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驱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特征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运行中始终进行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调整，并且在调整过程中寻求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当经济供给形成瓶颈的时候，需求将向供给方面调整，形成卖方市场；当经济供给过剩的时候，供给将向需求方向调整，形成买方市场。非均衡学派（Benassy，1986）认为， 供给或者需求中的短边因素决定经济的最终均衡状态，调节供给和需求均衡的主要工具是产品价格、名义工资、利率和汇率等，并且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将起到一定作用。如果经济当中不存在名义调整障碍，市场最终一定要在短边状态出清。这时经济的均衡状态可能偏离自然率水平，因此可能不是长期稳定均衡。当经济的短边出现转变时，经济的短期均衡将出现移动，体现为经济周期阶段性的变更和交叠。
由于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名义粘性或者实际粘性，因此上述经济的调整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中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为此，人们针对不同的经济特征来回顾和反思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当中决定经济增长的需求一供给理论。以前的主经济增长模型（Barro，1989）主要依据萨伊定律，强调收入增长的供给决定理论。 在这些模型中，虽然关于技术进步、规模收益和累积水平的假设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多数模型都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在长期过程中经济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经济能够达到长期均衡状态一自然率水平。在这样的均衡分析框架下，经济当中的累积需求无法起到决定产出均衡的作用。与投资直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相比，一些新凯恩斯模型（Mankiw和Romer，1991 ）则基本上遵循着有效需求决定产出的原则，因此在凯恩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效需求驱动过程，通过资本使用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化，使得经济当中的自发累积支出，特别是消费支出最终决定收入增长。
上面给出了三种需求和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即非均衡学派的短边决定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决定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理论），那么在我国现实经济当中究竟哪种起到主要作用？判断经济运行当中供给和需求的主导地位，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是重点实行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消费需求同实际产出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试图判断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当中需求因素的影响作用是否显著。如果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当中的有效需求，驱动迹象明显，那么需要在今后一个阶段继续实行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这是促使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基本政策导向。
我们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社会的累积消费需求，图1 表示从1992年1季度开始到2000年3季度我国名义GDP 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经过季度调整，单位：亿元）的变化轨迹。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消费需求的波动性明显低于整个GDP的波动程序。图2表示实际DGP 和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从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社会消费需求同实际DGP增长基本同步， 并且都出现了平稳拖长的现象，这是目前我国经济波动的典型特征。
图1名义GDP和社会消费品总额
图2实际GDP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
我们将在总量、增量（变化率）和波动成分上，分别判断消费需求与实际GDP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且对于不同经济周期阶段， 检验消费需求对于实际产出可能存在的非对称性影响，为判断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序的有效需求不足提供统计证据，并且刺激和扩张有效需求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第二节主要介绍检验有效需求影响作用的计量模型，并且给出具体的检验结果。第三节讨论检验结果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
二、经济计量模型和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变量Y[,t]表示季度实际GDP的水平值，GY[,t]表示它的季度同比增长率，CY[,t]和CGY[,t] 分别表示水平变量和增长率变量当中的波动成分；变量C[,t]表示季度全社会消费品总额，GC[,t]表示增长率， CC[,t]和CGC[,t]分别表示增长率和波动成分。 这里的波动成分是原数据序列当中脱去H-P滤波成分的剩余部分，表示与趋势水平的偏离， 这相当于将H-P滤波当作变量当中的周期成分。
1.实际产出和累积消费的双变量模型
判断双变量之间的Granger影响（Granger，1969），需要先估计二元VAR模型，然后在简化式方程中检验滞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Mills，1999）。例如，实际GDP和累积消费VAR模型的简化式为：
利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对变量的水平值、变化率和其中的波动成分分别进行上述检验，可以得到表1的检验结果（选择滞后阶烽为P ＝4，即允许一年期的Granger影响期间，模型方程略。）
注：*表示在5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1的检验结果同事实基本相符。我们曾经检验过其他需求成分， 例如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需求和以净出口为代表的国外需求，它们与实际GDP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均没有消费需求这样显著。从表1当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变量水平值之间、变化率之间， 还是波动成分之间，消费需求均对实际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当中，消费需求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具有解释和推断实际GDP行为的能力，它对GDP水平值、增长率和波动成分具有一定的因果影响。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实际GDP 和波动成分对消费需求具有水平值上的显著反向Granger影响，这是一种变量之间的反馈作用， 具有重要的经济启示。
