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批评：文学史学新建构——评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兼及其两部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学论文,文学史论文,两部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王钟陵教授的三部专著在学术界连续产生轰动效应，标志着文学史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史学这一门崭新的学科以及一系列不曾为人研究过的课题，王钟陵先生以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完成了，并已充分达到这一学科建设的科学水准，这从《文学史新方法论》一书的理论体系、逻辑架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内在联系和深入阐述上，便可一目了然。《新方法论》一书所体现的“新”字，内容十分丰富，极大地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此书是文学史理论思维的科学化、哲学化的产物，是文学史编写经验的总结和凝定。
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开创期、成型期、更替期、突破期，突破期是从1988年王钟陵先生出版《中国中古诗歌史》开始的。作为有远见卓识能开拓新路的文学史家，王钟陵先生在更新文学史研究方法与建构新的批评模式方面的开创之功，将同他的三部著作一起载入学术研究的史册。
王钟陵教授创立的自成一家的文化—心理批评模式是继西方形形式式批评模式之后又一新的批评模式，并具有后来居上的态势；而且它还因其开放性、包融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而对文艺学、历史学、美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新批评模式的覆盖面将日益扩大，在世界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将能触摸到中国文学史新潮之波的涌动。
关键词 文化—心理批评 文学史学 建构 新方法论
历史虽然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妙龄少女，但不论其沉埋多少世纪，却仍可永葆其美好青春。远古尘封的洪荒往事，一旦被生活所发现、为精神所贯通，便会伴着生命的节拍恢复其原初的活泼面貌而进入当代社会。反之，即使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近写出的作品，如果没有什么思想联系，也与当代历史或文学史无缘。王钟陵教授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以下简称《诗歌史》）和《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为我们展示出的是与前此所有文学史不同的全新面貌。读他的《研究》，仿佛置身于远古的历史隧道，看到的是文明之火是怎样照亮我们民族前进的历史途程，挺进，跌倒，从血泊中爬起，迂回，在弯曲而又崎岖的路径上前仆后继；看到了这漫长历史途程中，民族的时空感受、审美、形象思维和符号—逻辑思维的渐次生成。读他的《诗歌史》，仿佛听到了陶渊明及其前后一大批诗人的低吟长啸，仿佛嗅到了他们品尝水酒时的凛冽与醇香。这不是冷静的审视，而是贴近、对话、参与并和他们一起体验生命的律动，经历成功、失败以及情感的快乐与忧伤。两书作者不仅自己做古人的“知音”，而且让读者也了解做这种“知音”的途径，为此他又写出了《文学史新方法论》（以下简称《新方法论》）。这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文学史研究中的大的突破
站在跨入21世纪的大门槛上，古代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对此，学术界不免感到焦急与困惑。人们在思考，在论争，前一个时期关于“新方法问题”、“宏观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讨论，就是学术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所做出的回应。王钟陵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迫切而深沉，但也却不“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以丰硕的成果对此做出响亮回答，连续产生轰动效应。
王著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乃在于他每部著作均有新的思维、新的侧重、新的视角、新的内容与相互联系、始终一贯的全新的研究方法，最终形成自成一家的文化—心理批评模式，实现了他最先出版《诗歌史》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我们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
王钟陵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之所以把“大的突破”当成阶段性目标，当作自己奋力完成的迫切任务，在于他把文学史的更新当作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对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五四”以来，特别是近40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截至目前为止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仅仅处于前科学的状态之中。说这句话对于我们是痛苦的，然而未来的历史会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①对此，作者提出改进文学研究工作的四种主要方法，六年以后在《新方法论》中则将之明确作为“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而提出，即：史的研究就是理论创造；整体性的三个层次；建立一个科学的逻辑结构；从民族文化—心理动态的建构上把握文学史进程。
