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机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5-0113-05
“民国文学”的设想最早是从事现代史料工作的陈福康教授在1997年提出来的①，但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3年，张福贵先生再次提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设想，希望文学史叙述能够“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1]。不过，响应者依然寥寥。沉寂数年之后，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主动进入这一研究的学者大量增加，国内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都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有些期刊还定期推出了专栏讨论。期间，张中良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2]；我本人也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这样那样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质疑都十分正常，它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的一次重要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深化，并且与在此之前的几次发展不同，这一次的理论开拓和质疑并不是外来学术思潮冲击和感应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是属于中国学术在自我反思中的一种成熟。
正因如此，我觉得很有必要以这些争论和质疑为契机，对因“民国文学”而生的种种分歧和疑问作出认真分析和回应。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为了说服他人，毋宁说是为了更充分的自我清理，将讨论的问题引向深入。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自我的追问。我追问的问题有三：提出“民国文学”而不是继续简单沿用“现代文学”，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民国”何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所谓“民国文学”究竟可以推进文学研究的什么，即“民国文学”何为?最后，我本人致力于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这样的研究方式究竟来自哪里?
一、“民国”何谓?
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这些成熟的概念，继续提出“民国文学”，还有特殊的意义吗?虽然以上概念或有不足，但究竟约定俗成，至于更多的弊端也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显现，今天的“新论”是不是一种替未来人作无谓的操心呢?
的确，作为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描述，“现代文学”常常是可以替代“民国文学”的；“现代文学”如果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理解，使用时间更长，还包括了当代。这样，“民国文学”概念可以使用的地方几乎都可以使用“现代文学”。至少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五四以后的这一段文学，既理所当然属于我们过去所谓的“现代文学”，又无疑可以称作是“民国文学”。即便是1911—1917这一段过去属于“近代文学”一部分的文学，除了今天可以冠名“民国文学”之外，同样称呼“现代文学”其实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既然我们可以在“现代性”的取向中广泛使用“现代文学”到当代，那么在今天，似乎也没有必然的理由拒绝继续将“现代”的概念向前推延，涵盖1911—1917甚至更早。就像今天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不断将“现代”的起点前移一样。所以，如果不是特别所指，我对百年来文学现象的描绘还是常常使用“现代文学”，例如承担的课题即“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里，显然与“民国”更紧密联系的是那一段独特的“历史文化”，而定义“文学”的常常还不得不是“现代”。虽然这“现代”的含义充满矛盾和歧义，但究竟已经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我们表达的最方便的一个概念吧。
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提出“民国”概念作为“文学”的修饰与限定，却有着它特殊的意旨，尤其在我们的“现代”长期以来不加分别地覆盖一切的时候，这种意旨微妙而重要，需要仔细辨析。
首先，“现代文学”依托的“现代”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中国文学对世界性历史过程的一种回应和融入。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形式，中国作家肯定不是简单地以世界历史的动向为材料书写自我的，而是有更激荡他们心灵的中国历史自身的种种情形与生命体验，这就产生了一个“现代”的中国意义的问题。仔细讨论，用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被动回应也许并不能说明“中国现代”的真正源起，中国的“现代”是中国这个国家自己的历史遭遇所显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特定的国家历史情境才是影响和决定“中国文学”之“现代”意义的根本力量。这一国家历史情境所包孕的各种因素便可以借用这个概念——“民国”。
