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还是低流动性冗余资源———项关于组织冗余结构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冗余论文,流动性论文,资源论文,结构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组织冗余是“组织拥有的资源与维持目前状态所需资源之间的差异”或“未被使用的资源”(Cyert and March，1963)。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组织冗余是不存在的，但现实中企业拥有的资源量会大于其最低需求量，即组织冗余普遍存在(Cyert and March，1963)。组织冗余究竟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关于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在理论界，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总是处于最优状态(即效率最高状态)，它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组织冗余，而在遇到困境或资源需求快速增加时消耗组织冗余，以满足生存和竞争需要(Cyert and March，1963)，而代理理论则认为组织冗余是管理者行为的结果(Leibenstein，1969)。在实务界，一些企业认为冗余增加了成本、降低了运营效率(Cheng and Kesner，1997)，并一直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冗余，例如，减少过剩产能和管理者薪水、解雇“过剩的”和“非必要”人员。而另一些企业则认为冗余的存在可以降低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联邦快递公司为保证投递业务的顺利进行，每天都有两架飞机放空飞行，一旦任何地方发生问题，这些飞机就可以立即在当地降落，取走包裹。联邦快递公司如此配置组织冗余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不确定事件，当发生问题时，它可以快速调度其冗余的运输能力从而降低损失。这些关于组织冗余作用的截然相反的结论很难指导实践。Bourgeois(1981)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一种组织冗余，我们也应当看到组织冗余具有不同的形式，不管是减少过剩产能、解雇冗员，还是增加冗余的运输能力，更多情况下都是不同组织冗余之间的转化，例如解雇冗员使企业资金更为充裕。这些不同组织冗余之间的数量关系构成了特定的冗余结构。企业可选择拥有较多的某种冗余、较少的其他冗余，但这并非说冗余结构是可以任意改变的，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形式的组织冗余之间转化受到成本和时间等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企业情境不同也可能导致其冗余结构不同。于是，我们产生了两个疑问：冗余结构与哪些情境因素相关？改变冗余结构会给企业绩效带来怎样的影响？
目前关于组织冗余的经验研究多把其作为自变量，分析并检验其与创新活动、企业绩效等之间的关系，以其作为因变量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多集中在预算冗余领域(Huang and Chen，2009；Kren，2003)。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是代理理论，认为组织冗余是个体行为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对企业是有害的，较少关注情境因素对组织冗余的影响，研究的目的也是探索如何减少组织冗余。Sharfman et al.(1988)对组织冗余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按照流动性和灵活性的高低把组织冗余分为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两类。高流动性冗余资源流动性和灵活性均较高，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借贷能力等；低流动性冗余资源流动性和灵活性较低，且面向特定主题，包括支付给员工的较高报酬、管理费用、加工中或已加工的产品、熟练工、闲置的生产设备等。企业拥有组织冗余时，可以将其以高流动性形式保存，也可以以低流动性形式保存。前者由于没有沉淀于企业内部，可以适用于较多情境，能给管理者较多的选择和支配空间，但其效用实现还需要将其转化为低流动性资源；后者则可以直接适用于特定情境，例如闲置的机器设备可以直接响应需求增加，但是若要将其转换以面向其他需求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其他情境下的适用性受到制约。由此看来，不同形式的组织冗余对企业资源需求的满足不同，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构成了特定的冗余结构。Sharfman et al.(1988)同时也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威胁和机会、企业环境的稳定性等都会影响组织冗余的总体数量，企业年龄以及行业是否处于成熟期会影响低流动性冗余资源数量。
Sharfman et al.(1988)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得到大量文献的认可。本文同样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并把冗余结构定义为高流动性冗余资源数量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数量之比。这种方法遵从了Bourgeois(1981)等的观点，考虑了不同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本文对冗余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组织冗余，并且研究结果直接驳斥了那些认为组织冗余纯粹是管理者代理问题产物的观点。因为方程拟合度较好，本文计算在这些情境因素约束下，企业所对应的冗余结构(即“标准结构”)，并计算每个样本企业实际的冗余结构对标准结构的偏离，发现冗余结构对标准结构的适当偏离可以在未来两年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一些企业倾向于维持“更多”的某种冗余，并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的这一发现为该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不能简单地判断哪种组织冗余是有害的，只要这种“更多”是适度的，组织冗余就有助于企业绩效的增加。而且，企业管理者在现实中是可以对组织冗余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的。因此，本文的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在这个部分，我们分析并假设9个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冗余结构，这些影响因素来自于Sharfman et al.(1988)和其他关于组织冗余的文献①。
