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的开拓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开拓者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恰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除了时间上的巧合外，更有不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最后20年里，由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取得了辉煌胜利：我国不仅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而且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再上溯到20世纪初叶由孙中山开创的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和1949年10月由毛泽东开创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那便不难看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经历过历时百余年的三次历史性跨越之后，如今确实迈入了加快推进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崭新世纪。
中华民族自从被1840年鸦片战争从闭关锁国的沉睡中惊醒，160年来一直处在争取民族复兴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谓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全世界各个地域的农耕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着工业文明转型，各个古代民族向着现代民族转变，各个传统国家的专制制度被现代民主制度取代，各个古老民族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和成熟这样一个深刻、广泛的变革过程。在中华民族这长达160年的曲折们奋斗中，有一半时间即整整80年，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若问，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史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在哪里？历史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开拓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胜利坦途。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其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由各民族共同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缔造多民族共有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以实现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独立，对内推翻阶级压迫以实现国内各民族间的政治平等；在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通过全国各民族的亲密团结和相互支援，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缩小和消除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8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振兴，或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或埋头工作，无私奉献，用无数的鲜血和汗水铺就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开拓这条独特而成功的民族发展道路的伟业，是通过完成以下的重大历史课题而实现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主要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相区别的基本特点和特殊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古代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对于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的转变，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一些古代民族消失了，一些新的古代民族又产生并发展起来；一些古代民族在发展变迁中融合成为一个更大的古代民族，一些古代民族则分化出若干个部分，分别与不同的几个古代民族相融合或各自发展为新的古代民族；一些现代民族直接在某个古代民族基础上发展起来，一些现代民族则在近代通过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人口而形成。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民族发展史。
在古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无疑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社会历史范畴。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国家的强制力量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古代民族活动的共同地域保持相对稳定，因而维护了古代民族形成所需要的这一基本要素。但是，对古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基本要素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扩大时，一个民族在其形成早期所必需的共同地域的界线，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其扩大的共同经济生活的范围突破。一个民族越是发展、进步，其共同经济生活的跨地域性就越强，与其他民族所依赖的共同经济生活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程度就越深，进而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域的、多个民族都离不开的共同的经济生存环境。这种若干个民族共同的经济生存环境，便是多民族国家合理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欧、北美地区主要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在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和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
西方的几个主要的现代民族，其形成、发展，直至组成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基本上是同这些民族所居住地域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一致的；而在中国，早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波及之前两千余年，活动在亚欧大陆东部这一共同的大生存环境内的各个古代民族，就已经组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了高度成熟的封建国家制度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西方各主要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无疑是整合过众多的古代民族集合体，但这些民族一经形成，那些曾被整合的古代民族集合体便终止了各自作为民族的发展进程，而消失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之中；中华民族则是一个整合或聚合了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古代民族集合体的多元一体的社会共同体，整合在中华民族整体内的各个古代民族集合体并未因此而完全终止各自作为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华民族整体内的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与上述特点相适应，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的传统的中华文化具有“天容万物，海纳百川”般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它一方面积极自觉地从各种外来文化或外域文化中吸收营养以发展完善自身，一方面又容纳各种反映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民族的独特民族意识的地方性文化，以相对独立的形态在整个中华文化圈内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相比之下，在西方主要现代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过文化整合作用的基督教文化，在包容性和兼容性上则未曾达到过如中华文化那样的程度。
在西方各主要国家，被整合到几个近代民族中去的各种民族成分，其经济形态早在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兴起之前，已被处于工厂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浸染；而在中国，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出现前夜，整个中华民族中仅有极个别民族的经济形态中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多数民族的经济则处于更加落后的发展阶段。
西方各主要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兴起，是几个古老的殖民大帝国分崩离析的结果，以“民族独立”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往往表现为“民族分立”。而中国，在漫长的古代，也曾有过分疆裂土的割据和战争，但都是中华民族整体内的各个民族、或某一民族内的不同集团，为争夺中央政权或富庶地区的控制权而导致的结果，争夺的双方均不以自外于中华民族为其最终目的，因而也就谈不上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分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境内所出现过的形形色色打着“民族独立”旗号的分裂闹剧，都是帝国主义势力为瓜分、肢解中国而蓄意制造、策动和支持的，而决不是任何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自觉追求。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对民族独立的理解和追求，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分离成几个甚至是56个“独立”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始终是“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始终是民族团结，始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造了经过新式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而不是以资本主义为前途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来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国内各民族的民族平等的独特途径
自从鸦片战争的炮声迫使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以来，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历史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精英阶层提供的抉择时间也恰好是整整80年！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走势：最初是本能地、消极地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抵制和排斥；不久，在抵制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失败之后，便是在被迫认同现代化趋势的前提下，对中华民族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现实途径的艰难摸索。这是古老中华民族的近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80年间，求进步的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苦苦搜寻着可能挽救民族危亡的理论武器和政治方案。康有为、梁启超找来了英国—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孙中山则找来了美国—法国式的“民主共和”方案。康、梁仅搞了103天就失败了。孙中山却终于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关于民族革命的理想中包含着对内各民族“平等共处”、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成分，这恰恰是他高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地方。他不愧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伟人。
