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图书出版传播正能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量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1-0214-05
能量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是指度量物质运动的一种物理量。英国大众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在《正能量》一书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从而使人积极向上，充满希望和活力[1]。自2012年以来，正能量一词多次被提及，反映出整个社会从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对正能量的急切呼唤和迫切需求。本文将正能量引入图书出版，意指图书内容应充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精神，弘扬真善美，传播科学理念，充满明朗、温暖、快乐的基调。
近年来，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取得长足进展，从政治类图书到文学作品，从人物传记到科普读物，从学术著作到大众畅销书，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莫言的小说，余秋雨的散文，黄仁宇的历史读物，都给出版界带来靓点并带动阅读热潮。其中不乏厚重者，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气势恢宏地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面，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洞悉一个政权为何迅速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国家如何艰难诞生。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对人们已经熟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新进行了全景式揭示和深入剖析，娓娓道来，撼人心魄。正能量的图书也可以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如《于丹〈论语〉心得》和《文化苦旅》，前者采用阅读儒家经典心得的方式，告诉读者《论语》在今天仍然具有的意义，后者以散文的形式对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作了细致勾勒，引领读者跨越时空与古代文人进行精神对话。当然，也可以是内容和形式颇具新意的小说，如姜戎的《狼图腾》。这类图书传播正能量，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历史和传统文化，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或美的享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当前图书出版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有些出版者为了赢利而放弃出版的本质和责任，导致一些图书内容低俗，有的甚至突破道德伦理底线。这些图书或不作价值判断，丧失价值导向，令读者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或极度暴露黑暗、虚无、冷漠，使人看不到光明、理想和善良；或大肆渲染血腥、暴力、淫秽，任意展示人性深处恶的一面；或挖空心思猎奇，实则招摇撞骗，如《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完全违反科学常识，根本不拿读者的身体健康当回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目前图书市场流行的“官场小说”，打着揭露官场黑暗的幌子，极力渲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与心狠手辣，带着欣赏或赞赏的眼光在品味高深莫测的官文化，以致有些读者竟将这类书当成了进入官场的指南，奉为与上司和同僚相处时左右逢源的秘籍。更有那些描写窥伺他人心理情感、钻营办事人脉、传授喝酒送礼技巧以及闯荡江湖潜规则的图书，美其名曰职场指南、人生励志，其实内容庸俗不堪，易将读者引向污浊的泥潭，熏染既久，人的格调和品位易滑向卑劣，必将污染败坏整个社会风气。近几年出版的所谓“管理”、“励志”类的图书——《关系是喝出来的》、《我不是教你玩阴的》、《我就是教你混社会》、《中国式送礼》、《送礼的艺术》、《饭局攻心术》、《酒局中的应酬潜规则》、《圈子对了，事就成了》，仅凭书名就可以看到这类图书是如何挖空心思策划出来的。如果说这类图书也有其创意，无非是负向创意，意在传播负面价值，真、善、美和仁、义、礼、智、信在书中荡然无存，赤裸裸地暴露出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世俗用心，传递给读者和社会的不可能是正能量。
现代出版是文化创意产业，其本质是传承文明，启蒙大众，提升国民道德和文化素养，推动社会进步。因此，高品质出版物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乃至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古今中外，大到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小到个人的成长，都需要传播正能量的图书滋养和熏陶。陈原曾说过，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图书里。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精神，烛照心灵。进一步说，现代出版应引领先进文化走向，成为时代的导航者。
图书正能量对时代和社会的影响作用，遍及古今中外。晚清时，内忧外困的现状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渴盼，于是，出版界将一批西方学术名著引进来，按张元济所言，其宗旨就是“为中国开发急务”。任继愈曾指出翻译出版《天演论》给当时中国带来的震动，“这是一部振奋人心、激发中华民族爱国热情的名著。译文的影响甚至超过赫胥黎的英文原著。《天演论》给千千万万爱国者敲响警钟。书中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通过大量生物进化现象，揭示出凡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必遭淘汰，适应自然环境的物种才能保存下来，得以繁衍。严复通过《天演论》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才可以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天演论》出版后，举国上下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各地出现以‘竞存’命名的学校，新文学倡导者胡适也是受《天演论》适者生存的影响而改名为胡适的”[2](P472)。1977年，为了改变“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国人带来的知识贫瘠和精神荒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大批优秀读物，既有傅雷、巴金等国内名家之作，也从国外引进大量经典，如房龙、茨威格、尼采、弗洛伊德等名家的作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海外学人丛书”以及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些图书为世人带来心灵的甘霖和精神的食粮，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走向改革开放新时代，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国外，19世纪美国女作家哈里亚特·伊丽莎白·比彻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曾引发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中揭露黑奴制度的罪恶，直接导致了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作者被林肯总统誉为引发伟大战争的女性。