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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艺”。首先需要问的是这个题目中两个论题的关系何在？全球化对中华文艺未来有何影响？中华文化的前景如何？
艺术文化的继承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拟先提出五年前笔者参加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作出的一个相关的结论。由笔者所创办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从1978年起就开始主办大量的文艺项目，1990年我们在云南开展工作，是针对省内各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组织了当地各方面的专家与美国和亚洲有关专家们从事深入的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在1999年，我们召开了一次有150多位中外专业人士参加的高级国际研讨会。
结束时所发表的“云南倡议”宣言中指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和它的生态、社会、经济以及历史，科技等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分隔的。同样的，社会、经济等也不可能脱离文化。
其实这个结论早已见于中华文化早期经典中，比如先秦文化代表之一的“中庸”。按照东汉郑玄为《礼记》的注解，中庸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中和之为用”。也就是说文化非但处于有关人类一切的因素之间，而且是与各因素有呼应的关系。
因此，1999年的“云南倡议”是与古人暗合，共同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它身外的情况与动态。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前途非但与整个中华民族所居住的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有密切互动的关系，而且也无从脱离全球文化交流、国际关系、科技贸易等方面的利害冲突，更不可能回避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浪潮。
当然，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它延绵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将来可能对全球起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今天美国的商业势力已经强力地把不久前才发起的“贸易全球化”概念伸展转移为“文化全球化”，使中华和其他文化处于被动退守的地位。也因此使得全世界各文化在继承、交流、发展上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问题是笔者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最关注的，也是本人26年前创办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出发点，更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当然本文所要谈的内容是完全针对文艺的。
本人不是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舆论家，而是一个作曲家，一个教育家。但是，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华文艺，推动执行文化交流，主持国际性的艺术教育上已经有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所要说的是许多年来一直想要讲的肺腑之言，也是怀念中华文化伟大历史的痛心之言。
自从1956年以来，笔者在国际会议上屡次提出中国故有音乐对现代音乐发展的价值、东西方音乐交流的重要性、各种音乐文化合流的优越性，以及中国文人精神重建的必要。但是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全球化”。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帝国主义已被消除的今天，本人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
“中华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意义是否相等？
在此，首先要问“中华文化”和“文化全球化”这两个论题的意义是否是对等的？互动的？中华文化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在继承发展上已经有了160代祖宗的血汗。在目前全球人口中至少有五分之一以上承袭了中华文化。这还不包括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么多的人中有多少还在为它的发展努力效劳？一定不少。仅仅在云南一个地区，我们每次开展一个项目，往往会吸引到数百数千的人参加。那么这许多人是为了什么？可能不只是个人利益。而是因为爱护中华文化，为了它的延续，觉得义不容辞。
相比之下，“文化全球化”有多久的历史？据笔者所知，“全球化”的口号始于美国贸易界上世纪80年代推动的“贸易全球化”。目的在于减低成本，增高赢利，控制市场。所谓之“文化全球化”，我是90年代才听说过的。目的在于向全球大量地推销美国商业化的通俗文艺，尤其是最通俗的流行音乐产品。因此它的历史不超过10年20年，直接受到影响的人还不到一代。实际参加工作的人更只限于投机资本家以及他们雇佣的经理人、宣传公司以及为他们录音演奏的音乐家们。为数当然极为渺小，目标完全是为了个人的财富。
