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者的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0)11-0007-04
从事每一个职业的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我们正是依据不同的个性才区分出了一个人从事着什么职业。正是由于客观存在着职业个性，我们才能轻易地判断出，艺术家明显地有异于军人，政治家明显地有异于商人。职业的个性是由特殊的职业信仰和职业生活决定的。教育者是有自己职业个性的，因为他们拥有独特的职业信仰和独特的职业生活方式。这种信仰和生活方式随时代的变化有所变化，但也必然存在着贯通古今的因素。一般说来，变化的是现象，本质是相对稳定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搜寻整理历来教育者的职业信仰和职业生活方式。
教育者的职业信仰，简言之就是教育信仰。一般说来，教育信仰是指人们对教育活动在个体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价值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具体讲，教育信仰就是教育者对教育自身的崇拜。他们相信教育的巨大威力，并坚定地认为，教育是解决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彻底办法。教育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当学者们阐明了教育的价值后，有的人将信将疑，有的人则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因其坚定性、强烈性和深刻性，就构成了教育信仰。
教育信仰是教育者具有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和深沉的情感状态，它能把与之相关的教育观念熔铸为教育信念，并将教育信念作为指导自己教育行为的根本准则，贯彻始终，矢志不渝。教育信仰和教育知识、技能一样，在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能激起教育者自身的教育责任和教育智慧，同时也能感染和教育学生，赋予他们以不断攀登知识高峰和道德高峰的信心和勇气。一般来说，教育信仰的有无和强弱，决定着一个教育者能够达到的教育境界的高低。其次，教育信仰还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教育是一种社会性合作活动。在现代社会，要达到教育目的，必须有众多教育者的共同努力。否则，来自不同方面的教育影响很难在受教育者身上形成教育的合力。从事不同类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们，必须借助共同的教育信仰，才能达到彼此间教育影响的一致。
教育信仰无论如何是不能缺乏的。缺乏了教育信仰，一个社会就不可能真诚地重视教育；缺乏了教育信仰，一个教育者的教育知识和教育行为就会脱节，他就不愿意把学校作为安身立命之所，他就不能在清贫和平凡中尽职尽责。缺乏了教育信仰，教育理论研究就会成为一种孤芳自赏的概念游戏，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指导实际的教育问题。教育者要做真正的教育家，如陶行知说的，要有孔子之热忱，基督之博爱，释迦牟尼之忘我精神。也就是要有一种播种文明、化育他人、造福社会的坚定教育信仰。
教育信仰是教育者职业个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的原理是简单明了的。信仰通过影响人的认识路线和价值取向，从而对人的个性发生影响。有了信仰的人就等于有了认识的起点和终点，又等于有了认识道路上的“警察”。比如一个人信仰上帝，他认识的依据会是《圣经》，他认识的结论还会归到《圣经》中去。个性本来就表现为人们想和做的方式，有了特殊信仰之后的想（亦即认识）必然是特殊的。而做，即行为，是由认识决定的。一个人有教育信仰，意味着他信仰教育的精神，也就意味着他是爱和智慧的信徒。一个信奉爱智的人，会时时处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偏离或违背了爱智精神。由此，他们的个性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爱和智慧坚决地维护、追求和传播。由于爱是纯真的情感，智慧是纯正的理性，信仰它们的人往往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孤标傲世，与现实总有间隙，在俗人们看来，就有些幼稚、天真。这实际上恰是个体文明的典范。
作为人类个体文明的典范，教育者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伟大教育家——教育者的典型形象身上，很容易发现教育者的职业个性。因为教育者的职业个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教育者是具有如下个性品质的人。
教育者是好学的人。如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具有坚定教育信仰的人，都具有好学的品质。且不说传道授业的人，每日沉浸在知识和道德的海洋中，与之有了深厚的感情，培养一代新人的责任和理想就把他们引向活到老学到老的道路。多少教育者皓首穷经，多少教育者手不释卷。因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为拥有育人的情怀，教育者在众人中成了好学的表率。好学已经融进了他们的人格系统。