人们早已习惯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近几十年又习惯于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气氛中生活，王钟陵提出“理论创造”，这本身就是很有勇气、很有胆识的一句口号、一个突破。无怪当时有人对此感到惊世骇俗了。其实“理论创造”这一原则的提出，既符合文学史研究现状，又与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相关。试想，更新文学史研究而没有一套相关的理论，还有什么突破之可言？王钟陵的理论创造以及他更新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从历史和文学史研究中最普通的历史哲学，即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是如何存在的这一长期纠缠不清的命题出发的。认为“史的研究就是理论创造这一原则，其哲学基础乃在于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②“首先，历史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原初存在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书籍、文物、当今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留存着过去的足迹，保留有先民们文化艺术创造的基因与暗码。“真实的历史依赖人们对这些存留来复现，所以历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③然而，这一文学史研究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从学术界开始涉及文学史这一课题时便一直未能理清，直到不久前还延续着“文学史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问题的争论。其实，这一似浅而实深的历史哲学问题，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质量的“一个测标，即文学史著作的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到何种程度，便表明了他的著作所达到的高度及其心香之所在了。”④
当然，深刻认识历史真实性的两重存在并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这两重存在之间的关系，使史与论完美结合，既有真实的客观内容，又有研究者深刻的见解，切实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消解二元对立。王著紧紧围绕这一中心，通过史的研究与理论升华，终于建构起文学史学这一新学科系统。“一切学科都首先地通过课题化组建自己。”⑤而“一门学科只有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并且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有机联系得到深入的说明和论证时，才算是具备了理论形态，这门学科才算达到了科学水准。”⑥王钟陵三部著作，从具体到抽象，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已充分达到这一学科建设的科学水准。这从《新方法论》的理论体系、逻辑架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内在联系和深入阐述上，便可一目了然。
《新方法论》共分九章。第一章是前已提及的“更新文学史研究的四项原则”。《新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四项原则”环环紧扣与相互融汇的动态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第一章实为全书的总纲。第二章以《诗歌史》的写作实践作为“运用新逻辑学思路的例案”，说明第一章所阐述的“四项原则”已行之有效地用于文学史编写。第三章“文学史研究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对这一方式的哲学基础与内涵进行充分阐释，说明这种方式可以消除认知主体与客体的疏离与对立，以追求逼近历史真实的第一重存在。第四章“对黑格尔发展观的批判”，强调作者在文学史研究中所运用的新逻辑学思路，乃是对黑格尔发展观进行批判改造后形成的黑格尔—马克思新逻辑学。从第一章至此，正题、反题都已得到充分阐述，以下各章就此作理论体系的具体展开，实际上是一个大合题。第五章“建立历时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对历时性考察化入于共时性逻辑之展开中以及从内在结构出发而不是从历史顺序出发等项项内容，作深入论述，提出并解决了前人不曾提出而欲达文学史高境界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第六章“中国文学史原生态生长情状”，主要是对文学史原生态作共时态勾画，首次提出家族色调、乡邦文化与师友唱和三个层次的纵横缠结对文学史的多重影响。第七章“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和第八章“纷纭浑沦的文坛浮沉”，则主要论述纵向原生态运动，对当世传播、后代传世、文学史运动中偶然因素的作用、解读中的变异与新趋、文坛沉浮的内在节律等为一般文学史家所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并作出理论性阐述，使全书更为新颖、厚重、深刻。最后第九章，集中论述“文学史运动的中介和动力结构”，对一向不为所重的总集的作用，对选评、诗话、词话、小说点评等所影响的一代风气和逐渐确立的美学传统，包括文学流派、文学史概念的形成、文学解读方法之确立等诸问题，作扇面性展开，极大地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就这样，文学史学这一门崭新的学科以及一系列不曾为人研究过的课题，王钟陵以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完成了。
