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族群论文,学界论文,华裔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5-0067-10
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展开的比较诗学研究，多年来，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如刘若愚、夏志清、高友工、梅祖麟、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孙康宜、张错、张隆溪、王德威、刘禾、唐小兵、刘康、张英进等学人。在这个学术族群中，最为显赫且最早具有国际影响的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刘若愚的学术文化身份、学术文化语境与学术操用语言。作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生的中国人，刘若愚深受传统国学的浸染，因此作为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尽管他可以操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进行准确的学术思考与写作，但美国学者所看重的是刘若愚华裔学者的汉语学术文化身份及其知识结构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传统资源，所以他在美国高校讲授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主任及比较文学教授。其实，对于上述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来说，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在学术文化身份上首先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负载者。
刘若愚是在美国学术文化语境下操用英语进行思考与写作的，是一位从语际的比较研究视域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诗学的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这也正如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任教的另一位同期华裔比较文学研究者夏志清所言：“在美国教文学理论的教授们，说起来只有在‘新批评’全盛期，大家相安无事。‘新批评’失势后，新兴的文学理论派别也就愈来愈多。像刘若愚这样专教中国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要专教西洋文学的理论家对他感兴趣，且受其影响，谈何容易？即在钻研中国文学的小圈子里，要人人听从你的话，按照你的理论去认识文学，也是大难事。但若愚兄不止是用英语讲述中国诗学的‘语际的批评家’，他更想把我国传统的同20世纪欧美的文学理论综合起来而自成一家言的‘语际的理论家’（an interlingual theorist）。真的雄心不小。”① 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语际”就是“跨语言”，因此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也就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实际上，夏志清本人也是一位显赫的在比较文学或汉学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华裔语际批评家与语际理论家。
不同于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虽然刘若愚有很好的汉语写作能力，但他明确地宣称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写给西方学者阅读的：“来到美国后，我曾在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并出版了六部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和若干学术论文，颇具嘲弄意味的是，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了中文（包括被误译、授权的或未经授权的）、日文与韩文。我没有用中文写作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只不过是时间不允许我把英文写下的文章再用中文全部重写一遍。再说，我的大多数作品是专门写给西方读者的。”② 这也决定他必须操用西方学术界所通行的国际公共语言——英语进行写作。
由于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阅读者是西方学者，这就决定他们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美国学术文化语境下操用英语把中国诗学介绍给西方学界的，那么，怎样用英语来准确地陈述和介绍中国诗学？怎样用英语把中国古代诗学长于直觉批评的感悟式话语转换为一种有效的、思辨性的英语学术理论话语出场？③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是在一种颇具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这不仅是比较诗学研究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基本点，也是英语语境下比较诗学研究不同于汉语语境下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点。在刘若愚的学科理念中，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所达向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追问“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在撰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心里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是介绍历史悠久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中的诸种文学理论，并使这些文学理论能够与来自于其他诸种传统的理论进行比较，从而达向一种最终的世界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④ 的确，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也只有走向国际学术界，与世界上其他理论体系相通，才可能获得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学术身份，否则其永远是孤立于单边学术文化语境中孤芳自赏的国别诗学。