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下青年大学生的“文化接受”研究———种“自我”转变的描述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自我论文,青年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0）03－0073－07
一、问题的提出：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群体
文化研究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不再是满足于对某个观念、信仰、伦理的定义，而是努力去阅读、解释特定群体、个人生活实践的过程、经验；不再是一种宏大的叙述，而是揭示社会生活之复杂性。尽管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社会学）都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定义，但无疑已经变成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理念与方法。
这种发现与描述的研究方法，改变了研究者的思路，不是去界定“你们应该做到什么？”而是去思考被研究群体的行为、经验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从而，“透过日常生活，即雷蒙·威廉斯用所谓‘生活文化’来理解文化”。[1]1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之时，提前进入了全球时代、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中国成为一个媒体大国、手机大国、电视机大国、互联网大国，MP3使用者的大国。不仅是新型电子产品越来越成为生活必需品，而且由于新的技术因素介入了社会变革，使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具有了某些后现代城市特点（如媒体城市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消费时代到来相联系的青年现象凸显出来了。大学生群体就是这样的青年群体中的一支。
消费文化是一种符号象征与价值。它是通过广告、电视、媒体、商业品牌、大商场、购物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它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消费时代的生活格调、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在社会理论的框架中，消费文化的研究已有多元的学科视角，它处在文化研究、文化社会学研究新的方向中。
消费文化与青年，是当代消费文化研究一个子系列。法国社会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新青年阶级作为一个年龄阶级出现在20世纪中叶，这无疑是充满了表演和想象的资本主义不断刺激的结果”。[2]216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切入点之一就是欧美青年运动。许多学者重要的学术思想（如福轲、马尔库塞、玛格丽特·米德、丹尼尔·贝尔等学者的思想）就与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运动的再思考有关。同时，战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兴起直接与考察消费时代的青年生活方式相关，他们较早地提出了青年反正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是“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与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结果。[3]23
此外，当代的后现代研究是和消费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从后现代理论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阅见“后现代文化实践中的青年”、“消费文化中的青年”的身影。英国文化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有一个观点，“不应该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一个时代的变迁或者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相反，我们应该关注那些文化专业者、文化中间人以及各式各样新文化产品迅速膨胀的受众的行为，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与文化的不同中间状态。”[4]3这个“经济与文化的不同中间状态”展开了一个理论想象力的空间。
从1999年6月高校扩招政策出台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2001年到200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分别为115万，145万，212万，280万，340万，413万，2007年更是达到495万，是扩招前的4.2倍。2009年达到600万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大学生群体拥有文化资本与欣赏流行的素养，具有多元的文化消费需求。承认与发现他们的“文化中间状态”，是认同与发现他们在中国现在与未来消费生活中独特的文化生存。
二、记录经验：对消费文化“接受”中的自我转变
文化接受，是本文的一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切入视角，笔者不用“文化适应”，而用“文化接受”，是想突出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考方向。
