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确保长期发展战略——结构性经济过剩的根本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结构性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对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过剩的性质分析
首先，应区别经济过剩或生产过剩与过剩经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国内外经济理论一般是把“过剩经济”与“买方市场”作为同义语使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把“短缺经济”或“卖方市场”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来研究。指出它根源于“国家预算软约束”所形成的争资源、争资金的“吸力经济”。因而，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形成竞争下的“压力经济”，使适度的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就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这种含义下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应是指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西方经济学家把买方市场定义为：在能弥补有代表性的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下现行价格出现的供过于求的市场情况（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可见，买方市场也是指较为均衡的市场情况。目前我国市场化的进度虽然仍有较大空间，但是已经赢得了买方市场的现实存在，当然应视为经济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或基本实现市场化的主要标志。
但是，我国当前的供过于求已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就是说，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的常态，即是处于过剩经济中的“经济过剩”或“生产过剩”状态。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主要属于哪种性质的经济过剩。因为这是决定我们采取适宜对策的主要依据。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我国的经济过剩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力的需求间的矛盾引起的相对过剩。改革以来我国人均收入和储蓄的增长一直明显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无须多论。应予着重分析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经济过剩主要是结构性经济过剩还是属于周期性经济过剩？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由近年宏观紧缩引起的运行型买方市场”（注：江晓薇：《关于买方市场的理性思考》，《当代经济研究》1998（2）。）。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过剩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累积形成的结构性过剩。尽管国家正确地制定出应予重点投入的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但由于流行的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短期利润与市场价格导向的“核心”作用，除了中央政府把大型水利建设与铁路、公路干线作为投资重点之外，其他投资者掀起一轮轮的纺织热、化工热、家电热、小汽车热……，致使大部省市结构趋同，乡镇企业与城市产业结构重复率达80%。我国连年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恰恰是为抑制投资热的有效手段，软着陆的成功不仅防止了过热及其之后的大衰退，当然也会对过热中的过热产业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以下对结构性过剩的主要依据作概略分析。
第一，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入“九五”以后明显下降，而结构失衡日趋严重，致使制造业一方面总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生产能力缺口日益扩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六五”、“七五”时期增长率为19.4%和16.5%，到“八五”时期高达36.6%，但进入“九五”时期后，1996年和1997年投资增长率已分别下降至14.8%和10.1%。另一方面，从工业装备水平看，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表明，在大中型企业1180种主要生产设备中，按原值计算，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属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7.7%，属国内一般和落后水平的分别占33.4%和12.8%，即近一半的生产能力为低技术水平。占企业总数90%的小型企业技术水平一般更为落后。这就造成总生产能力过剩和闲置严重。据估计自行车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54%，洗衣机为43.4%，缝纫机为58%，电冰箱为58%，空调器为65%；钢材生产能力富余20%，特别是普通型材富余30%。且大量产品库存积压。我国炼钢、轧钢、机床制造等生产能力均居世界先列，但1997年却进口钢材1323万吨，其中大多数是国内不能生产或质量、品种规格无法适应市场需要的。热轧薄板的生产能力缺口约12%，冷轧薄板约38%，镀锡钢板（卷）约49%，镀锡薄板（卷）约40%，不锈钢材约63%。我国数控机床约95%、轻纺机械约70～80%、折算为乙烯的石化产品约50%和部分轻工原料仍然靠进口。
第二，农村经济现代化进程滞缓，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市场成为国内外期待的巨大潜在市场。但是，在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消费向万元级升级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向千元级消费升级却出现了断裂期。我国有的学者早已提出的开拓农村市场克服经济过剩的大思路仍未见成效。目前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仍然很低。80年代农村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的30%，而到90年代反下降到22%，下降了8个百分点。1978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405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138元，前者为后者的2.93 倍； 二者绝对值差额为267 元。 至1995年城镇人均消费水平为5044元，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9元，前者为后者的3.41倍；两者绝对值差额更扩大为3565元，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为15年。试想，如果我们用以往的发展方式与发展速度，农村耐用消费品的基本普及还要15年。这就是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近1／2闲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前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根本原因外）。所以，所谓启动农村市场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一般的宏观刺激政策所能奏效的。