显然，这两个论题的意义非但不相等而且是有极大的差距。不过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极为倾斜的关系。因为提倡文化全球化的商人们拥有极大的经济资本、科技能力、推销技巧、操纵市场的优势，控制消费者心理的手法以及吸引文艺家的手段。
他们对亚洲人的诱惑力尤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于几百年的西方殖民地政策，以及20世纪中叶东西方对立所造成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的优势，往往使他们的文化商品对东方人民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中华文化在最近5个世纪中经过了一段逐步下降的岁月，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屡屡上升，从而霸行全球的时代。在如此差异的情势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以平等、深入和真诚的方式进行，才能有实质的了解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首先的一步不是彼此模仿，而是“知己知彼”。
东西方文化有史以来可能还没有达到过真正的彼此了解。而要认识目前西方文化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美国文化，那更是不容易。
怎样认识美国的艺术和社会文化？
记得20年前，有几位中国驻美文化官员在任满回国之前都曾对笔者说：“初来美国时自认为对美国什么事都很清楚。现在住了7年以后反而感觉到对美国什么都不了解。”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要说一般华裔在美国生活而对美国社会文化不了解，就是世世代代生在美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社会文化也非常隔膜。
在历史上我们见过国力强大，势力延伸到各地的国家，美国可以说是其中之一。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些国家中，美国的历史是最短的。这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在一个发展历史为期较短的新社会中，人民往往又有理想的愿望而又有传统的束缚，因此一时不易达到平衡和协调。照中国的说法，就是缺乏中庸之道。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历史上经常有较大的矛盾冲突和突变。
美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移民国家，这可能是它的第二个问题。据统计，在美国西欧血统人口的比例不久将降低到少数地位。换句话说，美国不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只有少数民族的国家。也就是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美国的文化已将从一个纯粹的英国殖民文化蜕变成一个比云南更复杂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
这当然是文化发展的好环境、好机会，而且已经充分地表现在美国20世纪后期的文艺创作上。不幸的是，和第一个问题一样，由于发展过程太短，非但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矛盾未能和解，同时由于歧视移民而产生的冲突愈趋尖锐，而造成目前社会的复杂情势。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个富有理想的社会。建国初美国的政治理想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移民政策上逐步开放（从来自小小西欧范围扩大到来自全球），也就逐渐提高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因此在美国的社会中，一方面有不少的人，尤其是在文艺界，愿意以无私的精神为他们崇高的理想努力。但是同时，往往有更多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完全相反的。
矛盾冲突的现象早在开国初期就已很明显。譬如当初人民中有富商、地主、贫民、原住民、奴隶、苦力、非白人、非基督徒等。其中第一和第二两种人享有民主和民权。至于最后的两种人，到今天他们实际的地位仍然是暧昧的。偏见与歧视是人类、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难消除的顽固劣性。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样更引起了长期的争执。目前已恶化到美国“新保守派”所高唱的“宗教和文化战争”论调。如此极端的意识分歧，一方面是证明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美国社会对西方之外的文化严重的缺乏教育和知识。
由此可见美国在20世纪中叶前一向不看重文化培养或大众教育，当然更不看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19世纪开始富强以后，美国在文化和教育方面仍然是依赖工商企业和富豪们的捐助，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基金会等非赢利组织的协调和辅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非赢利公益精神在美国发展得特别蓬勃，不但对美国新文艺的推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对了解和资助亚洲和其他文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能在半个世纪中，一方面对美国文化和教育做了些贡献，另一方面能在东方的文化上、音乐上做了些必须的工作的缘由。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底，美国以非赢利的做法广泛地发展现代音乐，包括对亚洲音乐的研究和吸收。成绩卓越，首次奠定了美国的音乐文化，而且迅速地成为世界音乐活动和教育中心。
