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上海国产电影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上海论文,启示论文,电影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历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内战又起，政局动荡，物价暴涨，经济凋敝。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上海为代表的国产电影业却出现了发行与制片两旺的局面，首先是电影观众人数成倍增长，继之而来的是电影产量的飙升。（注：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的中心基地，90%以上的国产电影制作于此（不包括香港、台湾与沦陷时期的东北电影制片业）；上海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全国电影票房收入的50%以上出自于此；因此，本文以上海作为战后中国电影市场与电影制片的代表城市论述。本文实际论述大致涵盖了整个战后时期，而以1947—1948年为中心。）此处可以先从几组数字及其比较表现这种“购销两旺”的情形。以电影观众计，1946年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为1954万人，日均5.35万人，1948年为3897万人，日均10.68万人；（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档，以下简称电影院公会档。）以电影院上座率计，1946年约为31%，1948年约为61%；上述两项指标均增长了1倍左右。（注：战后上海电影院共约有5万个座位，如以每天放映3.5场计（当时规定电影院每日放映场次不得超过4场），平均每天约可容纳17.5万观众。上座率为平均每日实际观众人数与影院可容纳观众数之比。）以电影产量计，1946年上海出产影片4部，1948 年则达到了57部，增长了13倍有余。（注：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80）第2卷后附影片目录统计， 不包括新闻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因为战后复员工作的影响，直到1946年8月上海才制作完成了战后第一部新片，因此1946 年上海电影产量之少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战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30年代中期（1933—1936年）比较，当时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年均约为936 万人，日均约为2.56万人，（注：目前尚缺乏战前上海电影观众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此处先据明星公司1933—1935年的平均年收入与票价之比，推算出明星公司的观众人数，再从明星公司影片产量与其它公司影片产量之比，推算出上海电影观众的总人数和日均人数。（《明星公司大事记》，《明星半月刊》第7卷第1期））上座率平均约为20%左右，（注：战前上海电影院共约有3.65万个座位，以日映3.5场计， 每天约可容纳观众12.8万人。）电影平均年产量约为60部左右，其中最少的1936年为42部。（注：据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 卷后附影片目录统计。）与战前相比，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尤其是电影市场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注：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以及战时的“孤岛”时期，上海电影市场也曾较为兴盛，具体情况及原因当另文讨论。）为什么在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百业萧条，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局失去信心，而且并不看好未来发展前景的时期，电影业反倒“一枝独秀”，其间原因何在？对电影业自身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这是本文企望研究的问题。
电影票价相对下降导致观众人数大增
在诸多艺术形式中，电影与市场的联系最为密切。作为一门耗资巨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的艺术，电影制作基本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商业行为。如果电影制成后没有观众，不能从市场得到收益，就不会再有后继投资者。因此，电影的商品属性与所有其它商品一样，首先是以销定产，而并非以产定销。（注：电影制片商和艺术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引导观众口味，创造电影市场，这属于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本文不论。）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及制片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首先是观众人数的成倍增长，而观众人数的增长，与战后特殊经济环境造成的电影票价相对下降有着直接的联系。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通货膨胀仍呈急速上升趋势。以批发物价指数论，1945年12月为战前1937年上半年的885倍，1946 年12月为6816倍，1947年12月超过了10万倍，到1948年8 月币制改革前，居然已经是战前的564万倍。同时，上海通货膨胀的特点是， 批发物价指数的上涨高于生活费指数（即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而在各项批发物价和生活费指数中，杂项类（非生活必需品）指数的上涨又小于总指数的上涨。自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上海的生活费指数平均为批发物价指数的69%，杂项类指数平均为批发物价总指数的91%，为生活费总指数的95%。（注：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7—48、55、84、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正是由于战后上海通货膨胀的上述特点，属于零售类、非生活必需品的文娱消费价格（包括电影）的上涨幅度低于其它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动乱年代，非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低于人们生活攸关的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价格差的存在，客观上则拓展了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空间。
