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科名称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课程主要有两门：一、政治经济学；二、西方经济学。前者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者论述流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
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则通常被称为经济学。
两类性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中具有不同的名称，这反映了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学科名称不同，然而有一点认识在我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学界实际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理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
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一些大学经济系开设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课程。60年代初期，出版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系列教材。“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是70年代末出现的，它被用来代替内涵相同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这一名称。这个新的名称很快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的高等学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正式名称。
近几年，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异议。其所持理由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产生于西方国家，因而也应属于西方经济学。这一理由看来很难站得住脚。本学科名称的“西”，不是“中西”意义上的“西”，不是“中学与西学”意义上的“西”。这里的“西方”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就象“西方七国集团”一语中的“西方”二字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一样。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持上述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这一主张，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观点看，都难以成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处延，可以互用。诚然，西方早就有人提出并且现在仍有人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区分开来，但是都未见成功。杰文斯在1879年提出了“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但是他的书名仍然定为《政治经济学理论》。马歇尔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把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但是在这本书中仍然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提法。同样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也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这表明，他们实际上认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意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9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在持上述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熟悉西方经济学的知道，这些说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如果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谬说，就势必会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之外。事实上，西方主流派经济学远非是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在主流派经济学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主流学派和理论。西方经济学更不是现代或当代经济学的全部。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日起，就存在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继续，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或当代经济学就只是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来专指西方经济学。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按照国家教育部和学位委员会确定的学科名称，将课程名称和教科书书名定为《西方经济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
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流行于西方国家并成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理论经济学。西方国家众多的应用经济学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相应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最初的理论考察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学说。这种经济学说以粗浅的现实主义，总结了商业资本的实践经验。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局限于流通领域，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寻找内部联系。
重商主义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是庸俗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完成的时期。配第、斯密和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哥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力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从而得出一系列的科学见解和结论；另一方面又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外部现象，停留在竞争中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外部联系上，从而在著作中留下了若干肤浅见解和论点。
庸俗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还在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庸俗经济学就已经产生。萨伊和马尔萨斯庸俗化了斯密的学说，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庸俗化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说。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西尼尔、美国的凯里、法国的巴斯夏和德国历史学派罗雪尔等人。19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摹仿者约翰·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建立了一个混合主义和折中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主要在于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都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把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当作永恒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二者的联系还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养料，后者从前者的庸俗成分和糟粕中寻觅自己的智慧之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力求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透过经济现象寻求客观经济规律，后者则满足于描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联系，抓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现象外表来否认现象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前者从来没有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而是力图寻求和这种当事人的观念不同的客观规律，后者则只是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学理化，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前者是批判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敢于说出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想说的话，后者是辩护的经济学，它不是无所畏惧地追求科学，而是使科学去迎合和适应资产阶级的私利。
19世纪70年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上的又一重要界标。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各自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体系。这被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这场所谓边际革命，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最后推广到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少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在生产理论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价值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每一要素在其中起的作用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在分配理论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每一要素的报酬都等于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边际主义学派还以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为支柱，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来说明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批判了正在流行的边际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明确指出这种经济理论是庸俗经济学。恩格斯写道：“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给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庸俗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04页。 ）恩格斯看得清楚，边际主义经济理论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他在读了施米特批判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论文《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之后写道：“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55页。）
现代西方学者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为边际主义学派第一代，称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为边际主义学派第二代。除马歇尔外，剑桥学派的代表还有庇古、埃奇沃思、罗伯逊等。由于马歇尔自诩是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因而剑桥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被归入边际主义学派第二代的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克拉克等人。此外，从事货币经济学研究的瑞典的威克塞尔、美国的费雪、英国的霍特里等也被归入边际主义学派。在现代许多西方经济学论著中，边际主义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经常被统称为新古典学派，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经常被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智慧在于“把‘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无生气的结合起来并混合成为一体”。（注：罗伯特·V·伊格利：《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138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其中，“旧的”东西有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节欲论、资本生产力论等，“新的”东西有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马歇尔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为前提，把垄断视为例外现象。他在政策上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的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样，他就“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注：罗宾逊：《序言》，载克赖格尔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第2版），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8。）他的《经济学原理》被吹捧为“划时代”的著作，从1890年到1920年共出8版。 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仍占正统地位。