该书所传递的正能量，对美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经济凋敝，而更大的危机是国人的精神绝望。翁泽尔德作为这一时期卓越的出版家，本着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宗旨，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图书，为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图书传播正能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慰藉心灵使之走向新的人生境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父母先后被刺、饱尝世态炎凉之时，曾心向佛教以求精神解脱，又接受天主教洗礼，但仍旧孤独、怀疑、迷茫。她说，是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使她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因为在该书中蕴含着战胜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印度圣雄甘地也有过大致相似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到南非旅行时，偶然得到英国思想家约翰·罗杰斯《给未来者的预言》这部书，读后心胸豁然开朗，感觉人生从此完全不一样了。他后来提倡“非暴力”主张，便与受到此书启发有关。作家铁凝少年时偶尔读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看到扉页上“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无黑暗，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一段话，立刻被震动了，感觉到图书给了她身心的沉稳和力量，萌生出要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军旅作家王树增谈到图书对他的影响，十八岁那年阅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感觉到图书为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三十年以后回忆阅读往事，历久弥新。他曾阅读苏联当代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书中一连串的反问，令王树增心中震荡，激励他渴望探求，一路前行。“好的阅读是一种心灵挣扎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痛苦而又充满趣味。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笔下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将逐渐淡化和消失，最终只剩下你和一个充满才情但忧心忡忡的生灵的对话，对话使我们对短暂生命的认识似乎骤然明白了什么，或者瞬间便更加糊涂起来，我们便在这样的明白与糊涂之间挣扎，心智的生活也因此丰富多彩”[3](P107)。
高品质的图书传播正能量，可以引领时代，影响人的成长；而低俗的出版物则会以负面价值影响社会，玷污人的心灵，因而绝不容忽视。陆费逵在《书业商之修养》中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的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盖杀人不过一人，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害多少人。”中国古代曾有不少禁书，有些是统治者出于思想禁锢、文化钳制，有些则属于当政者担心这些图书败坏社会风气。明清时期，对一些低俗、色情、淫秽出版物的传播，是严加控制的，像《肉蒲团》便屡遭禁毁，只能在地下秘密传抄。被列为十大禁书的《九尾龟》，描写妓院嫖客狎妓生活，胡适斥之为“嫖界指南”。《红楼春梦》格调低下，淫秽描写不堪入目，一经刊出，立遭禁毁，社会同声讨伐攻讦。《隔帘花影》刊出后，作者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被捕入狱，其书被诏令禁毁。《金瓶梅》出版时，有一个叫东吴弄珠客的人为其写了一篇序：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这样的警示，其意义非同凡响。人性中天生有恶的一面，有识之士担心这样的书会将恶的东西勾出来，败坏世风。清乾隆时学人石韫玉，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二十余年，为世所重，未第时，见色情淫秽及不合朝纲之书，出钱搜购，而后付之一炬，正是担心坏书搅乱世道人心。在国外，1960年代初，英国企鹅书屋总编辑戈德温出版了法国漫画家西耐的漫画作品集《大屠杀》，因为该书讽刺罗马天主教会，并配以性感低俗的图画，渲染色情，出版后即引起宗教界和众多读者的强烈抗议，最终，企鹅书屋创始人艾伦·莱恩将此书全部销毁，戈德温也被董事会辞退。美国哈珀·科林斯出版社一个编辑为追求轰动效应，策划了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虚拟自白——“假如我杀了我的前妻，我会怎么杀”，这种渲染凶杀、暴力、血腥的图书引发了社会的抗议浪潮。该出版社被迫将图书全部销毁，并将该编辑解雇[4](P105)。
图书传播正能量，并非仅反映社会生活正面的、光明的，不涉及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每个人都生活在五光十色的社会中，许多社会问题其实根本无法回避。所以，图书出版要敢于面对现实，揭示各种矛盾和问题，理性分析，并最终给人光明的指引和希望的召唤，增添前行的动力。区别一本书传播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主要是看它能给读者带来何种导向及作用，是失望、消极、万念俱灰，还是乐观、积极、充满信心。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书评人赵忠心认为该书直面当代中国社会最紧迫的问题，面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不回避，不躲闪，问题写得尖锐又温和、批判又有趣，让人看到社会的阳光。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心浮气躁、全民娱乐且乐不思蜀的时代里，如何引导人们对社会转型作理性思索和分析，对未来社会充满信心，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或许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答案。吴敬琏和马国川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针对有人将当今中国许多负面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真正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尚未建立。中国现在正处于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如果改革停滞或倒退，社会就会出现新的混乱。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启改革议程。这样的图书在带给我们深刻思考和理性分析的同时，更使我们看到光明前途和实现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这样的正能量更加深厚，更加长远。