这一点也正如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所言：“从一个主观印象的角度来揣测，我觉得刘先生（若愚）从第一本重要著作——《中国诗的艺术》——开始，就想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架构，希望以中诗英译为桥梁，和世界上其他理论体系相通。”⑤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定位，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中，中国诗学应属一个重要成员，而不应该是一位富含诗学思想但又不为国际学界所了解的无言缺席者。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上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实际上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操控的学术空间，西方学术文化往往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心态来越过自己的文化领地弥漫于国际学术界，以一种强势理论的权力话语来遭遇和审视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他者理论，即第三世界的诗学理论及其研究者；仅从语言的选择上就命定于此，要走向国际学术界，英语是诗学研究者必须选用的语言。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在国际学术界所沉积的一个具有语言暴力性的历史问题。然而我们转换一个视角来评审，也正是因为英语被国际化后，作为一种能指不断地使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异域文化作为所指而出场，其自身也逐步在某种修辞的表述上失去民族性、本土性与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沦落为一种杂混的语言。也正是在这种杂混的英语表述中，东西方文化获得了一种重新整合的见证，比较诗学研究也因此成其为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就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讨论“诗道”与“妙悟”时有一句最为经典的理论表达：“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⑥ 让我们比较一下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的英语书写：“In general,the way[tao] of Ch' an lies in miraculous awakening alone,and so does the way of poetry.Moreover,Meng Hsiang-yang[Meng Haojan]was far inferior to Han T' ui-chih[Han Yü]in learning,and the reason why his poetry nevertheless surpassed the latter's was nothing but his complete reliance on miraculous awakening.Only through awakening can one‘ply one's proper trade’and‘show one's true colors’.”⑦，英语屈服于为了使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准确出场，其必须解构自身原生态的陈述方式，我们不考量刘若愚的这段英译是异化的翻译还是归化的翻译，莎士比亚以来的经典英语表述风格在这里全然不见。在海外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中，这种因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信息介入所产生的杂混性学术英语，在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高友工的《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孙康宜的《六朝诗歌》、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王德威的《20世纪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茅盾、老舍与沈从文》等英语读本中，也成为显在的语际整合性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表达方式。从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裔的学术研究使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对英语写作的学术性底层渗透是不可遏制的，中西文学理论思想也正是在这种语际整合性的英语表达中进行着深层的对话与互动。
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比较诗学展开研究的学术目的是为了达向世界性文学理论。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在美国学术文化语境下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在同步的意义上，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孤立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学者所熟悉的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让西方学者透过自己所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推动中西诗学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就双方来说都必须要有一个自己所熟悉的沟通路径和对话窗口，而对于中西学者来说，这个路径和窗口就是他们各自所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若愚启用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一书中所建构的西方诗学体系，作为一个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汇通与整合中国古代诗学思想。