庇古是剑桥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 他继马歇尔之后于1908 年至1943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庇古致力于传播和阐释马歇尔经济学，并建立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在1933年的《失业理论》中，他还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一些新的补充和发展。一方面，张伯仑和罗宾逊在1933年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修改了传统的垄断例外论，为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垄断竞争（不完全竞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希克斯用边际效用序数论代替传统的边际效用基数论，用新福利经济学代替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并推广了一般均衡论。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接着是长期的特种萧条，然后又爆发了1937—1938年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把1929年开始的这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叫作“30年代大萧条”。面对着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正统经济学在理论上无法解释，在实践上提不出任何对策。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说：“那种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陷入了“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注：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4、3页，商务印书馆，1979。）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凯恩斯经济学。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它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革命”（注：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L.塔希斯：《凯恩斯革命》，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故意曲解古典学派概念，他把从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到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都包括在古典经济学家之中。凯恩斯的追随者根据凯恩斯的解释，把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凯里、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一概称作“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原则界限。
事实上，凯恩斯并没有全面地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分道扬镳，而只是修改和补充了其中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和政策主张。凯恩斯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只有实行政府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在资本主义世界广为流行。西方学者觉察到，凯恩斯经济学和马歇尔、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矛盾的：后者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及其结果，前者研究总体行为及其结果；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使资源的利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行调节使资源的利用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后者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前者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尝试着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加以综合，组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他们还从凯恩斯的《通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凯恩斯说：“我们对于古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假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古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322页，商务印书馆，1963。）据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接近或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将再度适用。
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这标志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他们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工作。对此，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3版中说：“近年来，90 %的美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或‘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反，他们一直是在致力于某种综合工作，即把较早的经济学和现代的收入决定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起来。这个结果可以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并在广泛的范围内被所有的（除了大约5 %的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经济学家所接受。 ”（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3版），212页，纽约，麦格劳—希尔，1955。）在《经济学》第8版中，萨缪尔森自称他们的经济学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第12版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又自称他的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迄今为止，新古典综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综合：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综合，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宏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综合。
在西方经济学界，学派林立，学说纷繁。20世纪30年代以来，当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正在兴起的时候，就出现了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瓦依纳、西蒙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派。
凯恩斯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分裂为两个长期论战的派别：一个是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一个是以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罗宾逊的追随者在英国有卡尔多、帕西内蒂、斯拉法等，在美国有温特劳布、明斯基、戴维森等。现在西方经济学文献通常称罗宾逊及其英、美追随者的经济理论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罗宾逊的理论基地在英国剑桥，萨缪尔森的理论基地在美国剑桥，因而凯恩斯学派中的上述两派之争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二次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统治地位，它的政策主张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奉行的基本政策原则。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地位由于通货膨胀加剧而有所削弱。70年代，西方国家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给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它的正统地位。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学派纷纷抨击和责难新古典综合派，其中，除了以新剑桥学派为核心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存在两个主要派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不能连续出清，经济有可能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既然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就自然会得出反对政府干预的结论。它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政策无效性命题后来被该派的不少经济学家所放弃，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是始终一贯的。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既然不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就必然会得出政府干预有效的结论。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恢复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失业和（或）通货膨胀将更为恶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争现在还在继续。这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形式。
以上只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的轮廓作了粗线条的描绘。研读西方经济思想史，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昨天和前天，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今天。
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末，而是有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西方各派经济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特定历史条件不复存在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经济理论便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尽管其中的某些成分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经济理论的智慧之源。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任何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都具有历史暂时性，都不是什么永恒真理。一种曾经居于正统地位的西方经济理论在事过境迁之后会失去其正统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大谬不然的邪说，而一种曾被视为异端的西方经济理论恰好赶上某种需要时就会流行一时，甚至上升为正统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还会懂得，某一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较为接近现实，但由于不适合垄断资本的需要，而受到冷遇。另一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与事实不符，但由于能满足垄断资本的需要，却大行其道。
（未完待续）
标签：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论文; 马歇尔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奥地利经济学派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萨缪尔森论文;