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元结构转换：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矛盾，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关联度，在加快 存量调整时选择吸纳更多就业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产业组织模式，尤其是在提高产业的资本 和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水平升级时，要充分考虑到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发展；一是通过制 度 和政策创新建立能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建立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互动机制，并 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长质量，缩小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 间的差别，实现城乡、产业之间的互动发展。问题是，迄今为止的结构调整还没有做到这一 点，目前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二元结构转换滞后的现实。
一、二元结构转换滞后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差距扩大
1、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结构“二元化”特征表现在生产和生活、产值和就业以及收入和消费等许多方面 ， 其中表现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城市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快速增 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整体上呈减速趋势，有的农村地区的收入出现了持续负增长。
根据城乡人均收入对比比率（d值）（注：计算公式是：d=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d值越小，差距 越大；d值越大，差距越小；当d值为1时，就意味着没有差距了。
）的计算发现，1978年以来，这个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水平 的d值有过两次提升（见图1），出现差距缩小的情形，第一次是1978—1985年从0.3891提升到 0.5388，第二次是1993—1997年从0.3575提升到0.4050，但是，这种提升没有持续下去，不 仅分别出现了1986—1992年和1998—2000的差别再次扩大，2000年的d值(0.388)基本回到了 1993年(0.3575)的水平，而且两次提升期的最高d值出现了减少，最高年份1997年要比1985 年减少0.1338，综合看，1978—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表现为一个比较清晰的“M”图 形（如果以农村=1来计算，所得图形为“W”）。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M”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呢？我们先来了解两次收入差距为何缩小的原 因。
第一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体制效率得以释放出来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二是改革初期连续几次调高 农副产品价格很快缩小了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给农民带来了市场 总收益，提高了农业利润；三是最初几年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体制收益”主要出现在农村。
第二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受市场 调节的工贸经济在农村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剩余劳动力主要以“离土不 离乡”方式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迅速转移，使农民真正感受到用“多元化”经营模式代替多 年来一成不变的“以粮为纲”经营模式的收入效应；二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推动 全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同时为中国农村从农村走向城市创造了一个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 松的环境，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土离乡”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 向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大量转移。在人口自然增长为既定的条件下，这种农业人口机械性迁 出的增加，不仅会导致出现“减少农民”现象，而且会使农民收入来源增加，最后使农民人 均收入增加。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复归现象”，则表明这些“增加收入”和“减少 农民”的因素（如联产承包、提高农价、乡镇企业恢复性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和相关人口 离土离乡等）作用微弱了，而新的替代因素又没有出现。特别是在城乡分割制度没有发生根 本改变，事实上的“重城抑乡”思想主导着城乡政策的条件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人口的 进一步转移遇到了障碍。
在现行的城乡制度安排和城乡管理政策框架下进行改良，虽然不排除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 距缩小的短期性变化的现象，有时甚至会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情形，但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二元化格局，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趋势性下降的根本原因是 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城乡制度安排和城乡管理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2、生活差距。 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消费差距也随之扩大。在1985—1995年这10年间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率（城市=1）下降了13.85个百分点，由0.4327下降到0.2942，这里 面虽然有城市居民原来的实物福利货币化的原因影响，但农民因收入增长下降及教育和社会 分摊费用增长而减少消费选择却是实际情况。或者说，农民的消费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增 长，他们未能像城市居民那样完全分享到改革深化时期经济加快发展带来的利益。