学习过程在现代战略管理领域被普遍认为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能力(Levinthal and March，1981)。随着年龄的增加，企业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当然包括对组织冗余的利用。相比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成立时间更长的企业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哪类资源对自己的竞争和生存更为有利，进而去获得和维持自己所需资源。虽然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也能满足企业需求，但是其价值的实现还需要将其沉淀于企业内部，即转化为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因此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其更倾向于、也更有能力将组织冗余更多地以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的形式存在(Sharfman et al.1988)。相反，那些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倾向于维持较多的高流动性资源，以满足它们未知的资源需求。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1：年龄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
组织冗余具有缓冲功能，即保护企业关键活动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也是企业维持组织冗余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流动性和专用性程度不同，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所体现出的缓冲功能仍然存在区别：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可以满足多样化的资源需求，支持企业对更多类型的环境变化做出响应；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可以满足特定的资源需求(Hrebiniak and Joyce，1985)，是对特定的环境变化做出事先准备，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能够发挥更加直接、有效的缓冲作用。因此，从缓冲功能来看，规模越大，企业拥有的组织冗余绝对数量也将越多，那么其有能力且倾向于维持低流动冗余资源，以针对更多具体的问题做出相应准备；规模越小，组织冗余较少，企业无法针对更多需求而配置相应的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因而更倾向于维持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以满足未来多样化的需求。从组织冗余的其他功能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而且高流动性冗余资源流动性高、专用性较低，企业内部可以共享这种冗余，企业规模越大，这种共享效用越明显，那么这类企业就可以维持较少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反之亦然。于是我们提出：
假设2：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
组织冗余和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之间的关系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Cyert and March(1963)认为组织内部的政治行为部分源于管理者对组织资源分配的讨价还价。资源稀缺时，管理者之间对资源的争夺行为增加，而组织冗余的存在减少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Astley(1978)认为企业获得新的组织冗余时，管理者倾向于通过夸大预算等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资源，进而会诱发更多的资源争夺行为。因此，组织冗余和政治行为之间关系存在争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政治行为的目的是对资源的获取，低流动性冗余沉淀于企业内部，已经面向特定的主题和应用，流动性较差，因此管理者之间争夺的应当是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而且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在政治行为发生过程中逐步被消耗，即争夺行为发生之后，这些冗余资源倾向于被面向特定的应用、流动性降低。由此我们认为政治行为会导致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减少、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增加，得到：
假设3：政治行为越多，企业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越多。
关于战略管理的早期文献(例如Child，1972)认为战略选择往往是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决策结果，并且出现了大量关于管理者特征与战略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年龄是管理者的特征之一，而且大量研究结果支持管理者年龄和战略选择结果之间的相关性(Child，1974；Taylor，1975)。Hambrick and Mason(1984)认为年龄较小的管理者倾向于追求企业成长，以及变革和创新，而随着年龄的增加，管理者变得安于现状。对变革等战略的追求，会导致企业内部活动增加，即更多的组织冗余以低流动冗余资源的形式存在于企业内部。反之亦然。
假设4：管理者年龄越小，企业越倾向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
