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选择”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发展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策略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24(2013)03-0007-03
随着我国政府社会管理思路的改变，“小政府、大社会”正日益为人们理解和认同，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也使得社会工作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社会工作不止是一种制度，同时还是一种专业知识、技能和一种职业。因此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了三个重大的问题：制度化、职业化和专业化。随着社会工作教育和相关实践的拓展，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深入理解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动力背景以及社会工作在此背景下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突破性的发展策略可能就存在于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动力背景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因此，本文将探讨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双重选择”的动力背景以及社会工作的角色，并进而探讨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问题。
一、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
公共和公众领域的大部分成分通常都会在某种动力机制的促进下兴起和发展，而“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就是两种最重要的动力机制，这两种动力机制通常基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管理基础运行。所谓“政府选择”，就是某一事物的产生、发展都由政府来决定，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这一事物发展的关键和主导力量，同样它的消失也完全取决于政府的需要。而“社会选择”则不同，在社会选择的动力机制下，某一事物的产生、发展是由构成社会的各种成员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政府决定，同样它的消失也是由社会的需求决定的。在“政府选择”的动力机制中，尽管社会成员对政府也构成影响，但政府实际上是具有独立性的，甚至政府是以社会成员的管理人的角色出现的。而在“社会选择”机制中，社会成员构成主导力量，与政府有着同等的地位，政府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存活的根本是社会的需求。在这两种不同的机制下，“政府选择”通常会形成庞大的官僚或半官僚体系，而“社会选择”通常形成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供给系统，供给系统的运行更类似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社会工作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事物，它的产生发展同样会受到这两种动力机制的作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究竟面临何种动力机制。
中国社会工作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在一种制度和管理方式下兴起和发展的，而中国的社会工作则是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生发的。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运行机制基本上是一种强调“社会选择”的模式，同时他们也不存在制度的变革，因此，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在“社会选择”的动力下得到发展的，当然，政府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我国则有所不同，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体制，政府是核心的主导力量，因此有所谓“政府办社会”之说；而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日渐倡导市场体制，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倡导满足社会需求。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的一个交替过程。中国的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发的，因此我们的社会工作实际上面临两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我们将这种情形姑且称为“双重选择”。
社会工作面临“双重选择”的背景既是一种困境，又是一种机遇。所谓困境，是指社会工作可能既无法扮演好政府期望的角色，同时也由于发展的局限而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所谓机遇，是指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动员两种动力机制的作用使得自身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这种双重选择背景，使得社会工作必须清晰地认识不同动力机制下的角色及其任务。
二、“政府选择”与社会工作的“代理人”角色
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王思斌，1996)。而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选择”的动力机制。“政府选择”作为中国社会工作需要首先面临的动力机制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形式主要出现在改革前，政府将社会工作并入日常的社会行政管理工作，使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行政事务而失去专业性，但在事实上开拓了大量的非专业的社会工作领域。另一种形式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出现的，在这种形式里，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主导的力量，但政府日渐将社会工作推出行政管理范围，在政府宏观调控为主的指导思想下，政府的有计划的退出和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给了社会工作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空间，但政府希望社会工作应该符合“政府的目标”。
专业社会工作是在后一种“政府选择”形式成为主导机制之后才得以发展的。在这种机制下，专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代理人角色”，而不再是政府的附属。在新形势下，政府是否促进社会工作发展，即“政府选择”的动力约束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究竟有多少要从行政架构中剥离出来，政府又要在什么程度上提供社会福利产品；二是政府期望的社会管理形式和福利产品形式是怎样的?这就是说，政府将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考虑选择何种机构或形式来达到以上两方面的目标，对政府来说，社会工作实际上只是一种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的“代理人角色”则需要面对以上的动力机制作出回应：一是社会工作必须能以更有效的方式承担政府剥离的社会管理职能并提供社会福利产品；二是协调专业社会工作的要求与政府的可能并不一致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即专业社会工作可能和政府有着不同的思路和认识，这种不同需要专业社会工作自身进行协调而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的完全改变，而这种协调实际上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方面。在“政府选择”和社会工作的“代理人角色”的互动过程中，实际上需要实现以下目的：“权力型”社会管理向“民主型”社会管理的变革，社会福利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福利支出的弹性化。