城乡生活差距更重要的是在消费结构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消费结构差距有所 扩 大。图2显示，以实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反映的恩格尔系数，1978—1989年期间， 城乡出现收敛，差别缩小；但从1990年以来又出现差别扩大趋势，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 从1989年的54.4%、54.8%扩大到2000年的39.2%、49.1%。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处在快 速提高阶段，而农民的生活质量仍处在城市居民90年代初的水平，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 活质量差异愈益扩大。
3、保障差距。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试行的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仅仅是指城市居民特别是公有 部门员工原来享受的“国家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不涵盖农民。除地区性扶贫和个人 及家庭的特困救济外，政府提供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的福利保障和价格补贴等只 是针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公有部门的员工，农民被排除在外。结果出现了城乡居民之间福利保 障 收益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
4、教育差距。
市场化改革政策推动中国教育市场逐步走向开放以来，全国城市居民和员工教育事业快速 发展，城市学龄青年不仅全部实现了“普九”，9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升了高中或进了职校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升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快速提高，而且成人获得培训的 机会非常之多，继续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受教育的情况还 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2000年全部人口（126583万人）中有8507万人是文盲，文盲率为6.72%。在这8507万文盲 中，有6665万人在农村，农村文盲率(8.25%)要比城市(4.04%)高出一倍多。从地区看，“二 元结构”特征比较明显的西藏、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内蒙古和安徽农村的文盲 率均在10%以上，分别是35.9%、23.45%、17.25%、17.17%、16.2%、13.05%、12.07%和11.31 % 。在全国，农民的孩子不仅很难有机会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出国留学，而且读大专和本科 的机会也不到城里人的1/3，有5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没有机会上高中和职校，甚至不少在读 的初中生、小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此外，农村的成人受培训机会很少，继续教育水 平非常之低。这种国民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别扩大趋势，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二元结构转换 形成很大制约。因为没有一定的教育水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就很难与享受较 高教育的城市劳动力进行就业竞争，而在工业化加速发展并且接着是信息化社会来临的时候 ，城市就业市场越来越需要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如果不迅速改变近几年来 愈益显著的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 阻力。
（二）产业结构二元化
在静态意义上，中国目前三次产业结构的二元化特征仍比较明显。从产值来看，2000年， 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是15.9∶50.9∶33.2，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产业依然要比1996 年世界平均水平高差不多3倍，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 不仅大大落后于世界三次产业平均分布4.3∶32.2∶60.7的结构水平，落后于美国的1.7∶25 .8∶72.5(1993)，英国的1.8∶31.5∶66.7(1996)，以及日本的1.9∶37.9∶60.2(1996)，而 且比印度的25.3∶30.1∶44.6(1997)的结构水平还要低。从就业来看，中国2000年三次产业 的分布是50∶22.5∶27.5，全社会总劳动的一半依然在农业中，这和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更 大。1992年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农林渔业的就业比重分别只有2.8%、2.2%和6.4%，采矿、 制造业、建筑和公用事业分别为23.3%、26.2%和34.6%，而服务业分别高达74%、71.6%和59% 。综合起来看，中国目前就业和产值结构的二元化程度还相当高。不仅服务化水平很低，而 且传统农业的比重还很大。尤其是，50%的就业人数创造不到16%的国内生产总值表明，中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依然低下，大量剩余劳动力拥挤在农业和土地上，经济发展面临的是一 个农业现代化程度非常低的二元结构。要使这个典型的二元结构转换到接近于目前发达国家 所拥有的一元化结构水平（第一产业的就业和产值份额均在3—4%左右），要走的路还相当遥 远。
在动态意义上，新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快变化的过程，其中，特别是GDP结构变 化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和反复后，目前处在一个结构加速变化阶段，但是这种加速不再是第 一、二产业或工、农业之间的产业替代，而重点是第二、三产业或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 替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三次产业之间的产业替代出现了一次大的反复。先是50 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以超常规方式推进工业化，出现第二产业急速超过第三、第 一产业，同时带动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但是由于过低的农业生产率不能生产出足以支持 高速工业化和服务化所需要的农产品，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同时推动农业衰退，超常规工业化 进程不得不减速，政府于60年代初期实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政策性结构大调整，原来的超 常规工业化政策转变为恢复农业的政策，结果出现了第一产业分别超过第三、第二产业的“ 反二元结构转换”情形。这说明，用过分牺牲农业来实行超常规加速工业化的做法是不能持 续的，产业结构变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协同推进，当然这种协同推进不能局限于“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的思路，而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基础上进行。