Shleifer and Vishny(1986)等认为那些拥有较多股份的股东倾向于而且有能力控制企业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行为对这些股东的利益有着更大的影响。也就是“活跃股东监督假设”理论所认为的那些大股东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主动影响管理者行为(Pound，1988)。这一点在Agrawal and Mandelker(1990)等的经验研究中被证实。组织冗余经常被认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结果、威胁到企业的经营效率，股东不愿意看到大量组织冗余存在。相比起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内化于企业内部，不容易被发现和感知。例如，股东可以通过财务报表了解到闲置的资金数量，而很难判断哪些是企业过剩的产能。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5：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较多的低流动性冗余资源。
关于组织冗余的文献(例如Levinthal and March，1981)认为，企业在绩效良好时积累冗余，在陷入困境时消耗冗余。由此来看，绩效和组织冗余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收益高、绩效良好意味着其从外部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没有被消耗时，我们即可认为其是组织冗余。当资源以收益等形式从企业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时，更多的是以高流动性资源形式存在，因此随着绩效的提高，流入企业内部的高流动性资源增加，这其中当然包括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虽然组织冗余可以从高流动性转化为低流动性(例如从多余的现金转化为多余的产能)，但是这种转化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其他因素不变时，绩效越高，组织冗余中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所占比例就越大。我们给出：
假设6：绩效越高，企业就拥有更多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
风险表示企业产出不确定的程度(Singh，1986)。如果企业产出越不确定，那么企业风险越大。而且不同类别的组织冗余在企业响应风险时有所区别：虽然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都有助于稳定企业的产出和收入，但是前者没有内嵌于企业日常活动中，并不能直接稳定企业的产出，后者则内化于企业中，可以直接面向企业的生产等活动，因此为了稳定产出，企业需要将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转化为低流动性冗余资源。例如，供应链断裂后，企业可能会面临“有钱买不到货”的问题，这时企业需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减少产出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相比起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能够更直接和更有效地缓冲环境变化，保护企业的核心免受影响。因此：
假设7：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较多的低流动性冗余资源。
运营效率可以从两个方面建立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运营效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越高，那么对应的高流动性资源就越多。相应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也就越多、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越少。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一些企业开始了组织冗余减少行为，例如减少冗员、降低薪酬，这些普遍被认为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尤其在那些容易受到经济衰退影响或产能过剩的企业中更为常见(Cheng and Kesner，1997)。而且企业在减少组织冗余的过程中，往往专注于消除或减少冗员、长期过剩的生产能力等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8：运营效率越高，企业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越多。
外部环境资源的充裕性(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影响组织内部资源需求的满足(Dess and Beard，1984)。行业成长较快意味着有更多的新进入者以及对资源更为激烈的争夺，环境资源的充裕性降低(Sharfman et al.1988)，导致企业从外部获得资源的难度增加，进而更加关注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效率的关注可能会促使企业减少各类冗余资源的数量。但是，尽管和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一样具备缓冲环境变化等功能，由于低流动性冗余资源面向企业特定的应用，在企业环境资源变得稀缺的情境下，企业显然不愿意将更多的组织冗余以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的形式沉淀于企业内部，而更倾向于保证组织冗余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满足未来可能对资源的多样化需求，由此我们得到：
假设9：行业成长越快，企业越倾向于维持较多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
三、样本选择和变量定义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样本对象是我国A股中所有制造业企业(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②。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我们收集了长达5年的相关数据(2003-2007)。因为本文构风险计算方法需要前5年财务数据，在确定最终样本企业时我们剔除了1998年之后成立的企业以及其他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除此之外，我们并未对样本企业进行其他剔除，最后总共得到500家上市公司，所有的数据和信息均来自于WIND财务数据库。样本企业行业分布：C0食品、饮料行业，47家；C1纺织、服装、皮毛行业，39家；C2木材、家具行业，3家；C3造纸、印刷行业，17家；C4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114家；C5电子行业，5家；C6金属、非金属行业，92家；C7机械、设备、仪表行业，113家；C8医药、生物制品行业，45家；其他行业，2家。