刘若愚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中国文学理论》时，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正是当时流行于西方学界的主流艺术理论，因此，刘若愚把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作为他向西方学界引渡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路径与窗口，这是一个非常奏效的学术决策与学术选择。但是，孤立地从作为国别文论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来看，刘若愚的学术决策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艾布拉姆斯在这部著作的《导论：理论批评的总趋向》（“Introduction:Orientation of Critical Theories”）一章中设定了他自己建构的诗学体系坐标图：
从宏大理论的述事角度来检视，这的确是一个能够涵盖西方艺术史上诸种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与艺术流派发展总趋向的坐标图。值得注意的是，艾布拉姆斯对这个诗学体系坐标图给出了一个总体思维上的解释，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在总体上有四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理解的理论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四个要素给予辨别，使之澄明出来。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自身。由于这是一个人工产品，第二个共同要素就是发明者，即艺术家。第三，作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现实的事物——并且涉及、表现或反映事物的客观状态或者与之有关的现象。第四个要素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感情、材料和事件或者超感觉的本质所构成的，通常用‘自然’（nature）这个通用词来表述，让我们用一个更为中性且容易理解的词来替换，即宇宙（universe）。最后一个要素是观赏者，即听者、观众、读者，作品是为他们而撰写的，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⑧ 在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中，他用作品、艺术家、宇宙与观赏者四要素来总括西方艺术史上诸种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与艺术流派对艺术现象所进行的学理性分析与解释。在艾布拉姆斯的思考中，诗学理论对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解释在其批评的意义上必然关涉这四个要素及其相关的四个层面问题，因此这一坐标图在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中秉有一种宏大的普适主义理论的有效性。艾布拉姆斯把作品设置为艺术理论及其批评的中心，以此构成了作品与宇宙、作品与观赏者、作品与艺术家的前三个层面的学理关系，然后，又以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把作品视为一种独立的自足体，这也是他的诗学体系的第四个层面。总而揽之，在艾布拉姆斯的构架中，西方诗学理论无论怎样丰富与烦琐，任何西方诗学体系的建构者必然无法回避把自己的批评指向上述四个层面或四个层面之一来完成自己的诗学体系建构。
刘若愚正是把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坐标图作为西方学者看视与接受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路径和窗口，其实这一“路径”和“窗口”也就是刘若愚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视域，这一视域结合他本人中国古代诗学修养的积淀，构成他本人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知识结构所颐养与整合出的学术眼光——比较视域。但是，问题在于艾布拉姆斯所总纳的西方诗学体系在理论圆周的外延上与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究竟有着多少重合处和适配性？这也是比较诗学研究中交集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又有多少潜在的思想可以被纳入艾布拉姆斯总纳的西方诗学体系给予合理与合法的互见与互证？中西比较诗学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关键点也就在这里，这也是比较诗学学科理论所需要回答的可比性问题。
由于中西诗学在思想体系的深层结构中有着审美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因此刘若愚不可能生硬地把中国古代诗学在原创的意义上表面化地硬性塞置于艾布拉姆斯诗学的四要素理论中，让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削足适履地为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的四要素理论作注。用中国诗学思想给西方诗学理论体系削足适履地作注，这一点是比较诗学研究必须回避的最大忌讳。刘若愚正是在调整自己透视中西诗学理论的视域以此来寻找两者之间的互适性与交集性；为了自恰地阐释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他重新修整了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坐标图。他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曾有几位学者把艾布拉姆斯这一值得钦佩的图表应用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分析，但是我自己的研究表明，有些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极为相似，而且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分类，但另外一部分不容易置入艾布拉姆斯四种界分的任何一类，因此我把这四种要素重新排列如下”⑨：
从上述两个坐标图，我们不难看出刘若愚在其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中还是驻足于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的四要素以调整中西诗学的差异性，存留了中西诗学思想体系上的共通性。
