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成书论文,年代论文,知识论文,易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3-0034-05
马王堆帛书《要》篇有这样一节文字：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
，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老衰也，长□〔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
先谈一下这节文字的释读问题。以上这节文字，据廖名春先生释文[1](P26-29)。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对这节文字的释读为：
孔予繇易至于损益之卦，末尚不废书而、戒门弟子。曰、二
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衰老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产〈损〉、道〔穷〕焉而产〈损〉、道穷焉益。〔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也〕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是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 [2](P40-45)。
显然，两者的释读是有差别的。马王堆帛书1973年出土，至《马王堆汉墓文物》公布帛书《系辞》，当初参加整理帛书《周易》并持有底片的张政烺先生即已特著《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3](P120-132)，两者已有差别，可见《文物》本已与最初马王堆帛书《周易》整理小组所整理底本有异。也就是说，像廖本与池田本《要》篇的文字差异，也不知是识读不同造成的，还是因所据底片有异造成的。池田先生的释文，将“授者，秋以授冬之时”的“授者”之授释为“损”字的错写，据上下文义看，此语与“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相对为义，授、损字形语音又都有联系，此“授”释为“损”是对的。同时，廖本的“长□〔之〕所至也”，池田先生据上文的“长日之所至”补为“长〔夜之〕所至也”，意思应该也是对的。廖本“道穷焉而产”之“穷”字没有〔〕号，不是补入的。池田本于此处也补入“穷”字，帛书原文此处当是穷字。池田本于“故曰产”及“道〔穷〕焉而产”之产字后注以〈损〉，是以此二产字为损字的错写；在廖本的“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的“道□焉”下增一“益”字，实际是将廖本之“益”字属上读，又于“之始也吉”前补一“益”字。梁按，我没见过帛书底片，不知池田先生增此“益”字是据底片认为应该增入，还是以文义推之认为应该增入。据这节文字的上下文及廖本来看，我想较大的可能是池田先生觉得文义末安，故将“益”字属上读，但又觉下文文义未安，故又补入一“益”字，乃成“故曰产〈损〉、道〔穷〕焉而产〈损〉、道□焉益。〔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同样，池田先生将其中的“产”字释为〈损〉，可能也是为了疏通文义。但是，我觉得池田先生的这两种处理可能不妥。“产”字字形与“损”字相去很远，不易相混错写，而在一篇帛书之中“损”字有“损”、“授”、“产”三种写法，似亦未合情理。故我认为此“产”字释读当如字，而据帛书文义看，亦当未脱一“益”字，不必补入。廖本没有做如此处理，可能更近帛书原貌。不过，廖本的释读亦语义不明。我觉得此语的释读似应为：“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熹。”如此，“而产道□焉”虽因文字缺损而语义不明，但相对于上文益为“万物之所出”，故为“产之室”，损为“万物之所老衰”，故为“产道穷焉”，整体语义是通顺的。就帛书文体的总体情况来看，其论益损两卦虽上下文相对为义，但文句不一定要整齐如骈文，故句读应以文义通顺为原则。廖名春与池田知久的句读，皆比照上文“故曰益”而以“故曰产”为读，乃至语义不明畅。池田先生虽改读“产”为“损”字，又增一“益”字，其实语义亦不免不通，且徒增蛇足。
下面谈谈这节文字与汉易卦气的关系。
曾有两种说法，认为帛书易传与卦气学说相关，不过我认为这两种说法说得都不对。
帛书《易之义》中有这样一节文字：
易曰“先迷后得主”学人胃也，何先主之又？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谓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
。易曰：“东北丧崩，西南得崩，吉。”子曰：非吉石也。亓□□□□与贤之胃也[4](P20-25)。
曾有学者据这节文字的“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来解释坤卦卦辞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以为这反映出《周易》经文的制作时代已有八封卦气观念，坤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即是据卦气观念写成的[5](P26-41)。按：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一、坤卦卦辞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或者即依《易之义》所引的“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实际说的都是对占问者的指示，其方向选择相反，“得朋”与“丧朋”的结果亦相反。占辞是讲吉凶及如何趋避的，如以岁时运行位序解之，则文不对题。
二、更重要的是，坤辞讲的是直线性的方向相反的或此或彼的选择，语义是很明确的。而帛书所谓“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与《说卦传》所讲的“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良”及“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其运行之位序都只能是由东北、向西南，由东向南、向西的顺向环形运行，汉易卦气的运行规则亦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卦气无逆行之理，因为岁时断无由冬至秋而夏之理。故所谓“岁之义”说的并非坤辞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因为，无论就八卦方位图或汉易卦气图的任意位置上说，去西南为顺，去东北则为逆，反之亦如此。