然而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接连碰壁的80年里，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使中国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其对立面。当时的中国正积蓄着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社会力量，为未来的新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准备着革命的动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始由自发的阶段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和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真理的光芒从此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
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根据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近现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极大区别：
首先，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的基本上是单纯的民主革命（如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当时两国的内外民族矛盾都不是革命的主题），有的是单纯的民族革命（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封建制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则是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于一体，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于一体。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提，即实现产业革命，形成和保护统一的国内市场的政治条件。而在中国，这一任务的完成却包括对外、对内两个方面。
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由于中国国内各民族都同样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因此，中华各民族的民族独立，必须是通过各民族共同参加的联合反帝的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决不能“各自为战”，各自去争取“民族自决”，谋求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为帝国主义将中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提供条件。
对内是摆脱阶级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旧中国也存在着国内的民族压迫。但中国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压迫基本上和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民族压迫更多地以阶级压迫的形式出现。马克思说过“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极其微弱，中国国内各民族人民基本上都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国内各民族解放和走向现代化的政治条件，是通过各民族共同参加的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封建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各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在政治上的一律平等。
总之，对外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平等，这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最低政治条件，就是中国式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从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的时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这个任务。
第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历经80年的挫折和失败后，转而逐步走向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个人同样是紧跟时代潮流的，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积极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也是他超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之处。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例之一，是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他精辟地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官僚资产阶级一般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固有的动摇性，始终只能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也不可能去依靠和发动农民这一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80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一次次试图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而又一次次宣告失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民族资产阶级便永远失去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资格。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的彻底胜利，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最低政治条件，只有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奋斗目标后，才能最后得到实现。这是时代赋予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色。
第三，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还在于它不是以资本主义为前途，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扫净阻碍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封建桎梏，使相关国家的居民由传统农业民族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完成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跨越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尽管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却不以仅仅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障碍为终点。正如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所说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第一步”也好，“序幕”也好，都是说明一点：中国共产党不会将中华民族解放的标准、国内各民族实现政治平等的标准仅仅定位在资本主义的入口，而是将这一标准定位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上。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大国。在那些国家里，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足够的时间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积聚自己的力量。革命不过是为新的剥削制度打扫政治舞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前，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极其微弱，国内多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未曾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如何才能在革命胜利后，既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因两极分化而导致的新的阶级对立和巨大社会震荡呢？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使国内各民族能够在“消灭阶级”这一层次上实现最彻底的政治平等，使国内各民族为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能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顺利进行。
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跨越，完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和领导了新型的中国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有机地连接在一起，铺平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创造并不断完善了新型的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讲话所说：“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因为这个大胜利，历经五千年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共同拓展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精神。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又同仇敌忾、生死相依，共同抗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共同缔造了各民族共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由古代民族向现代民族的跨越。江泽民同志指出：“把我国各民族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而又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三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休戚与共关系。”
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产物，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政治资源。在多民族国家里，国家权力对于全国范围内各种资源和价值的分配，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影响力。如果强行地将国家权力集中在人数较多或发展程度较高的某一个民族手中，那么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而如果强行地将统一的国家权力按照各个民族的人数和居住分布状况加以分割，就会削弱国家权力，破坏了这一政治资源，势必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各民族的灾难。只有使国内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国家权力这一政治资源，并在共同分享国家权力的现实过程中感受到多民族国家的确是由国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和拥有的，各民族间才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我们通常说的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指的就是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历史长短，不分发展程度高低，在分享共同拥有的国家权力资源方面一律平等。