刘若愚的诗学体系坐标图不同于艾布拉姆斯之处在于，他依据中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本质为四要素重新排序：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宇宙。⑩ 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出刘若愚调整了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的作品中心论模式，因为，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从先秦到王国维没有派生出来一脉在理论上自觉地以作品为中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形式主义诗学批评。在与上述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坐标图的比照下，刘若愚诗学体系坐标图的理论含义应该给予这样的解释：其一，宇宙对作家有着影响从而作家反映宇宙；其二，作家反映宇宙从而创造作品；其三，作品被读者所接受从而影响读者；其四，读者对宇宙的反映因读者阅读作品的经验而改变。并且刘若愚指出：“虽然这个图表可以用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文学形式。但是，由于我所关注的仅是文学理论，因此我用‘作家’替换‘艺术家’，用‘读者’替换‘观众’。”(11)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学是一种感悟式和零散式的直觉评点，没有西方诗学体系中那种以作品为中心所形成的作品与宇宙、作品与观赏者、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直线性逻辑演绎关系，因此，在艾布拉姆斯诗学体系四要素的基础上，刘若愚把中国古代诗学那种感悟式和零散式的评点总纳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艺论、审美论及实用论六种文学批评理论，并且进而阐明在这六种文学批评理论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四要素为基点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圆环：“我进一步希望表明，我对六种理论的区分，并不意味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批评学派。事实上，中国批评家通常是折中派或综合主义者；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位批评家把表现（expressive）理论与实用（pragmatice）理论整合在一起。”(12)
这就是刘若愚以西方诗学体系为透镜，在适配与调整中所完成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分类，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所蕴涵的丰沛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文学理论思想，也正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互见与互证中澄明起来，且走向逻辑化与体系化。(13)
在刘若愚的比较诗学研究中，艾布拉姆斯的诗学理论体系为了适配于中国古代诗学，其也没有在原创的意义上不动声色地被刘若愚所使用。正是在刘若愚对中西诗学进行汇通与调整的适配性与交集性中，他的《中国文学理论》英文版作为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在欧美学界推出的经典著作，为西方学者准确地了解与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打造了一个重要的沟通路径与对话窗口，同时，也为中国古代诗学思想走向西方学界成为世界性文学理论营造了一个敞开的学术语境。当然，在刘若愚的比较诗学研究中，也启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罗齐、胡塞尔、海德格尔、杜夫海纳、梅洛·庞蒂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来汇通与配适他对中国古代诗学的介绍与研究，使西方学者更加便捷且有效地从自己所熟悉的本土理论走进中国古代诗学这样一方异质的他者审美批评领地。
沟通需要路径，对话需要窗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收获了自己享誉国际学界的成功。
韦勒克把文艺学界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个研究层面，而诗学以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名囊括了文艺学的这三个研究层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在语际的批评中充溢着丰沛的诗学思想。由于夏志清是作为华裔学者于美国学界操用英语思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汉语文脉上，就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张爱玲、钱锺书与师陀等相关作家进行美学批评，本质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学理上是一部无可规避地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比较诗学研究的读本。毫无疑问，夏志清也是把西方诗学理论作为他所洞视中国现代小说对其进行批评的路径与窗口，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曾强调地申明了这一点：“夏志清在批评方法学上的谱系还可以加以延伸，包括20世纪中叶前后的名家，如艾略特（T.S.Eliot）、屈灵（Linoel Trilling）、拉夫（Philip Rahv）、豪尔（Irving Howe）、泰特（Allen Tate）以及史坦纳（George Steiner）。”(14) 其实，在这部专著的英文与汉语两个读本中，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及其背景现象批评所给出的美学价值判断之所以引起了西方学界与汉语学界的互动性关注，即在于双方读者均可以通过他学贯中西的比较研究找到自己所熟悉的本土知识及其诗学思想，并以此为路径与窗口达向对他者文化及其文学现象的解读。夏志清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于美国学术语境下投诸中国现代小说批评中的学术思考，一直迂回与游走在中西文学现象批评之间而寻找着两者的适配性与整合性，关于这一点王德威曾给予很高的学术评价：“不论如何，当年夏志清熟读西方理论，并将之印证到非西方的文本批评上，而且精彩之处不亚于李维斯或布鲁克斯，已经可记一功。更何况他并未将西方理论照单全收，《中国现代小说史》毕竟推出中西文学颇有不同的结论。”(15) 我们可以启用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第一章·导言》的第一句表述来给他的语际批评家身份定位：他是“一个曾多少接触过西方小说的专治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的研究者”(16)。一位世界性语际批评家的身份在此尽现无遗。