三、“社会选择”与社会工作的“厂商角色”
社会工作面临的另一个动力机制是“社会选择”。这种动力机制是随着政府计划的逐渐推出而自然出现的。从与经济模式匹配的角度来说，它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动力选择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实际上是由社会需求来决定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在“社会选择”的动力机之下，社会工作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厂商角色”，当然它追求的不是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但明显的是：它要追求的是满足人们对福利产品的最大需求。“社会选择”的动力机制基本上是通过市场的运作向社会工作提出了目标：一是社会工作必须提供最有效的服务。这里的有效一方面是说服务成本要低，另一方面是说服务必须可以直接针对客户，即服务的直接性，“政府选择”的情况下通常并不以客户为中心。二是社会工作必须提供最多类型的福利产品。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可以提供尽可能多样的服务。“政府选择”机制下，民众只是被动的福利产品消费者，政府提供什么样的福利，民众就享受什么样的福利；而在“社会选择”的机制下，民众成了主动角色，他们可能提出各种需求，通过民主的政治形式和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厂商”都需要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厂商角色”的社会工作就成了一个生产者，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面对这样一个市场，社会工作需要作出以下回应：一是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尽快满足当前需求。市场需求不会因为某个厂商还没有准备好就不出现，福利需求产生之后，政府最终会做出反应，因为政府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都会是最后的供给者，社会工作要想得到迅速发展，就不能等政府做出反应之后再来选择社会工作作为供给者。一个有力的“厂商”应该最先对市场做出反应，而最终可以通过政府的认可成为主要的“厂商”。二是社会工作要实现自身的专业化和树立“厂商”的领导地位。一个可以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厂商”一定可以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最好的、最多样化的产品；同时，这个“厂商”还有着权威的形象，它可以成为一种象征，或者称为“品牌”。
四、双重选择下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
中国的社会工作面临的以上两种选择机制使社会工作要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代理人角色”和“厂商角色”。代理人角色要求社会工作可以实现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并从政府的角度提供社会福利产品。在这个过程里，涉及的是政府管理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在社会中实现，又由于政府管理不可避免地要和权力相关，因此，社会工作实际上是要以不同于政府官僚体制的方式实现这种权力。但在新的形势下，“政府选择”已经不再是以政府的细致计划为指针，政府只有一些目标，究竟如何实现，政府不会完全控制，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有一定的自由空间选择不同于政府手段的方式来实现“代理”。另一方面，厂商角色要求社会工作专注于社会福利产品本身，社会工作不应涉及权力问题，它要以服务者角色出现，它不是政治架构的成员，而应是市场或社会架构中的成员。同时，这两种机制相互作用，这是因为福利产品中的很多产品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最终会涉及政府。这就使两种机制由于所涉及的共同产品而复合在一起，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这两种机制又很难区分出谁是主要的，谁是辅助的。不过，比较清楚的是两种机制尽管可能产生一些冲突，但并非是根本的，如果社会工作可以以协调人的身份出现的话，这两种机制的混合将会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应循以下途径实现：
第一，推动社会工作的普及化，树立社会工作的权威形象。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强调来源于社会工作的普及化，当社会工作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时，专业性自然会被提出来。当然，在后发的国家中，我们可以使我们有一个高起点，但这种起点仍然要以广泛的社会认可和社会需求为基础，因此，社会工作普及化要比专业化更为紧迫。同样，这里说要树立权威形象而非专业形象也是因为社会工作普及化的重要性。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可以以很多形式完成，社会工作首先应证明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效的实现目标，但实现途径可能并非完全是以专业方法为基础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讲，目的是最重要的。普及化的实现可以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培训，也可以通过专业的职业认证和专门以及业余的社会工作教育。
第二，推动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多元合作。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以及服务对象本身资源的角色，在谋求社会工作自身发展上，社会工作同样应扮演好这一角色。这一策略实际上和社会工作普及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普及化的过程一方面充满了机遇，但也会有泡沫，需要控制。多元合作就是要实现普及化中的质量控制，三个部门独立运作的普及化结果可能造成社会工作的质素下降和权威扫地。例如职业认证和社会培训，如果三个部门不是协调合作，职业认证可能不会给社会工作教育部门带来利益而使一些商业组织乘虚而入，社会培训也可能不再以社会工作普及化为主要目标而变成一种纯粹的盈利产品。因此，社会工作教育部门应主动承担协调三方的工作，实现在各种领域的共同行动。
第三，推动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专业化。专业化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可以和普及化同时并进，但首先应以普及化为目标。专业化可以使社会工作提供的福利产品具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成本，同时可以满足市场的多样需求。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理论上，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最好的产品，但不容否认的是完全竞争下也会出现大量的低质产品。因此，各种市场基本上都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我们需要一些壁垒来阻止没有相应能力的厂商提供劣质产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社会工作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推动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专业化来实现，但也应注意的是专业化方向应和市场需求相结合，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本土化”。
总之，“双重选择”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有赖于我们对两种选择机制的认识和利用。在这两种机制下，社会工作同时要扮演“代理人角色”和“厂商角色”，处理好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使我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展壮大。我们不可能让动力机制来自动地选择我们，社会工作的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实际上也可以帮助社会工作实现发展目标。重要的是我们做出的回应，而不是我们是否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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