从外部徘徊探测到深入心灵
《新方法论》的出版，实际上是文学史理论思维的科学化、哲学化的产物，是文学史编写正反面经验的总结和凝定。
纵观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10年至1949年。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所辑，这50年间出版各类文学史约320余种，数量十分可观。最先出现的是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林著是“用纪事本末体裁，以文体为主编著而成。”多仿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黄著“虽为一部多达一百七十万言巨帙，但作者本人的论述却无几，大都为所引录之原文。”⑦以上可划为第一阶段之第一时期。第二时期以“五四”前后胡适《中国文学史》（后另撰《白话文学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为著名。胡适提出了“历史进化”、“演进”、“革命”等原则。鲁迅对小说发展演变的钩稽和深入分析，前无古人。第三时期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林庚《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和西方某些文学观念结合个人独特见解，每部文学史都有个性特色与独立的学术品格。
第二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1962年以前，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其间因“反右”的政治影响一度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作为规律来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第二时期以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主要成就，标志着文学史研究走向系统与体例的稳定。第三时期是1966年至1978年，因十年动乱的影响，文学史研究又跌入以儒法斗争为原则的深渊。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其最显著标志。
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1988年。这十年间因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呈现出空前活跃、空前求实的喜人局面。
总起来看，第一阶段是文学史研究的开创期，处于摸索、探寻阶段，然而成绩斐然。由于这一时期思想上受缚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很少，学术空气比较自由，个人的学术品格比较充分的体现在个人独立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之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既有外部研究，也有某些规律的探讨。胡适、鲁迅、郑振铎、刘大杰、林庚的成果有很高学术价值，为以后文学史的编写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阶段是成型期，研究方法整体上处于照搬苏联模式。特点是把文学史视为上层建筑，确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要求把文学史的发展变化同社会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虽也提及浪漫主义，但却以现实主义为正宗。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文学史家的思想受到禁锢，学术空气紧张，新创的集体编写方式，使学术个性受到挫伤，编写者虽想方设法把多年研究心得和真知灼见融入具体篇章文字之中，却无法改变政治运动左右并决定文学史基本观念的大局。在庸俗社会学泛滥成灾短时一统天下方面，我们走的比苏联更远。30年间没出版过真正属于个人独创的文学史（个人修改本除外）。文学史研究被迫处于困境。
第三阶段是更替期，即力图更新而又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科学院与游国恩文学史虽仍是大学文科通用教材，实际上各院校早已自编自印，各搞一套，呈现出文学史研究与编写的多元化趋势。个人独立完成的各式各类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学术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新方法、新观念的创用，基本上清除了庸俗社会学的流毒。但因缺少完整的理论框架，文学史的更新尚处于局部的、分体的试验之中，旧思路、旧模式尚未完全摆脱。
