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研究

中国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研究

胡仕明[1]2001年在《中国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通货膨胀理论派系林立,观点各异,但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各派已达成共识。因此,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寻找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行为人的预期不确定性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本论文研究的中心是不确定性理论在通货膨胀中的应用问题,立足于经济行为人的预期不确定性,分析现时期的通货膨胀,建立反通货膨胀目标模型,为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章:介绍古典、现代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通货膨胀理论的现状。 第二章:介绍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 第叁章:ARI—ARCH模型的建立与解析。 第四章:分析现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建立通货膨胀的ARI—ARCH模型,计算出不确定性的具体数值,定量分析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的相互影响。得出的结论是通货膨胀的变动是不确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本期不确定性对本期通货膨胀也有显着影响。 第五章:利用混沌理论,计算通货膨胀时间序列的嵌入维和相关维,并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987年至2000年的通货膨胀序列存在混沌现象。 第六章:提出反通货膨胀目标制模型,并求解这个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消除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使货币政策姿态的调整与取得公众的继续信任这两者之间不发生矛盾。最后针对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第七章:总结。对以上各章进行总结。简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李莹[2]2008年在《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目的在于运用时间序列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1995—2007年通货膨胀率的月度数据,运用ARCH模型将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量化,并基于此得到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动态路径、信息冲击曲线及其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在1999年和2003年出现两个峰值,而且我们看到预期不确定性2007年下半年再一次呈不断走高趋势,迎来了新的一轮高涨;信息冲击曲线充分反映了信息冲击对预期不确定性存在非对称的杠杆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及其变动与预期不确定存在显着正相关,即高通货膨胀率将引起高预期不确定,通货膨胀变动值与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之间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因而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应该首先采取措施控制住通胀预期,才能最终控制住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涨,保持经济的良好运行。

徐静[3]2016年在《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和监管的中心话题,它涉及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是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应对反复出现的物价持续上涨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带有"事后补救"性质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通过增加产品的供给等措施来抑制物价水平过快的升高。单单从事后采取措施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往往会因为政策措施的滞后性而达不到预期的效率。2009年,国务院首次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宏观调控理念。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包含了对未来价格水平变化前瞻性的管理,这也是"事前"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理念。可见,治理通货膨胀、调控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经济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预期在通货膨胀决定以及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传导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全球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已经形成共识。因而合理估计并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中央银行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胀货膨预期会影响利率,进一步影响真实经济和实际通货膨胀,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演变成实际通货膨胀,因而有效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事前",重视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关于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测量方式及其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对中央政府制定实施有效货币政策,更好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调控通货膨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上述角度出发,本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结合我国现状对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做了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阅读大量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相关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本文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的内容、方法、结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第二:详细叙述了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相关理论。从预期演化理论和不确定性定义开始,详细叙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特征、本质属性;根据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宏观经济的两个途径,分别给出了通货膨胀预期与利率期限结构以及通货膨胀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各种方法。最后说明了通胀预期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它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和国外对通胀预期的管控经验。第叁:采用含有潜因子和宏观因子的无套利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通过极大似然函数法从我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曲线中,分解出不同期限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溢价。分析不同期限通胀预期的动态特征发现,平均来说,随着期限增加通胀预期是增加的。期限较短的通胀预期的波动要大于期限较长的通胀预期的波动。各期限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的动态演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中短期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动态相关性更强。相比于已有的单一期限的通货膨胀预期,从国债收益曲线分解得到的通胀预期形式灵活,能够带来更多的参考信息,可以成为现有通胀预期指标的有益补充。从国债收益曲线中得到的时变通胀风险溢价,随期限增加而增加,表明在长期债券的定价上投资者会由于对风险的厌恶而要求更多的溢价。正是由于这种风险溢价的存在,我们不能直接从国债名义收益曲线期限结构中获得预期利率,也不能将远期的单期利率平均值简单作为长期利率。同时也说明纯预期假说的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溢价为零的结论和理性预期假说的利率期限结构的风险溢价为常数的结论在我国国债市场都不成立。第四:应用具有异方差的时变参数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TVP-MS)刻画通胀预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借助近似滤波算法估计模型参数,捕捉其不确定性来源。对经济系统产生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分析,把经济环境,企业市场行为,商品市场、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市场,政府政策的冲击以及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经济系统不确定性,归结为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以及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因素。为了能利用计量模型分离出这些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将它们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宏观政策层面的,公众对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另一种是由于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研究发现,投资者持有债券期限越长,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越大。不管是高位预期不确定性机制下还是低位预期不确定性机制下,预期不确定性大部分都来自于随机扰动项的Markov方差,也就是经济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是主要来源。预期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机制时,通胀预期较高,预期不确定性处于低位状态时,通胀预期也较低。随着期限的增加,短期中高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稍短,低位不确定性稳定持续时间长,中长期中这两种状态更替相对较为频繁。在对各期限通胀预期做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分析时,得出各期限通胀预期都不是理性预期,但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是适应性预期的结论。第五:货币政策操作对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操作会立即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中体现出来,微观金融结构中蕴含的通胀预期的信息对于考察市场的政策反应有重要参考作用。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一年期存款利率等能反映货币政策的指标与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实际通胀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通胀预期具有较强的自我实现和黏性特征。预期不确定性对通胀预期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作用。通胀预期的冲击对实际通胀影响程度很高。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并不显着。利率的冲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显着,而汇率波动率的冲击对通胀预期影响程度较小。总的来说,汇率的波动、利率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对预期不确定性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在借鉴国外通胀预期管控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给出我国通胀预期管控的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结合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利用加入宏观因子的多因子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从我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分解出不同期限的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溢价。对比现有单一期限的通货膨胀预期,从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分解得到的通胀预期比较灵活,具有不同期限的形式,可以成为现有测算通胀预期方法及通胀预期指标的有益补充。时变通胀风险溢价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预期不确定性所带来风险要求的补偿;同时也说明了纯预期假说的风险溢价为零和理性预期假说的风险溢价为常数的结论对我国国债市场都不成立。2.应用含有异方差的时变参数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TVP-MS)刻画通胀预期的动态变化,捕捉到我国国债市场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不同来源。把经济环境,企业市场行为,商品市场、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国际市场,政府政策的冲击以及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经济系统不确定性,归结为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以及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因素。为了能用计量模型分离出这些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将它们定义为两种:一种是宏观政策层面的,公众对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另一种是由于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所产生的冲击型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3.将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和实际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联系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中得出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降低预期不确定性,更好调控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发展的启示。通过对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和实际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间接说明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而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化的冲击对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直接体现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根据长中短期不同层次的通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差别化对调控通胀、管理通胀预期提供理论依据。

