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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8)01-0009-09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P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30年的外交实践，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30年的外交成就，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在全面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程、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也需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
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定位
首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子体系，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理论，是基于改革开放的外交实践活动的。过去的五年和改革开放的30年，在中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时候，对我国的外交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指出我国外交工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了良好国际环境”[1](P4-5)。中国外交化解了诸多的分歧和冲突，使我国能够避开矛盾的焦点和漩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做出了贡献。中国外交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交理论建设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报告》所阐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神。一方面，中国外交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基于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对我国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深刻理解。我们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还有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并且，我们的外交理念也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产生新的思路，解决新的问题。这些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待于凝练成为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第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明确原则、指导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坚实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在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战略理论，只讨论战略布局和战略意图等问题；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理理论，只作为观察世界的视镜。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能够高度抽象地阐明规律、指导行动的理论。建立理论，需要对过去经验的升华性总结，也需要对当今和未来的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总结不是就事论事的记叙，而是提炼出比较完整的理论，上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达中国外交实践活动。这就不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的东西，不仅仅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对策，而是确立大政方针的依据，是指导行动的纲领，是来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理论。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话语体系，使之呈现理论的思想性、指导性、简约性和规范性。
第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外交领域面临重要问题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都为解决中国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1](P7)，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解决的是斗争还是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解决的是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发展还是停滞倒退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时刻，针对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同样也要解决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一领域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外交理论也要能够解释和解答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P47)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这不仅会对我国的外交事业产生重大影响和指导意义，而且也会更加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思想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的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如同它的母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国情和外交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同时，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必然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优秀成分。因此，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可以考虑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来源，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源。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是能否建立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关键，也是能否使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和组成部分的重要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历史。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来源，不是机械地、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言辞，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这种掌握，必须是与时俱进地掌握，是结合实际的掌握，是实事求是的、活的应用，绝不是教条的套用甚至歪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在社会实践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没有中国特色可言。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112)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其与中国的具体特色相结合[3](P532-535)。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P534)。中国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那么，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观察和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解决我们的时代面临的问题。这是在历史发展的层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演化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马克思主义针对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重大问题，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重大课题提供了答案。再比如，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时代的精神，来审视和解决这一时代的主题。如果说中国外交面临的时代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时俱进地思考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历史文化来源。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是因为我们有着历史文化的认同，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样没有中国特色可言。一个传承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必然有着丰厚的积淀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规范也确实在影响着我国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
“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思想理念。挖掘发展这一概念、使之成为核心理论概念，既有中国灵魂、又有普世价值，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理念被激烈斗争所遮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国际上，中国从体系外的挑战者变为体系内的负责任成员。这种重要的变化，使得治邦安国和长治久安的儒家思想体系重新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本、和谐、协和万邦等传统文化理念也频频出现在我国领导人的政策宣示之中①。同时，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成员，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各种治理。在当今世界治理这一重要问题上，作为儒家基本思想之一的“和谐”，包括“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是否可以作为思维模式，从而调整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帮助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推演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矛盾[4](P32-34)。这些思想怎样转化为外交理念和资源，我们又如何积极发掘和利用中华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构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环节。