其次，民国从表面上看属于特定政权的概念，或者说是以政权概念命名的历史阶段的概念，就如同两汉文学、魏晋文学、唐宋文学、元代文学、宋代文学一样。但是，由于民国所代表的这一段历史恰恰遭逢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包括千年帝制的结束、中外文化的空前融会等等，所以，它的确具有自己值得挖掘和辨析的历史性质——虽然汉代文学不一定有如此强烈的汉代性、唐代文学不一定有鲜明的唐代性，但我们却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文学有值得挖掘的“民国性”。“民国性”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的真正的落实和呈现。从民国社会历史的种种特性出发理解和阐述文学现象，就是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深切观察和尊重，中国的现代趋向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民国生长的历史现象。这里并不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外来的“现代性”价值转化认证的问题，事实上也没有中国作家将西方文学现代性的动向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它就是中国作家生存、发展于民国时代的种种社会历史感受的自然表达的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在“民国”的概念框架中获得了最自然、最妥帖的酝酿和表达。
在这个时候，使用“民国文学”一说不就是对文学历史的一种十分自然的命名方式么?至少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使用“民国文学”一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是突出历史从晚清至以后一段时间的演变，强调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形态。例如吉林文史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之后，新世纪团结出版社推出的《晚清民国小说珍本丛刊》、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学术论著《清末民国小说史论》、凤凰出版社的《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等等。应该说，这些名称都与近年出现的重写“民国文学”的思潮关系不大，是属于对历史阶段的朴素而真实的命名。就如同“民国”概念进入历史学界，并早已经成为历史领域的基本概念一样。在呈现历史阶段的基本事实的时候，朴素的“民国”比纠缠于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更为贴切。所谓“晚清尽头是民国”，这本来就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二是当需要特别强调这一时期文学与国家历史的某些特点之时，使用“民国文学”就更能传神。比如，我们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经济政策与文学的关系[3]，这个时候笼统使用“现代文学”便不如称其为“民国文学”。再如，像发掘新中国建国前数十年的自然灾害与文学书写的关系[4]、研究国民党政治文化与书报检查制度对文学的影响[5]等，这个时候取名“民国文学”显然也更合适。总之，但凡涉及民国社会历史与国家制度等具有明确标识性意义的文学考察，为了加以更明晰的描述，都不妨直接使用“民国文学”。同理，在我们需要突出某种现代世界的共同遭遇在中外文学历史的对比性呈现之时，如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等，也可以继续冠名“中国现代文学”。
当然，我知道这是权宜之计。历史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扩大过去的“相似”而认定当下的“特殊”，未来——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现代”没有理由永远延长，到那时，以国家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变时段标示文学，或者就自然而然了、无需争议了。
二、“民国文学”何为?
另一个关于“民国文学”概念使用的争论就是它的价值取向问题。回首历史，我们必须看到，“民国文学”之说在一开始就是本着“价值中立”的角度加以引入的。最早提出“民国文学”设想的陈福康就有这样的主张，后来，相当多的“民国文学”倡导者也有大体相同的看法。他们都先后讨论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无法进入“现代文学”的现实，希望借助“民国文学”的框架予以解决。所以，这里有一个假定：民国文学是一个价值中立的阐述框架。这也似乎暗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暂时搁置先进/落后、新/旧、现代/传统之辨，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内阐述的文学现象，取得比“现代文学”叙述更丰富的成果。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我基本上认同这样多方位多层面的展开和努力。不过，在我看来，这里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其所谓“价值中立”的情形也并不相同，需要我们加以辨析。
其一，是文学史写作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提出“民国文学”，就是为了完成一部新的《民国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最新的厚重成果。在我看来，真正文学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基础，绝对的“价值中立”其实并不存在。在当前，强调文学的“民国”意义，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让那些“现代”叙述所遮蔽的文学现象入史。问题在于，被“现代”所遮蔽的文学现象主要是什么?是“非现代”的传统文学样式吗?在我看来，这些“非现代”的传统文学样式固然也存在被遮蔽的现实，但是更大的被遮蔽却存在于对整个文学史演变细节的认识和理解之中。无论是来自前苏联的革命史“现代观”，还是来自今日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的“现代观”，都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具体历史情境的种种忽视。例如，前者的“反封建”之说。