第四阶段是突破期。从1988年王钟陵出版《诗歌史》开始，新旧交替、徘徊过渡的历史阶段有了新的突破。评者认为《诗歌史》“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⑧接连出版的《研究》和《新方法论》进一步扩大并巩固已有成果，最终从理论体系上建构起文化—心理批评模式，翻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篇章。
《新方法论》中所体现的“新”字，内容十分丰富，窃以为其中有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即：深入心灵，贴近原态，讲求逻辑，自觉创新。深入心灵是改变旧有模式的核心，是具有本体论性质的根本之所在。贴近原态是进入心灵唯一可靠途径。讲求逻辑是深入心灵、贴近原态的最佳结构与最佳表述方法。而上述一切自始至终必须在自觉创新的态势之中才能完成，否则便是空上空文。
首先是深入心灵。这是王钟陵建构新方法体系的出发点与兴奋点。王著始终把文学现象当作有生命的客观事物来加以对待，其理论与学术实践都目标明确地集中于探求文学史运动的内在生命之源。历史上感人至深的作品无一不是作家用生命铸成的，有的作品就是作家生命的第二次燃亮。这种生命之歌不仅震动着当世，而且感召着后人，汇成为永不间断的文学艺术生命的河流。对待这种运动着的文学历史，是不能静止地、孤立地予以切断或根据某种政治需要而妄加评说的。生命的历史只能投之以生命之光才能使它再现辉煌。对此，前人早有深刻体会。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⑨杜甫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⑩与此相关还有“文心”（亦指“诗心”）、“赋心”、“词心”之说。刘勰还以《文心雕龙》名其理论巨著。西方学者也持同样观念。黑格尔说：“艺术作品必然是由心灵产生的。”(11)丹纳说：“天才的作品正如自然界作品，便是最细小部分也有生命。”(12)苏珊·朗格说：“真正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方式。”(13)卡西尔说：“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14)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5)在王著中，比之前人更为明确、更为执着的一个基本观念，便是把文学史当作心灵史，心态史，即从生命到生命的运动史。他最先写成的《诗歌史》，其副题是“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后来出版的《研究》，副题是“原始意识及文明发展之比较”。他还主编了《中国文人心态史》。前人和西方学者虽然十分重视文学史的心理层面，但还没有深入到民族思维的层面。王钟陵却始终在理解民族思维的基础上把握文学历史进程，这已成为他“多年来在学术上所致力的一个方向。”(16)深入民族思维的研究，对一个文学史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研究的乃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精品，分解和剖析这种结晶和精品，可以探索人类思维的过程以及文学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以便更好地昭示未来。正因为如此，王著才能把突破口集中于深入理解民族思维这一层面上来不断扩大战果。例如他把史前的艺术扣合到神话意象和意象图式上来加以理解，而不是从写实与抽象、符号原型等表层特征去把握；他从人类幼年时期逻辑思维的类比方法中分解出构成形象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中国早期对自然美的认识与这种类比心理有直接关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便是在松柏经霜而不落叶的自然属性上类比了“人”经受并战胜困苦的品格；从“庄生梦蝶”中悟出了两种生命类型之间的互化、转变为同一个人的两种生命状态；虽然前人已认识到庄子任运随化已成为魏晋玄学中的中心思想之一，但却从未认识到这一思想乃是从原始人的生命意识中生发出来并与神话思维相融通，不作这种理解，就难以认识庄子思想的开阔思域及其巨大厚度，等等。从侧重于文学史外部研究的氛围中冲决而出，直入心灵，把握思想，不仅发现许多前人不曾发现的问题，作者本身也体验了生命跃动之美：“我决心抛开对于雅丽文字的偏好，用心去谛听原生态的人类之生长节奏，以阐发一种跃动着生命向力的雄犷之野美。料理人类生命存在的多种形态，以见出造化的多样丰富和自然的博大深沉，这对于心灵无疑是一种极宝贵的滋养，一种极充实的涵茹，和一种胸怀高远的熏育。当我们把握到深宏的宇宙前进律时，心灵中就会流动着一股云外高瞩的气宇。”(17)生命—心灵—思维—生命之浑融，这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完美浑融的最高境界。
把握深入心灵的多种有效途径
高境界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是历史的真实内容和个人才华的合璧。”(18)而欲达此境界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自己的认识贴近历史的原初情状，即对古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一种有序的还原活动。有序，指还原过程的整体统一性和逻辑性；还原，则包含有细密的解析与重构两个方面。刘勰所说：“披文入情，沿波讨源”(19)就有这层意思。但王著所进行的并非一般的现象还原，而是以文化—心理为核心的深层次还原。他说：“对于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的心理剖析，不仅从横向上可以构成一个时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感性显现，而且从纵向上说，则又清楚地表现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动态过程。所以拙著（指《诗歌史》—引者）下卷十分致力于诗人心理的复现。”(20)“复现”，也就意味着还原。这一段话实际上已包括了作者一再强调的整体性原则与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因为这是贴近原态，使古代诗人心灵复现还原的可靠途径与科学方法。