教育者是乐教的人。如孔子诲人不倦，就是在被困于陈、菜之间时，绝粮七日，弟子随从者都病不能起，他仍旧讲诵不辍。孟子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足见他也是一个乐教的人。乐教，不完全指乐于教的行为本身，本质上是乐于让学生学得知识与道德。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应在四个方面。一是为求得精神延续，如孔子说的“老而不教，死无思也”；二是为实现个人理想。如孔子个人政治理想是追求实现仁道以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要通过教育，培养那些“修已以安人”能实施仁政的士、君子、成人、贤人，希望这些人将来能从仕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三是因爱人而乐教。知而不教，斯亦可谓不仁，如孔子说的“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四是热爱教育，乐此不疲。看来，乐教的人并非天生地好为人师，而是他们怀有满腔的仁爱，怀有对知识和道德的信仰。不乐教的人，一般不会从教。即便从教，也是误己误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乐教就是他的本性。
教育者是执着的人。真正的教育者都很执着，在生活中的表现有时候近于固执，会被人讥为书呆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教育生活方式导致的，从事教育的人，是有信仰的人，原本就有一旦选定绝不放弃的心理倾向，教育生活方式又使这种倾向得到了强化。教育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它具有哪些特殊性？一切生活的结构，都是消费与获得，因而区别生活的类型就是要看一种生活消费什么，获得什么，消费和获得的过程是什么。在教育生活中，教育者消费的是情感与思维，获得的是受教育者情感和思维上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活。在教育生活中，教育者精思附会，殚精竭虑，整个过程完全是专致的，试想，一种高情感、高智力、高强度的生活，会对人的个性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只能使人对选定的对象从一而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对于教育者来说，坚定的教育信仰是内因，特殊的教育生活是外因，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认真、坚定、不轻易放弃，也就是执着。
教育者是懂得同情的人。如果没有同情，教育几乎无法进行。因为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有自己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大有区别的。教育活动要求教育者走进学生的世界中去，前提就是教育者需要懂得同情。同情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能在思想中模拟学生的心理。这样，教育者才能理解学生的思想路线和行为逻辑，才不至于时时处处使用成人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学生。不成熟的教育者经常与学生对立，对于学生的一些行为，他们有时候不能理解，有时候手足无措，有时候甚至大动肝火、大打出手。之所以这样，除了他们个人的个性之外，主要是不能同情学生，不能在同情的基础上引导、教育学生。真正的教育者都知道同情的教育价值。古代教育著作《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知其心”就是同情。由于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常常要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状况，逐渐就形成了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同情品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同情品质的最好说明。
教育者是爱憎分明的人。追求和传播真善美的职业生活，形成了教育者对真善美的崇敬和对假恶丑的痛恨。在这种个性的支配下，他们一方面坚持正义和真理，从善如流，另一方面，敢于和假恶丑进行积极的斗争。教育者，甚至一切心智健全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把他们对待知识和道德的原则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因此，我们能看到在一般人那里可以熟视无睹的事情，在教育者那里却能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全在于正义的作用。孔子倡仁，以仁为己任，“当仁不让于师”，并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足见孔子的爱憎分明。其实，真正的教育者无不爱憎分明，只是普通者藏于心底，卓越者付诸行为。这也属正常。但并不因此影响爱憎分明成为教育者的秉性，教育者的生活实在是认真的。
教育者是从善如流的人。或许因为教育者是真善美的使者，他们对真善美的事物抱有深厚的感情。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认为基督不过是禁人行恶，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劝人行善。这种认识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和教育的本质区别。宗教人士持性恶论的观点，教育者持的是性善论的观点。劝人行善者能不从善如流吗？在现实生活中，善和恶总是交错地存在着。有的人，因是非观模糊，往往善恶不分；有的人，能够分辨出善恶，但为了一己之私，或意志不坚，易受外物引诱而弃善从恶；有的人，同样能够分出善恶，但处于明哲保身或其他原因，既不行恶，也不从善，教育者则当仁不让，甚而杀身以成仁。何止从善如流呢？教育者的从善如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能克己内省，改过迁善，为真善美奔走呼号，赴汤蹈火。如孔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则继承这一思想，主张教师应培养“好善嫉恶”的思想感情。后来的教育者也无不如此。其二是能以劝人行善为己任。中国古代的教育者，主要是在劝人行善。教育人们“过则勿惮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孔子还动感情地说：“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也是一切教育者的情怀。教育者从善如流的品格，不仅反映在教育生活中，连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职业品质已内化为个人性格了。