2.指标选择
(1)因变量。与其他关于冗余资源的文献保持一致，本文用财务指标测量冗余资源数量：高流动性冗余资源采用流动比率测量(Cheng and Kesner，1997；Wiseman and Bromiley，1996；蒋春燕，赵曙明，2004)；③低流动性冗余资源采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测量(Wiseman and Catanach，1997；Palmer and Wiseman，1999)。④假设1—假设9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高流动性冗余资源(或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的数量，本文的因变量则采用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的比值，因为比值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两类组织冗余的数量关系(即组织冗余结构)以及企业对待不同类型组织冗余的态度。比值越大，说明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越多，反之亦然。
(2)自变量。本文涉及的自变量包括：①年龄。我们计算企业成立日期到各年年末(12月31日)的天数，以此衡量企业年龄的长短。②规模。本文采用各年末的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单位：元)。在回归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对年龄和规模均取了对数。③政治行为。本文的政治行为是指管理者对组织冗余的争夺活动，我们无法直接观测此类活动。高层管理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总人数)越多，他们之间相互间争夺组织冗余的政治行为也将越多。因此我们用当年年报所显示的高层管理者数量反映并间接测量政治行为。④管理者年龄。用当年高层管理者(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年龄表示。⑤股权集中度。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方法有很多，本文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百分比)衡量股权集中度，持股比例越高，表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⑥绩效。本文中所涉及的绩效均用ROA(总资产净利率)衡量。⑦风险。本文采用前五年ROA的方差衡量企业风险的大小⑤。⑧运营效率。我们采用年度总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的总体运营效率。⑨行业成长率。本文主要从规模增长的角度分析行业成长，因此用所属次类行业所有上市公司各年年末资产总和相对年初增长率测量所属行业的成长率。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9个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冗余结构。其中主要包括：①行业。不同行业的企业对组织冗余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的要求不同(Sharfman et al.1988)。例如，有些行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较高，需要大量诸如机器设备之类的低流动性资源，那么相应的冗余资源也较多，另外一些行业中的企业则恰好相反。因此，本文把行业作为哑变量之一。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我国制造业总共被分为10个次类行业，我们用9个哑变量对这些次类行业进行表示。②年度。经济环境、政策因素等都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组织冗余的数量和结构，因此本文同样把年度作为哑变量，这里的数据涉及到2003-2007年5个年份，因此年龄也需要用4个哑变量表示。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本文首先对与企业冗余结构相关的因素进行回归检验，表l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有不同的检验方法可供选择。固定效用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不能解释时序数据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George，2005)，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回归则能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存在的情况下给出可靠的估计(Wooldridge，2002)。回归结果见表2，我们对面板数据的分析使用的是STATA10软件。其中，为了节省篇幅，表1和表2中均没有报告关于哑变量(行业和年度)的相关结果。
表2显示；本文对冗余结构回归模型的卡方值高达1078.19(p<0.001)，而且log-likelihood为-306.163。这说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企业的冗余结构。表2显示的检验结果支持假设1、3、4、6、7、8，即企业年龄、政治行为、风险和本文所定义的冗余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它们值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管理者平均年龄、绩效、运营效率和冗余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值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更多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但是，企业规模和冗余结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10>0，p=0.109)，而假设2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假设2并不被支持。虽然股权集中度和行业成长率的符号与本文假设5、假设9一致，但是p值分别为0.173、0.126，均没有至少在p<0.1水平上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假设5和假设9同样不被支持。
