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干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述评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时期论文,干部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干部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党领导的延安各类干部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学校之所以能为中国革命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秀干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重视、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教育学员，坚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鉴往知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开创新时期各类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加速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成立。由十年内战到对日作战，由国共分裂到国共第二次合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党和军队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工作性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与之相伴，对干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要从事党政工作和军事工作外，还要求掌握经济管理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在新的形势面前，老干部有一个大力提高的问题，而大批新干部则有一个进行培训和教育的问题。
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人们对它的幻想逐渐破灭。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从抗战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抗日救国本领，报效祖国的地方在解放区。于是，他们冲破各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有革命的愿望和抗日的热情，但他们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的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且他们的思想状况各式各样，较为复杂。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基于上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把干部教育工作作为重点，把创设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六中全会后不久，党中央即成立了由张闻天、李维汉分任正、 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 党中央又先后颁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2〕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 并不是一般地改进干部教育的措施，而是标志着党的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跃，因此具有革命的意义。
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就先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军事学院、行政学院等十多所高等干部学校。此外，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办了许多培训班。
为了使干部教育第一落到实处，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各校的情况、特点，从理论上规范了一系列具体的办学方针和培养任务。1937年1 月拟订的《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就明确规定，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材为宗旨。”毛泽东为该校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3 〕陕北公学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4〕据此，陕公确定的教育方针是：“第一， 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5〕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党中央为其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6〕1941年9月创办的延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在它的暂行方案中也规定：“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干部为目的。”〔7 〕尽管各校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任务有所区别，但它们却反映了党在那个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首先，是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其次，是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特征；第三，是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民族革命干部为目的。
可见，在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作出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的决策，把培养和造就大批干部提到党的重要日程，是具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的。
二
为了实现党中央、毛泽东规定的培养目标，延安各干部学校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把这项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并逐渐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以全面提高干部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首先，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早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就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管干部教育事宜。194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各干部学校由中央有关部门归口管理，以加强对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在党的指导下，各校普遍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并逐层落实、规范各项工作。如抗大除设立政治部全面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坚持“把支部建在连队”，“学习组织按连队编制，各队都有较强的政治指导员，着重做党的政治工作”。〔8〕陕北公学按队、分队、班建立编制。 队相当于连，队指导员又是队的支部书记，具体负责党的支部和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领导上的加强和各项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保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突出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本质要求。抗大成立后，面对国共两党之间呈现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面，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学校。因此，办好抗大的首要问题，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教育他们投身实际，为工农大众服务。陕公成立后，也尤为强调要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鲁艺成立后，在其制定的《艺术公约》里规定，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此外，各院校还重视对学员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操守方面的锻炼，如强调集体主义、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提倡克已奉公，廉洁守法，不怕牺牲的精神，反对自私自利，腐化坠落，贪生怕死的行为；提倡同志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搞好团结，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作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等等。这些都使学员的政治思想品德得了较好的培养。
第三，强化政治理论课教学，充分发挥主阵地和主渠道的作用。延安时期，各干部学校结合自身实际，都规定了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任务。最初各校政治理论课几乎占全部课程的一半以上，后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的精神，政治理论课虽略为减少，但仍占总课时的20%左右，各校普遍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问题、时事政策等。当时，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一是突出马列主义理论课：二是紧紧围绕抗战主题，如许多学校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政治工作、抗战形势等课程，就足以说明之；三是比较全面和系统。除课堂教学外，各门课程还辅以小组讨论会、读书会、座谈会等，并且很被重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注重躬行实践，中央领导深入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国、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广大学员的成长，经常到各干校去讲政治军事理论课，作形势报告，并亲自做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据统计，1936年10月至1945年2月， 毛泽东到抗大、陕公、党校、鲁艺、女大等院校授课、讲话和作报告达100 余次。此外，他还经常给学校、教员、学员题词、写信，参加各种活动。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很关心各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以陕公为例，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的抗线形势和平江惨案的报告，朱德作过关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和青年修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都到陕公作过重要讲演。〔10〕在他们的亲切关怀下，这些学校普遍形成了团结向上，蓬勃进取的良好风气。