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的二元结构转换意义是明显的，但同样是在 过度非均衡模式下进行的，因为后来的盲目发展又使结构变化偏离了“协同推进”轨道，并 且这种变化不是以市场竞争推动下的产业（尤其是农业）发展效率提高为前提的。80年代中期 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工业化进程再度加快，则正是以市场竞争推动下的产业发展效率提 高为前提的，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结构转换意义，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结构调整仍未从根 本上摆脱以往的“抑农模式”。
到目前为止，中国GDP三次产业结构二元化特征的突出表现是第一产业份额依然过大，以服 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过低。因此，二元结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工业和农业 之间，而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根据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产 业发展史经验，以工业为基础的第二产业的份额在达到50%左右之后一般表现为逐渐下降， 最终在30%左右基本稳定下来，第一产业份额一般在3%左右基本稳定下来，剩下来的份额转 到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上来。
这样来看，中国未来二元结构转换的重点是在第一产业份额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进一步提 高第二产业份额，特别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进一步现代化的目标，并且努力完成第 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的任务，实现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以服务业快速发展为中心）的结构转 换。
如果说在产值上达到上述目标的难度还不是很大的话，要在就业上达到上述目标是一项非 常艰巨的任务。目前中国就业结构的二元化特征要比GDP结构的二元化特征更为明显。
从图3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超过第二产业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完成的，它们离第一产 业 的就业份额还有很大的缺口。从就业方面加速二元结构转换是未来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中之 重。所以，在设计未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案时，应当从“人”入手，从加快农业剩余劳 动力及其人口的转移入手。如果仍然将农业作为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让大 量富余人员拥挤在土地上，整个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转换进程就会延缓甚至出现中断，战略 性调整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代价。
（三）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化经历了一个“U”字型变化（见图4）。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由于农业生产体制效率的释放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带来农业产出率提高，加上从较低“ 基数”起步的传统服务业（餐饮和维修等）加快发展，使得工业出现了即使增长速度加快了但 其份额还是呈现下降趋势的特征。90年代初以来，由于农业生产体制效率的原始释放已经完 毕 ，土地和传统农业耕作效率的提高几乎已到极限，进一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遇到了障碍，加 上服务业的扩张从“传统”到“现代”转换需要时日，而此时工业固定资产更新高潮和加 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工业原材料支持，所以近10年的工业份额出现再次提升。
但是如前所述，工业化率在达到50%左右后会出现长期波浪式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工业化向 “后工业化”的转折。由于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工业份额意味着一个较大工业数量级的提升 ，这比加速工业化阶段工业份额增加要难一些。在后工业化或服务化阶段，工业发展的主题 是优化内部结构，提升质量水平。
一般来讲，二元结构转换首先是在第一层次，即三大产业之间，其次才是第二层次，即各 产业内部之间。目前，中国仍处在第二层次结构加快转换时期，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虽然 在20世纪末初步完成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任务，但从就业角度看，工业化任务还未完 成，200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还在27.5%，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在22.5%。这样看来，未 来中国将在农业份额（产业和就业）持续降低时，既要使工业化进程加快，又要使服务化进程 加快。然而，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又是与城市化加快发展紧密联系 的。从本质上讲，中国二元结构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
从静态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二者之间始终存在一个较大的缺口。 但从动态来看，这个缺口表现出较明显的收敛趋势。从1978年到1999年，城市人口比率从17 .92%提高到2000年的36.22%，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估算，在过去的 10年中，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达1.4亿人，今后10年可能达到1.76亿人，年均转移比前1 0年大约增加360万人，2011—2020年转移的人数为1.52亿人，年均转移有所减少，因此21世 纪头10—15年将是中国加速城市化的时期，尽管这种转移趋势能否达到预期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从中长期意义上看，加快城市化，尽早实现城市化率向上交叉工业化率，从而推动第三 产业向上交叉第二产业是一个必然趋势。
（四）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与工业现代化水平形成反差
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非常复杂，常见的有收入和就业水平、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 、抗灾害能力等。根据这些指标容易发现，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仍然比较低，有的指 标如抗灾能力还只是刚刚达到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标准”，离“初步实现标准”还有一些 差距；有的指标离“起步阶段标准”还相差很远。总体看，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还非常低 ，存在一个“农业现代化洼池”（见表1）。