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来源，同样不意味着机械地套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需要发掘，需要经过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提炼加工。中华文化中有非常优秀的成分，使整个世界瞩目，至今魅力不减。但其中也有糟粕，是与当今的世界观念体系不相符合、并难以被人接受的东西，比如等级概念。同时，理论建设也不能想当然和程式化。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概念拿出来，认为因为中国传统中有这些概念，中国就必然是爱好和平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因果率是不具说服力的。真正发掘和诠释传统理念同样需要把握其精神实质，需要提炼其思维模式，而不是简单地、浮躁地画等号，更不能宣扬文化万能。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整理和扬弃，关键在于将其合理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提炼出来并将其使用到外交理论中去。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个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母体来源。如果我们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体系，那么，母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必然是子体系的基本来源。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没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在理念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实践，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是在这个体系中发生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要发现和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使两者不仅在实践层面是统一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统一的。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领域的延展，也是根据其精神实质把握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述。当今世界是一个国内国际大互动的时代，对国家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必然反映到国际领域之中。《报告》指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P7-8)这说明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政治和政策领域的事情，也是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在国内政治进程中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在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中确立了合作的思想，才能保持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才能使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发展，并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三、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前提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
（一）时代观
时代观是解决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问题。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时代特征、时代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主导方式。
1.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
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外交理论的初始假定，正确地判断时代特征是建立正确外交战略的基本保证。如果在时代发生变化之中和发生变化之后，仍然不能及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调整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不能够与时俱进，就会出现重大的外交战略失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曾经将当时的时代界定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列宁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质入手，借鉴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后不可避免的实质现象：帝国主义国家在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成为匮乏物资的时候，必然发生为竞争这些匮乏物资的帝国主义战争②。这种对时代的界定，既指明了时代最根本的特征，界定了战争的性质，也决定了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邓小平思想。邓小平思想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初始判断就是对时代基本特征的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基本特征的思想。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就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战争可能延缓爆发”等思想[5](P77)。到1985年又进一步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6](P127)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在理论上使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的内政战略大调整成为可能，使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上面[7](P2)。这一思想不仅在实践上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指出了发展的道路，也在理论上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2.时代主要矛盾是现有国际体制治理能力与日益增强的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
时代观的第二个要点是厘清时代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复杂的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P320)，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列宁将时代的基本特征定位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主要特征也就因之显现出来，这就是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或是以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生存和允许生存从本质上提供了一种允容性的国际社会条件。“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2](P336)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各种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了和平共处和协调共存的状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对抗性矛盾形式出现弱化趋势，非对抗性矛盾逐渐增多。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矛盾可能比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主要矛盾更加复杂，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明示。但是，情况越是复杂多变，越是需要理清时代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我们将国内主要矛盾从阶级斗争转移到需求与生产力之间的张力，改革开放才能围绕这一中心矛盾坚持下来，发展起来。这充分说明了理清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在提出时代基本特征的同时，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特征和时代矛盾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也讨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6](P105)邓小平在这里高度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矛盾主线，这就是以战争与和平为主要矛盾的东西问题和以贫穷与富裕为主要矛盾的南北问题。并且，在邓小平看来，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全球化迅速推进，大国之间战争成本远远高于受益，所以，这两条主线逐渐在一点上突出地表现出来，那就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治理体制与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强的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会变得更加突出。国际体系维护国际秩序的功能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其一，国际体系不足以适应新兴国家和力量的迅速发展需求。冷战之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兴起，一批超国家和非国家力量也在兴起，各有自己合理的发展需求。但现有国际治理体制在考虑和容纳新兴力量的合理需求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其二，国际体系不足以协调世界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需求。