2.实际产出与累积消费之间影响的非对称性
由于在所分析的样本区间当中出现了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刘金全和范剑青，2001年），从图1至图2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从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无论是GDP还是消费需求的增长率， 均出现了平稳趋势，为此我们将所考虑的样本区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2年1季度至1995年4季度，这个阶段对应着经济的波动期；第二阶段为1996年1季度至2000年3季度，这个期间对应着经济的收缩期。我们分别在这两个阶段当中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消费需求是否具有与经济周期阶段性相关的非对称性。由于划分区间以后样本容量较小，变量的滞后阶数取为P＝2。
上述检验结果当中一些变量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 随着经济周期阶段性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它的显著特点是，在经济收缩阶段，累积消费的水平值、增长率和波动成分，均对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当中消费需求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其原因是目前出现了有效需求的“短边”，消费需求对于实际GDP的约束更强。 经济波动期间和经济收缩期间消费需求作用的不同，表明了经济当中供给和需求和均衡的调整过程不是对称的，因此反周期调控和顺周期调控应该采用不同的经济政策方式。
三、经济增长有效需求驱动的特征和政策启示
在上面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当中， 我们得到了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从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在整体上存在消费需求驱动现象，尤其是在水平值上出现了消费—产出的双向Granger影响； 二是在目前经济增长的平缓期间，累积消费的Granger影响更为显著。 这些统计结论表明，我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序的有效需求不足，否则消费需求作用不会出现非对称变化。因此，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政策将是目前反周期宏观政策调控的基本方向。我国经济增长目前正处于一种高位平稳状态，曾经被誉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需求、国外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作用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经济波动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已经降低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驱动作用。与此不同，由于累积需求已经成为决定经济均衡的“短边”因素，这使得累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变得明显起来。这种现象不仅是转型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经过程。
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经济的“刹车容易，启动难”（刘树成，2000年）。这种现象同我国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密切相关。在经济扩张阶段，往往是累积供给占据总量的“短边”位置，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主要驱动作用，这时实行供给管理更为有效。当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以后，“刹车”的着力点主要是投资需求、货币供给和价格管理等名义经济变量，这时较高的价格、利率和汇率等名义因素，有利于经济政策向实际经济传导，因此经济政策对实际经济影响效果比较明显；在经济收缩阶段，如果出现了一定程序的有效需求不足，在轻度通货紧缩的情形下，选取名义经济变量作为政策工具，由于经济两分程序加剧，其作用效果将十分有限。这时启动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刺激消费需求，但对于累积消费需求的调整将是十分艰难的。这是因为累积消费总量本身就具有显著的平稳性（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经济个体储蓄当中显著的预防储蓄动机，借贷消费当中资本市场中的流动性约束等），因此不得不调整累积消费总量是经济收缩阶段“启动”难的主要原因。
累积消费需求的“启动”难，意味着累积消费需求的“刹车”也难。这是我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也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具有相当稳定程序的主要原因， 并由此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从90年代后半期以后出现了一种高位长尾现象（刘金全，1999年）。消费需求对于实际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说明刺激消费需求对于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是有效的；实际GDP对于消费需求具有反馈作用， 这说明现阶段GDP产出中占主要地位的仍然国内市场产品和服务需求， 这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明确了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占主要成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可以坚定实行需求管理的政策方向和决心。但是需要注意到，实现累积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有效驱动，并不是简单依靠“假日经济”或者“寻求某种新的消费增长点”等简单措施能够解决的。政策操作上应该明确注重两点，一是必须增加经济个体的可支配收入，正确调整社会财富流向，降低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这是刺激消费需求的“开源”之举；二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节优化产业结构，对消费品和服务品的产量和质量同时调整，使得有限的社会财富消费更有效率。只有经济个体消费受到效率产生的“节流”诱惑，才能没有顾虑地进行消费安排，从而扩大经济的有效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将“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即利用需求管理政策调控短期经济波动，利用供给管理政策兼顾长期经济增长。可以预见，本世纪初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能够极大地丰富宏观经济的需求—供给理论，并且对其进行有效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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