问题在于，中国历史的进程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并不存在近似于西欧中世纪式的“封建制”，秦帝国所形成的一直延续到晚清乃至在民国依然影响深刻的专制集权统治，与思维的“封建专制”并不是一回事，封土建国的“封建”时期是在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尤其是西周，到了东周时期，诸侯小国逐步被兼并成大国，直到秦国并吞六国，建立的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早在晚清一代觉悟的知识分子那里，与其说是要“反封建”不如说是“反秦制”，谭嗣同的名言即：“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6](P147)。所以，与其说民国的“现代”意义是“反封建”；毋宁说就是从实施秦政的“帝国”走向“民国”之后，以“三民主义”、“宪政理想”为旗帜的走出传统专制主义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反对国民党独裁压迫、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努力。“反封建”一说虽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但是严格说来，依然似是而非。
再如，后者的现代性批判中的“两种现代性”之说。但在事实上，“两种现代性”这样的分类在中国文学中却是混沌不清的。李欧梵先生一方面指出：在中国，基本上找不到“两种现代性”的区别，大多数中国作家“确实将艺术不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经常同时(或主要)将它看作一种将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从黑暗的过去导致光明的未来的集体工程的一部分。”[7]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对中国文学在“五四”时代所追求的这种现代性缺乏足够的同情与认同：“中国‘五四’的思想模式几乎要不得的，这种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性为什么走错了路?就是它把西方理论传统里面产生的一些比较怀疑的那些传统也引进来。”[8](P153)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还不能真正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置身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情景，我们就会知道，单纯运用这些“现代性”知识是无法准确描绘中国文学独特遭遇与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输入了一个什么抽象的“现代”观念的问题，而是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说：“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如果说西方现代作家是在超越世俗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同一性；那么中国现代作家却正是在重新建构自己的世俗文化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某种精神的同一性。在反抗专制、建设“民国”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同等重要，批判专制文化的“传统”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同等重要，这里所呈现的价值需求、文化分割与资源依托都与西方完全不同，像这样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出发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式，其实并没有为中国文学的问题敞露更多的细节。在这些地方，包括在与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海外汉学的商榷方面，都还需要在民国历史的发展中辨认我们自己的“价值”。
其二，提出“民国文学”也存在对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加以研究、阐发的思路。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文学现象的确都可以成为我们整理、分析的目标，而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去除遮蔽，释放被掩盖信息的过程，将那些为“现代”遮蔽的“非现代”文学现象加以发掘自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在“民国文学”现场情况并不清楚的今天，各类文学材料的挖掘整理实在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目前对“民国文学”的研究目标持一个宽容的态度：既大力提倡返回民国历史现场，重新梳理中国文学重要事实的学术；也需要尽可能穷究各种文学现象的学术。对于一段长期被压抑、被混淆的历史，目前最缺乏的是学术界一致的努力，既要有理论建构，也要有史料发掘；既要有历史观的辨析，又要有大量文本的再解读；既要有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也要有最基础的被遮蔽的材料的梳理；既需要个性鲜明的思想开拓，也需要同舟共济的奋力并行。只有这样，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才能够出现并逐渐迈向成熟，而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问世，也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成熟而富有对话机制的学术空间。
三、“民国机制”何求?
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在有关文章中，我将发掘“民国机制”的思路概括为“在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中考察中国文学的民国特性”[9]。显然，从大的方面说，这种历史文化的批评依然属于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于是，有对“民国文学”概念有所质疑的学人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既然已经有了传统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提出“民国机制”的研究?