所谓整体性，也就是不犯片面、偏激和无知的毛病。整体性研究，就是不再把研究对象先分割成部分，再从部分综合成整体，而是首先着眼整体，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整体的性质和作用存在于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之中，整体具有各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文学史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完整过程，而并非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之一个个作家作品的组合。因之，整体性原则要求文学史家致力于历史材料的整体把握，要求对文学史和其他多种社会文化因素之伴生关系、因果关系、相互激荡融合等关系有清楚而深入的认识。这样，文学史家便由此而具有高处传神可以俯察诗国群山起伏的大视角。在此大视角的观照下，不仅“整体性的三个层次”（见第一章第三节）得以贯通，而且对群山起伏之中的家族色调、乡邦文化与师友唱和也会高度重视。因为这是中国封建文人三种基本活动方式，其错综交织而形成多个文学集群、社团之同时存在、争相发展、冲突融汇，显扬沉沦，并由此而构成史的动态过程。这是作者从东方国家形态特点分析中得出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现象，是文化—心理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还存在纵向的历史性整体把握问题。文学史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动态过程，其每一过程都已成为不可逆的凝固史实，因此文学史研究就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跳过任何一个时代，哪怕这个时代会使后人感到难堪或尴尬。例如，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就出现过标志一段文学成就的“玄言诗”，但迄今为止的文学史均未设专章或专节予以剖析。“宫体诗”的命运更惨，虽一般在概况中略有提及，但多是否定性判辞。王著与此不同。其《诗歌史》从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21)的结论中，却探触到民族思维与诗歌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玄言诗是宋诗出现的直接源头，故特辟第八编“大量引入玄理的东晋诗”（共分四章）对此展开论述。被否定的“宫体诗”也得到“颓靡中有前进”的恰当评价。于是，千头万绪，纷纭复杂如同一团乱麻般的文学现象，经过整体性的观照和梳理便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新的景观。
“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是贴近原态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诗歌史》已有成功的实践，《研究》则明确表示“本书试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把握，以求更多地贴近于历史实际情状。”(22)《新方法论》对这一把握方式的内容又作全面展开。作者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把握方式的三个哲学基础：主客体浑融与相互生成；时空关系；非线性发展。其次是具体把握的三个方面：空间的多样性展示；曲折的历史发展；历史空间性如何在时间流程中完成其兴盛衰亡。此外，随机性发展中的偶然因素和个人作用，对神化大作家的消除，重新处理大、中、小作家的关系，文学发展中雅与俗的关系，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史研究中的理性与感性的浑融，甚至阐述风格与语言也被纳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之中。《新方法论》第八章用五节篇幅对“显扬沉沦的多样景观”等十个问题进行资料钩稽与具体论述，几乎涉及上古至近代所有重要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发展的内部规律。
贴近原态的另一重要方式，便是“中介”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具体运用。一般所说的“中介”，乃是指作为沟通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唯一桥梁和媒介的历史资料。《新方法论》中所说的“中介”，其内容要宽泛许多。作者特别强调文学史时空内诸因素相互沟通、作用与渗透的连接部以及矛盾运动的过渡和转换环节。抓住这些中介，便可能通过这一连接部将某一系统内与外诸方面的有机联系阐述清楚，以避免片面性、直线性与简单化。心态研究、审美研究、文化心理研究等，也都具有中介性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也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中介。