第三，从农村经济发展内部去找原因，也应主要归结为结构升级的滞缓。1983年大包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思路没有适时地从增产型向优质型农业跨越。现在粮食和水果等农副产品生产主要问题是高质品种的生产与创新落后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如东北粮食部门不愿收购玉米，有的地区往往积压在农户手里，而国内饲料加工企业却愿意用北美进口玉米。面粉业生产优质面粉要以进口小麦为原料。据预测2000年中国进口粮食约需2000～4000万吨。主要缺口将是优质粮食及农副产品。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主要以高产为标志，急需向优质及品种创新转变。（注：上引数字资料主要来自陈淮主编：《过剩经济！过剩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8）。 ）农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主要靠发展第二产业来发展乡镇企业，而农业产业化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这导致乡镇企业与城镇产业结构趋同，使许多名震一时的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陷入困境。在天津四郊五县的乡镇企业中，静海县（包括著名的大邱庄）曾居先列，主要是发展第二产业。蓟县属于后起地区，目前可发展无污染的农业、水资源和旅游、石料等资源为特色的第二、三产业。
第四，从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考察，我国面临的结构失衡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在我国历史遗留的农业落后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尚未解决的条件下，现在又出现了向高科技产业转换落后的矛盾。
二 对策1：以调整带动扩需
我国有的学者反对结构型经济过剩的判断。其反驳“如果农村市场启动，我们的生产能力并不过剩”的主要论据是：“用未来的需求与现实供给来互相平衡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注：陈淮：《供求失衡：国民经济长期战略发展的新“瓶颈”》，《改革》1998（1）。）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启动农村市场？ 如果认为目前的供过于求是周期性过剩，就可能采取单纯的反周期措施（降低利率抑制居民的储蓄偏好，扩大消费信贷提高其消费偏好，等等）。但是，我国已连续降息并出台了多种消费信贷方式，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对城乡消费者来说，效果并不明显。况且，在银行不良债款增加的条件下诱导消费者提取存款甚至去贷款消费，容易引发经济泡沫。因此，降息的首要目的是扩大投资需求。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只有在以适度从紧为中长期宏观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大内需的措施，才可避免通货膨胀的反弹。扩大内需的力度宜慎重选择。
另外，单纯以一般周期性过剩为依据，就会使宏观政策的重心由供给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事实上，如上文所分析，我国目前的结构性过剩并非以周期波动为主因，而是属于长期的历史性二元和三元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因而结构调整也就成为长期性的基本国策。而结构调整是使农村以至城市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仍以农村为例，目前农民手中的钱一是找不到投资项目，二是用以盖房。后者如以当地所产砖瓦和木石为主，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就很小。
我们的结论是：第一，我国经济已进入大调整时期，结构调整与供给管理（它同时又是对投资需求的管理）是我国长期宏观管理的中心。第二，当前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带动扩需。
近两年我国宏观调整的实践证明，财政支出这一最直接的手段，当它用于转移支付或提高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的收入时，其扩需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当它用于带动社会投资时，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我国当前经济的真正亮点是中小企业。各级地方政府也把鼓励私营、个体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政策的重心之一。但是，不能认为只要坚持一个“放”字，只要有了进一步市场化，就可以自动地完成中国经济的大调整。这种观念事实上是重复建设的理论根源。台湾曾主要靠发展中小企业实现了结构调整与经济起飞。但宏观管理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吸取：一是经济部成立中小企业发展的辅导中心，来指导结构优化；二是财政部出资和募集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基金，使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与大企业相比较的劣势得以化解。
通过调整来扩大内需不仅可以直接扩大投资需求，根据投资乘数原理，它又会带动一系列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特别是这种新的较稳定的投资所增加的投资者与职工的收入，其预期也是长期的、稳定的，因而才能真正扩大对耐用消费品的有效需求。
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企业，才能有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预期，才能吸收社会资金。
国家机构的精简实质上也是调整的组成部分，需要尽快地完成。干部下海会成为开拓市场的生力军，留职的公务员才能有可靠的收入增长的长期预期。
我国宏观扩需措施见效滞缓的主因，表面上看是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同时又着手进行医疗制度改革，居民不得不靠银行储蓄应付长期消费；实际上应归因于结构调整的滞缓。靠前者扩需是用远水解近渴；靠调整来扩需则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且能取得长期效益。