“文化接受”研究是跨学科的。它直接来源于文学研究中的“接受理论”。接受理论认为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与创造的文本，强调重视读者的经验。接受理论也是来自解释学的方法与思想，伽达默尔认为“意义总是他或者她在阅读一个文本时由个人创造的某些事物。”[5]42文化社会学的“文化接受”研究从早期“接受理论”对文学文本的研究转到广泛关注传媒、消费文化产品的文化接受过程，重视其中的“高级和低级的”产品被生产、接受的文化情境，重视发现其经验的、亚文化的群体“接受”过程及意义。[6]196－197
经验，也是本文的一个视角。经验既是理解文化与社会变迁丰富来源的路径，又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经验可以带来理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情境化知识”。经验里存在着主体间认同与主体性的形成，“经验涵盖了社会形式”。[1]40
从2004年以后，笔者基本上采用个体访谈的方式，对以江苏为重点的、包括外省的大学生、硕士生有关的生活方式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所指的当代大学生是泛指80后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而不是狭义地指当下在校大学生），力求获得有关消费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影响的直观、深入的印象。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消费文化对当代青年的影响”是一个感性的、体验的、多元的、个人化的、充满成长式叙述的话题与领域。作为一种“经验”层面的消费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大学生群体在消费文化影响下所经历的社会化进程，它也是社会转型期青年大学生的成长进程，其突出点是“自我”的转变。
（一）“自我意识——语言”的变化
“从一种文化走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是新“自我”的开始。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概念是文化内化过程中形成的个体人格。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性发展的同时形成的独特个性及自我认同。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带来了与革命文化完全不同的很多新符号及符号冲击，如流行音乐、日本动漫、欧美球星、世界杯、奥运直播，时尚的韩服、明星写真、财富大亨的广告形象等，还有许多新的品牌，如麦当劳、肯德基，耐克、阿迪达斯运动服等等，这些在“都市生活——大学校园”中构成“符号”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城市——校园”的软环境，代表了社会转型中新的开放性与意义，并成为青年人新的自我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青年个体被置于一系列新的知识、语言、习性的认同、表达中。并且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将其他意义带入了我们自己所有的意义之中。”[5]42也就是说，当青年大学生喜欢看电影《钢铁侠》、迷上NBA明星赛的时候，会附加、连结出许多新的意义。如西方叙事中英雄主义、新潮娱乐、成功想象等。
尽管，消费时代的品味、风格不在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中，看上去是某种非正式的社会化过程，但它却是被体验的、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同时又是互动的、跨文化的、主体选择的。这些新符号的存在及其被解读中的意义、氛围与认同，成为影响新一代青年人心智形成的重要部分。
与此同时，他（她）们“从一种文化走向另一种文化”的显著方面也在于其用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文化研究中，看待“怎么说”是很重要的。语言变化和许多新文本相联系。由于更多的复杂性、多样性、开放性的文本被阅读，并不断被附加、解释的新的意义，改变了当代大学生们的语言特征。
一个大四女生在谈到她所喜欢的日本XJAPAN乐队时说，“我特别喜欢XJAPAN的摇滚。摇滚是很累的，他们做的不是流行，他们是要创造。XJAPAN的摇滚，比欧洲更唯美。他们的表演似乎是要拼命抓住这个世界某种永恒的东西，但这个世界不确定的东西太多。看XJAPAN演出是一种享受。”
作为符号和象征体系的语言，常常建立在某种修辞之上。这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德里达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修辞性，因为所有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意义的流动性”。[7]33
2007年底，美国“后街男孩”演唱组在中国演出，一位“研一”的硕士生花1000元钱买票观看。在谈到观看的感觉时，他说，“真是圆梦！我最早接触的欧美文化就是‘后街男孩’的演唱。那是一种很自由的想象。他们的歌词里都是爱情。他们总是在思考人生。‘后街男孩’里有一种对梦想、精神世界的理解。”
语言的改变是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在访谈中，笔者经常感到的是他们的思维关注点以及他们话语所表达的出乎意料的阅读解释。