简言之，贴近原态才能深入心灵，把握思维。贴近原态就是尽其所能地复原前人留下的信息，作他们的“知音”和“知心”。而欲达此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使文学史家和前人发出的信息处于同一波段之上，只有如此才能收听到前人（甚至远古）发出但因耗损而变得十分微弱的电波，破译他们留下的符号与密码，以获得心灵的沟通，消除隔阂与误解，减少判断上的失误与冤假错案，准确把握优缺点的评估。1500多年前的刘勰就深有感慨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23)可见得一“知音”是多么地困难了。上述贴切原态的三个方面，就是文学史家成为古代作家知音的科学而又可靠的途径。王钟陵的《新方法论》，也就是阐发怎样才能成为古代作家“知音”这一门学问的专著。他的两部文学史，也就是古代作家的“知音史”、“知心史”，那些沉埋于地下千有余年的作家死而有知，也会因获此“知音”、获此“知心”而含笑九泉了。
新逻辑学思路与序化整合
即使文学史家对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深入心灵，贴近原态，成为知音，那也还存在一个如何还原再现，如何结构，如何表述的问题。因为文学史家所探触到的“心灵”仍深藏于作品之中并被厚重的历史尘埃所覆盖。文学史家最后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历史尘埃全部清除，把被埋没的“心灵”拉到亮处来一展其原初风采。同样，即使我们努力跟古代作家处于同一波段之上，但收到的信息因积年耗损也会模糊不清，不可能把所收录的信息原样照搬地转播给今时的听众，而要做许多破译、整理、归纳、编排直至填补空白的具体工作。至于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及其所蕴涵的某些客观规律，更不是前人的信息所能直接传达出来的，而完全依靠文学史家创造性的理解和当代意识的参与来加以提炼、充实、提高，使之成为流动不息的历史链环。至于作家作品在这一链环中的位置，也并不象《水浒传》中“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那样，生前早已排定，死后便各就各位。所以，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必须有一个恰当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并非单纯的组织形式，而是思维如何展开的问题。思维的展开，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的确定，随之便是理顺逻辑展开的次序，安排作家作品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把零散的史料，杂乱无章甚至被认为是枝梢末节而加以舍弃的东西聚扰起来，熔铸成新样态，使历史得以复现，获得第二次生命。一部文学史之是否成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逻辑思路之是否正确、新颖、明晰。王钟陵的两部文学史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新方法论》一书在这两部专著的基础上升华为系统理论，而这两部专著又是在早已形成的系统理论指导下写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再现。”(24)这段话讲的就是逻辑结构与表述方法。在王著中，这一方法的运用因研究对象之具体不同而又有形态之不同。例如《研究》与《诗歌史》便有明显差异并呈现出各自的不同特色。
《研究》一书的论旨是：“从思维及其发展的角度，亦即从深层心理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上，来探究中国前期文化特色产生的必然性，并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对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作出说明。”(25)因为这部书的历时性很长，是从史前人类生成直至唐代几十万年时间，再加上要进行“原始意识及文明发展分流之比较”，由此而涉及到埃及、希伯来、希腊、罗马、日尔曼人、印第安人以及非洲土著人，共时性又很宽。这又长又宽的历时与共时的大跨度，使得这部《研究》不可能作精细的历史阶段划分，结构上也不能象《诗歌史》那样用严密的逻辑之链环来组织时间流程，而只能依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拟制一种在历时态框架中的共时态呈示。作者以人猿揖别为起点，追溯原始人类对于文化—意义的建构。
《诗歌史》的研究方法当然与《研究》完全一致，但因两书的内容有所不同，逻辑结构也自然有所差异。因为《诗歌史》研究的是从建安到隋代的诗歌运动，历史的阶段性很强，其所历之时空都不具有《研究》那么大的跨度，所以自然形成了以严密的逻辑链来组织时间性进程为主要特征。经反复推敲，作者认为魏晋至隋这一文学历史时期的逻辑起点不在魏代，而在东汉，在王充提出的“真美”观。在正常情况下，历史的起点自然就是逻辑的起点。但文学史的发展并不一定跟改朝换代步调一致，跟政治经济的变革发展也并不完全平衡，文学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动因。作者所以认定“真美”观是中古诗歌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因为作者从审美心理与艺术思维发展过程中，发现“真美”二字不仅是前一历史时期的终点，而且是后一时代的起点。魏诗中三个抽象规定性（与迁逝之悲相联系的动情和富于个性气骨的因素、消释感伤情怀的理思因素、逼肖刻画外物及追求语言精致的因素），正包孕并生成于“真实之美”这一概念构成的三要素（审美的真实性、情感和个性、文采）之中。逻辑起点确定后，逻辑展开的顺序也就明晰了。三个抽象规定性的相互消长，形成了各历史时期诗歌发展的过程：审美情趣从“丽”向“秀”的转变，表明文艺从汉向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审美理想从“真美”向“隐秀”发展则表明文艺从魏至隋向下一历史时期的推移。