但是上世纪70年代保守派势力再度崛起。一方面在社会上推动保守舆论，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通过政府和国会逐步取消法律上对商业的监督权。因此在过去20多年间，美国在这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全盘商业化的倾向目前已造成全面商业垄断的局面。以极端赢利为目标的新经济逐步地把一切有关人民健康、福利、环保，甚至于政治、外交、军事、军备，尤其是文化和教育都囊括到跨国性的商业中。所以今天在美国，艺术创作、文化培育，甚至教育内容都已经几乎全部被商业的赢利计划所操纵。同时因为教育水平、文化培养降低，文化消费者的鉴赏力也被商业宣传手段所控制。因此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文艺已全面成为赢利性的通俗娱乐品。譬如在音乐上，现在时髦采用有浓厚“非西方”色彩的音乐手法，或卖弄所谓“玄妙”的哲学和宗教词汇来吸引美国一般不了解东方文化的民众。甚至于以无知的手法滥用东方文化的片段，挂出文化交流的招牌。而对有价值有贡献但是尚未被通俗娱乐商所操纵的作曲家一概漠视。今天音乐被垄断的程度从以下几个例子可见一斑。
譬如，在唱片录制方面，近年来在西方也只剩下3、4家，而且都已全部停止灌录非通俗音乐。后来只剩下两个最大的跨国性的唱片公司。最近，这两家也合并成一个公司。换句话说，文艺事实上已进入专利垄断的阶段。虽然交响乐团和美术馆还是非赢利的，但是他们因为需要企业和富商的赞助，在策划和运作上其实也已全盘采纳商业手法。最近有一个交响乐团已开始以电影音乐代替古典作品。此外，有一位国际上极有名的指挥家，因为乐团要求他参与过多的商业活动，从而决定辞去那个乐团音乐总监的职位。
总之，“文化全球化”就是把全球的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原料，做成商品后，在全球销售。更令人惊心的，尤其是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所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的人民不论是在商界或文艺界向来是十分真诚和正直守法的，但是最近几年因为社会上的极度贪图赢利现象，这种良好的民风已逐渐地在转变。几乎每天都有跨国大公司总裁欺诈瞒骗的案子。甚至于社会信誉极高的记者也被发现假造新闻。
一位极有名望的教育心理学家，曾经由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邀请与中国文化部和教委合作。根据他最近的调查和统计，现在美国青年学生和专业人员，包括创作家，大多数在工作中都有欺瞒的行为，而且基于他的访问，许多都觉得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表示一旦成名或成功后停止就行了。这样的现象是极端赢利主义必然的后果。问题是，在模仿美国全盘商业化的亚洲社会是否也已开始进入这个阶段。
要了解“文化全球化”，必须先了解中华文化
要针对“文化全球化”的诱惑力，我们必须明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意义。“文化”是个近代的名词。它的原来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文艺教育人民。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兴衰的关键。
最早提到文化的是易经中说的“天文、地文、人文”中的“人文”。如果说天文是自然哲学，地文是环境生态，那么人文就是人类的文艺。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孔子在论语中说到“志于道，游于艺”。
而且，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历史上现存惟一连绵不断的古老文化，就是因为它的文艺家们，所谓之文人，在数千年中为了中华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诚心努力。就如周敦颐所说“诚者圣人之本”。我们不一定要作圣人，但是这个“诚”字是今天中华艺术家们应该再三思考的。“诚”这个理念明确地显示出中华文化和极端赢利商业文化的天壤之别。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连绵不断地继续和发展，不只是因为它对文艺有崇高的定义。另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是它能够一方面继承，而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而演变。譬如秦始皇首次统一中国的主要条件，可能是秦国是当时中国最西部的国家。因此在文化、科技、经济上由于已与西域民族的交流而有相当的优势。
相反的，秦始皇企图确保秦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从而焚书坑儒。但是历史是不容许任意修改的。文化的继承是永恒的。在他去逝之后两千多年期间，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最有价值的还是他所仇恨的先秦文化。
