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发展阶段的国有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国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列为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此，经济学界提出过不少思路，实践部门也尝试过不少方案，但事实却是，国有企业至今仍然是改革中最难攻克的堡垒，是我国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中“投入一产出”效率最低的领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有意栽花花不发”的难堪局面？答案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程昭示，若要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我们必须转换改革思路，根据所处历史阶段，对国有经济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并对其规模和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一、国有经济的功能决定于所处社会阶段的性状
所有制直接关系着效率与公平，因此所有制问题是经济学与经济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社会究竟采取哪种所有制以及相应的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而应依该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及其性状而定。毕竟，所有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手段必须服从目的，目的不同，手段就可能不同。适合于为目的A 服务的手段很可能会阻碍目的B的实现， 即适合于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及其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就很可能会成为绊脚石。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就国有制而言，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和作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工具，它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1〕， 尔后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着，只是由于社会性质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有制所涉及的内容和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比如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以拥有土地的方式拥有了几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劳动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政府充当“守夜人”思想的普及，国有经济的范围和程度相对来说大为减少。不过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人造经济领域。比如在法国，1936年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使许多银行和铁路成为国有公司或公私合营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国有化浪潮，使能源、交通全部实现国有化；1981～1982年的第三次国有化浪潮，席卷了11个大工业集团、2个金融集团和36家居民存款额在10 亿法郎以上的私人银行；这一时期，国有或国家参股的企业达4300多家。〔2 〕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范围和比重明显地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显示出国有制作为手段的灵活性。比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国有企业的实力逐步增强；80年代以后，由于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其国有企业的数目有较大幅度减少，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有较大幅度下降。
我国在建国后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提高民众的生活。在开始选择之前，似乎面临着多种道路，但若从事后来看，道路又是唯一的。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资源禀赋、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偏好等所决定，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3〕。 为实现这一战略，我们形成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国有制占大一统地位，其他各种经济成份都试图向国有制过渡或紧紧地依附于国有制，国有制成了真正的“普照之光”；表现在国有企业内部上，则是它没有自主权，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和调拨，财务上统收统支，即国有企业是国家的附属物，是政府的“算盘珠”。
应该说，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其特殊的功效的，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有资产被侵蚀和生产剩余被流失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用于工业化。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是，这种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没有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进行调整和改革，相反，把权宜之计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办法，把国有制看作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即把目的当作了手段，演绎着被自己的造物所奴役着的异化过程。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把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已越来越少，但大规模国有经济合理性的影响却仍然很大，这突出表现在80年代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措施上，比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8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的问题更加暴露，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取得较大突破以及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大量引进，我国学者对国企改革提出了更加多样化的思路，概括起来有五：（1）产权派， 认为国有企业的症结在于产权模糊，只要产权清晰了，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4〕。（2）管理派，认为管理也是改革，现在企业没有活力，关键在于管理不科学，故应加强管理〔5〕。（3）环境派，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乏力源于客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各种市场信号失真，故要重塑政策环境，创造竞争性的市场〔6〕。（4）经营者选择派，认为前十几年的改革已解决了积极性即激励问题，下一步的改革是要解决好经营者的选择机制问题〔7〕。（5）融资机制派，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以国家为中介的融资体制，因此，其出路在于培育资本市场， 以市场融资代替国家融资〔8〕。
应该说，这些思路拓宽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视野，但它们也没有摆脱大规模国有经济合理性的思维定势，因而也是注定不可能像其提出者所想象的那样有效的。现在该是依新的历史阶段的性状而对国有经济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进而转换国有经济改革思路的时候了。
二、转型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功能
我国现正处于转型发展阶段。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发展是指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化。所谓转型发展阶段，是指我国既面临着转型的任务，又面临着发展的任务，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9〕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与改革以前的阶段相比， 这一阶段多了转型的任务，而且所面临的环境也大不一样。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和发展是主题，现正赶上一个难得的机遇；从国内环境来看，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买方市场逐渐显现。与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转型和发展的任务则相对没有这么迫切。事实上，转型发展阶段和特殊性在世界上也是明显的。因为发达国家既不存在发展的任务，更不存在转型的任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的任务，但它们基本上不存在转型的问题；前苏东国家面临着转型的任务，但它们没有了发展的负担。而且，转型和发展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相互促进，有时相互制约。
