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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突破
与2009年高开高走和2010年波折不断相比，2011年中美关系总体来看显得更加微妙和复杂，2012年可能更为关键。2011年胡主席访美之后，中美双方确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新框架，成为观察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新起点。这一新框架或新定位第一次明确了中美关系是合作伙伴，不希望成为竞争伙伴。既然是合作伙伴，前提是相互尊重，目标就是互利共赢，所以就有了这一特定的提法。这是对过去30年中美关系画了一个分号，也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确立了新的起点。这样，就使双方明确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但并不意味已经找到合适的路线图。因此，2011年上半年以来，双方都在思考怎么去寻找一个好的路线图。
围绕这一路线图，2011年中美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机制上：
第一，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之内双方又搞了一个战略安全对话机制，这一机制重在探讨双边关系中最具战略性同时也最敏感的话题，甚至对台军售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进行讨论。
第二，启动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对于影响双边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就是两个大国如何在亚太和平共处，展开了面对面的沟通。目前已分别在夏威夷和北京进行了两轮谈判，双方都表示卓有成效。
第三，提升了中美防务磋商机制。尽管因美国对台军售，中方中止了部分军事交流项目，但仍然务实地召开了第19轮防务磋商会议。为体现对该机制的重视，美方首次派出近20人的代表团，并且第一次有白宫官员(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负责人)参加，中方也对建立可持续的两军关系表达了积极意愿。凡此显示，双方都希望以防务磋商为契机稳定两军关系，而且希望两军关系成为未来中美整体关系的一个支撑点，特别是在经贸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四，人文交流机制深度开展。该机制运行良好，其意义不亚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表明双方都把拓展民间交流、文化交往作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新增长点。
又一个历史节点
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出全面性、深刻性、持久性的新特征，要想通过一次首脑访问和几个机制的沟通而实质性推进两国关系，显然不现实，中美关系也很难简单通过两国领导的顶层设计就能理所当然地往前推进。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心态出现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双方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在进一步累积。2011年临近尾声时奥巴马的九天东亚之行及两国在APEC、东亚峰会等场合内外的博弈，再次给人们谈论中美关系提供了“素材”或“弹药”。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努力迈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步；有人则认为，中美已经走上“亚太新两极对立”的第一步。总之，没有人怀疑，中美关系确实再次处于一个历史节点。
显然，双方理性人士都不愿走向新两极对立，但对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又有些心中无底。为此，当务之急是准确判断形势，尤其是亚太形势。我本人对当前形势有三个基本看法。
第一，美国当前面临严重的战略性难题。换言之，美国面临的的困难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困难。这个困难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因此是一种复合型困难。中国固然也困难重重，但性质跟美国不同，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在未来两三年，美国面临更多的是挑战，中国面临更多的还是机遇。
第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固然有冲着中国而来的成分，但这一成分最多占60％到70％。美国重返亚太固然是当前亚太一系列变局的重大诱因，但中国自身超高速崛起所产生的冲击波也是重要因素。美国重返亚太既有压住中国崛起势头、防止中国挑战其亚太主导权的战略考虑，也有借此巩固老盟国、笼络新伙伴、挤进东亚一体化、服务国内经济等多重考虑。美国既希望借助集体的力量遏止中国的崛起势头和海上利益扩展，也不想放弃同中国合作共建亚太新秩序这一可能选项。
第三，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也可能犯重大错误，正如小布什在反恐后期犯错误一样。小布什当初把各国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当做大国支持他为所欲为，所以走上打击伊拉克、改造大中东的不归路。今天奥巴马团队中的一些人似乎也正重蹈覆辙，把东亚一些国家因领土领海诉求而拥抱美国以抗衡中国，当成各国都喜欢它，所以“玩儿得兴起”而置中国于不顾。一旦美国真正深度介入亚太事务，而无法给这个地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时，各国对美国的负面反应必然会接踵而至。到头来，恐怕美国还得回到正面应对中国崛起并认真探讨中美亚太合作的正道上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挑战来自何处
冷静看待今天的形势，中国完全不必过于紧张而自乱阵脚，而应坚持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如既往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同时，对2012年或者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新挑战，也应做到心中有数。
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美长期合作的两大战略基础现在都出现了松动。随着拉登被击毙和美国全面启动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反恐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终结，反恐合作是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现在这个因素显然难以为继。同时，随着两国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中美经贸关系已逐渐从以往的互补型向竞争型转变，经贸关系也可能由“润滑剂”、“压舱石”转向“冲突点”和“摩擦源”。经贸合作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中美关系就成了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国际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显然正被美国所利用、也正在利用美国，双方互为利用，形成牵制中国的“临时同盟”。缅甸、朝鲜等同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则或者正在经历政治、政权变动，或者正在经历同美国关系的新变局。而长期冲在对美斗争第一线的俄罗斯，目前也明显希望退居后台，躲在中美竞争的背后享受国家复兴的战略机遇。
第三个挑战是中美各自的决策环境发生变化。奥巴马团队的中国政策遭遇共和党、国会、劳工团体的掣肘，积极面下降，消极面上升；中国的对美外交也历史性地遭遇不同利益集团、各种网络民意乃至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媒体的冲击，有时不可避免被“绑架”，
最后一个挑战是彼此战略观的变化。20年前，美国对华战略建立在“崩溃论”(即中国很可能会走向崩溃)和“改造论”(即中国可能会被改造)两个基点上，手法是“接触＋遏制”。结果上述两论均宣告破产。以2005年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为标志，美国对华战略开始转向以“崛起论”和“责任论”为基础，采取的策略是全方位“整合”中国。小布什第二任期和奥巴马执政第一年都执行这一政策。但2010年后，美国发现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也难以整合中国。下一步对华战略怎么走？奥巴马团队处在一个短暂的彷徨期。竞争、围堵、遏制似乎是一条路，而且目前看取得部分效果，但美国当政者深知，这条路如果再往前走，不仅未必继续有效，而且可能反受其累。美国朝野正在围绕这一敏感而重大的问题展开新一轮辩论。反观中国，对美外交似乎也出现短暂的“盲区”。邓小平时期中国对美外交主线非常清晰，就是“学习美国”，学习它的先进技术，引进它的资金、设备。尽管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恪守斗而不破的底线。而现在中国将如何看待美国并对待美国呢？是将其作为学习对象还是斗争的对象？既斗争又合作的度如何把握？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十分清晰。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迎来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两个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内政而非外交将成为两国关注的重点。面对上述重大变局，如果缺乏大的战略决断和有效的战略沟通，中美关系势必滑向全面竞争的境地。
网络或成中美关系引爆点
在这种背景下，我对2012年的对美外交提三点看法。第一点，首先要搞“内交”。外交应该向媒体敞开，向公众敞开，要赢得国内统一的认识和理解。要把主流的、正确的思想、观念传输给大众。
第二点，要开展三边外交。我们常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现在美国和周边已经高度重叠，关键与首要已无法区分，只能同步推进。其中有效的做法就是在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三边外交，包括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东(盟)等。总之，三边外交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新亮点。
最后一点，要管控危机。危机不只是南海，也不只是台海。最大的危机是网络。美国近期连番指责中国网络攻击，已经发出了极为明确的信号。为防止网络问题成为2012年中美关系的引爆点，从现在开始就要展开一系列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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