80后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不断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所以，他们内心一直在面对“个人和集体身份的文化建构”。社会开放、英语水准的提高（一般都有四级以上英语水平，研究生有六级到八级英语水平），使其可能更大范围地进行文本阅读。许多同学休闲的方式就是唱英文歌曲、看英文版电影、小说。良好的外语水准参与“主体性”建构，并可能了解、接受陌生的“他性”。由此，“自我”从统一化、同质化的形象中偏离出来，这种“偏离”意味着独立思考。
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语言”有时也成为调侃自己与他人、宣泄压抑的游戏。如校园网上流行的“暴笑新东方老罗语录全集”中的语言片断。如“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大家都是出来混的，都不容易！”“人生总有几次踩到大便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彪悍地活下去！”“令人愉悦的忧伤！”“就是这么彪悍！就是这么硬朗！”“这个题目是在侮辱我们的智慧。”这些语言深受大学学子们的喜欢。
文化研究理论认为，经验是透过语言而得以表达与构连的。[7]37语言与经验反映了我们在特定社会、文化世界内所占位置。这样一种非精密的、开放的、自讽的、失语式的、粗糙的语言，使得以往的精密言语型形式（中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体面的书面语言）界限被打破，带有亚文化的反抗性质。它也属于当代大学生借助语言表达的一种自我特征。
“语言”表达还有两个突出的方式，一是流行音乐的吟唱。近10年来在校园中不断流行的歌曲，像小虎队的“爱”，张雨生的“大海”，刘若英的“后来”，羽泉的“深呼吸”，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等等。其歌词、情调都是属于“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诉说自己的故事”的语言叙说。一位80后的大学生谈起成长过程喜欢的流行歌曲时这样说，“那些歌曲记录了我们过去那个时代。让我们在迷茫中长大，让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爱情、友情、亲情。记录了我们的酸甜苦辣，教会了我们很多好的与坏的事物。每一首中都有一个故事，那是我们的故事！”二是网络空间的交流。互联网使当代大学青年表达找到了语言表达的新的场所，并且更加丰富化、私向化、个性化。在那里，他（她）可能是一个本雅明笔下的那种城市“闲逛者”，不过不是在巴黎拱形长廊里，而是网上。他们可以在网上随意闲逛、闲聊，随意发泄、表达自己。在线阅读、网络游戏、观看在线电影、下载流行音乐、观看欧甲、意甲联赛、英超联赛等，每天或定期去QQ、MSN、校园网，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且，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激活自己的生活、包括价值的寻找。在与网络文本的互动交流、对话中，他们建构了父辈们所没有的新的意义感，不仅是网络创造了更加平等、自由、多元、匿名的、可选择的语言交流方式；而且，他们依赖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中的话语氛围。青年人可以任意地和陌生人、恋人、友人和远距离的人交流，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使自己成为“生活在此地”、又是“生活在他处”的人。
米德曾用“概念化的他人”表达社会化的一种成熟阶段。如今，青年大学生们是通过符号、语言的学习，形成“一般化的他人”的多元性形象。
一个硕士生在被访谈时说，“我们需要自己的空间，也给别人以空间。我们更加独立、更加单独，我们只喜欢和自己喜欢的人交朋友。我们更快乐、也更挣扎。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们关注自己想做与能做的事。我们会觉得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空间。”没有其他时代的青年人拥有如此的自我意识的表达。
（二）“身体”形象的再认知
从代际文化传递角度上说，当代大学生“自我”转变的另一个方面，是身体意识与形象的再认知，他们走出了父辈文化给予他们的“格式”。父辈文化是节俭的、朴素的、以传统工农兵形象为基础的。今天，在与消费文化的符号互动中，身体已被重新定义。新的身体意识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身体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新的文化概念。
身体形象首先是服饰，即“我的穿着”。装饰身体是建立知识、意义、欲望、性情结构的重要手段，并也成为性别社会化过程。
从大一到大二，再到研究生阶段，会看到同学不断地选择服装，改变自己。尤其是女生之间，会穿会打扮，学习打扮，几乎是“大一”的宿舍里一定会发生的故事。不同于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校服时代，到了大学，“身体”从他人、督导者、家长的“规范”中“逃离”了出来，显示出更多的个体感、差异感。
一位学经济管理的来自北方农村女同学说，“大一的时候，我总是努力学习，熄灯后还在被子里看书。早上她们还没起来，我就出去自习了。但同宿舍的同学总是会笑我衣服太丑、太土。我跑到商店里去买衣服，回到宿舍穿给她们看时，她们又笑我不会搭配。”于是，校园生活的另一个过程成了她的功课，即学习打扮与衣服搭配。
消费文化的“接受”，也是“影像”的接受。“影像”是形象的、感性的、身体的。如台湾的小虎队、大陆摇滚乐手崔健、欧美明星乔丹、贝克汉姆、巴乔、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小布兰尼等，带来了跨文化认知中的身体的“他性”。特别是他们的身体形象建构了某种文化标准：即快乐的、自信的、个性的、健康的、包括性感的。这些塑造了一种对身体的社会态度。
一位学国际政治的硕士生回忆说：“研一时，S同学总是穿着西装与皮鞋，是那种没有牌子的最蹩脚的西装。他从来不穿青年人的休闲装，而且也没有这种衣服。我一直很奇怪，这年头怎么还有这么古怪的人。哈，他来读研前是一个某县的小学教师。研二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S同学也穿T恤衫了。”