三 对策2：以改革促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改革是中长期性的问题，而扩大内需是近期急切要解决的关键。笔者认为，改革最终目标的实现是中长期的问题；但是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是整个转轨时期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正处在搞活国有经济与经济调整的关键时刻，更需要明确必须以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的调整。特别应强调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能搞活，完成中国经济历史性大调整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深化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关键。
首先，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防止旧体制的复归。走出“放——乱——收——死”的怪圈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经验，决不能让这种历史教训重演。这不仅是思想解放的问题，更是实行真正的政企分开的关键。从产品市场化的范围来看，似乎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但从资本、劳动力（特别是经营劳动与科技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真正实现市场调节（而不是权力统治下的权钱交易或阻滞市场调节）来看，应该说还相距甚远。真正符合市场规律的资产（包括知识产权）评估体系、招标、拍卖等，应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化进程推进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法定产权（包括企业对于被授予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人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有者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与法人主体；二是政府和党组织对于杜绝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举措与监督。
其次，还应澄清一种理论误导：认为只要真正有一个“放”字，就有了市场调节；只要有了真正市场调节，就一定有经济的起飞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使于光远的一个论断成为警句：“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科学地把握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当前流行的理论认为，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按照这个标准，我国不仅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而且还有了比较成功的宏观调控。前文所分析的重复建设，正是市场价格调节投资方向的结果；改革以来持续高速增长与软着陆的成功，是我国宏观调控成功的有力证明。但是，我国目前严重的供求失衡，不仅是历史遗留的二元结构，而且是叠加上改革以来追求短期最大利润导致结构趋同的累积结果。因此，我们所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能够保证“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市场经济。就是说，这里所讲的现代，不仅是指当代已经实行了的那些经济运行方式，而且更是指那些“以铁的必然性正在实现着的趋势”（马克思语）。它不是对世界上哪一个或哪一些国家经济现实的简单复写，而是能够通过它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寻找出来的一般的必然的历史趋势。那么，什么才能算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把握的标志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呢？
从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来看，通过积极的或紧缩的宏观财政与金融手段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只是为结构的优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即总量均衡只是基础性目标，它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结构的优化。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新的科技革命已经日益深化为一整个历史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把经济结构的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内容。总之，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一般）是：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发展——稳定（保证充分就业）。这种客观趋势本身既包含着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矛盾，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特点（和优点）在于发展与稳定的最终目的——保证共同富裕，即每个人的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宏观调控的目的和内容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率先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可以称为“稳定型”的宏观调控。日本和东亚所实行过的宏观调控则可称之为“赶超型”的宏观调控。但在世界向知识经济趋近的历史时代，结构升级与优化越来越成为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只有后者才代表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具体内容或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原则。由于经济周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共性。所以，实行扩张或紧缩以防止大起大落，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所必需遵循的运行原则。但是，对于“赶超型”的宏观调控，无论在扩张或紧缩时期，都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即必须服从于结构倾斜（包括部门与地区结构的倾斜）这一中心。