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条件下农业投入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机制论文,农业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投入方式与运行机制的历史沿革
农业投入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投入机制。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农业投入机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动，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5年）：土改后个体经济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我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翻身农户成为单独的经济实体的同时，成了一个个细小分散的农业投入主体，刚从极度的战乱和剥削中走出来的个体农民，能投入生产的，除了自身的劳动外，主要就是刚分得的土地，生产资金少得可怜。作为国家，一切正百废待兴，既无暇顾及也无财力向农业投入。农户作为经营单位，很难独自经营，作为投入主体，难以聚集足够的生产资金。这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在低下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小生产方式的农业投入机制。
第二阶段（1955—1980年）：计划体制下集体化模式的农业投入机制。从1955年夏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建立起“一大二公、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模式。在此期间，国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之形成的农业投入机制也较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投入主体由单一层次的农户转变为国家、集体（公社、大队、生产队）共同投入，并形成了以集体投入为主，国家投入为辅的体系。
在这一投入体系中，作为经营主体和承担积累任务的生产队，其掌握的积累比例不足20%，投资份额也在20%以下。
第三阶段（1980—1991年）：双层经营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全面实施，农业投入的主体发生移位，农户成为事实上的农业投入主体。1978年，湖北省农户用于生产方面的投入占全省农业投入比重为45.5%，到1980年、1990年，农户投入所占比重就上升到80%以上，其中1989年为84.7%，1990年为81.1%，分别比1978年提高39.2和35.6个百分点。农业投入主体移位后，农业投入机制仍深深打上集体化模式下农业投入机制的烙印。农户缺少投入主体的意识，农业投入机制运转不畅，农业投入明显萎缩。
第四阶段（1991—1994年）：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第二、三阶段的农业投入机制是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的，农业投入方向受国家计划的左右。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国家从总体上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但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上，特别是农业投入上看，基本上是农民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决策生产投入方向，从而也带来了几次农产品供求曲线的波动。此期，农业投入仍然主要是由农民承担。1990年湖北省农户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为81.1%，到1994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87.4%。而国家投入所占份额仅为5.48%，比1990年下降1.15个百分点。
二、当前农业发展和农业投入的现状
1.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
英国牛津大学农经学院著名经济学家J·A·Mollot曾对世界88个国家的农业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关系公式，即一个国家凡人均收入每增加1%， 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加0.25%；或者，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每增加1%，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加1.3%。这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投入成正比例关系。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体制上的创新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8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较高水平。1984年，湖北粮食产量达2263.0万吨，棉花产量达60.6万吨，油料产量达55.3万吨，分别比1978 年增长31.1%、65.4%和1.33倍；农业总产值达169.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48.4%，年增长6.8%。各项增长速度均居历史之首。1978—198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但是，从1985年开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减慢。1985—1990年，湖北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0%， 比 1978 —1984年回落3.8个百分点，也低于同期工业增长速度7.6个百分点。主要农产品产量出现明显波动。农业投入机制的严重缺陷导致农业投入不足是近年来农业发展萎缩的根本原因。据有关专家计算，认为资本投入的波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率高达40%以上。这一观点虽不一定确切，但仍可见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农业投入波动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
2.当前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存在明显“断层”
第一个“断层”：国家财政（包括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保障出现“断层”。过去，农业各项大型工程及涉及长远性、全局性利益的农业投入均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承担。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下滑趋势。各地实际决策过程中，为了获得额外利润，将地方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回收期短、见效快、价高利大的非农产业，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明显的工业偏向。1994年，湖北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4%，比“六五”时期12.3%和“七五”时期8.9%分别下降3.9%和0.5 %， 其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1994年湖北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占全省基建投入的比重仅为1.9%， 不及“六五”和“七五”时期的一半。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在具体作用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异化现象，农业投入被挪作他用屡见不鲜。此外，过多的价格补贴也加重了财政负担， 降低了财政支农的力度。 据统计， 1987—1994年的八年间，湖北用于城市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高达105.6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农资金的1.6倍。 如果能够将这一百多亿元的资金直接投入农业，既不会经常性地运用对农副产品加价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出现物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