虽然世界整体经济在向前发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步履维艰，使得发展矛盾更加彰显。同时，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互动使得社会性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国家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而出现了内部治理失调，致使国内战争多于国际战争。第三，国际秩序体系不足以应对全球问题。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困惑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最近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全球气候变暖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今的世界与冷战时期的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全球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的，这些问题也使国家难以形成冷战时期的对抗集团。所以，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的各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使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冷战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国际制度显现出自身的严重不足，而新的、更加符合全球化时代治理需求的国际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世界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候，现有的国际体制远远落后于日益增强的全球治理需求。
3.解决矛盾的主导方式是合作
明确时代观的第三个要点是辨清矛盾的基本解决方式。在战争与和平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代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时代特征决定了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斗争”是解决战争与革命时代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暴力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高形式。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8](P325-326)列宁的论断是对时代判断之后做出的，反映的是时代基本特征和深层矛盾，也揭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无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二战之后，苏联基本上保持了这种时代观。依照“战争与革命”的逻辑，决定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是时代的主旋律。所以，苏联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了“斗争”的方针，其中包括使苏联大伤元气的苏美军备竞争。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现有国际治理体制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围绕这一矛盾主线衍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矛盾许多属于非对抗矛盾和非零和博弈。新兴力量与原有权力中心之间的矛盾，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矛盾，全球性问题引发的矛盾等都是当今世界的矛盾。对于这类矛盾来说，基本的解决方式不是斗争，而是合作。
明确了解决矛盾的主导方式，才能考虑如何设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才能在大的原则指导下把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问题的处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制定了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等基本外交政策，十七大更是明确地宣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些都反映了以合作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合作也成为与和平和发展并列的我国外交的大政方针。
进而，也只有在理论上厘清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要矛盾，才可能在当今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将以斗争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到以发展和合作为中心的战略上来，也才能充分地、理性地思考如何转化矛盾，使有利条件更加有利，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否则，合作和发展就会在理论上成为无源之水，既无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相吻合，也无法与中国传统中的和合理念相呼应。没有理论上的充分，还会长期引起国内思想的纷争甚至混乱。
（二）秩序观
秩序观是提出要建立一种什么世界秩序的问题。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但是，无政府社会并非没有秩序。只要有社会的地方就会有秩序③。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学思想传统，还是其他国家对国际体系和当今世界的看法，都无法脱离对秩序的思考。秩序观是解决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什么样的国际社会、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一般来说，大国都要有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考虑。所以，秩序观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表达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设想和努力方向；同时，秩序观又具有现实意义，指导国家的国际行为和外交战略。
现在世界上存在三种秩序观。第一种是霸权秩序观，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秩序观。美国对外政策主要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理论。理想主义强调以美国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塑造国际秩序；现实主义主张凭借实力建立国际秩序；新保守主义则是以上两者的结合，提出用足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建立与美国实力相对称的国际秩序。第一任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所依据的主要是新保守主义理念，就是通过实力政策和单边主义，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联系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等等，可以看出美国谋求单极霸权秩序的思想和行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理性的。虽然第二任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战略回摆，开始更多地关注多边，但其秩序观实质没有很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霸权和宪政两者之间哪一个多一点、哪一个少一点的问题。对于全球治理的需求来说，这种秩序观显现出极大的问题，致使美国在硬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对世界的掌控能力大幅度下降。
第二种是法制秩序观。二战以后的欧洲更多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基于价值观念的法制秩序观。根据这种秩序观，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其权力都是有限的。在全球性问题增多的今天，应加强多边对话合作，通过各国共同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世界。多极对于这种秩序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制约权力。这种国际秩序比起霸权秩序来，比较具有合法性和可操作性。欧洲一体化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秩序观。但是，它强调欧洲价值作为法治秩序的基础，强调以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为基础，所以，它所追求的仍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多元秩序，而是一种具有较强排他性和欧洲中心意识的一统秩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第三种是和谐世界秩序观。这表达了中国倡导和争取实现的国际秩序。它主张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精神，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十六大”报告精辟阐述了这种新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十七大《报告》中又加入了“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内容[1](P47)。这种秩序观顺应和反映了谋求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时代潮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理念。