身体包含着社会的物质符号和社会情感。就像“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来定义自身”一样。在今天的时代，“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8]96
在世界新潮体育时尚的影响下，具有流行标志的运动是篮球、足球。作为球迷去观看足球世界杯、美国NBA联赛，在今天的校园是时尚的符号，有这两项运动天赋的男孩子似乎更有魅力。女同学也有自己独特的身体语言，如瘦身、得体的饰物（耳环等）。还有那些纷繁异彩的少女装，韩式的、日式的、淑女的、休闲的。女生中也有世界杯及联赛中的“铁杆球迷”。
在日韩剧、台湾偶像剧的影响下，大学生们对“身体”的审美越来越多元。一位读社会学的男生喜欢WAT歌唱组合的小池彻平和台湾明星唐禹哲的身体形象。他说，“他们代表了当下比较流行的审美观，即中性化。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男孩子的可爱，一种女孩子的恬静与柔美。很奇怪。很多学者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总是在说现在的男孩子缺少一种历练，缺少磨难。但是我并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觉得这恰恰是多元文化的特点。”
“超女”、“快女”、“快男”热闹多年，入选者及粉丝们多为校园中的80后、90后大学生。这一流行时潮，一方面是消费文化的商业化运作，另一方面，又是追求成功、喜欢时尚、崇尚身体形象的价值选择。
身体形象认知进入自我意识，是习性变化的过程。布迪厄在解释“文化资本”时，说到它也是以身体化形态沉淀下来的性情结构。他强调的文化资本里有着“由家庭传承而来的性情结构与习性”。在当今中国文化产业及消费文化巨大扩张中，消费文化的审美取向也在培养当代青年对自己身体形象的美感。一个正读硕士的来自农村的80后青年说：“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拓荒的第一代，因为我们从此与父辈的生活不一样。”
全球化提高了身体形象在生活中的审美价值。它启发了当代大学生、当代中国青年的性别审美、身体审美、气质审美。其实质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将经验和商品美学化或者文化化了”。[8]449
（三）体验“风格”及分层中的“自我”
在今天的大众消费社会，自我是和风格联系在一起的。“风格”不是贵族情结，“风格”是以个性的方式选择生活。它不一定和奢华联系在一起，但一定是某种流行的“符号”。它应该算是消费文化下的都市情感、校园情调。
青年群体的“风格”，在文化研究中，是在和父辈文化的比较中被区分的，并且是指一种亚文化风格。风格的感觉，是特指一种亚文化体验。文化研究非常关注青年亚文化中“被编码的体验是怎样在各种不同场所中得以成形的”。[9]106
例如现今男生、女生爱去咖啡屋、茶社、日本料理店、韩餐馆、酒吧；爱去包括像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快餐店等新型饮食休闲处；女生们还爱去大学校园附近的小时装铺、小精品屋、小饰品店等。“这些场所各自将其独特的结构、规则与意义、价值体系强加在亚文化的体验之中”。[9]106它们既是符号的，又是情调的；自我的，又是互动的。这类亚文化风格就是这个时代青年人情感生活不可缺少的地方。
亚文化风格中既有休闲小时尚的热爱者，又有超级球迷式的表达。一位来自湖北的女生说：“每个周末，我都会想去香港城（商业区店名）的‘淘淘巷’或莱迪广场，去看那些有趣的饰品、衣裳，我其实什么都不缺。看上去十分不理性，但每一次去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另一位来自南方省城的硕士研究生，声称自己是英国利物浦队的超级粉丝。他说“我喜欢收藏该球队队员的球衫，并不是为了穿。那球衣平时不能穿，闷得很，一点不实用。只是在看国际性球赛时，我偶尔穿一下。我会不停地买它、收藏它。一件都要500～600元。我不仅自己买，还给我的女朋友买，给我老爸买。这让我经济上压力很大、很苦恼，但我没有办法摆脱，就像拥有着某种宗教信仰一样追求着。”
“风格”可以有多种状态：第一种风格是随意的。模仿一下大多数同学如何穿，在群体中不太突出。第二种风格是浪漫的。风格的表达，不完全是一个价格概念、也不是一个实用的概念，只是种情调。20元买一对耳环，花2元钱买一个挂着一串韩星像的手机链，50元的夸张的休闲裤，用很少的钱就能把自己修饰得独特又有品位。第三种是张扬个性的。比如男生用剃光头来表示自己的不同一般，有意制造一下自嘲式的场景。穿某一大牌的球鞋与球衣、休闲装，表达自己品位与实力。
当然在大多数情境中，即使是风格的追求也会是现实的理性的。一位女硕士说：“我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名牌商标去浪费血汗钱。‘喜欢’才会考虑。不会做一味追求名牌的‘败家女’，买单的惟一标准就是‘喜欢’。要符合自己的品位，体现自己的风格，最好不会跟别人‘撞衫’。追求时尚与新鲜的事物不一定具有什么现实的价值，似乎还有点儿‘喜新厌旧’，但却能给我们带来时时不同的新鲜感觉与美好心情。手机可以更换外壳，MP3、随身听可以变换背景的颜色，家具可以自由组合，发式可以随着心情变换，这一切就是注重个人感受的时尚宣言”。
雷蒙·威廉斯认为：“一个文化的情感结构就是该文化对自己拥有的连续性和深刻性所具备的那种直接而精微的感觉。”[8]444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穿”的风格，常常来自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与生活态度。
亚文化风格研究的另一个触角是关注阶级的差异，即权力与抵抗。学者威尔莫特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全然没有阶级属性的青年文化，是不成熟的，是没有意义的”。他观察到，“适宜年轻人的休闲风格，通过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分裂，发生曲折的变化。”[9]98