转型发展阶段所面临任务的特殊性，决定着我们不能照搬别的国家的模式和做法，必须走自己的路，同时也决定着国有经济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克服外部性。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其中它对于外部性明显的活动的调节就显得捉襟见肘。当外部性为负时，比如环境污染、噪音等，我们或者可以像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制定有关奖罚规则来加以克服，或者可以像科斯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明晰产权而加以克服。但当外部性为正时，比如国防、教育等，仅依靠私人企业来提供，就有可能会使私有收益率大大低于社会收益率，即某一经济单位从该产品的生产中所获得的纯收入量会大大低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所获得的纯收入量，这也就是说，该经济单位所付出的成本与所得的收益未能真正挂钩。这种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差距，导致了“搭便车”现象，进而该产品的有效供给就很可能会大大低于对其的有效需求。对这种外部性的克服，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的制定，使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完善来达到，另一方面就必须依赖于国有企业来生产。事实上，这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也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保存有国有经济的基本原因。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但即使在市场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国家，市场也受着诸多限制，因为市场配置远非像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无成本的，相反，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机会主义倾向等原因，市场配置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作为对市场的替代，企业的出现就是为了节约市场配置的成本。现在某些大的企业集团，其内部实行非常严密而科学的管理，它们的存在避免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波动性。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市场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也应该看到，体制转型意味着市场配置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条件还远未具备，特别是使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企业家仍然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代替企业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发育不充分和企业家短缺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不足。
第三，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后发展国家的共同要求。前面已述，我国大规模国有经济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在短时期内积累起巨额资本从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该说这一目标得到了比较好的实现。但我国现在仍处于转型发展阶段，人增多GNP 处于世界后列，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任务，而且这种发展的速度还必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否则就将长期处于世界后列。较高发展速度的获得当然有赖各种经济成份潜能的释放，但国有经济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因为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对于较快地动员社会资源于某一高投入项目时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第四，支付制度变迁成本。改革是用一种更有效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的过程，但制度变迁并不总是满足帕累托最优，而且即使满足，它也有个实施成本问题，即制度变迁是必须付费的，而且费用还可能相当大。因此，由谁支付改革成本也就事关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改革能达到何种广度和深度。与前苏东国家的激进改革之路不同，我国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渐进之路由很多因素构成，其中重要一点是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动资产存量和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让市场机制在增量配置上发挥作用的改革方式。比如，在传统经济格局之外生出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就是一个社会总资产中新生出的市场作用领域，实践表明，增量改革是非常有效的。增量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主要原因之一是存量部门主要是国有经济的支持，国有经济为增量部门的快速增长支付了巨额成本。前几年有调查表明，外企的中方职工中绝大多数都因家属关系而仍住着国有部门的房子，仍能间接地享受公费医疗，其小孩仍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幼儿园，等等。这也就是说，外企等增量部门不用像国有部门那样为其职工支付住房、医疗等费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不需要这些费用，只是这些费用由国有部门代为承担了而已。可以说，没有国有经济对改革成本的支付，外企等增量部门的所谓高效益是不可想象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是牺牲了自己而照亮了别人。可以预见，只要改革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就必须继续为其支付有关成本。
第五，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共同富裕，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人们在讨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时，更多地看重税收手段，其实，在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重要的手段应该是调节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在以私有制为主的社会里，任凭税收手段如何有效，总难免两极分化的倾向。国有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强调的是全民对于财产分割的平等性，因此，它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国有经济要有效地发挥上述功能，必须有一定的规模。转型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规模肯定要比改革以前阶段小，但也并非像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越小越好。究竟以多大的规模为合适，难于给出一精确数字，即使硬要给出，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下面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转型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规模比改革以前阶段小，但比改革完成后阶段大，也比一般国家大；二是转型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最佳规模是其边际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规模。
三、搞活国有经济，促进转型发展
转型发展阶段将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将无能为力，相反，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缩短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中的关键是国有经济的好坏，甚至可以说，国有经济搞活之时，就是转型发展阶段结束之日。