除上述指标外，真正的农业现代化还应当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农产品流 通和交易的信息化程度，以及农业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水平等。事实上，中国目前的 农业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一体化和产业化经营，自然和社区界限约束明显，单家独 户的小农经济依然占优势，农业与商业、工业至今未能形成有机联系；经营规模小而散，未 能形成企业集团化经营；农业生产多年来沿用传统耕作方式，科技水平低，应用科技成果的 数量少，缺乏持续的技术进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特别是农村水利电力设施、道路运 输、通讯发展严重不足；农业产业链条短，与工业的关联度低，许多农产品产业链条尽管有 产 、销两个环节，但加工环节处在粗加工状态，精细加工较少；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水平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少年回乡的很少，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农民纷纷跑到城里打工，留 在农业中的一般都是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甚至是文盲的中老年人。如果从电子化、信息化的海 尔工业集团走出来，考察云南澜沧县农民的原始农业耕作，就会深切感受到中国工农业生产 的强烈反差，感受到存在一个较为典型的“工、农业现代化鸿沟”。
二、导致二元结构转换滞后的政策和制度因素
过去，中国二元经济变化反反复复，二元结构矛盾有时缩小、有时扩大，总是得不到彻底 解决。原因何在？从结构调整的方式看，主要是因为在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时，往往是哪里的 短期矛盾严重了，就往哪里使劲，结构调整忙于短期的应急式“综合平衡”，而不是立足于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性战略调整。尽管五年计划具有中长期考虑，但它与实际执行情况 往往有较大差异，计划常常不能兑现，或者即使单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值达到或接近了实际值 ，但各个五年计划之间没有衔接、连贯起来，服从于短期平衡的政策多变影响了五年计划的 实施效果。同时，缺乏产业结构微调机制，使得产业结构不具备自我调整功能，计划调控脱 离市场调节。从结构调整的内容看，产业发展战略存在“抑农”倾向，产业的横向关联度低 、纵向链条短，制度上的城乡分割，以及财政对农业公共投入和科技投入减少抑制了农业效 率提高，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二元结构的正常转换。
（一）产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支持缺乏连续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而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 位，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加速提高其工业竞争力，这就势必选择“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先后出现“大跃进”和“洋跃进”运动，并非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和外在压力的原因。从历史必然性得 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国近几十年实施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是，这 种“加速”的短期力度过大，超越了当时的现实承受能力。而且这种“加速战略”忽视了工 业与农业协同发展能为结构转换带来持续效应，忽视了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新手段、新方法对 农业予以持续支持，农业、农民为工业积累付出代价所持续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在城乡分割 体制下农业和土地被作为过剩人口和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农民为社会稳定承担了过多 、过大的分摊成本，因此农业和农民作出的牺牲太大，得到的补偿太少。
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劳均粮食产量成递增趋势，由1.076吨提高到1.471吨，但近几年 呈递减趋势。同时，土地生产率增长也呈平缓甚至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到1992年，以单位 面积计算的土地上的粮食产出率从每千公顷收获2527.39吨增加到4003.8吨，14年增加1676 吨，年均增加119.71吨，但此后的8年增加257.38吨，年均只增加32.17吨，而且在1998年达 到4502.27吨后呈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生产率已经达到或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越来越困难，如果粮食种植科技没有明显的突破，这 个下降趋势就很难改变。
为了避免出现“食品链”中断，可行的办法是进行农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完成食品生产的 替代，比如大力发展畜牧、“两水（水果、水产）”和食品的精细营养加工业，但这要以较大 的投入为前提。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这个调整需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需要 政府减少农民的税费负担，同时应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包括大力发 展通电、通路、通水和通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工程。
从实际情况看，1952年以来，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有过两次高峰期，一次是1963—1965年三 年 调整，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达到16—17%左右；另一次是改革初期，这个比重达到13%左 右。此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00年降到8.23%（见图5）。当然， 在农业生产体制改革以后政府退出农业经营性领域，财政支持的直接生产开支减少，这会推 动这个比重下降，但是与这期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明显落后了，不少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不仅水利设施没有改善，乡村道 路不畅，农民生产和生活用电的电网线路容量严重不足，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落后，这些基础 设施的增长明显滞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而且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生存性养老等 公共福利事业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大大落后于农民的实际需要。这些无疑会强化国民经济结构 的二元化特征。
（二）产业组织中的分散化、封闭化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格局中，既有城乡间的相互封闭，又有产业间的相互封闭，这首先表现 在工业上。中国的工业企业一般具有规模小，分布分散，产、供、销联系主要表现为垂直的 ，水平联系不发达，更没有连锁化、网络化，导致中介、交通和交易成本很高。这些特征的 直接结果是使产业的生产集中度低。根据对城市工业部门生产集中度的分析发现，1996年， 全部工业中约有62%的生产集中度在10%左右或以下，其中集中度最低的5个行业是纺织、建 材、塑料制品、服装、皮毛加工及制品等（5%以下）。工业的生产集中度过低，尤其是与农业 相关的轻工业集中度过低，表明生产的市场辐射能力很弱。由于工业企业通常在城市选址， 这种工业生产集中度过低引起的市场辐射能力弱，必然会直接降低城市的辐射能力。在技术 含量为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低水平的辐射能力势必抑制产业的就业容量扩大。