在分层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家庭背景的阶级与文化符号的再生产。如大学校园中的准“汽车族”景象。父母会在开学、学期中间、假期接送他们的孩子离校或到校，这些车可能是私家车，也可能是掌管权力的父母单位的公车。亚文化风格会以不同编码的方式回应着同一年龄群体阶层化的生活。来自富裕家庭的校园男生，他们若喜好体育运动，便会有更多的“发烧友”行头。凡不是国际品牌的衣服和鞋子，他们决不会穿，并会花千余元赶往某城市去看国际比赛。来自农村的同学大都不会“发烧”或没有条件“发烧”，只能通过自己或同学的电脑观看比赛，他们有时会被嘲笑为假球迷。那些穿着耐克、阿迪达斯、皮尔卡丹品牌的同学，和那些在廉价商场买来的球衣球鞋的同学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以不同身体“符号”在校园交往中传递，这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现实。
当然，在开放时代的中国大学校园，这些无形的符号互动，通常也包含着善意沟通与理解。大学校园提供了来自多阶层的、城乡青年的彼此接触、了解、交流的场域。大家都接受社会现实，即认可别人的现实与自己的现实。穿着几百元时尚球衫的城市青年和穿十元钱文化衫的同学一块打球，彼此照样可以很快乐。尊重与不刺激他人，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是如今校园中可见的平等与宽容。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亚文化态度，即对时下的城市或校园的消费文化符码的漠视、回避、甚至于抵触，拒绝城市或中产的符码；并把回避、淡然的态度，看得很正常。它来自多种情形：一种认为是自己的家庭虽不是社会上层，但绝不是下层。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不算匮乏”，用不着去羡慕那些显摆名牌的同学。另一种淡漠的态度是缘由自信与能力。他们的参照系是自己在乡村的中学同学，及现在的同班同学。他们会感叹自己人生轨迹的转换，不敏感城市富裕同学的穿着与用品。也有些同学会认为自己经济上是社会下层，但“精神上是中层”。第三种态度是怨恨，即反感来自城市、城镇的那些条件优越的同学。他们往往来自农村贫困家庭，自尊与自卑的情结的交织在一起，并转化为焦虑、忧郁、不安全感。这种情绪在他们思考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前景时会更为强烈不安。这种态度让我们看到城乡间“贫困的亚文化”与“富裕的亚文化”是一个巨大存在。
对消费文化的“接受”，带来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自我”转变，这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笔者想强调的是，这种“自我”转变是在一个新的经济、文化空间之中进行的。“自我”的转变，不仅是一个接受“流行”符号的过程，而且是在被“压缩”的，空前开放化的文化空间中去感受、识别、体验的过程。“自我”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包含了一个开放社会的民主因素，即社会下层有可能获得向上流动，学习中产阶级风格的文化经验，还包含着新的符号学习过程，也包含着布迪厄所说的被“区隔”的经验过程。分层中的差异“构成了同一社会形构的不同层面。[9]106
这些经验依次变成了个体的分层认同，建构着现实与期待中的“自我”。这种自我，有消费时代的浪漫元素与分层社会分化中的现实感。
三、记录经验后的思考
消费文化的发展对当代青年大学生“自我”的建构来说，具有特定的意义，它意味着走向新的生活世界的梦想。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前辈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物质需要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有了改变，而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最终还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3]1鲍德里亚认为：“决定性的人性革命已经将悲壮的生产时代与欣慰的消费时代分离开来，人及其欲望的正当性获得了重建。”[10]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的转变带来了自我成长的丰富性，当代大学生是社会变革中拥有新梦想的一代。
从上述的经验描述来看，“自我”的转变，包含着个体从以前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形象”中分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更丰富、更多元的个体存在，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自我危机”，或者叫做“青年危机”。它包括社会身份危机与文化价值的危机。
“社会身份危机”是指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就业”的压力和怕被“边缘化”的压力，实质是社会分层中的身份危机。尽管中国已呈现出某种“消费社会”的特征，商品日益过剩，媒体信息空前扩张，呈现了某种日常生活美学化、文化化趋向。但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巨大分化，通向“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的就业之路，依然是狭窄的、稀缺的，进而是困难的。大学毕业生们随时面临“不是向上，而是向下”选择的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城市生活的理想、意义、奋斗的话语背后，还充满着权力与权威的结构性编码。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体制内职业与体制外职业的巨大差别，加上制度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的存在，成为青年人向上流动的结构性屏障。于是，出现了漂浮于城市间的大学生“蚁族”群；出现了中国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千军万马考公务员，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情景；出现了“文化资本”面对“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时的单薄与脆弱。曾经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实际反映了毕业后的大学生怕“被边缘化”、怕“被底层化”的挣扎。