那么，新中国将采取何种国家体制形式，才既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能切实保障各民族平等地分享国家权力，既能在总体上体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地位，又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的自主权呢？这个问题是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能否巩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确曾有过这样的悲剧：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几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团结并肩抗击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浴血战斗，却在赢得独立后不久、甚至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建设以后，终因没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既能够保证多民族国家统一，又能够使各民族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实现共同繁荣的国家体制形式，无法协调国内各民族的利益关系，使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最后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呢？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那时，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实际的研究，而只是从一般的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认识出发，直接将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解和表述接受了过来，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
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当这一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被确认为全党的领袖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党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民族状况的特点出发，抛弃了联邦制的口号，形成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党便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使这一卓越思想在未来新中国的国家体制雏型中得到体现，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第17条关于“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的规定；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实践，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国家体制的理论，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家体制包括国体和政体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国体指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即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形式来行使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就是通过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来消除民族之间的压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解放。正如毛泽东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所指出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里，中华各民族的优秀儿女把对本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孜孜追求融入到体现了各民族共同愿望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例如著名的新疆“三区革命”的杰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他们不仅领导了在新疆爆发的这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且成功地克服了将这一革命运动引向民族分裂的歧途的消极因素，在新疆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最后在参加缔造各民族共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奔走中以身殉职。他们不愧为维吾尔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习惯看法，即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了国内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这种看法的本意无疑是好的，但在理论上却是一种善意的误解。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体制的理论观点来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现全体人民（包括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当家作主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的标志，也就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国内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是新中国的国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仅仅实现国内某一个人数较多或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的“当家作主”，而将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摒弃在外的任何政治主张或政治设计，都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风马牛不相及的，都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新中国的国家体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政体的内容。
新中国国体的性质体现在新中国独特的政体形式中。新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主次分明而又不可分割的制度体系。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体的核心，它体现了国家的性质，规定和保障了全体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政党关系上的体现，是规范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关系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特殊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体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孤立的，而是国家政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和其它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人民政府，它们既是享有自治权的自治机关，又是隶属于全国人大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享有地方人大和政府职权的地方国家机关。在各级民族自治地方，也有隶属于全国政协的各级地方政协。在我国的政权形式的结构上，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中央国家权力机关是一致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时也是地方国家机关）享有较大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不仅享有和非民族自治地方同样的选举代表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而且各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比例要高于该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政体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各民族均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法律权利，但由于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地域特征，加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客观上制约了其民主权利的平等享有和充分实现，因此必须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主制度，向少数民族提供能够保障其与汉族平等发展、共同繁荣的特殊权利，才能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真正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下，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既不是联邦体制下的“民族共和国”，更不是西方殖民体系中的“自治领”，而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受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一新型的国家体制以现代的国家组织形式继承了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巩固了中国各族人民百余年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结成的亲密团结、休戚与共关系，奠定了中华各民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确立了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初步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物质经济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如何在中国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启示，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这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失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
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对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定位，作出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克服一切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为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它所概括的，正是东方的中华民族在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西方的条件是资本主义）下实现现代化、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确立了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各族人民将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科技革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国内不同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繁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说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逻辑。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复兴的奋斗史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复兴的奋斗史中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将高举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阔步前进，用社会主义来振兴中华民族，用中华民族的振兴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古老的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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