三
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不仅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注意引导广大学员面向斗争实际，通过参加实践活动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
抗战之初，由于“左”倾错误思想还没有肃清，干部学校存在着“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使学员学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忽略了对其实质的理解和如何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现实环境。造成一些干部只会死记硬背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无法在抗日战争和其他革命工作中发挥作用。
针对这些问题，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运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硬背。〔11〕因此，必须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偏向。在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延安各干部学校都依据这一精神进行了检查，把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作为办学方针，并贯彻到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中。譬如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了过去停留在学习一般理论上的状况，注意引导学员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力求做到原则化、中国化、通俗化、具体化。使学员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在教学方法上，废止了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采取了启发的、研讨的、实验的方式。在课堂上，不仅有教员的讲授，而且有质疑、辩论和解答，以加深理解，养成学员独立思考和钻研问题的习惯。经过这样的整顿与提高，各干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大为加强，良好的学风也随之形成。
延安干部学校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单体现在校内的课堂教学中，而且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当时，各校都十分注意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斗争实践改进学风，转变学员的思想。如抗大就强调“到斗争中去学习”，〔12〕组织学员深入军队，参加政治工作和反扫荡斗争，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学习军事知识，锻炼作战能力；还组织学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参加拥政爱民活动，使他们克服“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中央党校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作为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调查。他们曾到延川县禹居区三乡进行典型调查，工作半年，写出《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及人民生活》、《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等调查报告。〔13〕鲁艺也注重向实践学习，组织学员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在深入群众和现实斗争中改造思想。在此过程中，他们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讴歌解放区新生活和新生事物，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可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仅能够加深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而且还是获得工作经验，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改造世界观的有效途经。
历史证明，延安干部学校在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一批批既有革命理论，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忠于党和人民的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些科学严谨而又生动活泼的教育内容与方法的熏陶下被培养出来的。
四
抗战时期，延安各干部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还注重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通过生产劳动转变学员的思想，以此增强他们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
参加生产劳动，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一向重视。苏维埃时期就曾实行过“教育与劳动联系”的方针，并作出过实际的努力。抗战时期，延安干部学校继续遵循这一方针，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作为重要的课程，将教学内容同生产劳动密切地结合起来。这种教育从实质上纠正了传统教育的偏见，与传统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1939年5 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中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14〕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适应了抗战教育的特殊需要，又体现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方向。
为了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各校先后成立了生产劳动委员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建校劳动和生产劳动：
在建校劳动方面。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往往就是抡起镐头挖窑洞建校舍。抗大第一期学员入学后在保安自己动手建造了校舍，曾赢得群众的赞誉，特送锦匾，上书“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外国记者也惊奇地称赞“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学校。”〔15〕校址迁到延安后，第三期学员发扬前两期学员的光荣传统，不到半个月就挖出了170多个新窑洞， 解决了教室和宿舍的问题，还修出一条3000米的“抗大公路”。群众亲切地称抗大为“窑洞大学”。党中央对抗大学员劳动建校的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特赠给“伟大事业”的横匾。陕公创建之初的口号是“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解决栖身之所挖窑洞”。〔16〕此外， 他们还参加筑路、 修操场、 盖礼堂等劳动。 1938年夏秋，师生动手建起一个能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这个礼堂以后交给党中央使用，人们称之为“中央大礼堂”。
在生产劳动方面。各校组织学员向荒山进军，开荒种地。1939年抗大学员共开垦荒地17000多亩，生产粮食100多万斤，办起了“抗大农庄”。毛泽东在给抗大政治部出版的《在生产战线上的抗大》特辑中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17〕陕公师生也把开荒种菜、打柴烧炭等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他们在距校大约70 里的地方， 开荒2100多亩，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做群众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1943年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提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18〕延安各干校的广大师生积极响应，他们不仅最大限度地节衣缩食，而且还以最大的努力投入生产劳动。同时，在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如抗大学员在劳动时，必须带上书、枪和小镐这三样东西。开一会儿荒，上一会儿课，边劳动，边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用自己制作的工具，开荒7000多亩，养猪1000多头。他们还磨豆腐、榨油、作酱，开展群众性的纺纱织布等手工业生产。经过半年的努力，生产自给率达到58%以上。
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对于保证干部学校培养抗战所需的革命干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延安干部学校的实践表明，生产劳动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改善物质条件或缓解经济困难，而在于通过这种实践引导学员改变了轻视工农、轻视劳动的思想，磨炼了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生产劳动改造了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改造了人。
总而言之，“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19〕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正是按照这一基本精神，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正确地吸收这一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自觉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为造就新一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人才而不断努力。
注释：
〔1〕〔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568页。
〔2〕〔9〕〔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2、20页。
〔3〕《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第36页。
〔4〕〔5〕〔6〕〔10〕〔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400、440、399、411页。
〔7〕《解放日报》1944年5月31日。
〔8〕刘星华：《对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一些体会》， 《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12〕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 页。
〔13〕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15〕〔17 〕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1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