苏梽芳[4]2008年在《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造成整个经济系统信号的紊乱,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进一步成为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新的诱因,所以经济理论一般认为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真正症结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则应用国外新近发展的计量技术以及博弈分析方法、假说分析方法、模型校准、数值求解等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以期得出一些富有理论意义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是:第一,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利用随机场回归模型更为绵密、细致地考察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两者以非线性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不能以简单的线性思维来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此外,利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分离出长期、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检验它们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一般会同时伴随着较高的长期与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第二,提出一个以往实证研究忽略的新计量假说: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由于政策目标变化大以及信息透明度、中央银行信誉度不高等方面的因素,本应发挥稳定功能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没有发挥出对冲击的吸收和缓冲作用,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导致呈现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正向关联的特征,即所谓的“波动溢出”效应。第叁,在对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时变参数—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源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政策层面引发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另一部分是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然后利用联合估计法检验两者对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未预期到的经济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同来源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产出有着不同的影响。第四,应用本文所扩展的有限理性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通过引入表征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相对大小的信号噪音比,扩展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而且发现预期调整缓慢和中央银行信誉度的不完美性可能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持续性在高位徘徊的主要原因。第五,通过建立一个博弈模型,考察货币当局信誉如何影响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分析影响货币政策可信度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时也研究了两种不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差异。结论表明,非状态依赖通货膨胀目标制比状态依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通货膨胀波动性更大,而通货膨胀偏差却更小;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与中央银行预测能力、减少货币政策目标的频繁变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和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分析逻辑起点方面的创新。本文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切入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从而拓展了研究该问题的视野和思路。2.应用计量方法方面的创新。针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复杂性,在国内首次应用随机场回归模型、时变参数—马尔可夫机制转换模型、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等来分析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与手段,同时得到了一些传统计量模型无法得到的创新性结论。3.理论假说和理论模型方面的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计量假说: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另外,通过修改假设条件,重新推导了有限理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结合中国的参数进行了校准,然后应用该模型成功地解释了通货膨胀持续性特征。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出现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当前,我国仍处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犷的阶段,可利用资源十分有限,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减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危害。因此本文建议我国货币当局应建立通货膨胀预期调查数据库,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监督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指标予以重点关注和有效控制,在评价货币政策效果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应成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张天顶[5]2013年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中国1993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本文采用双变量GARCH模型测量了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借助于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Granger意义上的双向因果性,在作用机制上支持了Okun-Friedman理论假说以及Holland论断;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中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中国实际产出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性,但是基于MS-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则表明上述因果性仅存在于特定的机制下。