以工资和物价的比例而言，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自抗战中期开始，上海工人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下降状态。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 工人名义工资水平为战前1936年的424万倍， 但只及同期批发物价上涨指数的60%左右，（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84页。）从而意味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但是，同期电影票价的上涨幅度最高为100万倍，远低于工资的上涨幅度。这也就是说，与战前相比， 人们的工资收入可以买到的生活必需品大大减少了，但可以买到的电影票却大大增加了。再以上海电影票价与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大米售价相比较，战前的1936年，大米售价为1石（156市斤）9.943元， 首轮影院晚场最高票价为1.5元，看一次电影可以买23.5斤大米， 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个月的主食消费，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级娱乐。即使是最低档次的四轮影院的最低票价0.20元，也可以买3斤多大米， 足够一个人一天的主食消费。而到了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大米售价为1石5833万元，比1936年上涨了586万倍，电影票价最高120万元，最低20万元，分别比战前上涨了80万和100万倍，最多可以买3.2斤大米，最少只能买半斤大米，还不够一个人一天的消费。（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3、34、38页；《关于电影票价问题的有关资料》，电影院公会档。此处的斤均为旧制，约合新制0.625斤。）与战前相比， 电影与大米的相对比价下降了6倍以上，已经从过去的高级娱乐降为大众娱乐， 这对战后电影观众人数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属于非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文娱类消费而言，电影票价的上涨幅度在所有文娱类消费中又处于最低水平。
在所有文娱类消费中，战前上海的电影与京剧票价同属最高，为2元，（注：《关于电影票价问题的有关资料》，电影院公会档。）电影票价甚至高于灯红酒绿的舞场一倍；而到了战后的1947年，电影票价仅仅高于接纳贩夫走卒之流的书场，与公认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娱乐淮剧持平，只有京剧票价的15.6%，舞场票价的42%。电影票价相对下降幅度之大可见一斑，这也吸引了其它一些艺术项目的爱好者走进电影院。
为什么战后上海的电影票价相对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一方面，因为其是非生活必需品，人们对其的需要不及生活必需品那样迫切，也没有那么多的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哄抬价格；而另一方面，则与政府管制有重要关系。在战后上海，电影票价属于管制项目，每次涨价均需经过社会局、财政局、警察局的核准才能实行。（注：上海市社会局是电影院登记的主管单位，财政局则主管财政与物价，电影票价的变动需经两局认可。但是警察局在电影票价问题上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发言权。1946年1月和1947年1月电影院公会两次请求调整电影票价的提议，都被警察局以“制止增价，以免刺激物价上涨”；“普及民众正当娱乐”等为理由，予以否决。（《关于电影票价问题的有关资料》，电影院公会档））政府主管当局管制电影票价的理由是，电影院首先是教育场所，而非娱乐场所；同时绝大多数电影观众是学生和工薪阶层，他们很难买得起高价票。上海市参议会三届七次会议曾于1947年6月25 日通过决议称，“影片为教育工具，建国要策之一，可以起潜移默化之作用”，“故请本会建议政府，从速加以管理。”（注：《为外商电影院不映国产影片请建议政府制定管理法规限令加映国片藉节漏卮而重国体案》，电影院公会档。）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动荡之际，能够以较低票价将一般市民百姓吸引到电影院里，使他们淡漠现实的不安与痛苦，也不失为政府当局维持电影低票价的真实企图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电影院方面认为，电影“究属娱乐性质，尤应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不断要求票价的上涨。但当局则答复说，电影的使命“实负宣扬文化，普及教育的两重任务，……而且与国家经济政策，也具有密切关联”，因此不能轻易涨价。（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大会会议录》，电影院公会档。）在当局有意识地控制下， 1946年电影票价变动了7次，1947年则仅变动了3次，但始终赶不上其它物价的上涨水平。
为了解决电影票价上涨需经当局审批的阻碍，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曾经呈文市社会局，要求援例实行电影票价随生活指数上涨自动调整的办法（当时随生活指数上涨调整价格的办法被运用于许多生活消费品），以免“当局审核之繁，抑且获收支匀衡之效”。但当局的答复是，“电影系人民正当娱乐生活之一，所有座价仍以逐次调整，呈局核准为要。所请随生活指数自动调整一节，未便照准。”（注：《民国卅六年度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工作报告》，电影院公会档。）只是在电影院方面的一再要求， 尤其是美国片商停止供应新片的威胁下，1948年6月26日，上海市有关当局才同意， 电影院座席票价概依上月职员生活费指数之增减，由电影院公会比例调整，报局备案。（注：《民国卅七年度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工作报告》，电影院公会档。）但由于仍需“报局备案”，而社会局要求电影票价“不得率自变更”，因此此时的电影票价仍非完全自由定价。直到1948年12月，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完全失控，任何形式的限价和管制实际上均已无法维持，27日上海市社会局才通知电影院公会，决定电影票价免予管制，改采电影院公会自由评议制。然而，此时离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失败已为时不远，这一决定对电影业的影响尚不及体现就已时过境迁了。