教育者是严于律己的人。严于律己，是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后人把它归为师德的内涵，应是不妥的。严格地讲，是同类人（君子）做人的共同准则。经世代相传，这种准则就内化为职业的个性品质。就像军人的准则可以内化为军人的性格一样，比较明显，严于律己，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含教育者）的人生准则决定的。其次，教育者始终面对学生，须为人师表，故不得不严格要求自己，这又是生活方式决定的。一般讲，人前的职业必注重形象。再次，就是真理和道德的作用，塑造了一个人的求真求善的品质。
教育者是虚心谦让的人。教育者多是虚心谦让的。这种品行使得他们在众人中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从工作方式上讲，教育者面对的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居高临下是常有的心态，为什么能形成虚心的职业个性品质呢？主要是学习和传授活动的影响。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学也，知困然后能自反也。教育者好学不厌，身感学无止境，故能虚其心胸。无知者才狂妄。有知者因能自知，反而能谦虚谨慎。教育者必诲人，与学生经常进行心灵的碰撞，有机会发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现象，故能认识到后生可畏，进而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清醒之论。谦让这一品质，对教育者来说，是依情况而定的。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教育者往往有读书人的知书达理的君子风度。但在真理面前，却是当仁不让。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作用下，他们又常常我行我素，勇往直前。教育者无疑具有虚心谦让的品质，但在另一面，又具有清高孤傲的性格。这其实并不矛盾。作为知识分子，教育者拥有比较完整的自我世界，他们可以通过读书与先哲时贤对话，轻易不会有孤独无聊的感觉，因而，他们与现实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旁人看来，这种“保持距离的行为”就是孤傲清高。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传统社会里，教育者的社会价值未能得到合理的承认，使得教育者一方面对社会有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另一方面在社会面前不由得滋生出自卑情感，所以用孤傲和清高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社会环境对教育者职业个性形成的影响。
教育者是循循善诱的人。教育人就是改造人，是一种艰难而复杂的活动，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因而，把教育作为毕生从事的事业并非常人能够为之，只有循循善诱的人才堪胜任。循循善诱是什么？它不是一种方法或技术，像是耐心，但实质上是一种虔诚的品质。做事情要有耐心，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得。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事情上，人们也能付出耐心。但如果有一种事业，需要人时时事事付出耐心，人们是不会轻易选择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事业。从事这种事业，意味着要承负着使青少年一代成人成才的重担。无论他们中的个体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还是贫贱人家的子弟，你都必须一丝不苟，诲人不倦。所以，善诱是建立在愿诱基础上的。有了爱心才能产生耐心。如此，善诱就不仅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品性。这种品性，只有教育者才真正拥有，从而也就成为他们的个性品质。
好学、乐教、执着、懂得同情、爱憎分明、从善如流、严于律己、虚心谦让、循循善诱，这中间的许多品质好像是一个有修养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又怎能说是教育者的职业个性品质呢？这并不奇怪，当然也没有什么错误。合格的教育者本就是学之榜样、民之楷模、国之灵魂，正因此，教育者才能为人师表，为人师范。所以，上述种种品质，既是教育者的个性，又是文明人的共性。从此推开去，当世人都洁身自好、涵养至深时，也就不存在教育者的个性了。这样，人类教育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然而，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理想。在我们可能创造出的文明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具有上述所有的优秀品质。教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必须先拥有人类一切优秀的人格品质。只要教育者存在，他们就会卓然超然，就会具有以文明人共性为内容的个性品质。这样的人不多，或者说太少了。但正是这精神高贵的少数人，引导着人类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