作者用文人化、玄言化的兴衰、平俗化、融合南北这四个不同历史进程概括魏代与西晋、东晋、南朝、北朝迄隋这四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形成递次前进的链环。这四个链环既是逻辑规定性的推移，又是历史发展随机性以至转换性的结果。而作家也全部被综合到这四个过程之中，并恰如其分地被置于发展链条的特定环节之内，几乎不可更动替换。文学史的逻辑进程同作家所处位置的先后是一致的。时代的衔接构成文学发展的粗链条，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有机行列是文学史发展的细的流动。这粗的链条与细的流动形成了历史的流程。通过这一流程，使具有文化—心理底蕴的逻辑起点的三要素得到具体再现，文学发展史的进程终于上升为有逻辑顺序、有理论形态的过程。理论的创造的整体性原则与逻辑结构融为一体。历史展现为逻辑，逻辑说明了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标，至此告一段落，最终证实了王著“时空并包、分叉前进、错综交织、随机多歧、迂回突变、艰难曲折”(26)的发展观念，反映了文化—心理这一批评模式内容的丰富性和方法的多样性。
自觉创新与“成一家之言”
有人说：“批评比创作还更富于创造力。”(27)这话不假。王钟陵的三部专著就是明证。一个文学史家如果没有什么创造性，研究又从何谈起？“理论创造”的原则又怎能得以贯彻？没有创造性，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王钟陵多次表示：“我有一种强烈的走自己道路的决心。”(28)“在人类的文化积累中，只有独创性的东西有留存的价值。”(29)应当说，没有这种锐意求新的创造精神，深入心灵、贴近原态和讲求逻辑的思路与建构就无从产生。
统观三部王著，其创造精神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统摄性，即充分反映出高屋建瓴、统摄全局、大气包举、进退自如的思维能力。作为有远见卓识能开拓新路的文学史家，他善于辨别事物的基本性格和本质特征，一般只见到部分，而他却见到了整体，还抓住了精神。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面对众说纷纭的读解与阐解，王钟陵都能举重若轻地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准确而新颖地进行理论概括，富有想象地提出新的概念、范畴，站在统摄全局的制高点上抽象出一系列文学史现象与规律，使之与他提出的“四项原则”配套成龙。如：文学史中的使动与受动的统一，突破与不及的起伏交替，双向并存的历史规律，历史始终在进步与退步中前进，历史往往以一种片面的形式在发展，文学史在反馈中前进以及必然与偶然、多元与单一、无序与有序等矛盾的辩证运动等等。凡此均充分反映出作者具有概念的创造力，范畴的创造力与建构理论框架的巨大创造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也必然是概念与范畴的创造史，理论建构史。
思辨性是王著创造性思维的又一重要方面。王国维说：“我国人的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此自觉之地位也。”(30)这话并非自卑，而是实情。而王钟陵三部抽象性与思辨性很强的专著问世，却填补了“国人之所不长”，不仅令世人刮目相看，且使学术研究进入高境界。对此，他有一大段铢心之论：“我们民族确有一种直觉的把握艺术的能力，但是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仅仅依靠艺术的感受力是无法完成的。虽然艺术感受力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然而如果仅仅依凭于艺术感受力，我们就无法突破古代文论所显示的有着历史传统的中国式局限。一个文学史家，应该既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又十分爱好作深刻的思辨。如果不加强思辨力，那末我们民族在理论的建构上将始终会落后于其他许多民族，所以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具体情况着眼，一个文学史家之加强思辨力，无疑比加强感受力更为重要。”(31)王钟陵本身便富有哲学思辨的气质和能力，但同时又特别注重于培养和吸收。历史证明，凡是在具体学科范围里能开拓并建构新方法的学者，大多具有哲学的气质，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并总是自觉地把所思考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方法论按学科分类本属哲学范畴，方法论所具有的三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哲学性，因为方法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它对另外两个层次（逻辑学层次、具体学科层次）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亦即上面所说的“统摄”作用。“文如其人，文学史家的著作也如其人。”(32)王著的强烈思辨性还得力于马克思经典著作和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想，正是展示了一种有很强思辨色彩的思路，我们无疑应努力吸取这一笔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33)在“吸取”这一财富时，王钟陵所获甚多。所以，他这三部大型专著所体现出的哲学思辨性，即使同西方思辨性很强的名著相比较，似也毫无逊色。