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在隋唐之前经过数百年与中亚、南亚的文化的交流，从而产生了全球文化最高峰之一的唐朝文化。其实当时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已经是半全球的。譬如，唐大曲文化不限于中国和印度的交流，西域、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但是唐文化不论多么伟大，如果在南北朝期间江南没有积极地承续东汉晋末的文化，就不可能有上述的交流，也不会有辉煌的唐文化，至多也只能全盘接受外来的文化。这一点是中华文化目前面临危机的一个前车之鉴。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又忙于西征，因而在90余年的占领期间对汉蒙的文化交流未能有所贡献。这对明朝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明代光复后，文人们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恢复遗失损坏的宋末文艺遗产，而未能致力于发展交流演变的新文化。当然明人的文化继承工作是杰出的。明初为了搜集失散的宋古琴音乐而出版的大量古琴谱，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伟大事业。另外要提到的一点是，有些人认为元曲的兴盛是蒙古人的一个重要贡献。其实这是因为汉族文人不愿，当然也不能出仕元廷，因此把他们的心血全部投入戏剧以及水墨画上，所以元朝短短90年中，在这两种艺术上就有了些成就。其实这些成就还是基于继承而不是来自交流。譬如说，如果没有唐绝句和宋词，元曲的小令是不可能产生的。
但是文化的演变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元代水墨画的四大家为了追求汉文化的精髓所尝试的书法绘画，一直要等到清初才被有同样亡国经历、痛心感慨的文人画家们继承演变到中国的抽象画。可惜他们不被满人看重，否则中国从书法演变出来的抽象意境会早于西方两百年。满人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汉化，因此对文化的鉴赏力是十分保守的，而且满人对汉人文化是多加抑制的。
明末文化开始下降之时，正当西欧文艺复兴的开端，因此中华文化一蹶不振。到20世纪初，接受全盘西化，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交流局面和极为倾斜的现象，其中既无继承也无发展。
欧洲十字军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相反的例子，所以我常提出来讨论。对那段历史表面的理解，是西欧企图以军事手段来解决近东的宗教文化问题。其实在这三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西欧通过商业贸易上的流通，文艺学术的输入受益极大，从此能够稳建地充实自己的实力，继而进入帝国主义爆发前的文艺复兴时代。当时各方面政权曾再三恳请中国参与解决冲突。不幸宋元两朝未能了解其重要性，因而失去了一个全面交流的机会，更丧失了一个防止欧洲以后从15世纪开始对东亚长期侵略的机会。
中、西音乐文化的阴阳对立关系
以上是笔者个人半世纪来对文化以及交流的思考。笔者了解一切问题决不是黑白分明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科技、生态、文化、政治等之间是有对等互动关系的。美国社会的民主法制的优点是能容纳、鼓励相对意见的交流。在明朝初期，因为没有这样的制度，因此才产生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僵硬斗争。当时文官们为了对抗太监的霸权，废除海军，拆除船坞。所用的理由是建立海军会耗竭国库，而且认为南亚、东南亚以及东非文化不值得重视。此后不到十年中国航海优势全被西欧取代。因此从15世纪中叶起，中华文化开始长期地下降。当然明朝海军的废除与日本海盗能够入侵中国海岸地区也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是日后明朝衰弱的原因之一。这更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课。
中华音乐文化的源流比之西方古老，早期的美学、乐理非但精密，而且与欧洲音乐阴阳对立。能够掌握中西渊源才能掌握中西交流，这样才能走上真正的中国现代音乐的道路。之后，才能对所谓世界音乐有所贡献。笔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常在这些方面作探索工作，深深地了解在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同时笔者也因为它们不受国人看重而伤感。西方文化高峰期已过。今后世界的文化将全赖于各文化的交流以及挖掘和推动有益演变的泉源和浪潮。中华文化应该是新的主流之一。我们是否可作到这一步，将全赖于中国将来的文人艺术家和文化学者了。
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以目前在国外的声誉来说是令人欣喜的。但是以艺术内容来说，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还是免不了一个普遍的弊病，那就是不能摆脱模仿他人的局限。对目前这一代作曲家来说，这是不易避免的。他们的成就的确是杰出的，但也不可能是全面完善的。全盘采纳西方音乐的概念、技术、作风，而只仅仅掺入一些东方演奏技术的音响或地域色彩的作品，虽然是中国人或亚洲人写的，但仍然是模仿别人的西方音乐。因为这样的音乐并不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创作，因此不会是理想的国际现代音乐。中国音乐的发展还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和努力。真正能代表中国将来的音乐，必需体现出中西两方音乐文化的精髓，而且在思想，在技术和表达上都要能达到融会贯通，合并为一，这样才能进入一个理想的境界。这也就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作曲家应该渴望的境界。这就是中庸所谓的“诚”而不是只求成功的“成”。