第二个“断层”：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衰退，积累资金的减少与区域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保障出现“断层”。在原有投入体系中，区域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都是由乡村集体积累承担的。可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特别是村级经济实力的衷退，集体经济组织形同虚设，绝大部分村仍然延续过去人民公社老一套的管理办法，发展缺乏活力，对广大农村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因此，集体作为农村一级经济组织，已无力承担对农业大规模投入的职能。直接影响是，许多以往建设的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年久失修，无力恢复。
第三个“断层”：农户在农业投入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与农户经营性投入保障出现“断层”。在国家、集体对农业投入同时减弱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良性的农业投入机制，国家政策诱导不够，农户投入主体意识不强，使得农户对农业投入的热情不高。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这种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对湖北省33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1994年，农民户均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为1743.4元，只及同期农民用于生活消费支出的40%，和1990年相比，虽增长75.5%，平均每年增长15.1%，但大大低于八十年代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其中，农民对农业的中长期投入更是冷淡处之。1993年，湖北农民用于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户均只有59.1元。1994年，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回升的情况下，农户用于此方面的投入也仅为101.9元，远未达到改革初期1984 年的投入水平（104.9）。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几乎是一片空白。
第四个“断层”：农业科技投入的弱化与农业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出现明显“断层”。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近年来，科技投入不足，已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明显的负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科研经费严重不足。1993年，湖北财政投入科研机构的科研及事业费人平只有4867元，而分配到农业科研方面的比例更少。科研投入偏低，造成新的科研工作难以展开，科技存量逐年减少。农业科研成果已由1987年的108项下降到1992年的30多项， 获科技进步成果奖的项目由1987年的37项下降到1992年的21项。另一方面，科技植入农业不够，农业科技推广明显滑坡。1993年，湖北杂交稻推广面积为117.9 万公顷，比1990年减少28.2万公顷，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24.6%，不足1/3； “两膜”棉面积1993年比1992年净减达6.7万公顷； 其他一些农业实用技术，如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使用均有不同程度地下降。
三、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定量分析
1.分析方法。农业生产是一个物质交换过程，每一种农产品从播种到收获都是许多生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测算农业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采用目前理论常用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农业总产值作为农业发展的最终成果，将农业资金投入、科技投入作为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主变量，并同时引入对农业总产值影响程度较大的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作为辅助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其模型为：
2.建立模型。下面以湖北省1978—1994年农业投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通过TSP（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回归拟合， 建立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在建模时，考虑到1978年以后，农村经济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故把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这一参数指标（D ）也引入模型之中，以提高模型的精度。
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通过对函数模型进行F值检验和对参数为零时的T值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结果分析。1978—1994年的16年间，湖北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业总产值（当年价）由1978年84.46亿元增长到1994年的786.8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97%，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5.28%。 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为研究问题方便，这里仅抽象出农业投入包括科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考察。
（1）资金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业资金投入包括对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经营费用的投入二方面。农业生产函数显示，资金投入的生产弹性系数为0.1134。这充分说明，农业发展除政策和科技因素影响外，资金投入的增加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今后，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和耕地存量的逐年减少，这种局面将继续维持。因此，如果没有资金投入的增加，农业的发展将步履维艰。
首先，从资金投入的规模看，虽然近一时期，农业资金投入总量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但从资金投入总量的变化趋势看，投入规模仍不断扩大。1978—1994年， 湖北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按1990年换算价计算）由34.83亿元增长到163.9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6%，比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5.28%）高出4.88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5.03%。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转换，农户已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承担者。1978年，农户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为45.54%，到1994年上升到87.40%。可见，农业投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农户对农业投入的增加。