从产业关联度角度看，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产业组织中，不仅农业的产业关联度低，而 且工业的产业关联度也很低。其纵向表现是产业链条短，横向表现是产业相互依存空间小， 不同产业和行业之间存在相互封闭的现象。比如，传统的农业生产仅注重产前和产中的劳作 和管理，而忽略了产后的深加工和销售环节，使大多数农产品处于“粮食卖谷、油菜卖籽、 水果卖鲜、家禽卖活、林业卖材”的初级产品经营状态。这表明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基本上还 是处在原始阶段，在整体上不具有现代产业化经营的特征。这无疑会限制产业和市场空间的 扩大，既缺少附加价值，又缺少对吸纳劳动力的扩张性。最近几年开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产品的产业链有所延长，但加工环节仍处于粗加工状态，精细加工少。
此外，产业间的横向依存水平也很低，农业和工业之间、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处于某种分 离状态，互相间的旁侧关联度效应不高，相互服务量少。在城乡隔离制度的框架内，产业分 工首先服从于城乡分工，而城乡分割必然导致工农产业分割，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板块：一 块是产品结构单一、缺乏服务业支持的城市工业；一块是基本停留在自我循环状态的农村农 业、农村内的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是孤立的，农村的工业和农业都没有发达的服务业支持。这 种相互封闭的产业组织格局不仅抑制了工业和农业本身的容量扩张，而且也严重制约了服务 业的发展。
（三）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差别
城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是制约我国二元结构转换的重要 因素。
城市户籍制度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确起到过缓解城市压力、扶持工业发展的历史作用 。1956年，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使本来基础脆弱的农业无法更进一步地对工业化 提供支持，使因结构失衡而缺乏生机的工业和城市超过了最大的承受能力。为减轻城市的压 力，国务院于1958年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作出了严格限制，从此形成了长期不变的城乡隔离制度。回过头来看，实行城市户籍管理是 当时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问题是，这一制度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以至80年代蓬勃兴起的乡镇 企业和90年代规模浩大的“民工潮”都无法突破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从基础上固化了城 乡差别，甚至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城乡歧视性政策，从而使农民长久以来在现代文明的周 围徘徊，而且也成为了二元结构转换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它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 人口向城市迁移，限制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同发展。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和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限制了城市居民 和劳动力向农村的迁移，而且也限制了农村内部居民之间的异地迁移，这就形成了农民一生 下来固定在一山一地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基本上受自然社区约束的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 系。这样极端静态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虽然可以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也使中国的“根”文 化愈积愈深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降低了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的配置效率 ，因为要素效率的前提是要求产权有足够流动性。加上这种要素配置采取“户户都有三分田 ”的分散、原始和小规模的耕作制，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其生产率也就越来越低了。
这种土地产权缺乏流动性的直接结果是固化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排 斥在现代化之外。因为没有土地产权流转就不会有土地的规模重组，而没有土地规模重组就 不会有土地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小块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无法推进土地的机械化耕 作的，甚至这种过度的散户经营要接受农业科技因其成本高而变得较为困难。此外，小块土 地经营无法进行集中的投入，融资和市场开发有很大难度。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农业生产率和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农村市场需求的扩大，而在市场需求增长受阻的调节下，结 构调整就会遇到困难。所以，现行土地制度安排导致农业低效是二元结构转换又一个深层制 约因素。
除了城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外，城乡分割的保障制度也是制约二元结构转换的一个 不 能忽视的因素。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现行的保障制度在城乡是不统一的、分割的，城市居民 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保障”，不仅有养老、医疗、物价补贴等方面的福利，而 且近几年还连续不断地增加工资和离退休收入；但在农村，政府除提供地区性扶贫和特困救 济外，基本不给农民提供医疗、养老、失业等制度性福利保障，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称的城乡 “保障差距”。这种“保障差距”对二元结构转换的制约效应主要表现在，本来有志于农业 和农村发展的城市劳动者、高等院校毕业生、军人、海外留学生和其他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 ，都会因农村缺乏满足基本生存和生活安全的保障而使“下乡”的愿望大打折扣。这无疑会 强化现代文明对农业的排斥，使“剩余”（份额不断变小部分）农业的现代化总是停滞不前， 因为没有知识和人力资本支持的农业就谈不上真正的现代化。因此，城乡之间存在的“保障 差别”是限制劳动力和相关人口自由流动、延缓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二元结构转换的非常重要 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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