在音乐上，中国各民间民族音乐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笔者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对民族民间音乐就已经十分爱好。在90年代中对于云南各民族尚未被注意的种种音乐也特别注重。
由于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受到推崇，作曲家们往往认为单纯、粗犷是中华音乐文化的特征。其实通过文化交流而发展的中国音乐还是属于所谓的“城市音乐”。中国的音律、乐理、手法、美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的确是十分精细，尤其是与欧洲20世纪的音乐理论实践的演变大有阴阳互动的可能性，应该是将来音乐发展的一个基础。
明初为了收集宋末元代期间所消失的古琴音乐，从而成为中国古琴音乐的极盛时代。其成就可与任何欧洲时代相比。南北曲因为方言的不同，在字调配音上从元到明有各种声腔，它们的精细之处，与欧洲文艺复兴前后在复声对位影响下的旋律组织有类似或更深入的奥妙。雅乐、燕乐已被漠视，但是它们在韩国、日本还是音乐文化的核心。而且国内有关文献尤多。一个中国作曲家怎么可能在这些方面不作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否则他们的文法何在？美学根基何在？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期望是寄予更将来的一代。为了培养将来这一代的文艺家，我对中国文化教育同行有极大的冀望。我认为中国音乐的前途并不在作曲家们，而是在于教育家们的肩膀上。数十年来我不断地在世界上、在亚洲以及中国推动音乐教育的全盘改革。我衷心地期望中国音乐在目前的阶段（也就是虽然已能优秀地应用西方作曲技巧，但对自己文化内容却缺乏认识的阶段），中国教育家们应该开始从文化交流演变的角度来研究音乐以及其他艺术教育的改革。
笔者认为教育改革要从最基础的问题着手。譬如，不懂繁体字和文言如何能读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而又是西方文化所缺乏的文献？缺乏此种知识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中华文化？如何能对世界文化有任何贡献？
再譬如，不知中国传统乐器的原貌，只会看简谱，只用西方的指法弹奏已“改良”过的乐器，怎么可能表现出唐宋音乐的意境？
有人说一个作曲家只应该按自己的情绪来作曲。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应该用谁的创作语言来表达情绪？是不是只用西方的技术和表达方式。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不是因为受了某种狭窄的西方教育，因此仅仅反映了局限于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而且是不是没有读过自己文化理论的经典文献？
笔者认为，中国音乐家受了改革的教育之后，才能与西方音乐进行深入的交流，才能创作出一个有中华文化实质的中国现代音乐。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成为将来国际音乐主流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数千年所累积的音乐内涵，应该是将来全世界音乐创作中与西方音乐并立的核心理念之一。
笔者最大的期望是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未来文人能够认清必需走的路线，再度促成文化复兴的局面，与西方文化以对等的、阴阳对比的地位从事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全人类的文化前途。同时笔者也希望西方文人也能一致地决心把他们的文化从美国及欧洲的巨商手中收回来，继续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互动，创出一个真正包涵多文化的全球文化。美国在20世纪中叶曾体现出工商业与文化的现代世界中互勉互助的优越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社会、文化的改革、真正地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的中庸关系，那肯定会为人类的将来作出最根本的贡献。
结语
讲回到中庸，在此可从较广的角度作一个总结。今天美国的“全盘商业化”和“文化全球化”思想其实是一种极端主义的表现，是极少数人纯粹为了追求极端赢利的垄断手段。人类在悠久的历史中已充分的证明，人类的生存绝对需要各种基本因素的平衡。
自古以来，人类必需与大自然共存，这就是生态；需要有组织的生活、有系统的活动，这就是社会；需要在生产和消耗上有协调，这就是经济。最后更需要的是人和大自然在心灵上的呼应，这就是文化。这四个因素，犹如易经中的“四象”，是大自然与人类间一切互动关系的泉源。
人类前途全赖于这些因素的对等均衡，而不在于某个因素的独霸。这也就是为什么最悠久，而且还继续存在的中华文化的特性是它的中庸精神。这也就是为了世界文化的前途，中国和东亚必需重建历史悠久的文人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掌握自己古老文化的根源，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建树，然后才能创立自己的“现代”文化、自己的“现代”音乐。之后才能与盛极将衰的西方文化，或是其他的发展中所谓的“非西方文化”阴阳互动，为世界文化指出一个新方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谈到世界各音乐文化的平等互动交流、继承发展，而不是全球化的音乐。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全球化”，而是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和“文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