分析不同世界观的内涵可以看出，美国的秩序观是权力和宪政的结合，或称之为制度霸权秩序。它是以霸权权力为支撑、以共同价值为基石、以国际制度维护和治理的国际秩序④。欧洲的秩序观是价值和法治的结合，或称之为法治秩序，提倡在欧洲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实施法律制度管理的混合型民主共同体。中国的秩序观是一种多元协商治理，或称为协商民主秩序，即在尊重多元文化和多种体制，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协商处理世界事务和全球问题，目的是达成一种包容的和谐状态。霸权秩序观和法治秩序观的基本关注点是“谁来治理”的问题，前者重视权力的拥有者，后者重视作为权力形式的法律制度，两者强调的都是谁更适合建立和维持秩序并保证其结果状态，忽视的都是秩序的存在和发展过程。多元协商秩序观重视参与和协商的民主过程，注重民主的实质，承认普世价值也尊重多元文化，其终极理想状态是和谐。协商治理是国际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方式对话和讨论，协商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参与国际社会实践和世界政治生活。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国内政治进程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在本质上也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需要明确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虽然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是变化的，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比如美国是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的苏联是与美国在力量上抗衡的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等。相对准确的定位可以指导国家制定外交战略，也可以使国家的行为有较高的可预测性。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有三个主要的维度：时间、空间和属性。时间是指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历时性定位，比如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再比如我们在国内层面将中国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空间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位置，比如大国、地区大国、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属性是国家的基本身份，比如国际体系成员、发达国家等。在时间上，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在空间上，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在身份上，中国是一个国际体系内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
属性定位表示国家的基本身份，所以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定位。属性定位决定了国家发展进程的意义（时间定位），也决定了国家实力增长的意义（空间定位）。一个国家的身份确定了这个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基本关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是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力量的外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指导原则是合理的、可行的；任何激进和冒进都会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中国是国际体系内负责任的大国，这就表明中国是维护国际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国家，与体系其他成员的基本关系是合作的而不是冲突的。
国家身份对国家界定利益、确定战略和执行政策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一个体系外的国家的异质身份决定了它的根本利益是推翻和重塑国际体系，其基本方式是斗争与革命；一个体系内成员与它所处的社会共同享有基本的价值体系和利益体系，同质性大大超过异质性，所以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并努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基本方式是合作和改革。国家当然会有着不同的身份，但需要有一种基本的身份定位；同时，一个国家的身份也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国家战略的两难选择往往是国家基本身份的不确定和不同身份之间的张力造成的，是国家基本身份发生变化之时被认知的身份和实际身份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最重大的变化是相对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身份变化[9](P348-362)。如果说中国过去是国际体系外成员，甚至被视为体系挑战者和造反者的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是体系内的重要的和负责任的成员。
作为国际体系成员，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定位还有四个基本的标尺。国际体系主要包含了四个结构要素，即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所以，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需要有四个向度：权力、利益、制度、文化。
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不处于主导位置。这种在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看到，即使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仍可能面对不同力量的制约。比如，中国现在东亚基本上是第一大国，但并不能将国家实力直接转换为影响力，地区内外大国和其他力量制衡中国的意图仍然明显，因此，很难说中国主导东亚事务。
中国在国际体系利益结构中处于高度相互依存位置。以经济利益为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标志，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加大，中国在国际利益结构中的比重会更加明显。比如中国外贸依存度近年来一直高居60%-70%。并且，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全面相互依存程度还会提升，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和影响也都会越来越大。在安全、环境等领域，这种相互依存状态也在不断增强。
中国在国际制度结构中处于初始位置，作用在逐步加大。中国由原来的体系外国家转换成为国际制度的重要成员，甚至被称为“利益攸关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我们之所以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不把别国视为敌人、也很难被他国视为当然的敌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即从一个体系制度外的挑战者，转变成为一个制度之内的负责任成员。但是，我们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仍然处于边学习、边实践的地位，并且，在我们学会了一些重要国际制度原则和规则之后，这些制度结构本身又发生了变化，比如主权制度。中国距离熟练地利用国际制度结构、在制定制度和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不小的距离。
中国在国际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位置。我国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落后于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不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是难以转化为影响力的。我们在当今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文化结构中是后来者，是学习者，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东学西学问题上争论。在未来世界文化结构中，我们还在摸索阶段。比如与世界主导文化的相通和互补、中国传统和现代化文化的对话、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等等。
中国是大国，但仍然不是强国。真正的强国不仅仅是物质实力的最大化，而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占据重要甚至是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担心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会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世界大生产链的低端。实际上，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更深层面的担心，那就是我们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会被锁定在知识生产链的低端，长期处于一种被动接受话语而无法参与生产知识和建构话语的位置。中国的真正复兴需要文化和话语的复兴，这就更加需要中华民族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
四、结语
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重大的实践孕育了重要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坚实的实践基础。30年的实践活动已经在经验层面积累了丰厚的感性知识，亟待总结、梳理和提炼，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和理论高度。实践又是以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理论的指导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为了构建理论而构建理论。构建理论本身也不是目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单纯的学理理论，而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纲领。它的目的是解决中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使中国外交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理想服务。
收稿日期：2007-12-27
注释：
①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讲话是胡锦涛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参见http://news.99.com/a/20060422/000555.htm，2007-12-26。另参见胡锦涛：《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全面合作——在伊斯兰堡会议中心的讲演》，2006/11/24；温家宝：《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讲演》，2005/12/06；《为了友谊与合作——在日本国会的讲演》，2007/04/12。以上均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dt/zyjh/t310780.htm,2007-12-03。
②对于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列宁的详细论述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于《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39页。
③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见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trateg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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