五、关于冗余结构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探索
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冗余结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组织冗余结构受到上文所述的变量影响，这些变量所构成环境以及它们与冗余结构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特定的冗余结构与之对应，本文将其称为标准冗余结构，而企业实际的冗余结构与标准的冗余结构之间偏离越大，则说明其冗余结构越不合理，那么偏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观点认为冗余结构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不应当与企业自身的选择相关，企业做出任何偏离标准冗余结构的行为都会造成绩效的下降，即偏离就意味着与情境的不适合(Misfit)(Randall et al.2006)。另一方面，本文中标准冗余结构代表了组织冗余结构存在的一般规律，如果所有企业的实际冗余结构都和其自身的标准结构一样，那么每个企业在冗余结构方面就无法获得竞争优势。实际结构与标准结构相同，说明企业在组织冗余形式的选择上并未加以自己的理解；实际结构偏离标准结构，说明该企业拥有了相对其自身环境而言较多的某种冗余资源。组织冗余的作用依其形式而异，企业主动地维持更多的某种冗余，我们可以相信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因此，这种偏离标准冗余结构的行为会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即对标准结构的偏离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同时，不同组织冗余的作用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所以如果仅维持或过度维持一种冗余资源，那么也一定会带来绩效的下降。综合来看，这种对标准冗余的偏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为了检验冗余结构和绩效之间关系，本文继续对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实际冗余结构和标准冗余结构之间偏离的方法是：把各相关因素对应的数值代入表2所得到的回归方程中，得到的值被认为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对应的标准冗余结构。我们认为实际冗余结构和相应的标准冗余结构之差的绝对值是对应的冗余结构偏离，即用表2确定的方程残差项的绝对值来衡量所对应的冗余结构偏离。这种衡量的方法也经常在其他文献中出现(Randall et al.2006)⑥，其所基于的逻辑是：特定的内外部环境约束下，企业在某种特征或战略等方面有一个对应的标准值(该值由对所有样本企业回归结果以及各个企业内外部情境因素对应的实际值所决定)，用企业实际值减去标准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该企业偏离标准值的大小，本文中即为冗余结构偏离。
为了检验冗余结构偏离的影响以及增强分析结果的鲁棒性，我们将其对未来两年的ROA(总资产净利率)进行回归。企业绩效普遍被认为与行业绩效高度相关，因此我们把次类行业绩效作为控制变量。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还有很多，但这些因素可能同时会影响到企业组织的冗余结构，因此这里我们仅控制了行业绩效。行业绩效用当年相同次类行业中的所有企业ROA均值表示。回归结果见表3。以滞后一年的结果为例，模型1中仅包括有控制变量实际持有人和行业绩效，那么FGLS回归结果显示，log-likelihood为-9753.716，卡方值为10.46，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而模型2中加入冗余结构偏离和偏离的平方后log-likelihood增加至-9742.964，卡方值也增加至32.15，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加入了偏离及其平方项增加了对ROA的解释能力。其中，冗余结构偏离项系数为7.805，在p<0.001水平上显著，而其平方项系数为-1.922，且p=0.032，这说明偏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滞后两年，我们损失了3家企业的样本，原因是2009年期间这三家企业因为重组等原因而停牌，我们无法获得这三家企业的2009年度数据。对滞后两年ROA的回归结果与滞后一年时相同，其中加入冗余结构的偏离及其平方项后，卡方值和log-likelihood均得到增加，且冗余结构偏离的一次项系数为6.510>0(p=0.003)，二次项系数为-1.721<0(p=0.087)。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冗余结构偏离和滞后两年的绩效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以上结果均证实冗余结构的适度偏离对企业绩效是有利的。
六、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组织冗余总是客观存在的，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应当看到，不同的组织冗余由于流动性、专用性和灵活性等不同，进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一部分企业可能倾向于维持更多的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另一部分企业则倾向于维持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这说明不同企业的冗余结构会有所区别，企业的情境因素可能会对其冗余结构产生影响。而且冗余结构是企业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变的，因此关注和研究冗余结构对未来绩效的影响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和检验影响冗余结构的情境因素，然后进一步分析对标准冗余结构的偏离会给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其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和重要的管理启示。
1.组织冗余结构与企业自身情境因素存在相关性