包融性是王著创造精神的又一重要特征。作者除了在求“新”的角度上吸收和发展我国传统文论、吸取和宏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外，还广泛吸收了西方许多新的有益的理论与方法，表现出兼融并包、多元互补的思维取向。弗雷泽、容格的原型批评，王著有所吸取，但又不停留在原始母题或象征意义层次上，而是从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思维形成过程来深入发掘。对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有取有舍。对海德格尔、韦勒克、卡西尔一大批历史、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专著均有程度不同的借鉴。对西方流行的心理分析、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包括在我国流行的“三论”等，也均有较多的参照、吸收和改造。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学术思想时曾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相互参证。”(34)王钟陵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说：“我坚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真正消化西方思想的人，不仅仅是传播西方文化思潮的人，而是收纳新潮的国学研究者。”(35)对“国学”，王钟陵不逆反，不守旧，不做九斤老太；对西方文化思想，不超时，不媚俗，不做假洋鬼子，充分显示出我国中青年学者的崇高学术品格。
这种创造的包融性还表现在哲学的思辨与感受力的颖悟、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并用方面，作者反复强调文学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有强烈的感情投入，这种投入是跟思辨能力同等重要的。对此，他有一段文字讲得很精彩：“一位文学史家，应该有一种拥抱研究对象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仅在于一种崭新而独到的理论透视力、恢宏而博大的体系构造力以及细密剖析的思辨力，而且还在于一种情感、气势、力度对于研究对象的浸润。在逻辑严密的行文中，不仅应以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使卓见睿识时出意外，而且感情的潜流亦应不时跃出纸面，冲涌回荡于字里行间。并且，当一位文学史家真正在一定程度上切入了历史那原初存在时，他的语言也必定会有一定特殊的色调和光彩；这种色调和光彩，乃是主客体交融在感性生命体验中的产物。”(36)与其说这段话是对文学史家的要求，勿宁说这是王钟陵研究实践的可贵体验。
毫无疑问，王钟陵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成一家之言”的文化—心理批评模式的创构。尽管根据教学与研究的需要，今后会出现各式各类的文学史专著，但王钟陵在更新文学研究方法与建构新的批评模式方面的开创之功，却将同他的三部著作一起载入学术研究的史册。
还可以看出，王钟陵所创构的文化—心理批评，是继西方社会历史批评、现象学批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西马、女权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话语理论等形形色色批评模式之后又一新的批评模式。这种新的文化—心理批评还因其“知音”与“知心”的程度很高而具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它不仅已成功地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而且还因这一模式的开放性、包融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而对文艺学、历史学、美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似乎可以预见，文化—心理批评模式的覆盖面将日益扩大，在世界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将能触摸到中国文学史新潮之波的涌动。
注释：
①《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③④⑥(16)(18)(20)(26)(28)(29)(31)(32)(33)(35)(36)《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5、34、34、77、39、83、438、265、48、165、48、45、95-96页。
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1页。
⑦引文为陈玉堂评语。
⑧霍松林《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学术月刊》1990年10期。又见《新方法论》第309页。
⑨《文心雕龙·原道》。
⑩《戏为六绝句》。
(11)《美学》第1卷，第356页。
(12)《艺术哲学》，第411页。
(13)《艺术问题》，第66-67页。
(14)《人论》，第189页。
(15)《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
(17)(22)(25)《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79、6、6页。
(19)(23)《文心雕龙·知音》。
(21)钟嵘《诗品》。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27)王尔德《新的文评》，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75页。
(30)《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34)《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