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人对论文,调查研究论文,近代论文,中国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复探索，终于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次飞跃。这两次飞跃都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通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实现的，都是以认识中国国情为依据的。国情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人口、土地资源，又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其发展程度。而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是最基本的国情，是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在近代中国，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基本国情，它决定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现阶段，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正确认识这个基本国情是目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选集.）
认识中国国情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宝贵的实践经验，是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个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才得到的。由最初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调查国情，到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认识到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在农村，是农民问题，尤其是贫农问题，其间走过了复杂曲折的道路。同时这种调查研究是随着调查主体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和调查客体革命运动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
一、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探索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段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传入，标志调查研究中国国情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工具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革命形势促使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历史和现状进行认识。
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首先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任务。李大钊1919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根据这一原则观察分析现在的经济状况，才能确定社会经济组织变化的根本原因，才能预见和预言“必然的命运”。
毛泽东在早年的革命活动中，既注重对外国各种思想学说和革命经验的了解借鉴，也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作为最早将认识中国国情付诸调查研究实践的共产主义者，力求把两方面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1917年前后他采取游学形式调查，1918年他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社会调查等活动都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经验。
初期对国情的认识，主要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五号开始，以相当的篇幅刊登各地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材料。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的翻译出版，在评介文章中，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了一些调查材料，初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生。
但是，当时他们当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作了教条式的领会，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调查研究初期难以避免的片面性：他们的调查几乎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观察还没有转向应作为调查基本内容的内地农村，缺乏对全国的系统周密的调查，同时他们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其他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这样只能以偏概全，把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简单地纳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峙的抽象公式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调查研究，一开始就同研究外国情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国情调查必须同国外情况进行比较，正确的调查研究始终同开放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调查认识是通过比较研究得到的。1919-1920年前后，蔡和森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对法国、德国、日本、南洋等地，对外国的理论和革命经验作调查研究。蔡和森同毛泽东的通信中详细谈到把国内国外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的思想。他说：“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况，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注：蔡林彬.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J].新民学会资料.）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猛看猛译”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报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并将他们调查研究的收获及时通报给毛泽东等诸会友，当时搜集到的各种重要书刊约有百种之多。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开拓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认识也发生突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开拓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党的“第一任务”，（注：发刊词[J].先驱，创刊号.）认识到“光有革命的精神”，“若不知道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注：发刊词[J].先驱，创刊号.）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制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认识国情中的重要里程碑。《二大宣言》在“准确地估计具体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注：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有较鲜明的调查研究色彩，载有各阶级及其各阶层生动丰富的具体实例和数字，只是后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做了删改。）基础上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受他们操纵的”，这种情况决定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这个基于调查研究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能系统周密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没能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的相互依存渗透联系和社会经济特点及阶级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更没能对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详尽调查和恰如其份的估价。特别应指出的是“中国的革命要由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共产国际的意见有着巨大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系统的认识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调查研究实践中完成的，是在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完成的。其中毛泽东本人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具有突出的地位。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状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对中国国情的第一次正确的系统分析，第一次在直接和间接调查研究基础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做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文中指出中国国情的特点并做具体阶级分析；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这些结论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解决了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些结论的得出不是演绎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亲自深入中国社会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充分运用他人的调查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与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在调查中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的同志还把调查工作同宣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组织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结合起来。由此我们看到这些活动已经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最根本的也是揭示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运动的状况如何，关系着革命的成败。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毛泽东用文字写成的调研材料是《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这是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湘潭、韶山一带农民运动中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利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从假定的一户典型佃农的生产和生活出发得出中国佃农状况的一般认识，它对于具体认识农民，认识中国国情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大革命中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但是党内陈独秀等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味迁就资产阶级，不敢支持农民运动，指责农民运动是“幼稚行动”，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特别是对农村、对农民问题根本没有认识。