，他主张一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混合本体论。④
2.SSK与后SSK的认识论之争：从本质主义到现象主义
“规则悖论”之争围绕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185条中提出的规则悖论展开，⑤争论双方为SSK的布鲁尔和后SSK的林奇，争论焦点在于是谁承担起了规则悖论的终结机制。这场争论表明了SSK与后SSK在认识论进路上的根本差异。
布鲁尔以“有限论”作为规则悖论的解读工具。规则并不具有唯一确定的意义，规则的“意义总是开放性终结(open-ended)的”，⑥“一个规则的每一次应用不可能由其过去的应用，或由其过去的应用所产生的意义来唯一确定”⑦。因此，要理解一个规则的意义，就得引入一个新的规则来解释这个规则，而要理解这个新的规则，我们就必须引入第三个规则，如此不已，形成一种“无穷的回归”。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现实中并未发生。在布鲁尔看来，这是因为规则遵循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原则上，一个规则的每一次应用都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而这种谈判的根据则是“自己的倾向和利益”。⑧因此，布鲁尔的策略就是将“意义和规则‘还原’为社会学现象”，其结论则是，“(1)规则就是社会规范；(2)遵循一条规则就是参与一种社会规范”。⑨我们可以将布鲁尔的观点简化为：对规则的阐述与遵循规则(rule following)的活动（或实践）之间并不具有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得需要从实践之外寻找规则悖论的结束机制，对他来说，这种结束机制就是社会。
林奇则认为，规则的每一次使用都是情境化或索引性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规则的阐述与规则的遵循活动联系起来，“我们是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解释’来表明我们的理解的”，规则本身就“体现在行动之中，是行动的表达，它本身就是行动”。也就是说，n+2数列的意义是在学生的数学实践中获得的，但这并不是形式数学的要求，而是我们“生活形式”的要求。⑩简单而言，林奇认为，对规则的阐述与遵循规则的实践，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回事。
可见，在认识论进路上，正如传统哲学将自己作为一种追求真理的“大写的哲学”（罗蒂语）和“神目观”（普特南语）一样，SSK也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大写的科学”。布鲁尔坦言，“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所关注的将是那些似乎在他们的研究材料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规律性、一般原理或者过程的地位。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可以说明这些规律性的各种理论”。(11)因此，其认识论策略就是，“揭开表象的面纱，以描述其背后的因果结构，这一结构……是可见的现象产生的原因。”(12)简单而言，就是预设一个本质，然后透过现象以期能抓住这一本质。与这种本质主义的做法完全相反，常人方法论采取了现象主义的研究进路，它所关注的是仅仅可见的东西，关注科学的实际运行过程，并不去寻找表象背后的隐藏秩序；各种因素包括被逻辑实证主义绝对化的物质力量、被SSK绝对化的社会学因素，都内在于科学实践，不存在具有主导地位的单一要素。因此，林奇否认“致因”解释模型的存在，也反对透过科学实践的表象去寻求其背后的隐蔽秩序。
3.SSK与后SSK的方法论之争：从规范主义到描述主义
规则悖论之争的另一方面是方法论之争；显然，认识论进路的不同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截然对立。
在SSK产生之初，社会学家一直都强调他们与哲学家们的“先验”研究方式不同，即采用了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布鲁尔认为SSK关注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科学研究”，(13)柯林斯更是强调自己的研究为“经验相对主义”纲领。(14)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SSK的社会学家们实际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点。乍一看，SSK援引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分析了诸多的科学争论案例，理应非常经验化。但仔细想来，就上述争论而言，在规则与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鸿沟，如何在这个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将知识奠定于一个永恒不变的社会之上，SSK并没有做出有力的论述，而仅仅武断地跳了过去；这显然是一种规范主义的做法。布鲁尔自己也指出，规则解释的活动是一个“规范性”故事。因此，可以说SSK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披着描述主义外衣的规范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强规范主义与弱描述主义的结合体。
林奇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通过两种途径发展出了自己的描述主义立场。他认为，规则的应用具有索引性，也就是偶然性和情境性，因此，某种客观性的理想（甚至是规范性的解释）就绝对不可能达到，这样，对于具有索引性和偶然性的各种科学实践，一种规范性的做法是不可能的，需要的只是我们的描述；同时，实践具有内在的自足性和整体性，实践也具有本体论的色彩，因此，在常人方法论的描述模型中，也就不需要另外的更基础的解释性资源（自然或社会）了。“与其说是试图根据潜在的倾向、抽象的规范或利益来解释实践，不如说社会学的任务将是描述那种构成实践的行动整体。”(15)显然，对致因模型或解释模型的抛弃、对实践特质和情境的强调，使得后SSK走向了彻底的描述主义进路。
4.SSK与后SSK的科学观之争；表征科学观与实践科学观
在科学观方面，SSK与后SSK的对立表现在表征科学观（作为知识或表征的科学）与实践科学观（作为实践的科学）之间的对立。传统的认识论进路（包括SSK）将科学看做是自然或者社会的表征，其主要任务就是解释科学如何表征自然或者社会。这仍然是一种事后的辩护，严格而言仍停留在“辩护的语境”之中。其结果就是陷入了“认识论恐惧”之中，即对科学是否表征了自然或社会的恐惧。
而后SSK则脱离了“辩护的语境”，进入到了“发现的逻辑”的范围。在他们的理论图景中，科学不再是固定的知识，不再是对自然或者社会的表征，而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实践。皮克林的“冲撞”的实践，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林奇对科学展开的日常分析，哈金的“稳定性”科学，都是一种动态的科学观。其中，科学成为科学，不在于其结果，即科学并不是实践过程的最后结果，而其本身就是这个实践过程。也就是说，科学的概念，从实践的结果前行到了实践的过程。正如哈金所言，“知识本身就是历史性演化的实体，但是这并不是观念的历史，而就是历史本身。历史不是我们思考的东西，而是我们的行动本身。”(16)简单而言，实践的科学强调的是“过程性”，而不是“实体性”。(17)这种动态的实践科学观，一方面使得我们避开了认识论上的表征难题，另一方面又将我们引向了对科学实践的具体描述，为人们接近真实的科学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
5.真理观之争：从社会真理观到情境真理观