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著作是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为西方学者介绍中国诗学的研究读本，如果我们沿着从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郭绍虞、顾易生、王运熙与张少康等前辈学者所凝铸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路数，来检审华裔学者撰写的比较诗学研究汉译读本，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中国诗学的介绍与研究是在比较基础的层面上展开的，并且思考的路数完全不同于中国学者在汉语本土语境下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研究路数不一样，说到底，也就是研究视域的不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汇通于比较诗学研究中的中西诗学从互见与互识的自恰性思考中剥离开来，分别给予国别文论研究的原教旨主义评判。比较诗学与国别诗学的科学理念在研究的视域上的确存在着差异性，倘若把整合于比较诗学研究文本中所涉及的中西诗学各自剥离出来，中西学者在各自的美学价值分立中检视其所属的本土诗学，都可能会感觉其比较基础且浅显。
但是，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视域下，用英文（或德语、法语等）思考与研究中国诗学思想，并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在英文的书写中学理化、逻辑化、准确化与文本化，使基础的中西诗学理论在多元汇通性思考中整合起来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世界文学理论，这种汇通性的比较诗学研究在思路的展开及其研究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这一学科的学理难度，无论是从知识的整合性还是语言的操用性来评判，比较诗学研究无疑是一种相当具有难度的学术挑战。并且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拓荒的基础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历史过渡期，这一历史过渡期随着中西学界的进一步对话与交流会逐渐走向中西诗学整合性的深度思考。耶鲁大学东亚系主任孙康宜在回顾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Six Dynasties Poetry”（《六朝诗歌》）这部著名比较诗学读本时，还认为：“现在回顾起来，对拙作自然有些不甚满意的地方。然而，在当时这本书毕竟还是一部拓荒之作。”(17)
我们反对西方宗主国从其经济的全球化弥漫且夸张为宗主国文化的世界一体化，在当下，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中西双边诗学理论操用的深度化与难度性，已铸成一种不可拦截的现象，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国际学术平等对话的学科成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为阻止西方宗主国文化的世界一体化也起到了主流的拒斥作用，因此，走向汇通与整合的比较诗学研究无疑越发不可遏制地成为一门精英学科了。
在刘若愚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盛年时代，由于当时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诗学的了解还处在一个启蒙的时段，因此他把潜藏于文献典籍中的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介绍给西方学界时选择的是比较基础的批评范畴、批评思想及批评思潮。如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第二章《形上理论》中，刘若愚用英语讨论了“道”与“文”这两个范畴，描述了这两个范畴在Book of Changs（《周易》）、Record of Music（《乐记》）、Book of Rites（《礼记》）、挚虞的Records of and Discourse on the Ramification of Literature（《文章流别志论》）、陆机的Exposition on Literature（《文赋》）及刘勰的The literary Mind:Elaborations（《文心雕龙》）、萧统的Literary Anthology（《文选》）等文本中的历史演变，并以此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形上理论与西方诗学模仿理论、表现理论进行整合性比较研究。刘若愚关于“道”与“文”发展历程的介绍，从汉语学术界的单边学术文化视角来检视的确是比较基础与浅显的，但是，从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来审观，刘若愚关于跨文化与跨语言的中西诗学汇通性思考是具有相当难度的，也给予中西学者无尽的启示性。说到底，不能用国别诗学研究的单边文化主义之路数来评判比较诗学研究的著作及其多元文化的研究视域，但是，国别诗学研究无疑是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基础，而比较诗学研究给予国别诗学研究的启示又是令人深省且撼人心魄的。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英语著作在被接受的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两种现象。
第一是西方学者在印欧语境下对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英语读本的接受及学术信息的提取。如对于西方本土学者来说，在张隆溪的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的比较诗学研究中，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策略抵抗逻各斯中心偏见对西方哲学及其诗学的弥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本土理论，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体系对于他们来说不具有一定的学术难度。但是，他们对张隆溪比较诗学讨论的道家诗学及“Laozi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totality of the tao is kept intact only in knowing silence; hence this famous paradox that‘the one who knows does not speak; the one whospeaks does not know.”（老子明确地指出：道的全部只有在沉默中保持其完整性，因此才有这一著名的悖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18)，是有一定的理解难度的，因为中国道家诗学对他们来说是东方异域文化空间中他们所陌生且充满兴趣的异质诗学理论，是由英语在译介式的思考中转换过来的一种崭新的他者诗学批评现象；他们对《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学理意义的阅读是通过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诗学体系等而达向对中国道家诗学思想的基本理解与初步接受的。