1926年12月，湖南召开第一次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还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都要依赖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根据毛泽东建议，会议强调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这是第一次在会议上研究了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对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具体布置安排。会议指出过去对于“调查工作没有注意”，强调要进行农村调查研究，并对具体内容如土豪劣绅、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社会组织等提出调查要求，还提出要调查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对农民运动的言论等。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实地调查的材料，真实具体地反映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及各阶层统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注：伊藤秀一语.真理的声音锁不住[J].文献与研究，1987(2).）毛泽东用调查的材料说明了农民中的贫农、中农、富农三个阶层，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明确指出了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动摇的，富农是消极的。这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识的深化，这种深化是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才达到的。1927年初，当时中央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毛泽东用了32天时间行程1400多里，实地考察了当时农民运动高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情况，他广泛接触群众和农会、工会、妇女会的干部，召开各类调查会，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这种实地调查研究便不可能有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具体认识，便不可能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识的深化。
通过调查研究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有力地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武装了湖南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使他们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将运动推向惩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自卫军并开始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农民协会会员最多时达六百多万，这个史实有力地说明了调查研究对革命运动的重大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国情调查，不仅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在国际上也逐渐有所影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七部分在《向导》发表后仅两个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便在俄文版第95期全文转载。“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对这篇《报告》的关心是不寻常的，曾给予它极高的评价”（注：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M].上海：新生命书店。）随后英文版《共产国际》也刊载了这一报告，并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注：文献与研究[J].1987(2).）尤其需要指出的，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上称赞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注：党史通讯[J].1985(2).）之所以耐人寻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国际的同志所无法达到也不曾料到的程度。它标志我们党的调查研究已经在共产国际中，并在国际共运中开始产生影响。
四、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认识国情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也千方百计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
因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必须是全面的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既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也不能局限于某一运动。如果说毛泽东等同志的以早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调查和后来的根据地的农村调查为主，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的正确认识，那么陈翰笙等人则以更大范围的社会调查研究为这个认识提供了依据，做了必要的补充，为这个认识影响的扩大做出了贡献。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当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利用国民党官方研究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这些调查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和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调查研究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研究，不仅是因为其领导人是共产党人，其成员中有大量的共产党人，还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它对中国社会性质，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状况的正确认识，为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陈翰笙领导的这次调查，其范围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的农村，从时间上说，这时正是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时代，是革命的转折时期。因此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尤其是农村社会的性质是亟待解决、并且全党同志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其政治经济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而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从根本上反对这一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的地位，”因此“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M].）。陈翰笙等人的大规模调查为党在论战中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从地域上说，陈翰笙认为“在中国大部分生产关系属于农村”，因此，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同时如同他所说：“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且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因此“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以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办法。”（注：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陈翰笙的调查研究对于具体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的发展在于：①明确地以反映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准，将农村人口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等阶级阶层，并且对分类标准作了具体的规定，以取代过去不准确的不能反映阶级矛盾，按经营形式划分地主、自耕农、佃农、半佃农的划分标准。②抓住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矛盾这个现代中国土地问题核心，阐明了外国资本侵入影响下、商品经济影响下的较发达农村的情况，批判了托派的“江南无封建”论。③用鲁、豫、皖三省烟草业、广东蚕桑业的具体情况说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的具体内容。④批驳了“华北佃农少，不能有革命高潮”的观点，指出华北自耕农同华中华南佃农一样贫困受压迫，同样有革命性；指出了中国地主士绅与外国不同，大多是多方面人物，是收租者、商人、高利贷者、行政官吏，是农村的统治者，甚至还有武装。用曲折的语言指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土地革命。
参加陈翰笙等的白区调查的人员多是当时的进步青年，如王演生、陈洪进、张稼夫、钱俊瑞、薛暮桥、孙怡芳、张锡昌、刘端生、秦柳芳、瞿明宙、姜君辰、石凯福、廖凯声等。其中张稼夫、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怡方、秦柳方、石凯福、姜君辰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些调查的另一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研究与理论研究队伍，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佼佼者，成为我们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骨干力量。以后，以这支队伍为中坚，邀请吴党农、孙晓林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薛暮桥主持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月刊。冯和法、骆耕漠、徐雪寒、石为民、千家驹等许多人也参加了该会工作。研究会会员1025人，遍及全国17省和海外欧美日本等国。这样庞大的组织，这样广泛的分布和联系，为对中国国情的广泛调查研究和取得正确认识，并为这种正确认识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陈翰笙等许多在国外的同志还为这种认识影响在海外的扩大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取得了对托派的关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胜利，而且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改良运动，批评了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会的改良主义，为民主革命胜利从理论上拓清道路。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决不能奢想一蹴而就，是要经反复不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这是我们革命时期调查的特点，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汲取的经验。毛泽东长期致力于农村调查，他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功夫的”（注：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注：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他讲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后，“当时我对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关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注：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毛泽东是我们党进行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是我们党调查研究实践的缩影，它的发展反映了我们党的调查研究、认识国情的长期的曲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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