在SSK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真理能够成为真理，并不是因为它反映了自然，而恰恰是因为它是社会的建构物，反映了某一特定的社会利益。而对后SSK而言，在否认传统的表征科学观的基础之上，他们很自然地拒绝了传统的符合论的真理观。他们虽然很少谈论真，但却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不可通约的概念，皮克林指出，“知识作为产物对于其特定的文化先行者而言是相对的”，知识生产是具有“情境及路径依赖的”，是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特征的。(18)对林奇而言，其常人方法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科学的索引性(indexicality)和情境性，哈金的实验室科学的“稳定性”的发生，其“自我辩护”机制的发生场所，也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实验室之中，正如其所言，“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中产生出来的现象而言是真的”。(19)如果说有真理，那么真理仅仅是相对于具体的实践过程而存在的；或者说，如果说科学是真理，那么，我们不仅不是在强调它的普遍性，而恰恰是强调了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特质，强调了其特殊性、现实性和偶然性。
6.客观性之争：从社会客观性到实践客观性
SSK认为，由于参照系的不同、思想和实践方式的不同以及生活形式的不同，在这些不同的参照系之间、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不存在客观的中立的判断方法；任何客观性的宣称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建构。因此，对于逻辑实证主义和SSK而言，客观性的标准从二元本体论的一端转移到了另一端，即从自然转移到了社会。
“实践转向”造成了科学客观性概念的一个根本转向。在此之前，客观性的标准都在于科学以外，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而对于作为实践的科学而言，客观性的标准就在于其自身、在于实践，因为科学本身就成为了实践。简单而言，这种客观性就是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偶然性的发生，这种偶然性的发生来自于科学实践中各种异质性要素的相互博弈与耦合；这一过程一旦发生，便是不可更改、不可还原的了。这就是实践科学的客观性，它突出了实践中的操作性，以及这种操作性中的偶然性和不可还原性。
三 结语：“实践转向”的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其普遍特征就是强调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使得后SSK与SSK在本体论（二元论与后二元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规范主义与描述主义）和科学观（表征科学观与实践科学观）上分道扬镳。这一“实践转向”的根本寓意在于对科学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此之前，哲学家们研究科学的本质，其工具是理性和逻辑，他们并没有深入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在经过抽象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也就不言而喻；SSK的社会学家们主要是研究科学争论，当然，他们有时也深入到科学研究的现场，对科学进行现实的经验分析，但这种经验分析并不彻底，因为不管其分析的过程如何纷繁复杂，其最终结论都是一样：科学是由社会建构的。因此，他们的实践与经验分析只是权宜性的，是为从科学到社会提供一个过渡。而后SSK则抛开了规范策略，进入了纯粹的描述领域，对科学性质的判断，也完全在这种描述中得出。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后SSK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保持了更大的自洽性；从现实而言，后SSK的描述进路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为人们了解现实中的科学提供了一种可能。可以说，后SSK代表了科学哲学的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K.D.Knorr-Cetina,M.Mulkay,Introduction:Emerging Principles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in K.D.Knorr-Cetina,M.Mulkay(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1983,p.1.
②Andrew Pickering,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in Andrew Picket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4.
③Bruno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86.
④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in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347.
⑤⑩转引自Michael Lynch,Extending Wittgenstein,The Pivotal Move from Epistemology to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in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221～222,pp.222～224.
⑥David Bloor,Ide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26,No.4,1996 ,p.850.
⑦⑧Left and Right Wittgensteinians,in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71,p.271.
⑨David Bloor,Wittgenstein,Rules and Institutions,New York,Routledge,1997,p.134.
(11)(13)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东方出版社，2001，第4页，中文版作者前言。
(12)Andrew Pickering,Time and a Theory of the Visible,Human Studies,Vol.20,No.3,1997,p.326.
(14)H.M.Collins,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1(1981),pp.3～10.
(15)Michael Lynch,From the "Will to Theory" to the Discursive Collage:A Reply to Bloor
"Left and Right Wittgensteinians",in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90.
(16)Ian Hacking,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1983，转引自邢冬梅，《实践的科学与客观性回归》，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库，第115页。
(17)(18)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7页；第219～236页。这里的文化仍然是指的皮克林意义上的广义的文化。
(19)Ian Hacking,The Self-vind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ciences,in Andrew Pickering(eds),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