总之，战后上海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对上海的电影市场和电影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观众层次的变化导致国产电影观众的增加
由于战后上海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结果导致电影观众人数的大量增加，而且增加的电影观众主要集中在国产电影，这就直接促进了国产电影业的迅速发展，这是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变化带来的最具有积极意义的结果。
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市场，除了个别例外（如苏联电影），并不存在对于某国电影的特别限制。但实际上，上海电影市场的竞争者只有两家——国产影片与美国影片。一般情况下，美国影片占上海市场份额的60%左右，战后初期，因为国产电影的暂时断档，美国影片一度占到90%的份额。但到了1947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国产影片的观众人数日渐增加。举例而言，1946年单片观众人数超过10万的均为美国片，1947年单片观众人数超过10万的美国片为7倍，国产片也已有6部，两者基本持平。（注：根据12家首轮影院观众人数统计，因此不够完全。因为相当部分国产片在二、三、四轮影院上映，因此国产片观众人数统计的不完全性要超过美国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影片在上海放映实行的票房拆帐（分成）制，在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收益无法得到保障，（注：实行票房拆帐制，票款入帐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每延迟一天收回票款，对片商都意味着损失，再加上电影票价受到管制，使美商极不满意，因此大大减少了对上海的电影输出。）因此美商主动减少了对上海的电影输出。1946年，上海进口美国影片881部，1947 年就下降了一半以上，为393部，1948年再降为272部，不到1946年的1／3。（注：《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第596—5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948年5月， 美商向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发出通知，要求在一个月内提高票价，否则将停止供片。由于电影票价的调整不如美商所愿，1948年6月以后， 美国影片进口大为减少。当年米高梅和派拉蒙公司基本停止了对上海输出影片，其它美国公司对上海的电影输出也有大幅度下降。）新片进口数量的减少，使不少专映美片的影院，只能靠复映片维持，这就使观众的选择余地减少，从而导致观众的流失，为国产片的上映腾出了一定空间。1946年上映国片的影院数量平均只有上映外片影院的21%，1947年猛增3倍，为66.7%，恢复到战前水平；而1948年平均达到了84%，两者数量相差不多，并在不少放映时段里，上映国片影院的数量超过了上映外片影院的数量。（注：根据《申报》广告抽样统计，日期为每月的10日。）这实际上表明，美国电影商减少以至停止对上海的电影输出，并未造成相应的市场萎缩，反而为国产电影业的发展开拓了较大空间，使国产影片的观众数有了较大增长。（注：这种变化在上海以外的城市更为明显，请参阅汪朝光《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市场研究》，《电影艺术》1998年第1期。）
美国影片进口数量的下降只是战后上海国产影片观众数量上升的原因之一，而观众人数增加导致的观众层次变化，是国产电影观众数量上升更为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在上海看电影曾经是较为高级的非生活必需消费，尤其对于首轮影院而言更是如此。有这样消费能力的，多数是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外籍侨民、白领职员、以及知识阶层等。他们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于没有配音对白、故事情节较国产片复杂、文化背景迥异的美国影片较易接受。更有甚者，对他们来说，看美国电影不仅是喜好其故事情节或欣赏其艺术描写，许多时候，他们进电影院是为了体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时放映美国影片的影院装潢布置比较讲究，影院职员服务到位，使影院整体氛围有别于中国传统剧场热闹、嘈杂的环境。由于这些影院的高票价，往往使普通市民观众无力问津，走进这样的影院，先就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也就是说，花较高的票价换取“体面人士的风尚”。正是他们构成了美国影片最主要的观众。同时，由于高票价，使影院经营者可以通过分成制得到更多的收益，影院也愿意放映美国影片。在这种情况下，国产影片的观众潜力没有被发掘出来，即使有了好的国产影片，一来因为高票价阻碍了普通观众走进影院，二来影院经营者因为收益低而不愿排片，结果导致美国影片长期在上海电影市场独占鳌头。