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与不同类型冗余资源存在相关性，本文分析并假设企业的年龄、规模、政治行为、高层管理者年龄、风险、资产周转率、绩效、股权集中度、行业资产增长率和冗余结构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并选择我国5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假设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企业年龄、政治行为和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管理者平均年龄、绩效和周转率越高，企业越倾向于维持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启示：企业情境不同，组织冗余结构自然不同，不能单纯地比较企业之间冗余结构的不同，也不能盲目增加或减少某种组织冗余。组织冗余不完全是企业管理者实施其策略的结果，企业在年龄、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某种组织冗余数量和组织冗余结构的区别，这驳斥了那些组织冗余完全是委托—代理关系产物的观点。
2.冗余结构保持适当的“别具一格”有利于企业绩效
本文9个假设所对应的情境约束下，企业对应一个标准冗余结构，我们继续分析发现，对标准冗余结构的偏离和未来两年的绩效均有倒U型关系。这说明不管是拥有相对较多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还是低流动性冗余资源，对企业来说都可以是有利的。该结论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何种形式的组织冗余是有利的或是有害的，适当的冗余结构偏离同样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企业专注于维持低流动性冗余资源获得了成功，而另外企业专注于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同样能够获得成功。这样就给企业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不要仅仅关注组织冗余可能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而且还要关注适当的冗余结构所能带来的绩效增加。资源论认为别具一格的、稀缺的资源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进而帮助企业创造价值，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创造、评估、控制、支配和调度那些贵重的、专门的资源”(Lippman and Rumelt，2003)。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特殊”的冗余结构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呢？因为不同类别的冗余资源由于其流动性和灵活性等不同，分别具备了不同的功能。选择拥有较多的某种冗余，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相应的能力，而且在同一个企业中，高流动性冗余资源和低流动性冗余资源之间在数量上往往是负相关的(Sharfman et al.1988)，因此这意味着一种能力的增加是以另一种能力的减少为代价。企业的选择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如果企业主动地去选择增加某种(或某些)能力，那么增加的能力要大于减少的能力。即，特殊的组织冗余结构是企业选择的结果，它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绩效。
3.任何形式的组织冗余对企业都具有一定的作用，都不能完全消除
冗余结构的偏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还说明：不能追求完全消除某种形式的冗余。无论是较多的高流动性冗余资源还是低流动性冗余资源，都可能有助于企业绩效的增加，而过于追求维持某种形式的组织冗余反而有害于企业绩效。现有部分企业正致力于完全消除某些组织冗余，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每种形式的组织冗余在组织中都会扮演相应的角色，组织冗余结构也是与企业自身情境相关的，如果仅仅为了效率而过度减少某种冗余(其实更多情况下是一种组织冗余被转换为另一种组织冗余)，反而会造成企业绩效的下降。这正好佐证了当前的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那些过于追求“效率”的企业在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反而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进而表现出较差的绩效(谢菲，2008)。
注释：
①企业年龄和政治行为两个变量来自于Sharfman et al.(1988)，其他变量则根据相关文献理论推导得出。
②行业对组织冗余结构有显著影响。例如，制造业企业有大量的设备、厂房等形式的资源，其冗余结构和金融业企业等有很大区别，为了减少这种影响，我们仅选择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不同制造业企业由于其产品和生产工艺等区别也会造成冗余结构的差异，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同样控制了次类行业。
③除了流动率之外，部分文献还有用速动比率衡量高流动性冗余资源(例如Geiger and Cashen.2002)。流动率和速动率的相关度较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用速动比例衡量时，得出与流动比率类似的结论，因此，本文仅汇报流动比率衡量时所得到的结果。
④同上，现有文献也有用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销售收入衡量沉淀性冗余资源(例如Iyer and Miller，2008)，我们无法获得这一准确数据，因此采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的比例衡量沉淀性可用资源。
⑤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大量研究还采用了事前不确定性(Uncertainfy Ex Ante)测量方法(例如Imhoff and Lobo.1992)。事前不确定性是通过计算分析师间预测企业收入的方差表示风险。这两种方法得到结果之间的相关度比较高(Miller and Bromiley，1990)。因为我们无法获知关于每个企业每年一定数量的收入预测值，各个分析师预测时间不同也会造成预测值的不一致(时间越近，预测准确性越高)，而且企业更可能关注的是之前绩效的变化，而非分析师预测值之间的方差，因此本研究采用传统的风险衡量方法，即计算前5年ROA的方差。也因为这个原因，在选取样本时剔除了1998年之后成立的企业。
⑥虽然部分因素和可用资源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我们在回归方程中仍然将其写入方程，因为更多因素的加入可用更好的解释自变量。现有文献在需要写回归方程时也将这些不显著的变量加入方程中，如Randall et al.(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