郑旭[6]2012年在《中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关联分析,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该实证研究没有一致的结论。Ball和Cecchetti(1990)首次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区分为长期不确定性和短期不确定性,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这两种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会根据时间范围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关联性,该方法有助于突破目前实证研究的瓶颈。近几年我国在通货膨胀背景下,经济学家增加了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关联分析的关注度,然而,结论并不一致。为了清楚的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的关系,增加分析的严密性,本文研究我国通货膨胀及其长短期不确定性的关系。实证方法方面,状态空间模型不仅可以描述系统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而且揭示系统的内部特性,其表现形式非常灵活,许多模型都可以用状态空间的形式表达,同时Kalman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有很好的识别和参数估计效果;Markov机制转换模型用来描述含有未知参数的Markov过程,可以解决结构性突变的问题。Kim(1993)将状态空间模型扩充至包含Hamilton(1988)Markov机制异方差的模型。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与状态空间模型相结合,不仅解决了结构性突变的问题,而且模型表现出灵活性的特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利用我国1990年1月到2011年9月CPI月度同比数据,建立均值和方差允许机制性转变的基于Markov机制转换异方差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及其长期不确定性和短期不确定性的关联性。实证结果揭示了我国通货膨胀增加社会成本和造成福利损失的原因是,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与长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相联系。

张天顶[7]2012年在《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国1952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及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基于AR(p)-EGARCH计量技术手段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带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水平。根据研究结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应该注重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

马利军[8]2014年在《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价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民生问题。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必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与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通货膨胀预期在较低水平时,较高的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可能只会带来较低的通货膨胀;而当通货膨胀预期在较高水平时,同样的货币投放和经济增长也会容易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因而,对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系统性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和预期效应,从而对稳定物价和整体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历史考察和计量实证等方法展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和管理方面,而为了能够对居民通货膨胀预期进行更为有效的引导和管理,我们需要首先理解通货膨胀预期的基本特点和形成机理。中国的经济实践以及通货膨胀预期数据表明,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具有明显的主体异质性和整体不确定性特点,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由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教育、年龄、收入水平、知识结构、风险偏好、信息差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对相关“信息量”的感知是不同的,预期过程中的信息搜集和处理方式也就具有了稳定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整体复杂性。其中,知识结构更加科学,风险偏好和信心偏好更具理性的群体,其通胀预期形成过程中的信息搜集也更为容易,因而其预期值也更为精准;而对于普通群众而言,限于其知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容易规避风险或喜欢偏激,其通胀预期过程中的信息搜集也相对感性,从而使得预期值与实际通胀值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期误差,并因此造成一定的福利损失。虽然这种预期差异性的局面在短期内是稳定存在的,但在长期内,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群众都会通过学习的形式对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以往预期结果进行判断和借鉴,因而长期来看,不同主体的通胀预期过程又均近似于理性,或者说近似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整体来看,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应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横向看,中国的通胀预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专家的通胀预期形成方式更接近于理性预期,一般公众的通胀预期形成方式更接近于适应性预期,而整个社会的通胀预期形成方式更接近于有限理性预期;纵向看,中国的通胀预期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短期内,通胀预期形成方式近似于非理性预期,而长期来看,其形成方式又接近于理性预期,因而纵向整体分析,整个社会的通胀预期形成近似于粘性预期。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横向与纵向比较,构成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的主要方面。虽然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口特征和经济特征,但它的形成也会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实证分析表明,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住房价格、汇率、央行货币政策等方面。其中,汇率变动对通胀预期值的影响,反映的是中国居民在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价格走势时,会较多关注资本市场和外部因素的变化,它包含了信贷量、外汇对冲、热钱流入、贵金属价格以及国外局势变动等多方面的内容;央行货币政策对居民通胀预期值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出台频繁,这会直接造成居民短期预期水平的不稳定,导致公众的通胀预期值粘在较高水平,进而推动物价的上涨;住房价格变动对居民通胀预期值的冲击使我们认识到,政府要稳定居民的通胀预期,就必须稳定住房市场,真正能够有效引导居民通胀预期的工具,不仅是金融政策,更应该是对民生问题的持续改善。除此,实际通货膨胀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反作用,也是形成较高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原因,如果物价指数波动剧烈,呈现快速上涨态势,那么公众必然会调高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通胀预期值,进而形成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螺旋上涨过程。中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是通过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改变体现出来的。它在短期内会使得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需求出现较大波动,从而加剧总需求的变动。同时,通胀预期也会使得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的要素价格提高,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引起总供给的较大波动。总供求的变动,将进一步导致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发展乏力,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内,通货膨胀预期干扰了市场信号的传递,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行为,导致市场信号失真和实际供求关系变化,从而加剧整体经济波动,最终会演变成潜在产出水平基本不变基础上的物价螺旋式上涨。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在认识到管理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必要性的基础上,注重顶层设计在通胀预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尝试建立分类管理和分期管理并重的双向管理体系。在具体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过程中,政策部门既要考虑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异质性特点,做到因人而异的差异化引导,又要注重流动性、房地产价格、货币供给量等市场参数对通胀预期值的影响;既要做到对大众传媒等市场媒介的有效利用,又要注重预期管理的时间跨度。在判断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基础和预期效应的基础上,决策层应适时适量地提供一套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稳定中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和时效性等方面。通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特点和中国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考察和实证分析,本文利用时效性较强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效应,并提出了在注重顶层设计基础上的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双向管理体系。同时,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时间尚短,因而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待于后续的进一步微观化。