当然，张隆溪关于道与逻各斯的比较思考在文献的片断性汇通上还关涉《周易》、孔子、孟子、《陌上桑》、陆机的《文赋》、陶潜、刘勰的《文心雕龙》、王维、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锦瑟》、司空图、辛弃疾、仇兆鳌等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席勒、施莱尔马赫、马拉美的纯诗、里尔克的《哀歌》、厄内斯特·费诺洛萨、埃兹拉·庞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米歇尔·福科、保罗·德·曼、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斯皮瓦克、宇文所安等，张隆溪正是在他所拣选的经典性与片断性中西文献中诉求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学理论。而西方学者的阅读兴趣与学理诉求也正是定位于张隆溪投入在这部比较诗学研究读本中的关于中国道家诗学的思考与研究，以及张隆溪在中西诗学的汇通性研究中所营造的那种具有互文性与普适性的国际性研究视域。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诗学那种感悟性与直觉性的批评心理充满着跨文化与跨语言的研究兴趣，除去少数汉学家如浦安迪（Andrew H.Plak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顾彬（Wolfgang Kubin）等，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汉语直接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之外，大多数西方学者还是要凭借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英语著作进入对中国诗学的了解与研究。
第二是中国学者在汉语语境下对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汉语译著的接受及学术信息的提取。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英语读本是写给西方学者阅读的，曾任职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中认为：“中国学者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学术的著作，早晚都应该有个中文本藏诸名山的。”(19) 其实当学界把这些著作翻译为汉语读本，译介到中国汉语学术语境扩大其影响后，中国汉语学者便成为这些著作的主要阅读族群。华裔学者比较诗学英语读本的汉译及其在汉语学界的影响是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把有关中国诗学的诸种学术信息翻译成英语后，并在英语思考与写作的比较研究中，把一些学术信息汇通到相关的西方诗学语境中组构成英语文本，当学界把这些文本作再度翻译回汉语后，交汇在相关西方诗学中的中国诗学思想及其学术信息已经历经了从汉语翻译为英语，又整体地从英语翻译为汉语的双重语言译介过程。赛义德曾讨论了跨语际译介文学理论的旅行问题，而比较诗学研究其中一方的诗学至少要经历过双重跨语际的学术思想旅行，也正是这种双重语言译介的旅行过程使这种国际多元对话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问题复杂化了。其中汉语学术思想的创造性增益与递减、误读与过渡性诠释不仅表现在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英语写作中，也呈现在从英语读本译回的汉译文本中，同时更凸显在汉译文本读者的理解中。孙康宜的比较诗学专著Six Dynasties Poetry其在命题上就是如此被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钟振振翻译为汉语读本《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的。
关于汉译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文本在汉语学术语境下的阅读与接受，对中国汉语学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他不仅在其学术知识结构的准备上必然首先是一位功底厚重的国别诗学研究者，其次必须是一位掌握一门以上相关外语的外域诗学研究者。在这一点上，他应该与一位地道且优秀的比较诗学研究者是平起平坐的，否则无法有效且准确地借助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所提供的外域诗学作为路径与窗口，理解他们对中国诗学的研究与读解。即如孙康宜在美国学界以英语思考与讨论六朝诗歌所言：“我把‘表现’与‘描写’用作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概念来讨论，一方成为配合现代美国文化思潮的研究需要，另一方面也想利用研究六朝诗的机会，把中国古典诗中有关这两个诗歌写作的构成因素仔细分析一下。现代人所谓的‘表现’，其实就是中国古代诗人常说的‘抒情’，而‘描写’即六朝人所谓的‘状物’与‘形似’。我发现，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两种因素的互动中，逐渐成长出来的一种既复杂又丰富的抒情文学。……我尽力把其中的复杂关系用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希望能给古典诗歌赋予现代的阐释。”(20) 的确，如果我们在西方诗学理论的准备上不足以理解现代美国文化思潮所操用的两个主流术语“表现”（expression）与“描写”（description），我们很难以此为路径与窗口走进孙康宜以这两个术语来汇通的关于六朝诗歌讨论的“抒情”与“状物”、“形似”的学理问题。因此，中国诗学研究的本土学者对比较诗学研究所给出的关于中国诗学研究的结论大都可以从其获得无尽的启示，但往往也可能给出不同理解、难以理解及不理解的表述，这也在于他们是优秀的本土国别诗学研究者，相关的外域诗学并不是他们知识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性倾向加重，因此这一态势制导着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关于这一倾向，美国比较文学会主席查尔斯·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曾在《1993年伯恩斯坦报告：世纪转型期的比较文学》（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中指出：“关于对比较文学基本评估的第三个主要威胁可以在格林（Greene）报告的字里行间阅读到：文学理论研究在作为竞技场的七十几个比较文学系中有显著增长的态势。