然而，战后上海电影票价的相对大幅度下降，改变了上述局面。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观众走进影院，“大家差不多都有机会看看电影，工人也能看看了”；“从前工人看电影的很少，现在却有许多女工茶房看电影。”（注：《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电影论坛》第2卷第5—6期合刊，引自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第446—44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8；《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5日。 ）这一部分观众对于国产影片的兴趣远大于美国影片，原因在于：一、美国影片的题材“和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符合，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二、美国影片的节奏较快，“使得落后的观众，不易接受”；三、美国影片没有配音翻译，只有字幕，“水准较低的观众，很容易混乱了片中情节，使他们的兴趣减低”。（注：吴道：《论中国电影的倾向和路向》，《电影与戏剧》第2期。关于文化差异对电影观众及市场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及深究，作者拟另文探讨。）更重要的是，上海观众或者扩而大之全中国观众，他们对于身边日常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关注，只有国产影片才能给予切实、生动、感人的描绘。当然，国产影片的总体票价水平仍然低于美国影片，也是普通市民观众选择国产影片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战后上海新增的大量电影观众的经济收入、现实关怀、欣赏习惯与生活情趣，决定了他们更钟情于国产影片，这对面临着内外种种困难的战后上海国产电影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战后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国产电影业同样面临着如何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迅速收回成本的问题。1947年底，上海电影制片材料价格为战前的10万倍，电影票价却只有战前的3万倍， （注：《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5日。 ）按照常理，这意味着制片收益的下降，结果将导致投资萎缩，使得制片数量下降。但事实却是，战后上海的电影产量始终保持着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其中关键在于国产电影观众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与战前相比，上海制片费用的上涨幅度为票价上涨幅度的3倍以上，而电影观众人数则是战前的4倍以上，其中国产电影观众人数的增长幅度显然更高。因此，电影票价下降了，每张票的收益也相应下降了，但卖出去的总票额增加了，总收益也就有了保证。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多销而导致的薄利累积足可以弥补制片商因为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损失。否则，电影制片商不可能长期做亏本生意，我们也无法解释战后上海电影年产量不断增长的事实。（注：据《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后附影片目录统计，上海的电影产量，1947年为1946年的8.5倍，1948年为1947年的1.68倍，1949年1—5 月推算应为1948年同期的1.26倍。）
电影制作适应观众要求
刺激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仅仅是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可以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于一时，但要长期维持较为稳定的观众群还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观众对电影的喜好度。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较高的观众，其收入和情趣决定了他们看电影的频率和欣赏口味较为稳定，对电影市场的影响也就较为恒定。而大量市民观众，由于很多人是初入影院，尚未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消费习惯和欣赏口味，对电影市场的影响较大，较易使市场产生波动。如何吸引他们建立起经常性的、较为稳定的电影消费，是战后上海电影制片业面临的问题之一。乍看起来，战后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呈现出某种混乱局面，小公司一哄而起，作品也良莠不齐，但细究之下，其间仍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即适应观众、适应市场需要，为市场而生产。
一般市民观众为什么去看电影？他们希望看什么样的电影？这对电影制片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适应观众的观赏要求，才能够刺激他们购票进影院。如当时论者所言，战后，“由于国家政治不安定，在都市方面，逼迫人民感觉日子难过，一方面钱不值钱，容易找也容易花，所以娱乐事业特别发达，人们都愿意到戏院里度过无聊的日子，或者消遣，或者找刺激”。（注：《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电影论坛》第2卷第5—6期合刊，引自丁亚平：《影像中国》第446—447页。 ）因此在战后上海电影市场上，消遣或刺激类的影片曾经兴盛一时。
战后最早出现的卖座影片，就是以《天字第一号》为代表的间谍侦探片。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为这类影片提供了最好的背景；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适应了战后审判日伪战犯的正统道德正义感；片中主人公神出鬼没的行为、枪战打斗加爱情的调味剂，正好给观众足够的刺激；这类影片又是中国电影题材中的一个新片种，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变的要求。1947年，《天字第一号》仅在上海皇后大戏院就取得了15万观众人次的票房成绩，（注：由于1949年以前上海并无统一的电影放映排片计划，而是由各院根据上座率及其与制片商订立的合同自行安排，因此，本节仅根据得到的材料，统计当时某部影片的观众人数，并非该部影片的观众总人数。本节有关观众人数的材料，均来自于《关于电影票价问题的有关资料》，电影院公会档。关于以《天字第一号》为代表的间谍侦探片，可议之处甚多，评价也有争议，以后或可另文讨论，此处只涉及其适应观众观赏要求的一面，而不涉及其总体评价。）并由此促使制片商更多地制作此类影片。上述因素使得间谍侦探片成为战后拍摄最多的片种之一，并使民国电影由此出现了新的类型片。