苏梽芳[9]2009年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使价格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扭曲,是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真正症结所在。本文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以及治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回顾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为减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危害,建议我国货币当局建立通货膨胀预期调查数据库,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监督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指标予以重点关注和有效控制,评价货币政策效果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应成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艾慧[10]2004年在《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组成部分,本论文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通货膨胀(Inflation,以下简称通胀)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通胀理论划分为叁种类型:一是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的评价;二是受到西方通胀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通胀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通胀现象,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具有说服力,即西方通胀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叁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通胀理论。但笔者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通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通胀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过程?中国通胀理论与西方通胀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答案将决定我们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和对中国通胀理论未来发展趋势预察。 “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的通胀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是纸币流通制度下通胀理论的开端,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20世纪30年代到1996年这段历史时期。重点是1979-1996年当代的通胀理论,故论文题目特别给予突出。同时,对现有的中国通胀思想史着作给予评价并提出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从1997年起仍有关于通胀的零星思想,但通货紧缩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直到2003年,当出现局部过热,经济处于通胀的阴霾之中时,通胀又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1997年之后的通胀思想将在“结束语”中加以介绍。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通胀的内涵,提出划分通胀理论的标准以及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 第叁章以20世纪30-40年代学者的争论作为纸币流通制度条件下中国通胀理论之开端,当时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实施纸币流通制度的最大障碍是通胀(狭义),因而他们对于纸币制度实施条件的探讨也多数是从防止通胀的角度出发的。通胀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货币制度发生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评论为主,还不可能很快地应用于中国通胀现象的分析,因而传统的通胀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开始于1978年的经济制度变迁对通胀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开门见山地展开一幅1979-198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画卷。也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传统和突破、守旧和创新之间进行选择。具体到通胀理论上表现于通胀存在性和衡量指标的争论,通胀概念的多样化,通胀成因研究思路的分歧以及对待西方通胀理论的态度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通胀理论以介绍和引进为主,在评论时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传统的批判式研究方式,倾向于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依据,而不是从理论的前提假定及所处的经济环境出发进行客观的理解和评论。尚未借鉴西方的通胀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如果说借鉴,也仅限于某些名词。这一时期通胀理论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性质。 第五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1984-1992),单就通胀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中国转轨时期通胀理论

参考文献:

[1]. 中国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研究[D]. 胡仕明. 厦门大学. 2001

[2]. 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D]. 李莹. 吉林大学. 2008

[3].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研究[D]. 徐静.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4]. 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研究[D]. 苏梽芳. 华侨大学. 2008

[5].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J]. 张天顶. 南方经济. 2013

[6]. 中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联分析[D]. 郑旭. 暨南大学. 2012

[7]. 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张天顶. 西部金融. 2012

[8].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研究[D]. 马利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9].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J]. 苏梽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9

[10]. 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艾慧.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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