虽然最好在英语系与法语系鼓励理论的繁荣，但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外语知识不仅提供了一个直接阅读有影响的欧洲理论家原初文本的路径，并且也提供了一个直接阅读他们所分析的哲学、历史与文学著作的原初版本的通道。这一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的传统观点而言，在于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已受到威慑，蜕变为下一步的大规模的理论共时性研究。格林对理论覆盖这个领域的潮流进行暗示性指责时写道：‘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可变更地被搁置在历史的知识上。’”(21) 在这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是指涉文学发展史的研究，而共时性研究是指涉理论研究；正因如此，孙康宜的英语读本Six Dynasties Poetry在比较的汇通性研究上也有着相当强的共时理论研究化倾向。
此外，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汉译比较诗学研究读本中关于中国诗学的某些学术信息可能是比较基础的，反过来，这些基础的中国诗学思想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中国汉语学者也正是借助于这一路径与窗口，可以进一步深化地透视与透析西方诗学理论。作为比较诗学研究展开的一个阿基米德点在于，中国汉语学者以此能够使自己跨出本土诗学研究的文化部落主义心态，可以持有一种敞开且坦荡的学术心理接受外域的西方诗学理论，再反过来用他者的视域重新透视自己所熟悉的中国诗学思想；此刻，中国汉语学者对自己所熟悉的中国诗学思想获得一种崭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中西诗学的互动与对话，这种理解与汉语语境下纯粹的国别诗学研究者以本土原教旨主义批评的眼光所给出的评价与结论，可能在双边诗学共通的审美价值评判中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差异性。这也正是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阅读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汉译读本而从事比较诗学研究所获得的启示。曹普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这部著作所属丛书的《总序》中也明视到这一点：“六朝诗歌的研究在中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海外汉学家的见解对国学研究仍是弥足珍贵的借鉴，同样的题材，西方汉学家的论述与切入点会别开生面。”(22)
又如中国汉语学者在阅读汉译《中国文学理论》时不难发现，刘若愚认为对艾布拉姆斯关于柏拉图的评论稍加修正即可以适用于对孔子诗学思想的批评，并且我们可以沿着艾布拉姆斯关于柏拉图的评论再度发现刘若愚启用西方诗学的实用主义理论为透镜，从《诗大序》开始追问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历程上儒家实用主义的文学批评思想，从“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献中，(23) 挖掘且澄明出《诗大序》富含的儒家诗学实用主义精神所崇尚的审美功利性、道德感与政治性；并把儒家诗学的实用主义从《诗大序》历经王充、郑玄、曹丕、陆机、刘勰、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及沈德潜，一直追溯到国立北京大学的中国诗学教授黄节，刘若愚在基础且准确的陈述中透视与追问了儒家诗学实用主义精神发展的脉络。中西诗学各自的基本理论在刘若愚的比较视域中升华为一种汇通中西的学术难度。实际上，比较诗学研究所展开的基本要求就是：对中外诗学作为国别文学理论知识的各自摄取，应该是在没有争议的基本知识上所完成的，倘若提取中外诗学各自最为前沿且充溢着相当争议性的双边文学理论问题进行整合性比较研究，这样所给出的结论很少具有稳定性与普适性，比较诗学所追问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及其放之四海皆准的审美批评原则，在学理上必须逻辑地建立在中外诗学各自少有争议的基础理论汇通的比较研究层面上。
需要强调的是，倘若中国汉语学者没有沿着刘若愚陈述的西方诗学实用主义理论并以之为透镜来检视儒家诗学传统，作为一位纯粹的汉语本土国别诗学研究者无法看视与提取到蕴涵在儒家思想中这脉丰富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比较诗学研究者高友工是怎样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来诠释中国唐诗的美学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他的专著《唐诗的魅力》中精彩的诗学批评思想。
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他们栖居在美国学术界，操用英语所撰写的关于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思潮及中国艺术思潮的读本对西方学者看视和了解中国学术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其中一些读本被译介为汉语，带着西方异质文化的眼光回馈于中国学界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疑，他们是一批在美国留学后栖居在国际学术界的语际精英学者。
作为中国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由于“学术文化身份”、“学术文化语境”、“学术操用语言”及研究成果的阅读者不一样，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所操作的路数是不可以完全被中国汉语比较诗学研究者所重复和仿效的，尽管如此，双方各有千秋。
收稿日期：2007-12-28
注释：
① 夏志清：《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载台北《中国时报》1987年5月26日第八版。
② James J.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ese Poet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XV.
③ 按：这里为什么特指“中国古代诗学”而不是泛指“中国诗学”，因为中国古代诗学是一种感悟式与直觉式的批评，而在“中国诗学”这个概念中除去中国古代诗学之外，还包括“中国现当代诗学”，中国现当代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在批评、理论与思潮三个方面具有相当的思辨性与学理性。
④ 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5,p.2.