如前所述，过剩已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所以市场经济中的一般部门或地区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上，供过于求是普遍现象。这就是我国自90年代后期以来投资无热点的根本原因。但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中国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的历史性大调整，宏观上又为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空间无热点正是自70年代以后结构性调控乏力的表现。而中国流行的改革理论所期待的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近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所谓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资本带动其它社会资源由过剩（低于平均利润）的部门向短缺高利的部门流动；同时，由于“大鱼吃小鱼”，大资本还在部门内甚至跨部门地迅速扩张。这也正是西方经济学迄今所信奉的主要理论基础：只要企业追求近期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就可达到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且不说这种资本在部门间“一拥而上，一哄而退”的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困难，而实际上又成为重复建设的理论根源；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近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轫时期还具有一定适用性与说服力，因为新兴产业的出现为资本的转移提供了空间。但到第三次科技革新深入发展时期，结构调整日益显示出新的特点：一是新兴部门主要转向高新科技产业；二是原有产业（农业、制造业以至商业等）主要是产品的创新或升级换代，即高新科技的采用。高新科技的采用或创新一般具有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所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决定其存亡的，不再是能否进行资本转移以获取近期最大利润，而是能否依靠自身的积累去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由此产生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企业目标及行为由短期化向长期化的转变，即企业长期积累最大化取代近期利润最大化而成为企业的决定性动力。
二是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如果原来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凭借利益诱导（利率、税率）机制，使追求近期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扩大或缩减投资或生产规模，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则要求信息引导与利益诱导的结合。
二者的关系是：企业目标与行为的长期化是信息引导与利益诱导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换言之，企业战略是宏观发展战略或产业政策落实的微观基础；组织协调则是信息引导与利益诱导相结合的必要中介。
根据对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理论认识，笔者认为当前扩大市场需求的根本途径不仅要强调以调整带动扩需，更要特别强调推动改革的深化来促进结构的调整。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政府主要经济职能是“信息引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与服务”的目标建立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对政府的重要信息引导缺乏必要有力的组织措施。如政府一再发布降低地价、缩减费税使住房价格大幅度下降的信息，使许多有购买力又急需购房者不得不耐心等待。私人买得起车、用不起车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汽车的产销。运用快捷有效的行政与法律手段保证产业政策的实现已是世界上普遍实行过的成功经验。
当前存在的更为普遍的问题，是缺乏有组织保证、同利益诱导相结合的信息引导。多次降息后城乡居民储蓄反而大幅度增长。各级政府于十五大后相继出台鼓励私人投资发展中小企业的优惠措施，同时又有许多拥有大额积蓄而又急切寻找投资方向的居民找不到投资热点。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日、韩等的政府引导不仅有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支持，而且用有力的行政与法律手段来保证，从而扶植起许多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腾飞后的短期行为导致的泡沫经济，就否定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台湾主要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单靠市场价格的调节，而是既有负责信息引导与组织协调的中小企业辅导机构，又有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甚至美国这样市场主导型（它的大企业本身拥有信息引导功能）的宏观调控，也在中小企业的立法中规定了担保基金使用的政策方向（如地区开发性投资）。
其次，为了加快搞活国有企业并使企业战略成有落实产业政策的微观基础，经济理论必须取得新的突破。对此，笔者认为经济理论的重点不应限于概括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特征，更应强调明确其根本目的。现代公司制与股份制发展的趋向与根本目的，是保证企业具有长期自我积累和科技进步的能力。一方面要避免短期利润最大化和短期私利最大化（尽量分光盈利）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不顾自身科技与资源条件盲目扩张资本与企业规模。应从理论上明确：体制是为了保证一定经济机制的组织形式，而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是经济机制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明确了这一关系，就应允许在制度形式上勇于创新。否则，例如所谓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与激励功能就是一句空话。
最后，更应强调大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如农村经济的开发，应由科、工、农、贸、储运一体化的大公司提供主导科技和产品销售网络的主渠道，由这种大公司为核心所组建的企业集团中的中小企业去负责联系农户（收购产品、技术指导、储运设施、农资供应等等）。天津市计划筹建30个这样的企业集团，这对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开发农村经济确是治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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