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居于主导地位，1995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为31.4%，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的份额为65.8%。但统计数字也表明，国有经济仍问题多，效益差，亏损面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年下降。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国有经济的现实规模超过了转型发展阶段所需的最优规模，同时其分布结构也不合理。因此，搞活国有经济的思路在于，要超越于单个国有企业而着眼于整个国有经济，依上述转型阶段国有经济的功能而对其确定一个最优规模。具体说来有二：压缩国有经济规模和调整国有经济结构。
第一，压缩国有经济规模。1995年全国经营性国有资产为45063 亿元，占社会企业资产的67%。这一规模和比重显然偏大，应该压缩，这也与中央所主张的“抓大放小”思路相一致。我们可以“放”掉1/3即15000亿元左右的国有资产，主要是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 “放”的形式很多，比如现在比较流行并得到十五大报告认可的股份合作制，但若从效率来看，拍卖可能更佳。因为一方面拍卖可以比较彻底地切断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既减轻国家的负担，又使企业具有更大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拍卖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巨额收入，用于缓解当前的资金困难。拍卖所得的一部分可用来支持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现在国有企业大多数资产负债率偏高，平均达70%以上，很多债务成了呆帐、死帐，致使银企关系紧张。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注入一定的资金。但国家财力又有限，1997年仅能注入300亿元， 这无异于杯水车薪。若用拍卖所得来注入，则银企债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较快解决。拍卖所得的第二部分可用于帮助下岗职工重新就业。职工下岗有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原因，但据调查，难于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大部分受教育程度有限，没有一技之长，需要经过培训才有可能再找到工作。但培训费由谁出？一般企业肯定不愿出，下岗职工想出而又无力出。为解决这一难题，可从拍卖所得中拿出一部分用作培训专项基金。拍卖所得的剩余部分则应用于设立养老基金。在市场经济国家，工资是包含了养老费的，它或者存入银行，或者用来买养老保险。但在我国，由于服从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职工长期只领取低工资，本应用于养老保险的部分也被扣用于经济建设，进而沉淀为国有资产。现在那些早期领取低工资的职工已绝大部分进入退休年龄，但他们的养老费却因工资福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而难于落实。这是转型发展中的一大隐患。国有资产拍卖所得部分用于养老保险，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一隐患，而且，这样做也符合物归原主的原则。
对于通过拍卖这条途径来压缩国有经济规模，人们可能会有两点疑虑：（1）它是否会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2）拍卖可行吗？对于第一点疑虑，十五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国有经济规模缩小了，我们可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从而更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对于第二点疑虑，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观念上可能的，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已突破了把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并已逐渐认识到国有经济规模过大的弊端。其次，财力上是可能的，现在有45000亿元的城乡储存款年末余额、 上市公司市价总值16000亿元、几千亿元的国债、几千亿元的游资等， 这些钱数之和远大于所拍卖的资产数额，而且还可以向各地方甚至国外拍卖。最后，技术上是可能的，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已开始了对中小型企业的拍卖，原苏东国家的拍卖经验也值得借鉴。
第二，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在压缩规模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类似于一个胖子减肥之后的健美。光压缩规模不进行结构调整，也难取得理想效果，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调整经济结构的目的是要使国有资产（包括存量和增量）流动起来，优化组织结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1）调整组织结构。我国有国有企业近30万家，但95 %以上是中小企业。以汽车工业为例，全国有整车厂100多家，改装厂600多家，零部件厂2000多家，但汽车年产量只有100多万辆，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年产量的1/5。我国5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还不及美国500家大企业的前3家。这种状况怎么能满足经济之航空母舰时代对于市场竞争力的要求呢？因此，必须通过兼并、联合、破产等途径来对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改组，集中精力抓好1000家大型企业，几百家在国内堪当领军重任的企业集团和几家在国际竞争舞台上都叫得响的跨国企业集团。
（2）调整行业结构。 国有经济行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行业覆盖面太宽，几乎遍布所有的产业部门，在工业内部39个行业中，行行都有国有经济，最高行业国有资产比重达99%，在一些没有必要进入的行业，比如第二产业中的食品、服装、家俱，第三产业中的理发、浴池、日常用品等，国有经济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二是重点行业进入不足，在诸如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部分支柱产业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不足30%。调整国有经济的行业结构，就是要进退适度，即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行业要进足，不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行业则应退够。具体地说，是要让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我们进行拍卖的也主要是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国有经济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领域，如水、电、气、交通、邮电等；二是基础工业领域，如能源、矿山、大型水电工程等；三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汽车、钢铁、重化工业等；四是某些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海洋等；五是对国民经济起重要调节作用的部门，如银行等。
（3）调整地区结构。各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没有必要划一， 有的地区可以高点，有的地区可以低点，有的地区甚至不必一定占主导地位，因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的。另外，国有经济在各地区的布局应从当地的资源禀赋出发，相互分工，取长补短，避免一窝蜂上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
注释：
〔1〕赵学增：《中国国家所有制的历史考察》， 《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2〕马建堂、张新竹：《德国、 法国国有企业的监督与管理考察》，《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3〕林毅夫、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田原：《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我国中长期改革的方向》，《改革》1988年第6期。
〔5〕周叔莲：《在深化改革中狠抓企业经营管理》，1995年5月25日《北京日报》。
〔6〕林毅夫、蔡昉、 李周：《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改革》1995年第3期。
〔7〕张维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1995年1月23日《中华工商时报》。
〔8〕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融资》，《经济研究》 1997年第4期。
〔9〕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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