三、细读《易之义》原文，所谓“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其实是解释坤卦初六爻辞的。“顺而保”以下的“易曰”至“与贤之胃也”，显然已是另起一义，其中“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吉”是引坤辞，“子曰”至“与贤之谓也”是解说坤辞的。也就是说，在帛书作者之意，“东北丧朋，西南得朋”讲的是“与贤之义”，而与所谓“岁之义”的“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之类根本无关。坤卦初六爻辞讲“履霜坚冰至”，与气候变化相关，故帛书讲到“岁之义”。不过，就坤卦初六爻辞本身来说，我们实在看不出一句“履霜坚冰至”会包含什么如卦气之类的有方位的运行问题。所以，假设说“岁之义”的说法中有卦气观念的话，我们也只能视为出于帛书作者的知识，并不能说明《周易》经文中已有卦气观念。
帛书《要》篇有“故胃之易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1]一段文字。有专家引用《淮南子·天文训》将六府释为：“子午，丑末；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并认为西汉《京氏易传》之“六冲说”正与《要》篇之“六府”说相合，可见孟京的卦气说是先秦已有的《周易》“古义”；又引《鹖冠子》中“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之所谓“五正”解释《要》篇之五正[6]。按：《尚书·大禹谟》中所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禹贡》所说“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孔颖达疏云：“府者，藏财之处，六者货财所聚，故称六府。”郑玄《曲礼》注云：“府，主藏六物之税者。”《礼记·曲礼》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冠”。《左传》定公四年也讲到“职宫五正”，杜预注云：“五正，五官之长。”《要》篇的语义背景讲的也是君道政务，故其所谓六府、五官、五正，含义当如上引文献之通义，指政府之部门及长官，根本扯不到什么“六冲”或卦气上去。《鹖冠子》讲的“五正”，是五种治道，“正”字如“政”，与《要》篇之“五正”不是一回事。《要》篇“五正”之“正”如字，是“宫正”、“酒正”之“正”[7]（《周礼·天官冢宰》），“正”是长官之义。而且，《鹖冠子》中“神化”、“官治”两种为政方式，虽讲到“豫四时，拔阴阳”及“师阴阳，应将然”，其含义不过是顺天道自然而为治的思想，根本看不出与卦气有什么联系。
那么，帛书易传中有无与卦气相关的观念？我认为是有的。其实，帛书易传中真正能反映与卦气说有联系的是《要》篇中“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一节文字。这节文字的主题说的不是卦气，但它透露出了有关卦气的知识。我们可以参看清人惠栋《汉易学》中的汉易层卦气六日七分图：
根据此图，益卦正在立春与雨水之间，损卦正在立秋之后的处暑。惠氏记：“《易纬·稽览图》曰：甲子卦气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郑康成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为一日，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易纬·是类谋》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共主二十四气），余六十卦，卦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岁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8]我认为，益、损两卦与汉易的六日七分图相合，对于确定帛书中有卦气观念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汉易卦气说的建构，是在《说卦传》八卦方位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往有些学者总是想把八卦方位说成是卦气，但卦气是汉人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很明确的，即是六十四卦与二十四气的结合。八卦方位说无法证明易卦与二十四气的相配，将其说成是卦气，是把后人才有的思想强加给前人。所谓“八卦卦气”的提法，实际是没有根据的。由六日七分图及汉人的有关文字来看，《要》篇所说的“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正与汉易卦气以六十四卦与二十四气相配之法合若符节。所以，《要》篇的说法主题讲的虽不是卦气问题，但却透露出作者已具备汉易卦气知识的信息。
关于《要》篇论损、益两卦这节文字中含有卦气说，山东大学刘大钧先生已经指出[9]。不过，对这一发现的意义我与刘先生的理解不同。刘先生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可以证明先秦已有卦气说存在，我则认为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要》篇成书于先秦的观点，证明《要》篇的成书在汉初。为什么这一发现不能证明先秦已有卦气说的观点？因为据现在所知的传世文献来看，二十四气的形成当在秦汉之间或西汉之初，故战国时人是不会具备将二十四气与易卦相配的知识的。
关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记》、《周髀算经》及《淮南子》诸书所记之节气，我曾有文章作过专门考证[10)。对于《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关系，东汉时学者们的意见已不能一致，但这对于我们关于二十四气形成的认识影响不大。因为细读二书并结合西汉历法及汉易卦气说所涉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二书所记二至（日长至、日短至）、二分（仲春之月的夜分、仲秋之月的日分）与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明确的，尽管尚未称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但表明八节的划分已经成熟。