其次，从资金投入的效益看，则呈现明显的波浪式变化。1978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按1990 年可比价格计算， 下同）为645.85元，到1985年，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下跌和“卖难”的发生，使工农产品比价回归，投入效益显著下降，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降至278.89元。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农业生产状况的好转，投入效益出现恢复性增长，1988年和1989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分别升至394.94元和375.03元。进入九十年代，再次受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资金投入与科技投入结合不够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投入效益再次下降。1994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为312.60元，比1988年下降20.85%。可见， 农业投入效益的波动与农业生产的波动相伴而生，农业投入效益是反映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再次，从资金投入的行业分配情况看，在1985—1994年期间，农业各行业的资金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85年，农、林、牧、渔四业资金投入量（均为1990年价）分别为59.96亿元、2.86亿元、44.13亿元和3.39亿元，到1994年，分别增加到89.64亿元、3.37亿元、61.77亿元和5.57亿元，分别增长49.50%、30.42%、139.97%和69.62%。 这充分说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农、林、牧、渔四业的资金集约程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产值1985年种植业为391.06 元、 林业为592.31元、牧业为174.71元，渔业为469.62元，到1994年， 则分别变化为302.64元、601.34元、237.31元和985.39元。在四业中，种植业和牧业的投入效益明显偏低。从1985年到1994年，除种植业的投入效益有所下降外（1994年比1985年下降22.61%）， 其他各业的投入效益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其中林业增长1.52%，牧业增长35.83%， 渔业增长109.83%。因此，农业资金投入在行业分配中的结构是否合理， 将对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农业生产整体效益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看，必须着力疏导资金流向，增强资金投入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林、牧、渔业生产，以最终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效益的目的。
（2）科技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1978—1994年，湖北农业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变动率为1.15%（α＝0.0151），同期， 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8%。由此可计算，科技进步对湖北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8.60%（科技进步作用占农业总产值增长量的百分比）。
从分阶段的情况看，1978—1982年：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0%。这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滞后影响密切相关。
1983—1989年：随着国家科技政策的加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指导方针得到较好贯彻，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逐步得到健全，杂交水稻、“两膜”棉技术、配方施肥等农业科研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农业科技投入明显增加，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35.5%。
1990—1994年：进入九十年代后，受利益机制的驱动，各级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忽视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农业科研明显滑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陷入“线断、网破、人散”的境地，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没能较好地与农业生产结合。致使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26.1%。
4.趋势预测。根据农业生产函数模型预测，到2000年，按照“九五”规划，湖北农业总产值要达到650—680亿元（1990年不变价）的目标。那么，农业生产资金的投入总量大约需要240—280亿元（1990年价格水平，换算成1994年价格水平，则需310—350亿元）， 比1994 年增长46—70%，年均增长率在7%以上； 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左右；农业投入在行业分配中的结构比例大致在45:5:40:10左右，即种植业占45%、林业占5%、牧业占40%、渔业占10%。 在这一结构中，和目前状况相比，种植业的投入份额将有所下降，其他各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以上预测结果是就目前农业发展状况作出的，没有考虑今后农业生产条件可能出现的特殊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变化。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到2000年，农业投入的规模将比实际预测结果还要大。
四、农业投入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传统的计划农业向现代的市场农业转换时期，农业企业和劳动者的经营行为，是由利润目标决定的。当非农产业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农业时，经营者把生产要素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种在微观层次上弱化农业的趋势，必须通过宏观政策加以校正。
1.调整发展战略，实行工农协调发展，在国民收入分配和投入上适当向农业倾斜。我国当前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对工农关系应该进行调整。现阶段，我国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份额产业。作为大份额产业的工业如果再继续靠抽吸小份额产业支持自己的发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工业的进步发展，应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并积极引进外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继续抽吸国民经济小份额的农业去补贴大份额的工业，农业就会停滞徘徊。形成农产品供应短缺，工业原料供给不足，对整个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按市场规律办事，正确对待农民。当前，农业、农村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对待农民问题。过去那种将农民问题产品化，为了多征购些农产品而不惜得罪农民，尽管有可能在短期内多收些粮、棉、油，但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这是我们制订政策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要粮、棉、油、肉，却不重视农民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供给最终也不能得到持久的保证。当前政策的目标模式应是“兼顾产量，重点放在收入上”。
3.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当前，我国农村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可靠手段，政府要帮助农民把手中的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通过农民自身积累来加大农业投入。因此，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问题应该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日程上来。从政治上讲，在一些国家的地区，农民组织正在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这一经验值得注意。从经济上讲，一家一户的农民在流通领域中很难得到自己产品真正具有的利益，很难走向市场。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公司加农户的股份制方式使之进入市场，从而解决农民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问题，使农民从根本上获得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组织保证。
4.完善土地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