如果说间谍侦探片更多地带给观众以较强烈的刺激，那么家庭爱情片则更多地适应了观众轻松休闲的消遣需要。（注：本节为了叙述的方便，将消遣与刺激作为不同类型影片分析，而在实际上，消遣与刺激并非截然不同的两极，消遣可以是刺激性的，刺激也可以作为消遣。）尤其是在上海这样有着众多小市民观众的城市，适应小市民情趣和口味，描绘普通市民生活场景，有着家长里短式的情节，可以成为小市民茶余饭后谈资的影片，有着长久的市场。在这方面，战前和战时的上海电影业都有许多成功的作品。战后上海的电影出品继承了战前的传统，拍摄了众多此种类型的影片。如“孤岛”时期迅速走红的作家张爱玲，深谙小市民生活个中三昧，她在战后创作的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拍成影片后，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1947年，《太太万岁》在皇后和金城大戏院放映，观众人数达到了15万人。同年，浪漫喜剧片《假凤虚凰》上映后轰动沪上，成为过去专放美国影片的上海以至远东第一大豪华影院——大光明大戏院的票房冠军，观众人数接近17万人。
当然，在一个政治经济的动荡年代，仅有消遣或刺激是不够的。即使是小市民，也关心着他们身边已经、正在和即将发生的一切。甚而可以说，他们对日常生活艰辛的感受，对获取不可一日或缺的柴米油盐之不易，肯定要超过那些所谓“白领”阶层。社会现实生活仍是电影题材的重要主题。战后上海电影业在关注现实生活方面，继承了3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拍出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均达到了民国时期现实主义电影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这批电影从选题到表现形式，仍然不乏对市民生活的独到把握与深切理解，而不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空泛说教。当无数观众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素芬一家的经历洒一掬同情之泪时，影片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也就得以较为完满地结合起来。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仅在沪光、丽都、美琪3家影院的观众人数就达到了46万人。 （注：《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在上海多家影院上映，而且映期很长，据《正言报》材料，自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该片观众人数达到71万。 （引自《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22页）如果计算复映期的观众数，估计该片观众总人数有可能接近以至于超过百万。这样的票房成绩，可以说在民国年间的上海电影市场上绝无仅有，就连一向居于沪上票房前列的美国影片，与之相比也不免黯然失色。举例而言，1947年上海上映的几部较为卖座的美国影片的观众人数为，《一千零一夜》22万人，《蛇蝎美人》21万人，《乱世佳人》17万人（均为2家影院的统计）， 均不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一半。）就上述几方面的卖座片及其题材选择、艺术手法等等而言，战后上海的电影制片商在满足观众各方面的观赏需要上是较为成功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和电影业的发展理出这样一条脉络：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使电影观众的人数大量增加；电影观众的增加，带来了观众层次的变化，从而使国产电影的销路扩大；国产电影的市场看好，刺激电影制片商更多的投资电影，并贴近观众的观赏要求，从而又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这就使国产电影的发行与制作有了一种相对“良性”的互动，一时呈现出与现实环境相悖的“繁荣”，成为内战动荡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余论
电影首先要有观众，通过放映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有收益。因此在影响电影实现其价值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最终购买者——观众。观众对电影的喜好度，观众走进影院的愿望，决定了电影的命运。而观众在选择是否看电影，看什么样的电影时，如同他们选择其它商品一样，价格永远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战后上海的电影市场和电影业的发展本身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从表面看，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和电影业的发展与现实环境之间呈现出某种悖论。电影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而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破坏着这种环境，但它同时又通过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而在无意间培育、扩大了电影市场。与其它商人一样，电影票价的下降，单片收益的减少，并非电影制片商和放映商的本意，他们也企图通过提高票价的方法，实现更大的收益。然而，现实恰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而现实又通过另一条途径补偿了他们的损失。电影票价的相对下降，是战后上海非常时期与非常环境的产物，同时却又是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和电影业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和电影业的发展，是在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的，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历史的复杂性和发展的辩证法于此个案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它同时也说明，在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中，决定性的内在因素还是经济规律本身，其它种种外在因素有其一定影响，但都不能决定经济发展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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