反思近年来图书出版的一些负面现象，其产生的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其一，有些出版人在出版过程中未能坚守良知，放弃了出版的神圣职责，甚至有些出版者价值观出了问题，致使图书导向出现偏差。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期，矛盾突出，问题错综复杂。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行为失范，公共道德失衡，人们普遍浮躁焦虑，在价值信仰、价值取向等方面普遍存在迷惘和困惑。这就更需要出版者在提升世道人心和精神引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多出版一些正确价值导向的图书，为大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同时对愚昧、腐朽、落后的价值观自觉抵制。但是，面对社会纷纭复杂的现象，一些出版人自娱自乐，丧失价值判断，放弃了中国文化人的文化道义担当，错误地认为出版物再不厌其烦的宣扬价值导向、彰显崇高，已不合时宜，于是真假不分，善恶不辨，美丑混淆，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给本来就浮躁的社会又增添了更多的负面影响。例如，前几年曾出现《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等渲染色情淫秽的图书，现在仍有出版社不吸取教训，出版《不倒过来念的是猪全集》、《我们YY吧》，前者内容充斥各种低俗、色情的段子，后者以漫画形式传播各种自杀方式，并含有色情内容。有些出版人的负面意识比较浓，热衷于出版盗墓、鬼怪、玄幻的图书，把读者拉离现实世界而进入死亡恐怖场面，使不少青少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针对当前童书现状，《光明日报》曾发文指出，现在有些儿童文学作品，死亡、抑郁气息太浓厚，缺少昂扬、明朗、温暖、快乐的基调[5]。那些励志书变成了可操作的技巧，揣度他人心思，察言观色，暗中使绊，甚至以恶抗恶，使一些年轻人变得阴暗冷酷，缺少阳光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这些具有负面价值的图书一经出版，便给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空气污染会危害人的身体，传播负面价值的图书会毒害人的心灵，故须根除之。
其二，出版业受到资本和商业文化的严重挑战。近些年，随着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以及市场经济的作用，出版向商业媚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庸俗化、低俗化甚至恶俗化的图书大量涌现，说明图书作为赚钱的工具，已经成为部分出版者堂而皇之的借口。从前几年“天亮以后分手不分手”系列，到今天铺天盖地的养生、励志类书，再到官场小说，甚至为追求市场效应，渲染凶杀、血腥的图书也纷纷出笼，只要赚钱，不讲禁区，责任意识淡漠，职业道德空白。一些出版者把创意偏激地理解为吸引眼球，为追求畅销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这说明，我们的出版人还没有达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这个问题上，出版人不能放弃职业良心，不为市场驱使和金钱所奴役。钱钟书曾指出，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一味地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的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但是，近年来资本介入出版的力量越来越不可阻挡，商业化的侵袭无孔不入。陈昕指出：“当出版更多地与资本联姻后，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进步主义的传统丢失了，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出版有变成单纯营利工具的倾向。”[6](P236)此言并非杞人忧天，现实情况令人担忧。著名文化学者叶朗说过，从没听说过俄罗斯人以戏谑的态度翻拍托尔斯泰的作品，英国人也不会戏说莎士比亚。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才能获得其他民族真正的尊重。所以，针对时下低俗之风盛行的现象，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强调文化产品的政治导向，政治导向很重要，但还有一个人文导向(包括价值导向、趣味、格调等等)。因此，除了政治导向以外，我们还应该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及人文导向[7]。也就是说，出版物在带动社会风气、提升公民素养方面应肩负其责，唯此，我们的社会才会走向文明进步，民主富强。
其三，近几年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带来便捷和高效率的同时，其“双刃剑”作用日见凸显。令人担忧的是，出于浅薄心态和娱乐心态，一些出版人把图书出版看成是娱乐行业，不仅欣赏网络上浅薄的东西，而且还主动把这些内容变为纸质出版物。有学者统计，中国移动阅读原创榜畅销书排名前十位的有《校花的贴身高手》、《黑道特种兵》、《冷少逼爱：缠上小逃妻》、《深夜暗欲：首席娇宠小魔妃》、《凡人修仙传》等，有的点击率达30亿次以上，但内容基本是娱乐和幻想，缺少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难怪有人发出“出版人丧失主动权”、“谁来掌控手机出版权”的呼唤[8]。更令人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的出版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王蒙指出：“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9](p7)。这是一位智者的告诫，也是对出版者的深情期待，我们应该认真思索。
图书出版传播正能量是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健全出版法律法规，依法应对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关注图书文化品位和图书伦理，因为图书文化导向和伦理失范更容易失察，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和腐蚀人心。韩国设有出版物伦理委员会，意在保护青少年不受有害出版物的伤害。日本在20世纪就制定了出版伦理纲领，强调出版物要保持高品位。在网络发展迅速、媒介空前融合的今天，我们更要从正面加强宣传引导。2013年4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二十五家新闻媒体共同发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的倡议，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为此，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也应发出倡议，引导全国图书出版传播正能量，抵制传播负面价值图书的出版，营造良好的出版环境。第二，强化出版责任和出版良知。出版者首先要自尊自重，作到无愧于时代和历史，全面提升编辑的出版境界，讲究高尚的文化追求。重新核订考核标准，评价编辑的贡献大小，不能单纯看他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考察他编辑了多少精品书和经典书。第三，评价和考核出版社，要以传播正能量为主要标准。出版有其产业性，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出版界还有其不可推卸的政治文化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目前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出版业有失偏颇，绝不能GDP上升了，文化影响力却下降了。近年来，我们一直从市场销售角度搞畅销书排行榜，还应从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着眼，搞好书排行榜。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评价大学不在于大楼多高而在于有多少大师的话，可以引为今日出版界之戒，出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盖了多少楼，圈了多少地，上没上市，而在于出版的图书有多少影响了时代，有多少出版家策划出版引领社会前行的高品质、正能量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