“文化价值的危机”是指当代大学生在价值层面上的无所归依，大学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分化及个人奋斗中找不到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全球化进程解构了原先文化的整体性，带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社会转型与经济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空洞与无序。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生活越来越物质化，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碎片化、粗鄙化。更深刻地说，消费文化繁荣也使文化变成了娱乐，变成了商品符号的价值。年轻的大学生在快速社会转型、社会分化面前没有足够的内在信仰与价值力量去抵挡分化世界的压力与痛苦。他们不相信理想主义，也找不到理想主义的力量，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很独特的一代。同时，中国1.4亿独生子女是在没有哥哥姐姐的情形下长大，他们在大学校园中遇到了人际关系紧张、情感脆弱，难以与他人相处，更易于焦虑、抑郁。尤其是一些不满20岁的同学，其内心已经变得“少年老成”。一个90后同学在被访谈时说，“同学之间都是利益关系。考好的分数才是现实的。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太虚假了。我没有理想。如要是有，就是考好的分数，去拿奖学金。”
由于商业模式的扩张，身体、美丽、性也就可能被转换成种种可消费的东西，“明星式偶像取代了生产式英雄”，“空洞”“无聊”“低俗”的快乐，也是快乐的内容。如2009年的大学校园网及其他网络上出现“信春哥、信曾哥、不挂课”的恶搞。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更为恶劣的校园事件和社会事件，来佐证当代大学生中的相当数量的人精神世界的“坍塌”。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成人世界的信仰问题、信任问题、腐败问题，也加剧青年价值世界的文化危机感。当下青年大学生的在线生活与现实生活中的“碎片”“零散”“片断”等感受，实际上代表了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更加开放型、复杂化、多样化的新的生存阶段。
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基本点就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不连续性、不连贯性。基于这个事实，戴安娜·克兰认为“主流社会学理论还没有适应新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所强调的是文化的那些内在矛盾的、非连贯性的侧面”。[6]4所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发展了帕森斯式的文化整合，而是拓展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在多元性、差异性、不连续性视角下的文化建构。
随着中国式的消费时代到来，温饱需求已不再是人们主要的满足。体面生活条件、自我发展的要求，正在发展为城乡公民、年轻一代主要的社会需求。吉登斯把这种需求叫做“生活方式政治”。中国正在出现类似于吉登斯说的这种“生活方式政治”的挑战。构建“帮助所有公民获得自身发展”的制度关怀，已经越来越重要。同时，消费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给个体人格成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个体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出现某种“文化的负压”[2]325，如孤独、焦虑、失败感。文化建设应关注这种经历了丰富性、多样性后的成长问题。
“文化接受”研究在特点上“更类似于在一种人类学的整体论意义上的研究”。“接受”被视为与群体生活方式复杂地相互交织。[6]213“文化接受”研究不仅仅把消费行为、消费文化当成一种客观的经验事实，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这种建构不只是针对主流价值观而言，可以也用在看上去是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行为方式、态度、认知的接受与建构上。这就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考之路：适应消费时代社会与文化多元发展的要求，引导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帮助他们学会驾驭人格的自我完善，学会应付复杂生存环境中的自我选择，这是文化社会学的新课题，也是文化建设的新课题。
收稿日期：20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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