⑤ 李欧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载台北《中国时报》1987年5月26日第八版。
⑥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⑦ 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5.p.38.
⑧ 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6.
⑨ 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5,p.10.
⑩ 按：注意在刘若愚依据中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本质为四要素给出的重新排序中，第一个术语“宇宙”与第五个术语“宇宙”是同一个概念，这样形成一个从宇宙到作家、作品、读者再到宇宙和从宇宙到读者、作品、作家再到宇宙的双向循环。
(11) 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5,p.10.
(12) 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75,p.14.
(13) 按：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时，有多位学者曾批评用西方文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读解的转换是一种过渡性诠释的误读，并以刘若愚用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硬性套解中国古代诗学为典型例证。实际上，刘若愚用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为透镜诠释与适配中国古代诗学思想时，对中西双方诗学体系均给出了互动的自恰性调整。持这一批评姿态的学者显而易见没有对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进行整体的细读，因此在一种学术想象的错觉中误读了刘若愚的比较诗学研究。这种判断与表述是不正确的，持这一观念的学者没有洞视到刘若愚在比较诗学研究的视域下对中西诗学体系进行汇通与调整的适配性与整合性。这是非常可惜的。
(14)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5)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36页。
(1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胡益民等译，陈正发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7) 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文版序》，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按：中西学术互动的确要经历一个从拓荒的起步逐渐走向成熟的深度交流历程，Six Dynasties Poetry是1986年由普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孙康宜认为当时这是一部拓荒之作，而该书到2006年才由钟振振翻译为汉语在国内出版产生影响。需要说明的是，钟振振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由于他对这部著作的翻译使其学术视域跨出了本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拓展于西方学界，他的语际学术行动无论是在视域还是语言两个层面上均已自觉不自觉地跨入了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国际汉学研究领域。我们认为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者的国际学术身份不在于自己的宣称，而在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及其视域是否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多元性和国际化。在这个意义上钟振振获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汉学研究者）的双重学术身份，另外，当下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学科交叉与科技整合不可逆转的主流。
(18) Zhang 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gdon,1992,p.27.
(19) 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0) 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文版序》，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按：《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是孙康宜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时，于1986年出版的用英语思考与研究中国六朝诗歌的优秀比较文学专著。孙康宜在阐释中国六朝诗歌时借用了大量的现代美国文学理论的术语与思想，如表现（expression）、描写（description）、自我传记（self-biography）、自我认知（self-realization）、写实（factuality）、虚构（fiction）、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视觉经验（visual experience）、共同描写（synchronic description）、描写的现实主义（descriptive realism）等，因此孙康宜关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和庾信五位诗人及其诗作美学思想的批评与研究获有相当厚重的理论色彩及文学批评的素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部读本定义为优秀的比较诗学专著。
(21) Charles Bernheimer,‘The Bernheimer Report,1993: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arn of the Century’,in Charles Bernheim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edited by Charles Bernheime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41.
(22) 曹普：《当代女学者论丛·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总序》，见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23) 《诗大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上册，第270页。按：刘若愚关于《诗大序》这一引文的译文如下：“Therefore nothing approaches the Book of Poetry in maintaining correct standards for success or failure(in government)，in moving Heaven and Earth,and in appealing to spirits and gods.The Former Kings used it to make permanent(the ti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to perfect filial reverence,to deepen human relationships,to beautify moral instruction,and to improve social customs.”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学者与还是西方学者都很难从《诗大序》的英译字面上，凭借阅读中国汉字的直观与习惯来提取《诗大序》铭刻且潜藏在汉字书写中的原始批评意义及其原创的美学原则。中国古代诗学的文献被转译为印欧拼音文字后，由于印欧拼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文字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的衍生物，因此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阅读拼音文字翻译而记录的中国古代诗学文献时，完全是另一种意义提取的语言感觉。所以中西诗学被不同的外域语言表述且置放在国际学术平台后，问题复杂且丰富了起来，语际间的学术启示及误读与合法的创造性误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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