第二，其中“始雨水”、“小暑至”、“白露降”、“霜始降”四句的说法中，虽已含有后来二十四气雨水、小暑、白露、霜降之名，但“始雨水”与“桐始花”对举，“小暑至”与“螳螂生”并提，从这种行文来看，此四者之名，还是作为一般的表明自然变化的征候提出来的，而且文中又未见其余节气之名，故此四者尚非后来二十四气意义上的节气之名。
第三，各月所列之“时候”多少不一，而总数亦不止七十二，这说明，这些“时候”并非按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体系列举的。
第四，这种关于时候的表述虽与天气地气或者说阴阳二气相关，但并未说到易卦。
第五，后来汉易卦气说中表示七十二候的语句，即“东风解冻”、“蝼蝈鸣”之类虽沿用了二书所记“时候”之语略加改造而成，并配以易卦，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时候”与易卦相配并非始于二书。也就是说，无论《月令》与《十二月纪》二书所记“时候”的文字何先何后，这种记载只能说明二十四气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当时都不具备以易卦配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条件。
关于二十四气之名最早的完整记载见于所谓成书于战国的《周髀算经》及汉初的《淮南子》。不过，《周髀算经》中关于二十四气的记载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周髀算经》中关于二十四气的记载，已与今日仍在使用的二十四气之名及次序完全相同，而据郑玄《礼记·月令》注说：“《夏小正》正月启蛰，鱼陟负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汉时始以雨水为二月节”。这是说，按汉初二十四气的顺序，还是立春、惊蛰、雨水。既是汉初二十四气之惊蛰尚列于立春之后、雨水之前，何以战国之算经惊蛰已列雨水之后春分之前，而竞与“三统历”之后的二十四气之次序相同？这表明：一、《周髀算经》一书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二、即使该书为战国算经，今传本的写定当在《三统历》以后，其中关于二十四气的记载，当为后世窜入。今《周髀算经》正文中有“《吕氏》曰：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一段文字。其注文曰：“《吕氏》，秦相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此之义在《有始》第一篇，非《周髀》本文。”按，据明鲍仲祺序考述隋唐至宋有关《周髀》一书之著录及注释等情况看，无论赵婴、赵爽是否一人，赵注当是该书传本最早的注释，而据该书之刻写体例，注文“《吕氏》曰”至“非《周髀》本文”语，当即赵注。也就是说，“《吕氏》曰”一段文字，早在魏晋间人赵氏之前已在正文之中，故赵氏乃仍其旧制而特加辨正之。这也表明：《周髀》可能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即便成书于战国，其中也已混入秦汉的东西。这些都表明，《周髀》所记二十四气乃出于秦汉人的知识。中国天文史的奠基者钱宝琮先生认为：“《礼记·月令》篇和《淮南子时则训》都是《十二月纪》的合抄本，说明前汉初年还没有确定二十四气名称。”[11]要之，二十四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间，卦气说的形成当在二十四气确立以后。所以，帛书易传《要》篇所透露出的关于卦气的知识，不能证明先秦已有卦气说，只能证明《要》篇的写定不会早于西汉之初。
我说帛书《要》篇的写定不会早于西汉之初，是说它最终完成于西汉人之手。就该篇的内容而言，肯定也保留了一些先秦的东西。这种经师的作品，可能经过几代人相传。作为易学思想，显然与孔子一系的先秦儒家易学有着承传关系，故篇中所述孔子的说法，虽有些不是孔子的话，或未必是孔子的原话，但大体反映了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思想，这还是可以肯定的。当然，《要》篇既成于汉人之手，我们就不能将其中汉人的思想和知识当做先秦人的思想和知识。如孔子论损、益两卦的话，亦见于《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书，见于《淮南子》的文字为：“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不可不察也。”[12]（《人间训》）看来，孔子重视损、益两卦的义理并有过类似议论，这可能是事实，但是《淮南子》及《说苑》、《孔子家语》中所记都没有“益之为卦，春以授夏之时”之类的说法，这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时代，不可能具备汉人才可能有的卦气知识。所以，对帛书《要》篇文字中孔子的话要有分析地对待，一概否认其与孔于的联系，或一概盲目肯定它与孔子的联系，恐怕都不行。
帛书易传《易之义》与《要》篇成书于汉初的观点，前辈学者朱伯崑先生已经提出[13](P55-61)，但多数学者不以为然。朱先生提出的理由，我虽然不完全都赞成，但他认为《易之义》与《要》篇属汉初儒家易学的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陈鼓应先生也曾提出帛书易传某些篇章为秦汉作品的证据，但陈先生把帛书易传说成是道家系统的东西[14](P89-106)，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学者们多认为帛书《系辞》以外诸篇易传亦成书于先秦，如张立文先生说：“帛书《系辞》、《二三子》、《易之义》等六篇亦是成书于秦汉之前而流传于汉的传本，而非汉时人所作的《易传》。”[15](P67-71)据以上所论《要》篇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肯定《要》篇不只是流传于汉代的问题，而是肯定有汉人的东西掺入其中。所以，应该说该篇成书于汉初。
收稿日期：2004-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