在我看看，恰恰因为传统的历史文化批评存在种种的问题，所以需要在进一步的文学研究中加以完善和调整，针对中国现代文学提出的“民国机制”从根本上就是一种有效的完善方式。
《孟子·万章下》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今天人们常常说到的“知人论世”的阅读与批评方法。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对此进一步解释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文学的历史文化批评“古已有之”，而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似乎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颠扑不破的道理，未来一切相似的理论包括来自西方的文化批评都统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但问题在于，所谓的“知人论世”其实本身相当的笼统和模糊，朱自清《诗言志辨》就曾指出，孟子的“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当代学者也指出，孟子之说“实际上只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10]。在实际操作中，“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便先天性地禀赋了某种痼疾：它往往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学阐释活动。读者不惜淡化并忽略作品文本独具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将对作者或对社会的先验理解用于对作品的解读，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推理和一种“终极审判”式的独断定论[10]。例如，在儒家“诗教”观照下，“知人”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道德评价，“论世”则沦为线性因果的政治决定论。而且，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意识形态也一向强调社会历史之于个人精神创造的巨大决定作用，所以早在新时期到来之前，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几乎就是我们惟一的研究方式。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曾指出：“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11](P68)但是，众所周知，在那个“惟一”的时代，我们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与庸俗社会学混为一谈的，故将文学的丰富性简化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不是深化了对文学的认识，反倒是造成了对文学的诸多伤害。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古典的社会学研究传入中国，包括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巨大。借助对“文化”的宽泛理解，各种“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都成了我们学术研究的新课题，诸如政治文化与文学、区域文化与文学、宗教文化与文学等等，这些研究连同9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学体制、文学制度研究一起，从根本上冲破了“惟一”时代的庸俗社会学的藩篱，将中国文学研究带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在这个时候，“文化”扮演的是与建国后前30年庸俗的政治批判相对立的角色，正如当时有学者所说：“‘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12](P61)不过，类似的文化研究在取得自己显著的成绩之时却也相对忽略了对作家主体性的深入挖掘，仿佛就是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直接造就了作家的创作，形成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面貌，而作家自身生命感受的复杂性、艺术创造的可选择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简化了，社会文化、历史过程与文学之间的若干“中介”环节往往不甚分明。
20世纪90年代至今，又从西方传入了“文化研究”，并逐渐成为我们学术的主流趋向之一。如果说，前述各种“文化视角”的研究主要还是透过文化来观察文学的发展演变，即运用各种文化学说的成果来剖析文学的品质和趣味；那么如今的“文化研究”则是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这显然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为我们关注寻觅文学细节与历史细节之内在联系打通了思路。不过，“文化研究”理论的西方渊源也注定了它的一些关注中心(如后殖民主义批判、文化/权力关系批判、种族与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等)与我们的“中国问题”之间还并不都能够对应重合。
因此从总体上讲，倡导发掘“民国文学机制”，就是在汲取以上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学术超越。这种超越的方式有二：
其一，通过充分返回民国历史现场、潜入历史细节实现对各种外来理论“异质关注”的超越。无疑，我们观察思考的诸多角度都会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文化视角”，90年代至今的“文化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返回到中国国家社会的情境——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要经过自己的体验感受到中国文学自己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外来理论中自然存在的“异质关注”的过滤。过滤之后的历史文化批评便具有了一个最大程度地贴合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细节，或者说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元素的酝酿之中“再生长”的结果。
其二，通过充分返回中国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造机能，实现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的超越，努力将“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充分结合起来。“民国文学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展示文化视角研究及文化研究的所长；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外部研究。“机制”不等同于“体制”和“制度”，“机制”之中除了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外，还有人主观努力的因素，或者说中国作家努力实现自己创造力的因素。从“体制”的角度研究文学，我们考察的是政治、法律、经济对于文学形态(内容和形式)的影响；从“机制”的角度剖析文学，需要我们留意的则不仅是作家如何“适应”政治、法律与经济而创作，重要的还包括他们如何反抗这些政治、法律与经济而创作，并且在反抗中确立和发展自己的精神追求。民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危机促进了左翼作家的现实批判，批判现实的黑暗绝不仅仅是现实政治与经济的简单“反映”，它更是中国作家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例如，民国时代的书报检查相当严苛，大批“不合时宜”的文学成为反复扫荡的对象，但显而易见，民国文学并不是这些扫荡的残余之物，扫荡的间隙也产生了异样的“钻网”文学，生成了倔强的呼唤自由的“魔罗诗力”。
可以期待，研讨文学的民国机制，将带来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全新格局。
注释：
①陈福康教授有感于“近代”、“现代”称谓的不妥，于1997年11月20日在《文学报》发表了《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一文，后收入他的《民国文坛探隐》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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